《文革后“揭批查”运动和“三种人”研究资料汇编》

目录

《人民日报》文宣
 | 001 黑龙江、江苏省举行五届人代会首次会议
 | 002 清查工作还要抓紧
 | 003 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 004 这张“包票”靠得住吗？——南通地区清查运动述评
 | 005 安徽各地掀起学习热潮,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
 | 006 四川、山西、湖北、福建省委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和贯彻五届人大精神
 | 007 贯彻执行华主席指示，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急起直追全国形势
 | 008 华主席赞扬空军抓纲治军很有成绩
 | 009 坚决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
 | 010 从整顿领导班子入手大治黔东南
 | 011 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带领群众清除“四人帮”和林彪的流毒
 | 012 消灭死角，堵塞漏洞，不留隐患，乐山地委认真抓好双重领导单位和调动人员中的清查工作
 | 013 夺回运动领导权，扫清揭批查障碍，武昌造船厂迅速改变面貌
 | 014 两股流毒一起肃，才能正本清源
 | 015 揭捂不两立，革命莫苟且——记天津市揭与捂斗争的前前后后
 | 016 北京在前进
 | 017 北京市委部署加快步伐抓纲治市
 | 018 要大干快上，机关工作必须狠抓落实
 | 019 认真做好犯严重错误同志的思想转化工作
 | 020 揭批运动越深入，越要重视团结大多数
 | 021 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华主席重要指示
 | 022 抓纲大治，内蒙古加速新长征步伐
 | 023 绝不让揭批查的“死角”滑过去
 | 024 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五条标准
 | 025 临洮县委对犯错误干部一看二帮
 | 026 揭批查运动要善始善终
 | 027 在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揭批查斗争取得重大进展
 | 028 找出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善始善终结束运动，鞍钢做好揭批查收尾工作
 | 029 汪锋同志谈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 030 克服松劲情绪，做好揭批查扫尾工作
 | 031 认真做好犯错误职工的思想工作
 | 032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中共甘肃省临洮县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 033 对人的处理要慎重
 | 034 杭州钢铁厂的大好局面是怎样来的？
 | 035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注意掌握政策
 | 036 对干部的处理要着眼于教育
 | 037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注意掌握政策
 | 038 尽量争取多团结一些人——江津地委认真做好犯错误干部的转化工作
 | 039 以党的事业为重 消除隔阂增强团结
 | 040 切实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陕西加紧揭批查补课落实政策
 | 041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反对“左”右干扰
 | 042 上海柴油机厂党组织帮助党员总结历史教训
 | 043 排除干扰，坚持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
 | 044 犯了错误切不可讳疾忌医
 | 045 端正思想路线，肃清极左流毒
 | 046 坚决克服派性
 | 047 同心同德的‘火车头’——兰州机车厂党委政治生活纪事
 | 048 内蒙古自治区一些单位捍卫党的政策保证清查工作善始善终
 | 049 眼光向着前方——天津小站西右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风琴被平反之后
 | 050 坚决消除派性，促进安定团结，中共淮北市委抓紧党员轮训收到显著效果
 | 051 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
 | 052 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王明友团结同志的二三事
 | 053 中共山西省委严肃处理诬陷迫害李桂花事件
 | 054 朱涤新、胥治中委员谈防止“震派”等人物钻进领导班子
 | 055 坚决纠正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左”的错误，河北省拨乱反正出现新局面
 | 056 不许“造反”起家的人利用职权对抗三中全会路线，天津市委和政府改组水产局领导班子
 | 057 整党反映了全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心愿
 | 058 在整党中包庇重用“文革”期间有严重问题的人，刘鹏被清除出党
 | 059 两派造反组织都是错误的
 | 060 绝不能让“三种人”留在领导岗位继续掌权
 | 061 明确隶属关系，重建领导班子，进行全面整顿，天津内燃机研究所结束十八年混乱
 | 062 认真肃清“左”的思想影响
 | 063 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
相关讲话、文件
 | 064 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065 马文瑞：关于揭批查运动补课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
 | 066 彭真在全国检察工作座谈会及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
 | 067 六中全会传达提纲：七月四、六、七日在中央党校传达稿
 | 068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 069 李锐在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070 李锐在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 071 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 072 邓小平：最危险的是“三种人”
 | 073 陈云谈“五种人”
 | 074 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清理“三种人”工作的意见
 | 075 陈野苹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076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1983.10.11）
 | 077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重要讲话的通知
 | 078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 079 陈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 080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 081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
 | 082 中央组织部动人事部关于犯“三种人”错误和严重错误的人如何参加工资改革的通知
历史的回声
 | 083 大治声中，大开杀戒
 | 084 周金昌等：二十八年的冤案何时了
 | 085 张鲁石：我的退党声明
 | 086 上海杨浦区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运动
 | 087 草民：从于光远先生"成立叁种人研究所"的建议所想到的
 | 088 于会泳死于“毛主席神仙汤”
 | 089 李庆霖略介
 | 090 黄帅被指“四人帮爪牙”文革后差点不能上大学
 | 091 秋石客：读书方知李九莲是左派
 | 092 宋永毅：造反派和“三种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
 | 093 北京消息：四人帮公审游街（1978）
 | 094 爱资病：“揭批查”和“严打”都是铲除异己的手段
 | 095 刘宾雁：我的日记（1985年4月）
 | 096 一丁：文革后河南的"揭批查"运动
 | 097 郜国荣：关于河南省在“两案”清查中出现的冤假错案情况的报告
 | 098 赵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 099 河南省原省委书记、离休干部王维群致河南省委并党中央的一封信
 | 100 徐明：河南省"出土文物"应该进入严肃的文革博物馆
 | 101 杨止仁：一位老同志关于文革问题的一封信
 | 102 万里主持的安徽揭批查运动
 | 103 合肥大学土木工程系：十年文革成就一笔勾销？
 | 104 余秋雨调查
 | 105 四人帮在福建打游击的歌谣和标语
 | 106 武振荣：“文革”研究解禁了吗？
 | 107 武汉处决四人帮
 | 108 老田：就涂怀章因写小说被法办的事件做点推测
 | 109 小说本无罪《人殃》却遭殃
 | 110 范春信：澄清事实，清除泼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脏水
 | 111 “我们是你们的罪人，而你们是历史的罪人”
 | 112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五一六通知暨文革四十周年座谈会纪要
 | 113 杭州处决17名“极端不满华国锋领导的党中央”的政治集团成员
 | 114 1983年，死刑的复核下放到中级人民法院
 | 115 爱资病：邓小平的“严打”是配合“揭批查”运动一起使用的
 | 116 请释“四人帮”去台湾（1977）
 | 117 广州处决政治异议分子何春树
 | 118 广东中山县撰写批判文章325400多篇揭批“四人帮”
 | 119 “重庆造反派”要求重庆市委尽快落实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的紧急报告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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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黑龙江、江苏省举行五届人代会首次会议

杨易辰当选为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许家屯当选为江苏省革委会主任

新华社(1978.01.09)

据新华社哈尔滨一九七八年一月七日电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哈尔滨举行。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千名。大会选出了黑龙江省新的一届革命委员会和黑龙江省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杨易辰当选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雷、陈剑飞、于洪亮、关舟、张世军、王维之、侯捷、阮永胜、孙子沅、鲁光当选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十二月二十八日，省革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命王丕年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杨易辰同志代表上届省革命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他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黑龙江省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他说，前不久，华主席、党中央对黑龙江省揭批查“四人帮”的运动作了重要指示，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在第三个战役中，我们一定要以除恶务尽的决心，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查清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绝不能走过场，绝不可心慈手软。各级领导一定要站在运动的前列，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杨易辰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黑龙江省今后的战斗任务。他说，黑龙江省地处边疆，是祖国的北大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黑龙江省工农业生产潜力都很大，有许多大工业、重工业，农业还有一亿亩荒地可开垦。华主席、党中央非常重视黑龙江省的建设。我们一定要树雄心，立壮志，鼓实劲，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把各项工作搞上去，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杨易辰同志还谈到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他说，黑龙江省冬季时间长，气温低，抓好职工生活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城市和工矿林区要重视发展副食品生产，大办副食品生产基地，自力更生解决菜、肉、蛋、禽、鱼、乳等副食品的供应，要下决心争取在一二年内把蔬菜供应紧张的状况彻底扭转过来。工厂企业要象大庆那样，组织家属走五·七道路，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发展副食品生产，进而做到粮食自给。要积极发展各项集体福利事业，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大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杨易辰同志的工作报告。大家表示，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抓纲治国，大干快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边疆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南京一九七八年一月七日电江苏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南京举行。

出席这届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五名。（⑴⑷）大会选出了新的一届省革命委员会和江苏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许家屯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胡宏、王敏生、周泽、惠浴宇、丁可则、汪冰石、张仲良、陈光、汪海粟、戴为然、李执中、陈克天、章瑞英（女）、刘锡庚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十二月二十九日，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命林希昭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许家屯同志代表上届省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他说，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江苏省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省大打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江苏代理人的人民战争，促进了人民内部的革命大团结，国民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结束了“四人帮”所造成的那种万马齐暗的局面。

许家屯同志说，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夺取运动的全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迅速掀起经济建设高潮。许家屯同志强调说，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首先要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搞好高产稳产农业基地的建设；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切实按照“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的要求，分年分批逐步进行，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要大搞科学种田，突出抓好种子、肥料、植物保护方面的建设和耕作制度的改革。要关心人民生活。为了改善鸡、鱼、肉、蛋等副食品的供应状况，农村要认真落实发展多种经营的经济政策，把副业生产组织好，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地把养猪事业发展起来，把饲养羊、兔、鸡、鸭、鹅的工作抓起来，一九七八年上半年就要有一个大发展。农业搞好了，全省人民都高兴，各项工作都主动。

大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许家屯同志的报告。代表们在讨论时说，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我们一定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响应华主席的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更大的干劲，更高的速度，为在一九八○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九八五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工业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002) 清查工作还要抓紧

本报评论员(1978.01.13)

清查工作是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查工作搞得好不好，关系到这场政治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取得全胜。华主席去年八月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清查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抓紧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要根据情况，争取今年内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一九七七年已经过去了。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检查一下，清查工作进行得如何？是不是基本查清了？清查工作进展较快的单位，要继续努力，善始善终，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告一段落。进展迟缓的单位，更要抓紧时间，急起直追，不能有任何松劲情绪。

经过全国上下的努力，很多地区和部门，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粉碎性的打击。这是一个如同肃反和清队那样的伟大胜利，对于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成果，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关系极大。但是，也要看到有的单位甚至还在那里捂盖子，压群众。这些地区和部门，清查任务还相当艰巨，必须抓紧时间，用大力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凡是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必须一一查清。否则，就分不清阶级阵线，就不能揭露和打击敌人，同时教育和挽救一些犯错误的人。我们就是要除恶务尽。在如此深刻的阶级大搏斗中，把蛇一样的恶人轻易放过，让他们找到某些避风港，隐藏起来，就会留下后患。还要看到，清查工作搞不好，阶级阵线不清，好人不香，坏人不臭，广大群众就不会心情舒畅，积极性必然受到压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大学，就要影响把教学搞上去。如果是一个科研单位，就要影响把科研搞上去。如果是一个工厂、一个农村，就要影响把生产搞上去。更不待说，如果是一个领导机关，运动搞不好，影响所及，就是一个地区，或者一条战线。

就是那些运动搞得好的地区和部门也要注意抓紧薄弱环节。冶金部是运动搞得比较好的部门，他们保持清醒头脑，通过检查、总结、评比，看到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虽已基本查清，但也有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完全查清，还需要深入追查；同时，还有个别单位，问题不明不白，如不加强领导，运动很可能走过场。针对这种状况，他们响亮地提出不能轻易敲“平安无事”的锣，不能煮夹生饭，不能草率收兵，决心把清查工作搞到底。科学院在斗争取得很大成绩的情况下，认真研究了一些运动开展得比较晚的单位的问题，派出调查组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单位的运动作了专门的部署和动员，对它们的清查工作既提出了时间的要求，又提出了检查验收的质量要求。冶金部、科学院对待清查工作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学习。

目前，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正在展开。在这个战役中，我们要密切联系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这就要求我们在第三战役中丝毫不能放松清查。凡是清查任务没有完的单位，特别是清查搞得不好的单位，都应当把揭批和清查很好地结合起来。一些单位的经验告诉我们，批判搞得越好，越有利于清查；清查的成果越大，可供批判的材料越丰富。把两者结合起来，既可以推动清查，又可以把批判引向深入。我们要以批促查，决不能以批代查，空批不查。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右路线的急先锋。不把这些人的问题彻底查清，不把他们反对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罪行查清楚，不把他们打击和迫害广大革命干部，歪曲和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罪行充分揭露出来，能够真正分清是非，肃清流毒吗？显然不能。只有把揭、批、查紧密结合起来，第三战役才能更好地深入下去，取得更大的战果。对于运动开展得比较晚的单位来说，更是如此。

至于少数捂盖子、压群众的单位，更要引起注意，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比如，有一个地区，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揭批查的阻力很大。地区党委内有的人采取躲、拖、捂的手段，“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外不查内，查远不查近”，甚至想以“排除干扰”和“端正运动方向”为名，进一步压制干部和群众。这样，运动中就出现了揭与捂、清查与反清查的斗争。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揭开了这个地区的盖子，广大干部和群众被压抑的革命积极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个深入揭批查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兴起。而那个想捂盖子的人，则丧失了主动权。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清查工作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有时间性的任务，既不能草草收兵，也不能拖拖拉拉。我们要把这项工作继续抓紧。要制定计划，认真落实，及时检查，有步骤地按期完成。只要我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除恶务尽的决心，又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严格按照十一大规定的政策界限和党中央指出的清查重点进行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圆满地完成清查任务。＊


003) 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解放军报》评论员(1978.02.13)

编者按《解放军报》这篇评论员文章，虽然讲的是人民解放军揭批“四人帮”的问题，对地方揭批运动同样适合。我们向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同志推荐这篇文章。揭批运动搞得好的单位应当很好总结一年来的经验，乘胜前进。运动搞得比较差的单位应当吸取教训，急起直追。对于那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单位，领导机关要认真帮助他们改变现状；在抓纲问题上长期落后，纲不举目就不能张，一切工作都很难搞上去。应当认识：一年初见成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打好了揭批“四人帮”这一仗；三年大见成效的根本保证，还在于继续打好揭批“四人帮”这一仗。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

一年来，在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举国上下安定团结，朝气蓬勃。我们军队，恢复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党对军队的领导大大加强了。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各级领导班子开展了学习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的活动，革命竞赛热火朝天，比学赶帮蔚然成风。战备、训练、国防科研、施工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搞得热气腾腾。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军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年巨变，根本原因，就在我们紧紧抓住了打好揭批“四人帮”这一仗。

华主席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治军必须抓纲。我们只有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才能抓好“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这个军队工作的纲，带动各项任务的完成，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军队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呢？显然不是。我们要夺取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全胜。现在，离全胜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什么叫全胜？就是不仅要取得组织上的战果，而且要批透“四人帮”反动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取得思想上、政治上的战果。我们决不可有任何自满松劲的情绪，一定要继续努力作战，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推向前进。

古语说：疾风知劲草。经过尖锐复杂的第九次特别是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这支军队中是深深扎了根的。我们这支军队，正如毛主席说的，是一支好军队。但是，我们对林彪、“四人帮”在军队中的流毒和影响，切不能低估。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自觉地、不断深入地揭批“四人帮”，彻底清除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论在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中，军队都是主要的工具，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非搞纯洁不可。军队干部不纯，祸害很大，决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继续抓紧，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查清。这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有时间性的任务，既不能草草收兵，也不能拖拖拉拉。只有把清查工作搞好，搞到底，抓纲治军、准备打仗才有可靠的组织基础。

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不是就是打击呢？不是。清查是为了弄清问题。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同时，我们要教育和挽救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一些犯了错误的人，也希望把问题弄清楚，自己可以放下包袱，领导和群众也可以放心。只有把问题弄得清清楚楚，才能按照党的政策，作出正确的结论和进行正确的处理。否则，你怎么区别对待？怎么知道哪些是应该打击的，哪些是应该教育挽救的？清查工作做好了，阶级阵线弄得非常分明，哪些是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好的，哪些是有问题的，是“震派”、“风派”、“溜派”、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的，谁都看得明白，才能根据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选配好各级领导班子。否则，怎么能建立经得起现代战争考验和路线斗争考验的领导班子？也只有搞好了清查工作，使坏人受到打击，犯错误的人受到教育，好人扬眉吐气，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不揭不批吗？不行。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一个分清是非的问题。有这样一种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不好好接受教训，滑过来了。结果，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又犯错误。这种人，滑过来，滑过去，一次再一次地犯错误，如果再不痛改前非，而是以为“反正是内部矛盾，不能把我怎么样”，拒绝批评，那是很危险的。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惩前就不能毖后，不治病就无法救人。因此，对他们的错误，一定要揭发批判，还一定要帮助他们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自己的错误向群众讲清楚。只要真正讲清楚了，就要给予解脱。如果对他们不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使之真正得到教训，而是马马虎虎，让他们滑了过去，什么时候风吹草动，他们又会变成“震派”人物。那样，不是真正爱护干部，而是害了干部。（⑴⑶）

有些单位，已基本完成清查的任务，就能松气了吗？不能。这些单位的清查工作，一般都还遗留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抓紧解决。即使清查工作结束了，也不是揭批“四人帮”的结束。深入地系统地揭批“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任务。历史经验证明，肃清一条错误路线的影响，比打倒少数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更加艰巨。我们要从路线上、思想上、理论上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批透“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要不，希里糊涂过去，他们散布的毒菌还会重新繁殖，继续毒害人们。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那套修正主义货色，是骗了不少人的。有些同志中毒较深，思想还比较混乱；有些同志，愿意也能够做好工作，“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却还不同程度地束缚着他们的手脚，思想不大解放，心有余悸；还有些同志，同“四人帮”斗争很坚决，但是，在某些思想理论问题上也还分辨不清。这些都说明，对于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我们还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比如，军队工作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是什么“不抓阶级斗争”、搞“复辟”吗？改善武器装备，是什么“唯武器论”吗？抓军事训练，提高军事艺术，是什么“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吗？搞尖端武器，是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吗？等等。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只有把林彪、“四人帮”的谬论批倒批透，澄清是非，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全军才能来一个思想大解放，群众大发动，工作大跃进。

揭批“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一定要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要有针对性、战斗性，扎扎实实，讲究实效，切实解决问题。一些先进单位的经验证明，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由军政一把手带头，放手发动群众，采用典型分析的方法，即抓住对本单位影响深、危害大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讨论，分清路线是非，是把揭批“四人帮”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一种有效方法。它有利于发动群众，人人上阵，个个开口；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既务虚又务实，把揭批“四人帮”和解决本单位的问题结合起来。联系实际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在许多单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和很好的经验，应当继续深入下去。

“打铁先要本身硬”。为了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领导干部要亲自挂帅，身体力行，做出样子。自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足，不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无论如何是领导不好运动的。各级党委要统一思想，对情况有个恰当的估计。要根据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认真总结一下一年多来揭批“四人帮”斗争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宣传大好形势，鼓舞胜利信心，增强革命斗志。还要看到工作中的缺点，看到尚待完成的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搞得比较好的单位，应当根据“全胜”的要求，找出薄弱环节，继续努力，使运动不断深入，决不能麻痹松懈，半途而废。对少数搞得不好的单位，要切实抓起来，弄清原因在哪里，并采取有力措施，帮助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今年是抓纲治军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各项工作都要大干快上。能因为任务重头绪多而放松抓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吗？不能。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纲，统筹安排各项工作。思想上一定要十分明确，抓不抓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高举不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紧跟不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问题，是能不能贯彻落实中央军委一系列指示的关键所在。华主席指出：“揭批‘四人帮’的伟大阶级斗争是当前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就抓住了全局的中心，全局的主要矛盾，抓“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这个军队工作的纲才有了大的前提，抓纲治军的其他各项任务才有方向，战备、训练、施工、生产等各项工作才能带动起来，才能出现新的面貌。

为了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要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为我们规定的政策。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要查清问题，又要有利于稳定大局。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揭批查比较深透的部门和单位，领导同志更要头脑清醒，特别注意党的政策。要严格按照党中央指出的清查重点进行工作。对有关的人和事的处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切实做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搞好反修防修，最根本的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要充分利用林彪、“四人帮”这伙反面教员，教育干部战士，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特别要刻苦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唯物论辩证法，努力做到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我们要来一个学习竞赛，看谁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原载二月十二日《解放军报》）


004) 这张“包票”靠得住吗？——南通地区清查运动述评

陆纯康;刘琪(1978.03.21)

新华社南京三月二十日电新华社特约通讯员陆纯康、刘琪报道：目前，全国各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三个战役，正在向纵深发展。大多数地区和部门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基本查清，“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了粉碎性打击。但是，也有少数地区和部门，长期捂盖子，保自己，清查运动进展缓慢。有的单位直到上级党委采取果断措施，才打开了局面。江苏省南通地区和南通市就是这样的单位。这里面有许多发人深省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粉碎“四人帮”以后整整一年，南通地区的清查工作一直按兵不动。中共江苏省委多次向南通地区主要领导人指出这个问题，但他们置若罔闻。一直到去年九月，没有查出一个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后来，省委派负责同志去进行调查，对南通地委提出了批评，他们才勉强从外地调来的干部中找了五个清查对象。这些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我们对‘四人帮’是顶的，南通地区一直是稳的”，“我们这里没有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等等。一句话，这里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世外桃源”，“四人帮”对这里没有干扰破坏，无须清查。这些主要领导人打的这张清查“包票”靠得住吗？让事实来回答吧。

一说“我们对‘四人帮’是顶的”。“顶”在哪里？早在批林批孔的时候，“四人帮”三箭齐发，这些主要领导人就顺着干，跟着跑，不批那些紧跟林彪反党集团干坏事的人，而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里有个口号，叫做“紧跟形势”。他们紧跟的是什么“形势”？他们卖力地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创造性地鼓吹什么“走资派上面有，下面也有；城里有，农村也有；后进单位有，先进单位也有”。地委带头并支持一些县委搞什么“典型”解剖，作为“走资派到处有”的论据，刮起了“层层揪”的妖风，连一些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甚至指使公安机关搞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敌情调查”，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内。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这些主要领导人还强调要批所谓“三株大毒草”，等等。他们紧跟“四人帮”另搞一套，跟得多么紧！要说“顶”，那是顶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顶了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

又说“南通地区一直是稳的”。确实，在“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日子里，南通地区表面上一直是很“平稳”的。问题是：怎么“稳”的？”稳”了谁呢？原来这些主要领导人老早就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一些人物沆瀣一气，为了报所谓“一保之恩”，把那些“闹而优则仕”的“震派”头头，都封与了大大小小的官衔。用地委某些人的话来说，“这样，他们不闹了，我们就安稳了”。其实，这些地方，表面看起来似乎很“稳”，实际上是“震派”在位，群众受压，稳的是资产阶级的阵地，压的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所以，要说“稳”，倒确实是稳了资产阶级帮派的阵脚，稳了“风派”、“震派”的宝座。

“这里没有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吗？据广大干部和群众初步揭发，这类有牵连的人和事，地委领导核心里有，地区机关有，县里也有。有的直接同“四人帮”及其余党在南京、苏州等地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紧密配合，上窜下跳，南呼北应，密谋策划，向“四人帮”写效忠信、告黑状，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对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对江苏省委领导同志，竭尽造谣诽谤之能事，进行了恶毒攻击。他们的罪恶活动由来已久。早在批林批孔期间，他们就与苏州市的帮派头目串通一气，在省委会议上起哄发难，攻击省委，干扰斗争大方向。“四害”横行时，他们又进一步拉帮结派，以帮代党，全盘接受“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体系，疯狂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控制了南通地区许多部门的领导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地委和一些县委的局势，成了“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在南通地区“三搞一篡”的基础。“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群众向地委揭发了地区机关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严重问题，地委主要负责人却把揭发的内容向帮派头目通风报信，使群众受到了压制。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所谓“没有牵连”、“没有帮派”，只不过是欲盖弥彰而已。

南通地区的问题这样严重，这些主要领导人为什么不清查，偏要打“包票”呢？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思想右倾、认识不清，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就跟着“四人帮”干了不少错事，有的在“四人帮”“三搞一篡”的泥坑里陷得比较深。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的立场没有转变，怕清查到自己头上，因而拒不执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指示，抵制省委一而再、再而三的教育和批评，压制群众的意见。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问题，同时为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开脱，不仅找借口，打“包票”，甚而做假报告，报假情况，企图用一些假象来搪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问题十分清楚：打“包票”，实为捂盖子。捂盖子就是为了保帮派，保帮派也是为了保自己。这就是兼有“风派”、“震派”、“溜派”特征的“捂派”人物的实质。

南通地区的清查运动，贯穿着揭与捂、清查与反清查的激烈斗争。从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其一，凡是长期捂盖子的地区或单位，总要寻找种种理由打清查“包票”，这种“包票”不过是蒙人耳目的一种烟幕，里面包的却是贻害无穷的隐患。它从反面提醒我们，对清查工作搞得差的少数地区和单位，绝不能因为它们数量不多而小看，更不能认为他们无关大局而忽视。特别是那些表面上似乎平静的地方，那些看起来没有帮派体系显赫人物的单位，决不要轻易相信那些“捂派”所打的“包票”，否则，就会上当，留下隐患，贻害无穷。这是江苏省委解决南通地区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我们剖析南通地区清查运动所要吸取的重要教训。（⑴⑵）

其二，凡是长期捂盖子的地区或单位，一般说都是这个地区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问题，有牵连。因为他们自身有问题，又不愿说清楚，所以就坐在“盖子”上，拚命捂住。他们所以能暂时捂住盖子，因为他们还在主持工作，尚能利用自己所把持的权力，发号施令，欺上瞒下，抗上压下，干扰运动；而且因为他们手下有帮，还有一定的能量。他们同帮派裹在一起，互相包庇，互相利用，妄图保存实力。清查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单位，大都有这种特点。中共江苏省委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从解决领导班子入手，从地委常委内部突破，才改变了南通地区捂盖子、压群众的情况，打开了运动的局面。

其三，凡是长期捂盖子的地区和单位，尽管他们千方百计压制群众，但是党中央、华主席的指示他们是无法封住的，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压制不了的。就南通地区机关来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地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的情况早就不满了。许多干部曾向省委反映了南通地区机关资产阶级帮派头目的严重问题。省委为了稳妥准确地解决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这一地区运动的领导。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出马，调查研究，指导运动，同时选派干部，充实加强了地委领导班子，还组织了强有力的工作队，进驻地区机关和县。这样，很快就把那里的群众发动起来，掀起了揭批查的高潮。干部和群众扬眉吐气，帮派势力四面楚歌，清查斗争步步深入，形势越来越好。这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你把盖子捂得多紧，一旦上级党委采取有力措施，把群众发动起来，盖子就会迅速揭开，帮派势力就会土崩瓦解，清查工作的后进面貌就会迅速改观。＊


005) 安徽各地掀起学习热潮,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

促进了各项工作认真学习五届人大文件努力实现新时期总任务

新华社(1978.03.28)

据新华社合肥三月二十七日电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以后，中共安徽省委立即向全省各地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五届人大精神，并迅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学习、宣传、动员的热潮，以实际行动贯彻五届人大精神。各地遵照省委指示，及时作出了部署。

安徽各地还采用办学习班、组织宣讲、辅导和专题学习等办法，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在普遍学习的基础上、突出学习、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这个重点。铜陵、合肥市和滁县地委分别采取办骨干学习班和大型座谈会的形式，组织学习，交流心得体会。各地还广泛运用专栏、有线广播、业余宣传队等形式，宣传五届人大精神。

各地在学习五届人大文件过程中，认真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促进了各项工作。很多地方把学习文件和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结合起来。徽州地区主要负责同志在布置学习五届人大文件时，根据文件精神对揭批查运动进行了布置。砀山县文化局把“四人帮”在本单位的流毒最深的问题梳成辫子，以五届人大文件为武器，逐个进行批判。淮北市委直属机关干部在五届人大精神鼓舞下，自觉地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006) 四川、山西、湖北、福建省委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和贯彻五届人大精神

新华社(1978.03.29)

据新华社成都三月二十八日电中共四川省委为了使领导机关适应新的发展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强调领导机关必须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和贯彻五届人大精神。省级领导机关学习五届人大文件，要求联系实际，鼓干劲，见行动。各单位普遍对照新时期的总任务，修订了工作规划，增添了新的措施，并扎扎实实地行动起来。省石油局党委在深入学习文件，发动群众修订规划的同时，提出要抓好当前工作的具体措施。他们为在今年打好五个硬仗，制订了八项具体措施。全局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精神振奋，干劲十足，决心多打井，多产气，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更大的贡献。全省石油战线的生产纪录不断刷新。省农业口的各机关分头派出工作组深入第一线，组织群众进行春耕生产，搞好社队经营管理，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在学习中，各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我党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罪行，按照新的要求，加速机关的整顿。在省委负责同志带领下，已有四十五名厅局级领导干部和九百多名机关干部，分赴三十多个县的农村，向广大群众宣讲五届人大精神，扎扎实实地帮助基层解决问题。

据新华社太原三月二十八日电中共山西省委和各级领导机关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和宣传五届人大文件，以实际行动来努力完成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

一些单位在学习中，注意联系实际，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引向深入发展。太原铁路局党委学习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回顾前一段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情况，加快了揭批查的步伐。对于个别清查工作搞得差的单位，局党委采取断然措施，调整了领导班子，重新派出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兴安化工厂学习五届人大文件，联系实际，解剖典型，对过去厂里几起重大事故进行剖析，找出了本厂由于“四人帮”的影响在企业管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在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提出了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的要求及措施。

通过学习文件，山西省工交系统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并初步制订出各自的长远建设规划。

据新华社武汉三月二十八日电中共湖北省委最近召开全体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和部署在全省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和五届人大的精神。参加会议的同志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新时期的总任务，特别是把农业搞上去，尽快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问题热烈地进行了讨论。

荆州地区处于江汉平原，是国家商品粮棉基地之一。这个地区出席会议的同志对照党中央、华主席发出的全国动员，大办农业的号召和要求，检查了原来设想，深感不适应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决定修改计划，落实措施，完成向国家提供商品粮的任务。

参加会议的各条战线、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决心贯彻五届人大精神，进一步把自己的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从各方面做好支援农业的工作。经过这次会议充分讨论，省委作出了《关于全省动员，大办农业，夺取一九七八年农业丰收的决定》，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据新华社福州三月二十八日电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把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在最近召开的福建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省、地的领导同志联系福建省实际，对这一指示反复进行学习和领会。他们说：福建是深受“四人帮”祸害的一个省份。我们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莆田、晋江两个地区受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这两个地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时指出，目前这两个地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密切联系实际，对受“四人帮”影响最深、造成损害最大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揭发和批判，重点是揭批“四人帮”极“左”的反革命伎俩。清查工作要抓住后进单位和薄弱环节。建阳地委负责同志通过学习五届人大文件，进一步认识到开展“双打”运动的重要意义。


007) 贯彻执行华主席指示，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急起直追全国形势

文化部对“四人帮”展开大揭批大清查

本报讯(1978.05.14)

决心总结经验，乘胜前进，加快抓纲治部步伐，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促进文化建设新高潮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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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化部党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成立后，遵照华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联系实际，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以清查工作为重点，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打好第三战役的方针。他们认真总结前一段运动的经验，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清查运动急起直追。广大文艺工作者、干部和群众反映，现在是“用高压锅煮夹生饭”。运动迅速而健康地发展，前一阶段冷冷清清的沉闷气氛为之一扫，形势大好。

破坏严重流毒深广

文化部是“四人帮”插手最早，控制最严，破坏最大，流毒最深的一个“重灾区”。“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于会泳一伙长期盘踞文化部，利用文化部作为“四人帮”搞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大搞特务情报活动，私整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他们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制造了围剿《创业》、《海霞》、《园丁之歌》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他们炮制《反击》、《盛大的节日》等反动影片，利用“阴谋文艺”反党；他们通过反党喉舌“初滥”、“江天”制造反革命舆论，发表了二百多篇反党黑文；他们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重新组织队伍”论的大棒，把广大文艺工作者、干部和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实行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及其死党于会泳一伙，捏造种种罪名，打击迫害革命群众和文艺工作者。文化部和直属单位，被他们一伙疯狂迫害，包括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监督劳动、开除党籍团籍、开除公职，甚至私设监狱、私设公堂、酷刑逼供、打残逼疯逼死的就有一千多人。有的同志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亲戚朋友也受株连。于会泳早年保特务张春桥立过功，得到张春桥的特殊豢养，张曾叫嚷，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于会泳到文化部后，秉承“四人帮”旨意，打击迫害王昆、郭小川、李春光、杨子涛等同志，在曲艺界制造了“陶钝事件”，还准备在全国文艺界搞一个大挖“陶钝式”人物的“战役”，因毛主席发出光辉的“七·二五”批示，没有得逞。“四人帮”那个“唱而优则仕”的亲信，给中国京剧院五分之一的群众扣上“反革命分子”、“三朝元老”等大帽子，捏造了一个所谓“谋杀”他这个戏霸的“反革命小集团”，大搞抄家、批斗、刑讯逼供，有的被关进监狱。阿甲同志是《红灯记》的主要编导，仅仅由于不同意叛徒江青乱改剧本，就被江青当众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叛徒，还可能是特务”。编剧齐致翔同志反对江青一伙对阿甲的诬陷，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进监狱。“四人帮”另一个“跳而优则仕”的亲信，对中国舞剧团七十九人进行了非法审讯和批斗，制造了多起冤案，把一些老干部投进监狱，把一些知名的舞剧演员赶下舞台，给九十三个同志的档案塞进了黑材料，全团遭受迫害的达一百七十九人之多。文化部那个外号“狗头军师”的二把手，伙同另一个“四人帮”的党羽，在一九七六年另搞一套中大打出手，借口追查“谣言”，竟给原文化部长期靠边不分配工作的三百多个老干部举办追谣“学习班”，大搞法西斯迫害。

“四人帮”及于会泳一伙，迫害文艺工作者，使用了帝修反特务手段。他们的口号是“网要大，眼要小”，也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放走一个”。他们的方针，是能整死的整死，整不死的就整病，不能明害的就暗害。对不听他们那一套的业务骨干，有影响的文艺工作者，更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唱歌的，就专打鼻子；跳舞的，就专打腿；演奏乐器的，就专打手。如北京电影制片厂优秀编剧张海默同志，就是被绑架之后，在高强度的聚光灯下被毒打致死的。

整顿思想整顿组织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文化部广大群众怀着对“四人帮”及于会泳一伙的深仇大恨，紧跟华主席、党中央，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给予于会泳一伙沉重的打击。但是，文化部前一时期的领导人违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画框框，定调调，捂盖子，压制群众斗争，在一九七七年三月批斗于会泳的七千人大会上，还不让喊“打倒于会泳”的口号。由于原部领导人的错误，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文化部的运动成为不熟不透的“夹生饭”，使文化部成了清查工作搞得不好的一个落后单位。

经过今年四个多月的清查运动，大量事实证明，于会泳一伙，不仅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而且在“四人帮”覆灭后，还进行了一系列反清查活动，对抗、破坏运动。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于会泳一伙嗅到“四人帮”“出了事”的征兆后，象热锅上的蚂蚁，整天整夜打电话，到处探风摸底。八日早，一个帮派骨干给他们报告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于会泳一伙出于他们反革命的立场，抱怨“四人帮”没有抓到枪杆子，“动手晚了”。于会泳更恶狠狠地说：“有枪还能对付一下。”于会泳和“四人帮”那两个亲信开了七、八个小时的密商黑会，又和那个狗头军师单独关门密谈，阴谋策划反革命“应变”。他们极其恶毒地攻击华主席和叶副主席，矛头直指党中央，胡说“我党多灾多难，还会有反复”，幻想变天复辟。还套用《封建论》上的话，胡说“历史上只有叛军而无叛郡”，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解放军。于会泳一伙还以“我们都病了”的暗语，向“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报警。据后者交代，这个警报对他们妄图策划反革命暴乱起了“触发剂”的作用。在于会泳一伙的唆使下，文化部艺术局还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召开千人大会，帮派骨干们在会上高喊“向江青致敬”。中国京剧院的帮派骨干在十月十二日还举行黑会，公然嚎叫粉碎“四人帮”是“鸿门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是反动到了极点。

党组经过调查研究，分析了形势，吸取了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重新发动群众，迅速掀起了揭批查阴谋诡计的高潮。首先放手发动群众，对过去一年多的运动进行总结。广大群众对文化部的运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原部领导人提出了尖锐批评，向党组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一致认为，“四人帮”对文化部和文艺界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运动没有搞好，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是否采取正确的方针。党组在充分发扬民主，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作出开展运动的全面部署，基本上做到了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与此同时，大力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党组坚决而慎重地撤换和调整了一批同“四人帮”及其亲信、党羽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厅、司、局一级领导干部；接着，经过反复酝酿，全面调整了直属单位的领导班子；最后，对基层党支部委员会普遍进行了改组。凡是与“四人帮”及于会泳一伙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捂派”、“震派”、“风派”、“溜派”人物，以及其他政治品质不好的人，一律不得进领导班子；有个别混进去的，一经发现，立刻撤换。同时，把一大批经过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考验，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和坚持“三要三不要”原则，符合接班人五项条件的积极分子，吸收进各级领导班子。强调第一、二把手不能滥竽充数，不降低标准。有些单位的领导班子名单，经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三、四次，才定下来。名单一宣布，绝大多数群众反应十分强烈，高兴地说，该下去的下去了，该上来的上来了，颐怯行?心了。

狠抓清查揭露阴谋

思想统一了，组织整顿了，盖子揭掉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得到了新的推动和鼓舞，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局面。从二月上旬起，运动进入狠抓清查“四人帮”及于会泳一伙搞阴谋诡计的阶段。党组连续召开了扩大会，查敌情、查斗志、查进度，发动群众出主意。采取会内会外结合，点面结合，解剖麻雀，典型引路的方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党组提出了围攻于会泳等几个大案的口号，打了一场清查战役。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第一，抓主要矛盾、主要环节。党组紧紧抓住于会泳一伙罪行最严重的骨干分子为主要矛盾，又紧紧抓住他们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前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这个中心环节作为主攻方向。他们又选定了突破口，展开猛烈进攻。同时组织其他专案协同作战。因为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心环节，选准了突破口，很快就取得了重要突破，从而带动了对其他重点对象的清查工作，推动了面上的运动。

第二，放手发动群众，实行专案工作与群众斗争相结合，打破关门主义、神秘主义。党组决定向广大群众公布于会泳一伙搞阴谋诡计的主要案情，发动群众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党组成员深入群众，听取意见。在揭批查中大力培养和组织积极分子，把广大受压抑、受打击迫害的革命群众作为依靠对象，作为清查“四人帮”的主力军。广大群众纷纷揭发检举于会泳一伙的罪行，开展了搜索材料、清查线索的活动，找出很多重要的罪证材料。在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声势下，那些帮派骨干越来越孤立。一些清查对象的家属，有的促使清查对象反戈一击，赶快交代；有的交出了一年多不肯交出的罪证材料。

第三，政策攻心，政策兑现。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向清查对象做深入细致的攻心工作。同时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该宽就宽，该严就严，该打击的决不心慈手软，该拉的决不推出去。党组对几个罪行严重、态度很坏、长期逍遥法外的骨干分子，立即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对那个给江青、张春桥等写过六十多封投靠信的无耻文人、老投降派也实行专案审查。同时，对一个经过批斗交代揭发了重要问题，转变了态度的骨干分子及时宣布从宽处理。宽严分明，说到做到，决不含糊，震动很大，打破了很多清查对象的幻想，促使他们很快交代了问题。

第四，大张旗鼓地进行复查平反工作。成立部的复查委员会和直属单位的复查小组，积极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工作。党组在四月上旬召开的揭批于会泳等人的万人大会上，宣布给被“四人帮”迫害的张海默、罗静予、王昆、齐致翔、杨秉荪等同志昭雪平反，反应十分强烈。群众说，给这些同志政治上平反，也是给广大干部、群众精神上的平反。（⑴⑶）

同时，对被“四人帮”长期迫害，不准创作、不准演出、不准画画的著名演员李和曾、杨秋玲、赵燕侠、白淑湘等，画家黄永玉、李可染、吴作人、李苦禅等，电影导演谢铁骊、京剧导演阿甲等同志，都做了平反和安排了工作，使他们愉快地重新开始了艺术创作活动。对许多被“四人帮”打击诬陷长期靠边的文艺界革命老干部，如吕骥、冯牧、史若虚、李凌、陶钝等同志，也都妥善地安排了工作，落实了党的政策，大大伸张了正气。

第五，不断同反清查作斗争，排除帮派势力的干扰。“四人帮”在文化部的帮派骨干反清查的活动很猖獗。他们或则散布流言蜚语，胡说清查是“矛头向下”；或则纠缠陈年旧帐，妄图挑起派性斗争；或则以极“左”面目出现；或则挑衅捣乱，故意制造事端，大吵大闹，妄图把运动引向歧途；有的竟然利用揭批会上的发言同清查对象对口径、订同盟。党组态度坚决，该批判的批判，该斗争的斗争，不断排除干扰，保证了清查得以顺利进行。

第六，十分注意做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同志的思想教育工作。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耐心细致地启发他们把问题说清楚，吸取教训，提高觉悟，取得群众谅解，同群众一道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各级党组织领导群众满腔热情地帮助这些同志认识错误，发扬我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虚心接受群众批评，认真作自我批评。有的领导干部继承党的传统作风，主动进行自我批评，得到群众热烈拥护，继续担当领导运动的主要骨干，而且工作做得很有成绩。

四月上旬的万人大会，运动达到高潮。从此开始了运动的第三阶段。于会泳一来隐藏很深的阴谋诡计被大量揭露，坚持反动立场的帮派骨干分子受到坚决打击，帮派骨干纷纷交代问题，帮派体系土崩瓦解，阶级阵线基本清楚了。

拨乱反正横扫邪气

拨乱反正，横扫邪气，必须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文化部党组非常重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党组成员每星期规定专门接待群众来访的时间，亲自批阅群众来信。在不到一个月内，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就接待了几十起来访者，亲自批办了几百封群众来信。在清查工作中，党组成员亲自蹲点，深入基层，亲自抓大案，取得了第一手材料，及时指导了面的运动。

根据毛主席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遵照华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指示的精神，文化部党组又采取措施，解决了一些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例如，关于恢复文化部直属剧院、团原来的名称和建制的问题；关于“四人帮”及其亲信迫使原“样板团”强行调人基本上一律退回原单位，平调占有兄弟院、团的物资、器材、房屋原则上一律退还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消除了“四人帮”在文艺界培养精神贵族、腐蚀分裂文艺队伍的严重后果，增进了文艺工作者的团结。群众奔走相告，人心振奋。有破有立，边整边改，对清查工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对改进工作和作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最近，文化部党组回顾了四个多月的运动情况，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他们认为，虽然在清查工作上有了重要突破，取得一定成绩，但是，运动发展还是不平衡的。还有一些后进单位和部门，有一些方面的工作抓得不够好，少数专案进展不很显著，还有个别中层领导干部顾虑重重，放不开手，清查任务还很重。还要认真总结经验，加快步伐，坚决搞好清查工作。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文化部广大文艺工作者、干部和群众，正斗志昂扬，乘胜前进。他们进一步抓紧搞好清查运动，同时大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抓革命，促工作，繁荣文艺创作，把文化建设各项事业尽快搞上去。他们决心加快抓纲治部的步伐，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促进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到来而做出贡献。＊


008) 华主席赞扬空军抓纲治军很有成绩

空军把揭批“四人帮”和揭批林彪路线、把揭批和整顿结合起来，出现大治快上新局面

肖山;张翼(1978.06.25)

新华社编者按：英明领袖华主席最近赞扬人民空军抓纲治军很有成绩。喜讯传开，全军振奋。

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空军同志们紧紧抓住了这个纲。他们决心大，行动快，坚持从空军实际出发，采取“一批三抓”的有力措施，把揭批“四人帮”和揭批林彪路线结合起来，把深入揭批和整顿结合起来，短短几个月，就出现了以纲带目，大破大立，大治快上的跃进局面。他们的实践说明，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路线不可。揭批林彪、“四人帮”还必须联系实际，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整顿就要有破有立。各地区、各部队可以对照空军，想一想自己，执行中央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方针够不够坚决，措施够不够有力，效果是不是显著。一定要迅速改变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冲破捂盖子、抵制揭批查的阻力，从实际出发，把这场斗争搞深搞透，把各项工作尽快促上去。

＊＊＊

本社记者肖山、张翼报道：人民解放军空军在抓纲治军的伟大斗争中，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密切联系实际，深入进行“一批三抓”，边破边立，成效显著。短短几个月，这个曾经受到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部队，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跃进局面。

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最近赞扬空军抓纲治军很有成绩。华主席还亲笔题词，勉励空军指战员“继承毛主席遗志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奋斗。”

在华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勉励下，空军广大指战员更加意气风发，大治快上。空军各级干部以身作则，从五月中旬开始第二次大下基层，调查研究，进行传帮带。航空兵各部队在第一季度突破历年同期飞行训练的时数之后，又向新的目标迈进。高射炮、地空导弹、空降、雷达、通讯等地面部队，也在军政训练取得好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创造新成绩。空军各部队在第一季度还派出一千八百多架次飞机，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二点七倍。

人民空军抓纲治军出现如此喜人的形势，主要原因是他们认真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从空军实际出发，提出“一批三抓”的具体措施。这就是在抓纲治军中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路线，抓思想发动，抓整顿，抓落实。通过“一批三抓”，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把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如人和武器、政治和军事、革命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加以澄清；二是把被林彪、“四人帮”搞怕了的，如对教育训练要提到战略位置仍然心有余悸，抓现实思想问题怕被说成是不抓大事、不抓路线等问题，加以解决；三是把被林彪、“四人帮”搞坏了的，主要是我党我军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迅速恢复发扬。为了实现上述要求，他们把深入揭批和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以及路线分析、“三大讲”结合起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拨乱反正。例如，围绕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的军队要以整顿和准备打仗为纲的问题，首先狠批“四人帮”疯狂反对这次会议，对叶副主席、邓副主席进行恶毒攻击的罪行，搞清楚这次会议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的精神，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和具体工作路线的一致性。（⑴⑶）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从路线斗争高度帮助一些曾对贯彻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犹疑不定，甚至屈服于“四人帮”压力而犯了错误的同志，总结经验教训，增强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自觉性。这样联系具体实际，扎扎实实地分清路线是非，拨乱反正，就使广大干部战士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迸发出继续革命的积极性。

空军开展的“一批”和“三抓”是联系在一起进行的。他们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结合抓思想发动，抓整顿、抓落实，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大路线，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确保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各项战斗任务的完成。

抓思想发动，就是要使广大干部战士对加速空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空军党委强调，每一个干部战士都要牢记“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个马列主义真理，清醒地看到两霸相争必有一战，特别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必须做好战争准备。在空军党代表大会上，在各级党委的学习活动中，在集体审议空军建设规划时，他们一次次发动大家讨论：为什么要加速空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为什么速度问题是政治问题、战略问题？为什么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这一系列有意义的讨论，由于能够联系各自的思想实际来进行，因而在空军领导机关和各部队很快出现了一种奋发图强、紧张快干的风气。

抓整顿，主要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整掉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把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整顿的重点是领导班子。空军整顿班子的方法是抓两头，一头抓航空兵一师这个先进典型，一头抓后进领导班子，要求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他们强调，向航空兵一师学习，整顿好领导班子，是完成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各项战斗任务的关键。空军党委首先带头向空一师学习，带头整顿，改进领导作风。当华主席批准通报表扬空一师的中央军委文件刚刚下达，空军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就带领空军领导机关的干部到航空兵一师去学习，来促进空军领导机关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空军党委、空军领导机关一带头，各级党委、各级机关很快就跟上来。他们以航空兵一师为镜子，找差距，揭矛盾，批“四害”，肃流毒，普遍进行了“三查三整”（查斗志，查纪律，查工作学习；整掉软、懒、散，整掉官僚主义，整顿文风）。通过这样一次次整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上到下大大振奋了革命精神，一扫过去那种混日子的沉闷空气，出现了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大下基层的生气勃勃的局面。据初步统计，今年空军各级机关已有一千五百多个工作组、七千多名干部到部队调查研究，帮助飞行大队和海防、边防连队解决战备训练和生活等方面的问题。

空军在整顿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的同时，还整顿了政治工作和基层党支部。整顿政治工作，是采取整风的方法整顿政治机关，集训政治干部，通过学习毛主席有关政治工作的指示，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罪行，分清政治工作中的路线是非，大破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破形式主义。经过整顿，政治机关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政治干部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起飞线上，做到阵地上，做到干部战士的心坎上，有力地推动了战备训练等各项工作的发展。

为了确保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各项战斗任务的完成，空军各级党委还坚持边破边立，狠抓落实。他们认为，说一千，道一万，不抓落实什么也难办。抓落实的关键是各级军、政一把手要以身作则，多干实事，不尚空谈，带头大干。空军领导同志们首先这样做。他们亲自深入第一线检查部队抓纲治军情况。他们下去主要不是听汇报，而是到训练现场、战斗值班室、指挥所、战士和飞行员宿舍、食堂、仓库、油库，乃至卫兵的哨位，去看、去摸、去问，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对具体落实措施进行检查讲评，然后扑下身子搞传帮带。他们这种深入实际抓落实的做法，不是进行一次两次，而是对自己去过的单位反复检查、反复落实，直到抓出成效。

（新华社）＊


009) 坚决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

天津市揭开盖子，大打揭批“四人帮”人民战争

刘回年;范银怀(1978.07.29)

调整和加强后的天津市委，放手发动群众，揭开被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捂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阶级斗争盖子。当前，“抓两头，带中间”，推动斗争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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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七月二十八日电本社记者刘回年、范银怀报道：调整加强后的中共天津市委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短期内扭转了天津揭批“四人帮”那种被动落后局面。被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捂了长达一年零八个月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群众行动起来了，正在大打揭批查的人民战争。

天津的阶级斗争盖子，是经历了一场激烈斗争之后揭开的。

“四人帮”早就苦心经营天津，妄图把天津搞成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基地。从一九七四年到“四人帮”覆灭前，叛徒江青先后八次窜到天津，散布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反革命黑话，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天津市某些负责人那时对江青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大肆扩散江青的反党讲话，借评法批儒宣扬影射史学，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树立所谓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的典型，炮制反党文艺作品，为“四人帮”篡党夺权，为江青当“女皇”制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抢先点名，另搞一套，恶毒攻击、诬陷邓副主席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击迫害和排斥一大批老干部、老工人、老劳模、革命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拖延复查那些重大的冤案、假案和错案，对党的政策置若罔闻。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天津的干部、群众一再等待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觉悟，要他们和“四人帮”划清界限，说清问题，争取主动。但是，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拒不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在他们的压制下，天津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难以发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冷冷清清。

全国各地清查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天津市的干部和群众再也忍耐不住了，纷纷起来要天津市某些负责人说清楚与叛徒江青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问题。天津的某些负责人却耍弄手段，一再开脱自己。说什么对江青“早有戒心”，同江青是“工作关系”，“没有任何密谋和勾结”，妄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华主席曾针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错误，严肃批评他们对运动领导不力，警告他们不要捂盖子，不要与群众对立。对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有的隐瞒、封锁；有的取其所需，任意歪曲和篡改。不仅如此，他们竟敢打保票，说什么“天津没有‘四人帮’的爪牙”，并且以种种“理由”掩盖江青在天津的阴谋活动。为了将运动草草收兵，去年四月清查工作开始不久，他们就散布“清查工作成绩很大，七月份告一段落”，七月份又说：“基本上查清了，到年底可以结束。”与此同时，他们还欺骗华主席、党中央说：“天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发展很快”，“领导由被动转为主动，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

广大干部和群众忍无可忍，冲破阻力，把江青在天津的阴谋活动和“四人帮”在天津的骨干分子的累累罪行揭发出来。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天津市某些负责人认输了吗？没有。他们舍车保帅，一面被迫抛出几个骨干分子，一面查下不查上，查别人不查自己。他们编造自己同“四人帮”在天津的骨干分子之间的所谓斗争。他们还依仗手中的权力，进行反扑。

天津市某些负责人这样顽固地捂盖子，更加激怒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不得不表示向群众作检查。从今年春节到四月下旬，他们关起门来整整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五万八千多字的“检查”稿，以征求意见为名，企图拉一部分人保自己过关。这个“检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天津市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这个检查不触及要害问题，是个假检查。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了天津市干部和群众，提出了正确解决天津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立刻调整和加强了天津市委的领导核心。华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措施，扫除了天津市揭批“四人帮”斗争大踏步前进的障碍，为迅速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调整和加强以后的中共天津市委坚决贯彻了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市委领导全市各级党组织，联系天津斗争实际，认真总结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部署。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天津市揭盖子与捂盖子的斗争实践证明，要把揭批“四人帮”斗争推向高潮，关键在于领导。只有领导干部带头揭发，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和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严重错误，认清他们所推行的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在天津市委领导下，天津市各级领导干部迅速投入了战斗。工业、基本建设、财贸、宣传、文教、科研战线，接连开了揭批“四人帮”的大会。这些系统和部门的主要负责干部带头发言，以大量的事实揭发批判江青在天津的反革命罪行和天津市某些负责人忠实执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九七四年，“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大搞批周公。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积极追随，大讲“四人帮”的“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煽动工农兵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制造了所谓“宣讲儒法斗争史”的假材料。江青利用这个材料大作文章，到天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六·一九”讲话，把“儒法斗争史”吹嘘为“比氢弹威力还要大”的“革命创举”，大肆鼓噪“儒法斗争史”延续到现在，影响到将来，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总理。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立即召开全市十万人大会，传达江青的黑讲话，指令他们控制的报刊“要下倾盆大雨”，发表评法批儒的文章。（⑴⑷）仅从一九七四年六月到一九七六年三月，他们在其控制的报纸上就发表了关于评法批儒的文章、资料和照片共达六百九十篇（幅），他们按照江青“批孔的重点是学习法家”的黑旨意，连篇累牍地发表《法家人物介绍》，批宰相、批“周公”，捧吕后，吹武则天，为江青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小靳庄被江青宣布为“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典型”以后，天津市某些负责人领受江青的旨意，不断去看望、作“指示”，企图把小靳庄当作“四人帮”篡党夺权造舆论的喇叭。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横行时，天津市某些负责人先在市委常委会上带头发言，接着又到小靳庄等地带头抢先点名，诬陷邓副主席。更不能容忍的是，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他们还在向外扩散发行那本很反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

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他们秉承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叛徒江青的黑旨意，在天津制造了所谓“万张集团”、“深泽、献县叛徒集团”、“黑会、黑戏”、“砸烂公检法”、“五·一六在天津的黑班底”等五大冤案、错案、假案，使一批一批干部遭受到残酷迫害，把原市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基本都打下去，许多人被投进监狱，还层层抓“干将”、“爪牙”，到处揪“叛徒”、“特务”、“走资派”，株连了市委各部门、区、县、局以及基层单位的大批干部。他们违背毛主席关于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指示，大搞先逮捕，后取证，先定性，后调查；大搞无限上纲，处理不断升级；大搞逼供信，体罚虐待，精神折磨，有的干部被迫致死，有的重刑致残。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还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执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对冤案不昭雪，假案不平反，错案不纠正。在对革命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同时，他们违反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指示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在天津大搞“双突”，网罗打砸抢的首恶分子和张铁生式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点名入党，点名提干，实行“大换班”，造成市委和部分领导班子的思想、组织、作风严重不纯。

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天津市委在各系统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市有十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这次大会以后，各战线、各地区、各单位迅速把大会的精神和揭发批判的发言传达到群众中去，推动了全市运动的发展。

当前，天津市委正在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推动斗争深入发展。市委对那些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大胆领导群众揭盖子，运动搞得好的单位，坚决予以支持，并加以表扬；对于那些至今还在捂盖子，运动搞得不好的单位，采取果断措施，派去强有力的工作组，发动群众，帮助揭盖子；对于那些至今还在采取各种形式捂盖子、阻碍运动发展的个别领导干部，坚决撤掉他们的领导职务，重新组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迅速打开局面。＊


010) 从整顿领导班子入手大治黔东南

贵州省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狠抓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的整顿，整个地区呈现一派安定团结、大治快上新气象

新华社(1978.09.04)

据新华社贵阳九月二日电中共贵州省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抓紧整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领导班子，促使这个长期分裂、混乱的“老大难”地区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大治快上的新气象。

黔东南自治州受林彪、“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势力的干扰破坏极为严重。前几年，这里的资产阶级帮派势力同“四人帮”在贵州的黑干将及其帮派串通一气，竭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大揪“民主派”、“走资派”、“还乡团”，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委，领导班子受到很大破坏。那时候，州委领导班子内部，有的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支持帮派揪“走资派”、“还乡团”，支持所谓“受压者”搞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有的帮气十足，在领导班子内部搞宗派，拉队伍；有的不与帮派势力斗争，长期和平共处；有的甚至到帮派中去找“支持者”，并把他们拉进领导班子。整个领导班子被搞得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粉碎“四人帮”之后，黔东南的资产阶级帮派势力仍然抱成一团，继续为非作歹，负隅顽抗。他们甚至利用窃取的部分权力，把帮派骨干塞进“运动办公室”，搞反清查，竭力捂盖子。去年三月，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加强了中共贵州省委的领导力量之后，省委就把解决黔东南这个“老大难”，作为抓纲治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决定从解决州委领导班子入手，由此打开局面，大治黔东南。当年五月，省委将黔东南州委领导成员召集到贵阳，为他们举办学习班，首先组织大家学习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和文件，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然后，紧密联系实际，大揭“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大摆“四人帮”在贵州的黑干将及其帮派插手黔东南所造成的恶果，大查领导班子内部受林彪、“四人帮”流毒影响的种种表现，要求大家把自己摆进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把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揭深批透，把黔东南问题确实解决好，省委还采取学习班内与学习班外相结合的方法，一边把学习班揭发出来的问题，作为学习班外的批判材料，组织州委机关的干部、群众批判；一边组织州里的一些积极分子和知情人到学习班，帮助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回忆问题，澄清是非，提高认识。这样，随着学习班揭发和批判的不断深入，没有参加学习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黔东南问题的认识也逐渐加深，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在黔东南逐步展开。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使州委领导成员受到很大触动。大家认识到，前几年黔东南州委领导班子四分五裂，长期不得解决，其根子就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挖掉了黔东南问题的祸根，州委领导班子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再分裂下去，那就会错上加错。因此，不少人通过学习班学习，都放下了思想包袱，积极投入揭批查运动中去。

中共贵州省委认为，象黔东南州委这样一个“散”班子、“软”班子，要彻底解决问题，仅仅从思想上进行整顿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组织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搞深搞透。因此，省委在解决黔东南问题时，根据党的政策，对犯错误的五名州委领导成员，按其错误的轻重程度和检查态度，分别进行了组织处理，有的调离，有的留下继续担任领导工作，有的继续帮助他检查交待问题；同时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干部调到或提升到州委主要领导岗位。

落实政策，拨乱反正，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中共贵州省委在解决黔东南这个“老大难”问题时抓的另一项工作。过去，在黔东南州委常委中有少数人凌驾于党委之上，背着州委主要负责人和一些常委，以“缺青少新”为名，将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或者犯有严重错误、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的人塞进各级领导班子。这伙人大权到手后，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以种种借口打击迫害干部。谁要是坚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们就攻击谁是“老右倾”、“投降派”、“为坏人翻案”。贵州省委在帮助黔东南州委解决黔东南问题时，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贯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调整、提拔和重新安排了县以上领导干部九十四人，过去长期靠边站或使用不当的干部也得到了合理安排使用。同时，清理了一些过去被搞错了的人和事，以及一部分人事档案材料，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强加在干部和群众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黔东南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阶级阵线基本清楚了。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认真整顿，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他们团结战斗，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发展大好形势。


011) 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带领群众清除“四人帮”和林彪的流毒

海军各部队认真进行“查、整、改”，查，就是查林彪、“四人帮”的危害；整，着重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改，就是恢复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

张力生;王东晖;黄采虹(1978.09.06)

新华社编者按：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人民海军，如今上下团结，大治快上，形势十分喜人。几个月来，海军主要领导同志和六千多名各级干部一直在部队蹲点，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联系揭批林彪路线，带领群众“查、整、改”，加快部队建设。他们的实践又一次说明，只要领导干部下定拨乱反正决心，并从实际出发认真抓好揭批查，“内伤”并不难治，旧貌也会迅速改变。＊＊＊

据新华社北京九月五日电《解放军报》记者张力生、新华社记者王东晖、黄采虹报道：一个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的“查、整、改”群众运动，正在人民解放军海军各部队扎扎实实地展开。经过短短几个月，部队出现了团结战斗，大治快上的可喜局面。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关心海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多次对海军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华主席还亲笔题词，勉励海军指战员“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而奋斗”。为了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大路线、新时期总任务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迅速医治被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内伤”，尽快把海军建设搞上去，海军党委从海军实际出发，带领部队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认真进行“查、整、改”。查，就是查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及其造成的危害；整，着重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解决软、懒、散的问题；改，就是改掉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恢复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从四月中旬以来，海军集中六千多名干部（其中师职以上干部六百多名），组成七百多个工作组，深入到舰艇、码头、海岛、机场以及工厂、院校，同基层干部战士一起开展“查、整、改”运动。海军党委几名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各舰队蹲点。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在某基地蹲点三个月，先后深入到四十多个单位调查研究，在第一线指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推动运动不断发展；并且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一起，解决部队建设和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领导亲自动手，上下一齐行动，使过去查不清的问题查清了，攻不动的“老大难”攻开了，刹不住的歪风刹住了，完全改变了以往运动“一紧、二松、三过场”的状况。

海军党委坚定地认为，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批林不可。根据海军情况，他们从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揭批：一是揭批“四人帮”提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联系批判林彪鼓吹“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颠倒敌我，打倒一切，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罪行；二是揭批“四人帮”结帮篡党，以帮代党，联系批判林彪搞分线划派、层层站队，分裂海军的罪行；三是揭批“四人帮”假左真右，联系揭批林彪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推行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罪行；四是揭批“四人帮”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侵吞国家财富的罪行，联系揭批林彪“诱：以官、禄、德”，“小节无害论”等反动谬论。在深入揭批中，许多部队还结合深入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把“四人帮”和林彪的两股流毒一起清除。某护卫舰支队过去是军事训练的先进单位，被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黑典型”、“黑拳头”，不少军事干部受到打击迫害。林彪垮台后，“四人帮”又挥舞“单纯军事观点”的大棒，搞乱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使这个支队的建设受到了严重破坏。这次在狠批林彪、“四人帮”时，支队党委发动群众，查流毒，论危害，使指战员们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理直气壮地抓好军事训练。

为了保证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进一步贯彻落实，海军各级党委都把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作为“查、整、改”的重点，在首先整顿基层领导班子的基础上，各级党委和工作组都以主要精力帮助解决团以上领导班子的路线问题。他们检查师、团党委“一班人”，对领导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不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用基层大查大揭出来的问题为镜子，教育“一班人”看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在本单位和自己身上的表现，使大家受到震动和教育，主动肃清流毒；对一些在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过去没有解决或没有讲清楚，长期背着包袱，精神不振的同志，耐心细致地帮助，使他们讲清问题，向党交心，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与此同时，各级党委还采取上帮下促，启发自觉革命的方法，解决班子软、懒、散和思想作风问题。几个月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经过整顿的领导班子，路线比过去端正了，团结比过去增强了，作风比过去深入了，从实际出发贯彻上级指示更加得力了。

海军开展的“查、整、改”运动，体现了破和立的结合，大检查、大整顿就是为了大改进。各部队党委和工作组在领导“查、整、改”时，一改过去那种“运动一来，万事撇开”的单打一做法，实行运动和工作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安排，革命、战备一肩挑，三大革命一起抓。海军司令部一位领导同志率领工作组在某航空兵部队搞“查、整、改”，亲自抓这个部队的战备训练，进行空中带飞，帮助解决飞行训练中的一些难点。在北海舰队蹲点的海军领导同志，针对有些部队受林彪、“四人帮”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组织纪律松弛、管理不严的情况，选择一○二舰作试点，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恢复和建立了各种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使舰上每日生活做到了条令化。海军在这个舰上召开了现场会，推广了他们的经验，推动了舰艇部队管理教育的加强和战斗作风的养成。

随着“查、整、改”的不断深入，海军各部队的面貌大大改观。


012) 消灭死角，堵塞漏洞，不留隐患，乐山地委认真抓好双重领导单位和调动人员中的清查工作

新华社(1978.09.07)

新华社成都九月六日电中共四川乐山地委认真抓好清查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切实解决好那些实行双重领导单位和调动人员中的问题，做到消灭死角，堵塞漏洞，不留隐患。

乐山地区是四川省揭批“四人帮”斗争搞得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全地区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粉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基本查清，地、县（市）两级领导班子经过整顿，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但是，地委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本地区的一些直属中央有关部和省的厂矿企业、大专院校，由于上级有关部门离得远，运动初期地委对这些单位又抓得不紧，因而揭批查工作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领导软弱无力，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单位领导本身有问题，压群众、捂盖子，甚至搞反清查。发现这些问题后，乐山地委迅速把本地区范围内属于中央、省管辖的四十多个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的揭批查工作列入地委议事日程。他们同上级有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采取协同作战的办法，认真搞好这些单位的清查工作。西南交通大学是铁道部所属的一所学校，学校主要领导成员对“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心慈手软；另一个主管清查工作的领导成员和本校的一名帮派骨干有牵连，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揭批。地委指示校党委对那个帮派骨干进行点名批判，他们却不揭不批，放他到外地探亲，清查工作一直搞不起来。地委将这个学校的问题向铁道部和省委作了汇报，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重视。铁道部很快派出工作组，同地委一起调查研究，帮助这所学校的主要领导成员提高认识，向群众作了深刻检查；调整充实了运动办公室；对那个帮派骨干，采取坚决措施，作了严肃处理。这样，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清查工作迅速展开。重庆钢铁公司乐山粘土矿的党总支书记，前几年投靠资产阶级帮派，同矿上一些人相勾结，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拚命捂盖子，对揭发他的干部和群众搞突然袭击，进行反清查。今年五月，地委和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派出联合工作组进驻粘土矿，停止了矿总支书记的工作，夺回了运动领导权。群众发动起来了，捂了一年半之久的盖子揭开了，揭批查斗争很快纳入正确轨道，而且生产也出现了新面貌，由多年亏损一变而为盈余。

要保证消灭死角，堵塞漏洞，不留后患，对调进调出人员的清查工作也决不能忽视。为此，乐山地委在地区部、委、办领导干部和各县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凡是涉及到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不论是调进的还是调出的，也不管他现在在哪个地方，都抓住不放，查个水落石出。原地区革委会有一名副主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同资产阶级帮派勾结，大闹地委，妄图夺权。一九七五年整顿时，把他调到外地去了。一九七六年“四害”猖獗的日子里，他又多次窜回乐山插手运动，煽动群众大搞“层层揪”。在清查中，群众揭发了他大量的问题。地委经过调查核实，然后将材料转到他所在的单位。嘉乐造纸厂有个党委副书记，是一九七五年从云南调来的。这次清查中，云南转来材料，揭发他在云南工作期间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有牵连。地委派人两次赴云南把问题查清落实。目前，乐山地委对从外地调来的有揭发材料的干部，已逐一进行了清查；对已调到外地的属于清查范围的人，经过清查，将材料分送到了有关单位。


013) 夺回运动领导权，扫清揭批查障碍，武昌造船厂迅速改变面貌

在省委和市委派出的联合工作组帮助下，全厂革命和生产热火朝天

李桂生;陶国栋(1978.09.19)

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派出联合工作组，帮助武昌造船厂党委，经过一场揭与捂的激烈斗争，夺回运动领导权，揭开了该厂阻碍揭批和清查“四人帮”的盖子。前一段运动冷冷清清、生产死气沉沉的局面为之一扫，揭批查运动步步深入，生产蒸蒸日上。广大职工兴奋地说：“春风吹到了‘重灾户’，武船旧貌变新颜。”

武昌造船厂是遭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户”。“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曾把魔爪直接伸向这个厂，那个自称“工人领袖”的黑干将就发迹在这个工厂。该厂的原党委主要负责人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积极支持和参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便改变手法，以攻为守，伙同这个厂的帮派体系篡夺了运动的领导权。不经过党委讨论，私自指名由帮派骨干组成材料组，让帮派人物控制清查大权，使清查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个厂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对这种严重情况进行了坚决反对和斗争，他们纷纷向上级控告和揭露这个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对抗揭批查的严重问题。

省市委向武船派出强有力的联合工作组后，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代理第一书记亲自到这个厂，旗帜鲜明地支持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工作组深入车间、科室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发现由于这个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捂盖子，压群众，资产阶级帮派势力没有受到任何触动，干部憋气，群众受气，资产阶级帮派骨干神气的严重情况，帮助厂党委夺回了运动的领导权，调整了被帮派势力把持的材料组。同时，召开厂党委常委扩大会，紧紧抓住“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篡党夺权这个要害问题，发动大家揭开厂党委阶级斗争盖子。参加会议的各分厂、车间、科室的党员负责干部和党员代表，通过大会小会，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武船篡党夺权的罪行。在短短时间里，他们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湖北黑干将直接插手武船，伙同厂内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清查了党委内部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看出，这个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在“四人帮”横行时，积极推行“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把一些帮派人物塞进各级领导班子，致使这个厂党委、政治部、厂工会的部分领导权和宣传舆论大权，被资产阶级帮派势力所篡夺。“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被粉碎后，资产阶级帮派骨干气焰嚣张，仗恃有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这个靠山，为他们捂盖子。大家严正指出，武船广大干部、群众同“四人帮”在湖北黑干将及其厂内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矛盾，是工厂的主要矛盾，围绕着这个矛盾所展开的尖锐激烈的捂和揭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有力地批驳了有的人把这场斗争说成什么“派性斗争”、“宗派斗争”或“个人斗争”的谬论。路线是非分清了，阵线分明了。根据原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情况，上级党委撤销了原厂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责令其检查交代问题，对帮派体系的其他成员也分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把“四害”横行时“双突”钻进厂党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闹而优则仕”的人物坚决拉了下来，按照毛主席接班人五条标准，对那些坚决顶住“四人帮”压力，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充实厂党委主要领导力量，这样有力地加强了党委对清查工作的领导。

在清查工作中，工作组帮助厂党委提高斗争艺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深入开展揭批查，对罪行严重又不肯改悔的，彻底揭发批判，给予坚决的打击，决不心慈手软。对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尽快采取说清楚会的办法，把问题搞清楚，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力地推动了清查工作的深入。这样团结了大多数，孤立了极少数，有力地打击了那些顽固分子，调动了广大职工投入清查工作的积极性。

目前，武昌造船厂的广大职工，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开展清查工作，社会主义积极性大为提高，全厂革命和生产热火朝天。今年以来月月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这个厂原计划三年建成大庆式企业，职工们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三年汗水一年流，三步并成一步走”，决心提前建成大庆式企业。

本报记者李桂生陶国栋


014) 两股流毒一起肃，才能正本清源

浙江省军区把“四人帮”和林彪连在一起批，分清路线是非，查清长期未查清的事，并揭发出新的问题，拨乱反正不断取得胜利

新华社(1978.09.22)

新华社杭州九月二十一日电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发动群众大打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的人民战争，推动全军区揭批查运动深入发展。

浙江省军区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深受其害。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相勾结，把黑手伸到浙江，大整浙江省军区，干尽了乱军篡党的坏事。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亲自批发了解决浙江问题的党中央文件，省军区指战员积极投入了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这时，早已同林彪串通一气的“四人帮”，看到革命烈火就要烧到他们头上，急忙跳出来阻拦。一九七二年一月，王洪文窜来浙江，从军内到军外，大肆攻击浙江的批林整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一九七四年，他们在浙江的代理人、亲信和帮派骨干倾巢出动，全盘否定浙江省军区按照党中央文件开展批林整风的成果，疯狂打击批林整风的积极分子和革命干部。直到一九七六年，他们还念念不忘要为林彪路线翻案。浙江省军区党委和广大指战员从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中，进一步看清了“四人帮”和林彪本来就是一丘之貉。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大家思想越来越明确：只有把“四人帮”和林彪连在一起批判，两股流毒一起肃，才能真正做到正本清源。

为了把揭批查搞深搞透，许多单位经过调查研究，将林彪、“四人帮”在本地区、本部队破坏大、影响深、流毒广的问题，特别是现在还在起作用的问题，分别列出专题，发到各个基层单位，指导部队一仗一仗地打，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批。

林彪、“四人帮”在浙江大搞反军乱军罪恶活动的狠毒一手，是以各种名目的所谓“办公室”，夺省军区党委对部队的领导权。各部队、各单位都集中时间，对这个危害全军区的问题展开反复的批判。指战员们指出，一九六九年，在林彪死党直接指挥下，浙江省军区从上到下都非法成立起“党办”（即所谓党委办公室）、“学办”（即所谓学习办公室，专管运动）、“工办”（即所谓工作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考办”（即所谓审查干部办公室，统管干部大权）。“四办”把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统统撇到一边，全部取而代之。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叫嚣声中，又在省军区各级机关和部队拼凑了所谓“双批”领导小组、“双批”办公室，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大家批判说，这两套“办公室”名称不同，他们的反革命矛头所向一样，都是为了篡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他们的反革命手法相同，都是在革命口号的掩盖下，镇压群众，残害干部，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此相似，充分说明他们推行的是一条相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省军区的主要任务是做好民兵工作，林彪、“四人帮”对这方面的破坏极其严重，至今流毒很深。军区领导机关和各军分区都抓住这个问题深揭狠批。嘉兴军分区组织了七个县的专职武装干部，针对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一伙窜到嘉兴地区在民兵工作上散布的大量谬论，展开了全面的、系统的批判。他们把林彪死党鼓吹的民兵工作要“重新认识，重新摸索，重新实践”的谬论，同“四人帮”炮制的“民兵重建论”联系起来批；把林彪反党集团一手策划的“社会治安指挥部”，同“四人帮”一伙强行成立的“民兵指挥部”，互相对照进行剖析。这样，大家清楚地看到，林彪的三个“重新”和“四人帮”的“重建”论，其要害都是在民兵工作上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在党的领导下民兵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功绩。按照这种反动理论“改造”、“重建”出来的“社会治安指挥部”和“民兵指挥部”，都以反对“条条专政”、“军党论”为名，剥夺了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的领导权；都打着“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维护社会治安”的幌子，为非作歹，大搞法西斯专政，完全篡改了民兵的职能。林彪、“四人帮”在民兵工作上推行的一整套黑货，都是为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的。

浙江省军区的机关和部队，还注意结合理论学习、军事训练和各项具体工作任务，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的斗争。省军区举办哲学读书班时，参加学习的团以上干部把读书与批判结合起来，剖析林彪、“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各部队指战员结合军事训练，自觉地把“四人帮”强加给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帽子，同林彪的所谓“突出政治”联系起来批判，看他们是怎样割裂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

通过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的斗争，浙江省军区有些长期未查清的事查清了，并且又揭发出一些新的问题。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拨乱反正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干部战士对加速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更加充满了信心。


015) 揭捂不两立，革命莫苟且——记天津市揭与捂斗争的前前后后

顾雷;郑启民(1978.10.05)

（本报记者顾雷郑启民）

今年六月七日，党中央、华主席发出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以后，调整和加强了天津市委领导核心。从此，才迅速扭转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落后局面，彻底揭开了天津市阶级斗争的盖子，使各项事业开始驶入十一大路线的航道。

粉碎“四人帮”以来，天津市揭盖子与捂盖子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斗争的实质，是拥护十一大路线，还是反对十一大路线的斗争。

天津市的同志，对天津取得揭盖子斗争胜利的主要体会，概括为一句话：揭捂不两立，革命莫苟且。天津的同志们说，捂盖子的人，无论他是谁，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手法如何巧妙，对他所在的地区、部门、单位控制得多么严，我们只要坚持十一大路线，就能取得胜利。

问题严重

天津的事实证明，凡是捂盖子的，都是偏私，护短，不光明正大的，问题越严重，捂得越厉害。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又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一直卖命地推行林彪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搞的是十一年一贯制，对天津市人民实行了封建法西斯统治，问题十分严重。例如：

林彪、“四人帮”要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天津一些坏人，私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叶副主席等二十四名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等同志的黑材料。一九七○年，那几个捂盖子的人乘机建立专门小组，名义上是“追查”炮打周总理的罪行，实际上是继续捏造材料，以备需要；林彪、“四人帮”大反周总理，他们紧密配合，利用追查一个反革命传单的所谓后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有恃无恐地使用侦察手段，检查群众写给周总理的信件；

“四人帮”大搞评法批儒，这几个人在天津大讲“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要《天津日报》“下倾盆大雨”，并叫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可以少登，不登。”注释出版法家著作八十五万余册，印发评法批儒材料七十八万份，还炮制了《红松堡》、《火焰》、《厨房风波》等大量阴谋文艺作品，大造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在天津疯狂迫害干部、群众、知识分子，特别是对老干部更加仇恨。他们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相呼应，从一九六六年起，先后制造了“万（晓塘同志）张（淮三同志）反党集团”、“深泽、献县叛徒集团”、“黑戏，黑会”、“砸烂公检法”、“五一六在天津的黑班底”等五大案件，被株连的人数以千计。他们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却迟迟不予平反、昭雪；

他们肆意践踏党纪国法，任意给干部、群众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用先逮捕、后取证，先定性、后调查的办法，任意抓人。为了把前市委一位书记打成叛徒，竟从山西省监狱里把一个在押的国民党中校特务接到天津，提供诬陷的假证明；

他们纵容天津市的各色歹徒私设监狱，对关押的干部、群众，使用骇人听闻的刑法达五六十种之多，其残酷程度不亚于奴隶主和法西斯；

江青急于做女皇，要做女皇服，他们昼夜不停地赶制“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江青要效法吕后改服制，设计了一种大剪口领的连衣裙——“江氏布拉吉”，他们马上下令赶做十四万件，在天津大力推销；

“四人帮”为排除篡党夺权的障碍，猖狂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时候，他们在天津抢先点名，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并沾沾自喜一语双关地说：“这回算是看准了，天津主动了！”；

江青把小靳庄定为她的点以后，他们即派解放军战士替小靳庄种地，让社员唱歌跳舞，并无中生有地总结了八件新事，吹捧小靳庄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阵地”，以表对江青效忠之心；

毛主席逝世后，王洪文让秘书给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打电话，“指示”重大问题要直接和他联系，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急忙以如何搞国庆活动为名给王洪文打电话，紧紧挂钩。

前述几个方面，仅仅是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追随林彪、“四人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文化大革命严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就是这样把天津变成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基地之一的，难怪江青一到天津就说“我回到家了！”揭捂之间

我们党有个传统：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从不一棍子打死。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期待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能主动地说清楚问题，认真地检查错误。天津市的干部、群众，总是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用各种方式督促他们起来革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却把党中央和干部、群众的期待，视为可欺，毫无悔改之意，为了捂盖子，费尽心机，使用种种卑鄙手段。例如：

他们以偷天换日的手段对待华主席的指示，竟然把华主席批评他们“对运动领导不力”，篡改为“要稳定和发展大好形势”，欺上瞒下；

他们以党的化身自居，以一元化领导作盾牌，压制揭批运动，给积极要求揭盖子的人戴上“右派言论”的帽子，继续镇压；

他们以“掌握大方向”为名，只准批“四人帮”，不准联系天津阶级斗争的实际，更不准联系他们追随林彪、“四人帮”的实际。对群众揭发出的与“四人帮”篡党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他们利用职权，能保就保，能拖就拖，能捂就捂，能赖就赖，妄图使运动走过场；

他们以“错误人人有份”的恶毒手法，去堵群众的嘴，胡说“如果市委犯了路线错误，你们下边怎么办”？进行威胁、恫吓；

他们颠倒黑白，有意制造混乱，硬把群众揭发出的有血债的打砸抢首恶分子，说成是“好人”、是“阶级斗争中的英雄”，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姑息养奸；

他们伪装革命，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是“基本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装出一副清白的面孔，欺世盗名；

他们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的态度是：光喊不动，一个不揪。中央点一个，他们才抛出一个，不点就不抛。当中央点出“四人帮”在天津的那个死党以后，他们又玩弄舍车马保将帅的伎俩，把天津所有的问题推给这一个人，想逃之夭夭；

他们对积极揭盖子的干部，又拉又打，或提拔“重用”，或明升暗降，或把知情人悄悄调走，给捂盖子的活动廓清道路；

他们不向党交心，只靠一些人舞文弄墨，挖空心思制造假检查，动辄洋洋万言，避重就轻，不触及要害，还企图运用组织手段强迫通过，想借此了事大吉。（⑴⑶）

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捂盖子的结果，使天津市的揭批查运动始终动不起来，革命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它向已经解放或恢复工作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这种状况，是满足于已经获得了解放，有了工作做，因而苟安呢，还是继续革命，挺身而出，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捍卫党的十一大路线，誓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呢？这是个严峻的考验。

天津市的绝大部分干部、群众，勇敢地迎接了这个考验，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大家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追随林彪、“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十分不满，对他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直捂盖子极为气愤，用各种形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特别是一些老干部，起了带头作用。他们在受压的时候不低头，被拉拢的时候不上当，受冷落的时候不气馁。他们充分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既要顾全安定团结的大局，又不放弃原则。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他们认为，只有在弄清大是大非基础上的安定团结，才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否则就不可能恢复党的传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他们注意做个别人的工作，密切联系干部、群众，团结了干部、群众的多数，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力量。

斗争经过了几个大的回合：粉碎“四人帮”不久，在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上，一些老干部，面对面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尖锐地提出：叛徒江青八次窜来天津，同你们说了那些私房话？交了那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底？你们究竟执行的是那条路线？天津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今年一月，在一次市委清查工作会议上，一些部委和区、局的领导同志，质问捂盖子的人：你们是真清查，还是走过场？是揭盖子还是捂盖子？到了今年四月，斗争更加激烈，在市委扩大会议上，与会同志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揭发了大量问题，普遍认为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检查是回避要害，蒙混过关。这里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长期受“四人帮”迫害、刚刚恢复工作的一位市委书记和一位市委常委，在这次会议上带头揭发、批判，鼓舞了大家的斗志。经过这些斗争，捂盖子的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又施展出软硬兼施的手段，一面派人四处游说，一面亲自出马，找些老干部谈话。对有些人，他们假惺惺地装出一副可怜相，央求保其过关；对另一些人，他们则露出凶狠的面孔，进行威胁。他们这些卑鄙的手法，却适得其反，使大家更加看清楚了他们的真面目，更增强了斗志。一些坚决起来斗争的同志告诉记者说：“我们也想到，这样做会有风险，但我们不怕，我们是把顶戴花翎摘下来抱在怀里跟他们斗的。”这些同志无愧于毛主席和党的多年教育。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还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把原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的严重问题和揭与捂斗争的实际情况，向党中央和华主席反映。他们坚信，这一斗争一定能得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他们表示，为了保证天津各项事业沿着十一大路线的轨道前进，即使再次遭受残酷打击也在所不惜。十八个月的时间不算短，但他们始终坚持不懈，终于使那几个背叛十一大路线的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抓纲治津

去年，我们曾到天津采访过。那时，天津市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继续受到压抑，空有雄心壮志，却迈不开前进的步伐。工农业生产一直上不去。以工业总产值为例，一九六六年占全国第五位，到了一九七七年竟下降到第十一位，而且回升得很慢。这是天津市人民特别痛心的事。

天津市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之后，我们又到了天津。景象与去年不同了，天津市赶上来了，形势一片大好。人们再不是“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了，而是喜形于色，欢快之情溢于言表。他们说这是“天津第二次解放”。人民敢讲话了！

我们此次天津之行，强烈感到现在的市委在天津问题成山、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已经显示出了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气魄，工作相当深入、扎实，抓纲治津的各项工作进展很快。

市委在揭开盖子之后，首先抓紧整顿市级和区、局、县一级领导班子。这一工作是按照党中央政策进行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注意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根据问题的轻重、大小、态度的好坏，能留的留，能调整的调整，需要改组的改组，非撤不可的坚决撤掉。市委特别强调，处理问题时一定要实事求是，根据不同情况，分类指导。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抓紧清查和处理严重的打砸抢问题。原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用“双突”手段，把一些有种种罪行的打砸抢分子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他们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这些人数量虽少，如不严肃处理不足以平民愤，就调动不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运动就深入不下去，各项工作就搞不上去。天津市委从现在起，决心到年底，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把严重的打砸抢的问题基本上解决，把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基本做完，对区、局、县的领导班子进行初步的整顿，并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揭批林彪、“四人帮”第三战役部署，结合各条战线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以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的决心加快运动的步伐，迅速改变天津揭、批、查落后于其他地区的状况，为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扫清道路。

调整加强后的天津市委，狠抓了高级干部的学习，特别是市委常委的学习。每星期二常委会坚持学习，而且十分认真，对党中央和华主席指示，逐段讨论，联系实际，贯彻执行。这是天津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狠抓了干部作风的转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作风的转变问题。过去在天津市某些领导人的影响下形成的那种恶劣作风，诸如滔滔不绝的空话，厚颜无耻的吹牛拍马，没完没了的会议，说了不算，定了不干，习以为常的拖拖拉拉之风，等等，找不到什么市场了。得过且过，混日子的人也吃不开了。各级领导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

生产方面，天津市委在大力抓好今年的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已开始组织人力，进行规划，力争较快地对工业进行重点调整；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以求早日把天津建成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基地；加快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争取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了给将来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准备好技术人材，他们大胆地打破常规，克服种种困难，利用办分校的办法，把今年大专院校的招生名额由原计划的五千二百多人扩大到一万三千余人。把中专、中技学校原定招收初中毕业生扩大到也招收高中的学生，招生名额由一万八千余人扩大到两万五千余人。

天津市委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他们走出机关，深入工厂、街道，发现生产和生活用水不足，广大群众吃早点要排很长很长的队，还有大批群众住在抗震棚里。市委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大力抓了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原天津市委曾决定在北大港建一座扬水站，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不足的问题，计划一年建成。但由于捂盖子的那几个人把精力全部集中到捂盖子上去了，使大港扬水工程虽然上了马，拖了将近两年还未完工。六月十一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领市委、市革委部分领导同志到水库工地检查工作，提出尽一切力量保证这一工程在七月底以前生效。广大工人和民工，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经过三十八个昼夜的奋战，一举完成了平常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使这一工程按市委的要求在七月底具备了扬水条件。市委为保证天津市区三百万人能吃上甜水，已决定扩大蓟县于桥水库的蓄水能力，开挖一条河，把甜水引进天津，结束天津市人民历来吃咸水的问题。这一工程已经开始规划、设计，引水工程今年十月动工，明年五月完成。市委还狠抓了群众住房的修复和新建工作，仅六、七两个月修复的房屋等于一至五月份的总修复量，新建住宅为一至五月份建房面积的六倍。市委进一步要求在年底以前，完成修复被震坏的房屋二十一万间，新建住宅一百万平方米。吃早点的问题，全市现在已由四百多个售货点扩大到九百多个，全市一千多家饭馆都增加了早点供应，品种由五十多种增加到一百多种，初步解决了吃早点排长队的问题。市场供应情况，由于加强了组织工作，紧张状况也有所缓和。这些成绩同过去天津市某些负责人任意草菅人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不揭开天津的阶级斗争盖子，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抓住这个纲，就会有大好形势，就会有真正的安定团结，天津已经如此。现在，天津市人民正满怀豪情地加速推进各项事业，决心把被捂盖子的人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沿着十一大路线的航道，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乘风破浪，开足马力，全速前进。天津的前途无限光明！


016) 北京在前进

本报记者(1978.11.09)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全市人民热切期望中召开了。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几百名领导干部聚集一堂，他们带来了首都广大人民对北京市前段工作提出的许多切中要害的批评，带来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改进工作的建议，反映了首都八百万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改变北京市面貌的愿望。会上，他们认真学习了华主席对北京工作的重要指示，表示一定要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把揭批查抓紧抓好

首都北京，这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经历了长期疾风暴雨的革命洗礼，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全国各族人民所瞩目的地方。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她同样受到严重的破坏，问题成堆。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来，北京市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市委领导没有抓紧抓好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同全国先进省市相比，有很大差距。总的说，北京是落后了。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情不舒畅，不满意，积极性受到了压抑。

要改变北京市的落后被动局面，当前的关键问题，就是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抓紧抓好，把同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查清，把他们制造的冤案、错案、假案统统昭雪平反，把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纠正过来，把被他们破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起来。实现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是，这个任务必须实现。这是一切工作的纲，只有抓住这个纲，北京才能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迎头赶上。这次会议要求从市委机关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地、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进行清查，彻底查清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并且抓住林彪、“四人帮”危害最大、流毒最广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进行批判。对已逮捕法办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等的罪行，“洪广思”写作班子的问题，第三次理论讨论会问题，“反右倾回潮”问题，一个小学生的日记问题，统统公诸于众，在全市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高潮。

通过揭批查，及时总结经验，做到有破有立，破中有立。同时，调整好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特别要选配好一、二把手。这是把北京市的工作搞上去的关键。还要认真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落实干部政策，必然联系到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市工作的评价问题。北京市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至今心有余悸，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市委如能抓住这个问题，拨乱反正，运动就会势如破竹，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市一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讲到这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到会同志十分激动。许多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联想到自己的遭遇，更是热泪盈眶。在讨论中，大家强烈要求对所有受迫害的干部、老工人、老模范、知识分子平反昭雪，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同志们还提出要对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林乎加同志在听取汇报时指出：“班子不整顿，政策不落实，阵线不清楚，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这正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连日来，会议大楼里，灯火通明，同志们开怀畅谈，热烈讨论，都兴奋地感到北京正开始起变化，北京大有希望。

解放思想大干快上

前些年，北京市各方面工作都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是百废待兴。要在短期内把北京的工作搞上去，让北京走在全国的前面，有没有可能？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回答是有可能！林乎加同志一再强调，抓纲治国形势大好，时不我待，党中央、华主席关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不允许我们工作拖拖拉拉，慢慢腾腾，贻误时机，否则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只要领导思想解放，雷厉风行，大胆实践，讲求实效，北京的各项工作就会迅速搞上去。首先，摆在北京人民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治安问题。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近年来北京的各种犯罪案件有所增加，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率较高，大家很有意见。面对这种状况，主管部门敢不敢管，能不能管好，这里就有思想解放不解放，胆子大不大的问题。比如，对那些杀人凶手，对那些成团结伙、作恶多端的流氓分子，过去打击不力。这次会上，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坚决表示，从现在起，一定要按法制办事。对揭露出来的违法犯罪的团团伙伙，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以教育为主的多种处理办法。在本月内迅速恢复多所工读学校，以教育挽救那些受林彪、“四人帮”毒害的青少年。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可是，前一阶段北京市科研领导机关思想不够解放，工作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害怕别人说这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例如，他们制定的科学发展规划纲要中，有些项目外国早已研制成功，自己还要从头研究。思想不解放，就很难迎头赶上。这次会议上，几位出国考察的市委领导同志，向会议作了传达动员，要求解放思想，迈开大步，努力使各项科研工作达到七十年代的先进水平。主管科学技术的领导干部在会上表示决心，一定狠抓七十年代最新科技成果的研究和应用，把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实行产品和技术换代，作为突出的任务来抓，切实抓出成效。

在会上，北京工交系统和农业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谈到解放思想是大干快上的关键。管理水平低，技术水平低是当前工业生产中的严重问题。工交战线目前正在大抓整顿企业，改组工业和引进国外新技术，搞好技术培训工作。当前北京引进和改造的重点是电子、冶金、石油化工、纺织、轻工、汽车、机械等工业部门。如首钢、北钢、特钢的技术改造，石化总厂的扩建，电子工业的技术改造等。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大力培训技术人才。今年第四季度要对所有工人进行一次技术考核，考核成绩作为明年考试评工定级的依据之一。

农业部门的领导干部谈到，北京郊区的农业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发展的速度慢，科学种田水平低。要加快速度，首先要解决领导的思想问题，破除小农经济思想，打掉用行政手段、“长官意志”指挥生产的坏作风，按经济规律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真正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还要用科学技术和现代化装备武装农业，实现大地园林化、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良种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和公社企业化。农村干部从上到下都必须学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学习现代农业管理经验，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才能取得领导农业现代化工作的资格。

教育问题是关系到北京市千家万户的大事。除了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外，还要办一批高等院校的分校，尽量使今年高考未被录取、但成绩还比较好的青年能够入学。

文化出版部门强调要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解放思想，繁荣创作的问题。市委领导特别谈到出版部门要解决中小学课本和练习本的问题。

要安排好群众生活

北京人民曾为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而狂欢，对重新建设新北京充满了殷切的期望。然而两年过去了，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如住房拥挤，交通秩序不好，环境卫生太差，商业、服务行业网点少，吃饭、买菜等等都要排队。全市按二百万职工计算，一人一天浪费半个小时，就是一百万个小时，相当于十多万个工作日，这是个很大的浪费，同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争时间、抢速度的要求很不适应。在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家反映了不少有关群众生活的情况、意见和要求。市委分别同有关部门认真进行了研究，决定凡是今天能够办到的，就不等到明天，立即着手解决新长征路上的生活问题。

首先是吃饭问题。会议要求主管部门到明年使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个明显的改善。北京市财贸部门决定，先在办好集体食堂上下功夫，以减轻饭馆的压力。要抓好早餐的供应，目前城区和近郊区的饮食店，已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个，排队现象已见缓和，但仍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现在除抓紧在年前建成一百个饭馆和一百个代营食堂以外，正突击建设二百个食品商亭，并计划明年再建二百个食品商亭和二百个代营食堂。目前北京正餐饭馆供应紧张，计划到明年再增建三百个饭馆。同时，在这些饭馆中增添份饭和快餐，并延长营业时间。还要多增加一些饮食流动服务汽车，既卖早点，也供应正餐。代营食堂要充分发挥作用，开展定饭、留饭、包饭、送饭的业务，就近解决群众吃饭的困难。还要扩大面包、切面、馒头等主食品和豆制品、熟肉制品等副食成品半成品的供应，减轻群众做饭的困难。蔬菜供应方面，逐步采取分装上市的办法，方便群众购买和减少群众加工的麻烦。同时，抓紧建设冷窖，储存蔬菜，以弥补缺菜时的急需，并和外省建立协作关系，弥补北京的供应不足。

全市服装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成服的花色单调，样式太少，型号不全，因而量体裁衣的人增多，造成零活加工时间太长，有的长达三个月之久。为了彻底改变目前的状况，服装部门决定，首先在改进成服上下功夫，到群众中调查研究，改进设计工作，使成服做到花色多，式样新，型号全，丰富多采。为了改变冬季穿衣要夏天做，夏天穿衣要冬天做的情况，北京服装部门正采取措施，缩短零活加工的交活时间，逐步做到缝一套单服不超过七天，棉服不超过十五天，皮毛便服不超过二十天。为了满足群众的爱好，开放服装式样，按群众的喜好安排生产和零活加工。

住房问题是当前北京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件大事。在这次会议上，市委要求建筑部门拿出干劲和措施，在明年大量建筑住宅，尽快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并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大力配合。

多年来，北京人口增多，车辆增多，全市机动车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三倍，自行车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两倍，而北京市道路的建设没有跟上，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不到一倍，城区增加更少。加上许多单位随便占用马路堆物堆料，更增加了交通秩序的混乱。市委决定，当前除了加快道路建设以外，还要加强交通管理。交通民警一定要尽职尽责，态度要好，管理要严，使首都的交通秩序迅速改善。

市容环境卫生直接反映我们首都的精神面貌，关系着人民的健康。目前，已经开始整顿马路仓库和堆物堆料，并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工矿企业限期治理。市经委、市建委等部门所属单位和企业，已发动群众，自觉地清理整顿存放在街巷中的物料，其中有不少是占用街巷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市政、建筑等部门也已组织人力清运大量垃圾渣土，房管部门正在整修粉刷全市公共厕所。北京市还要扩大清洁工人队伍，增加清洁车辆，建立和健全卫生管理的规章制度，把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下去，尽快改变首都的卫生面貌。

当我们写这篇通讯的时候，会议大楼里热气腾腾，充满蓬勃的革命气氛。一个大治北京的宏伟蓝图已经描绘出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已经开始行动。我们相信，人民的北京，一定会胜利地冲破重重难关，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本报记者


017) 北京市委部署加快步伐抓纲治市

市委指出，十七年全市工作同样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强调要区别不同情况分类指导运动，结合揭批查整顿好领导班子

周鸿书;邱永生(1978.11.09)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八日电本社记者周鸿书、邱永生报道：中共北京市委对下一阶段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作出新的部署，强调对于各单位不能强求一律，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抓紧进行，加快运动的步伐，为明年大干快上作好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最近，北京市委对两年来全市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作了研究分析，认为广大群众和干部态度是积极的，不少单位是搞得好的，全市运动是有成绩的。前一段，由于市委没有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因此，要改变北京市落后被动的局面，当前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认真抓好。

在运动的部署上，北京市委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是，按照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和“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精神，“揭、批、查”运动必须做到既要扎扎实实，搞深搞透，又要抓紧进行，不拖时间，争取在今年年底多数单位群众性的揭发、清查基本上告一段落。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反复指出，抓纲治国形势大好，时不我待。党中央、华主席关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不允许我们工作拖拖拉拉，慢慢腾腾。我们在党中央身边工作，各项工作必须做得更快更好，决不能贻误时机，否则，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要抓紧年前的两个月时间，把运动搞好，把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心协力，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

为了把运动搞得又好又快，北京市委对各级党委提出了几项要求：

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全市要开几次大规模的批判大会，联系北京市几个影响大的问题，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各系统、各单位也要联系自己的实际，作出具体安排，做到上下一齐批，肃清流毒和影响。批判搞得越深透，干部和群众越容易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心中的余悸就越少，思想就越解放，大干快上的积极性就越高。

要把清查工作抓紧、抓好、抓到底。凡是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彻底查清。未认真搞过清查的单位，要安排一定时间，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清查正在进行的单位，要抓紧调查核实，尽快查清。清查基本结束的单位，要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检查验收。同时，要结合清查工作和落实干部政策，开展“双打”斗争。市委强调，各条战线、各个单位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区、县、局以上领导机关对所属单位的运动，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对于那些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单位，可以转入经常性的批判，要不失时机地把广大干部、群众在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中激发起来的积极性引导到大干四个现代化方面来。对于一般的或比较差的单位，要摸清情况，抓住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发动群众，尽快把运动搞好。对于那些领导班子有严重问题，群众没有发动起来，阵线不清，运动、工作和生产上问题很多的“死角”，上级党委要采取有力措施，派工作组帮助，限期解决问题。

要认真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北京市的十七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制造了一系列冤案、错案、假案。给被迫害的干部、老工人、老模范、知识分子平反昭雪，就是用活生生的事实揭批林彪、“四人帮”。落实干部政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各区、县、局都要检查一下政策落实情况，那些单位需要补课，是不是有的单位把存在的冤案、错案、假案漏掉了。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要推倒。各级党委一定要把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抓紧抓细抓彻底。

要结合“揭、批、查”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这是能不能把北京市的工作搞上去的关键问题，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今年内，要争取把区、县、局以上的领导班子整顿好。对各级领导班子，要分别不同情况进行调整、充实和加强，特别要选配好一、二把手，逐步地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大搞四个现代化的、团结战斗的坚强核心。


018) 要大干快上，机关工作必须狠抓落实

黑龙江省委对省直机关和部分地、市、县落实党中央指示、省委决议情况进行检查，推动各级领导部门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本报讯(1978.11.12)

本报讯最近，中共黑龙江省委对省直十四个部、办、委、局和部分地、市、县贯彻落实党中央指示、省委决议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总结经验，揭露矛盾，推动各级领导部门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把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去年十二月七日，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对解决黑龙江的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和决定，全省揭批查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项工作蒸蒸日上。今年年初，省委作出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若干问题的决议》，要求“对一经定了的事情，落实得怎样，效果怎样，检查工作要跟上，要层层落实，环环扣紧，步步见效”。从这次检查情况来看，各单位对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和省委决定的事项是严肃的、认真的，抓得比较紧，落实得比较好。一些牵涉几个部门的工作，有关单位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一扫过去互相扯皮的现象，大大加快了工作的进度。

但是，在检查中也发现有些单位的领导作风不那么扎实，贯彻上级指示不那么认真、负责，工作不那么落实。例如，省委、省革委会多次指示省劳动局要妥善解决城镇待业人员的安置问题，曾提出在城镇组织劳动服务队，当时劳动局的负责同志表示同意。但是，过后既不认真研究和采取积极措施，又未请示报告，拖了一年多的时间，不去落实，直到今年七月省委领导同志又一次严肃批评后，才开始行动。

经过这次检查以后，省委首先召开了有省直各部、办、委、局负责人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把检查的情况和问题公布于众，总结经验，揭露矛盾，表扬先进，批评后进，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接着又召开了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由省委负责同志作了题为《大干快上，必须狠抓落实》的报告，肯定了省直单位认真贯彻党中央指示和省委决议取得的巨大成绩，指出有些单位在贯彻上级指示上还有不落实之处，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为什么有些单位对中央指示和省委决定贯彻落实得不好，甚至长期不落实呢？省直机关的广大干部根据省委的部署，对本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并开展了群众性的讨论。大家认为，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流毒没有肃清，机关作风革命化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有些同志，至今还心有余悸，遇到矛盾绕着走，遇到问题总是找“外因”，强调客观困难，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或者认为是“分外之事”，总是往外推，拖拖拉拉。也有一个贯彻落实中央指示和省委决议的态度问题。有些同志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较深，党的观念、组织观念淡薄了，对执行上级指示、决议不那么坚定，有的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符合我胃口的就办，不符合的就不办。有些工作不落实，还由于缺乏明确的责任制和工作检查制度，往往工作布置多，检查少，缺少必要的催办、检查、汇报制度等等。许多同志说，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搞得我们欲干不能，工作没干好，群众会原谅我们。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为全国人民制定了大政方针，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任务就是去落实，如果还是拖拖拉拉做不好工作，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群众不会再原谅了。通过讨论，大大激发了广大机关干部狠抓工作落实的决心和信心。

如何抓落实？黑龙江省委认为，首先要提高对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工作要大干实干，加快速度。再就是要强调建立健全机关工作责任制。省委、省革委会坚持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凡属重大问题，必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一经讨论决定的事，就要分工负责去落实，分工后不办的要追查责任，克服那种分工不负责，什么事情都推给集体，或找一、二把手的现象。从各个部门各级领导同志到每个机关工作人员，都有明确的责任制。经过这次工作检查，许多单位建立了工作检查制度，凡是省委交办事项，及时登记，认真研究，制定落实措施，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结果。由省委、省革委会办公厅分别负责催办和检查落实情况，并及时通报表扬或批评。省委要求各单位建立对干部的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凡是个人或机关单位，工作成绩显著的，都应当表扬或奖励；对工作不负责任、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损失的，要给予应得的处分。对那些革命意志衰退和实在不称职的干部，要作适当调整。

由于省委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省直各单位开始出现了大干快上，狠抓工作落实的新气象，工作效率有了提高。省委、省革委会两个机关党委，计划在今年年终要开展一次群众性的评奖活动，对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给予精神和物质的奖励。


019) 认真做好犯严重错误同志的思想转化工作

石油部在抓好揭批查斗争中，注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

高新庆(1978.11.18)

本报讯记者高新庆报道：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越深入，越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石油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在搞好揭批查、“三大讲”、路线对比、“双打”的基础上，从今年八月份起，又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大检查、大总结。运动深入中，石油部党组把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集中起来，召开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认真做好这些同志的思想转化工作，巩固和发展在党的十一大路线基础上的团结。

石油部是怎样做转化工作的呢？

（一）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要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参加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一般都抱着革命热情起来参加运动，后来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蒙蔽，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思想搞乱了，矛头搞错了，不少人跟着林彪、“四人帮”那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走，对抗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不同程度地跟着反过大庆红旗，搞过一些打砸抢，犯了严重错误。对这些同志，既要看到后来犯错误的一面，又要看到起先抱有革命热情的一面。林彪、“四人帮”大量反革命罪行的揭露，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全国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激发了他们改正错误的决心。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远景，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去年石油部广泛开展了“三大讲”和路线对比，使这些同志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觉悟，有了进步的要求。只要因势利导，善于工作，就有可能把他们转化过来。

（二）以党的方针政策作指导，从解除顾虑、放下包袱入手，开好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

这些同志集中以后，一怕隔离审查，回不了家；二怕挨批挨斗，下不了台；三怕再算老账，没完没了；四怕追究罪责，定成帮派；五怕重聚一起，又犯猎误。针对这些情况，座谈会一开始，就发出“安民告示”：召开座谈会，一不是批斗，二不是要人人做检讨，而是要自觉革命，总结教训，分清是非，提高觉悟。并且告诉他们，相互之间可以自由交换意见，了解情况。部和司局领导干部还去看望他们。座谈会的工作人员，也满腔热情地接待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这些同志开始打消疑虑。

开座谈会，谁来当召集人？摆了几个方案，最后选了原一号头头当召集人。这个决定引起了强烈反应。大家讲：“这不是对一个人的信任，而是对我们大家的信任”。许多同志鼓励原一号头头说：“你以前在错误路线下当了坏头头，这次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当个好头头”。原一号头头也深受鼓舞地说：“我这次一定要带个好头”。

石油部党组书记、部长宋振明同志还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大会上鼓励他们说：“相信你们是会热爱毛主席、热受周总理、热爱朱委员长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相信你们是会热爱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相信你们是会痛恨林彪、‘四人帮’的；相信你们是会紧跟华主席继续革命的。”许多同志说，我们犯了严重错误，长期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今天听了这“四个相信”，开始不敢相信是对我们讲的。部领导的话既是信任，也是鼓励。

（三）把阶级教育作为基础课，认真转变立场，转变思想感情。

这些同志犯的是政治立场错误。如果他们的立场、思想感情不转变，对林彪、“四人帮”就恨不起来，即使能恨起来，恨的也只是林彪、“四人帮”使他们个人犯了错误，而不是恨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这样，他们也就分不清路线是非。为了转变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石油部党组把阶级教育作为一项基础课，贯穿在整个座谈会的始终。

座谈会开始后，首先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生前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指示、决定，掌握思想武器。紧接着组织他们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周总理生平事迹和遗物展览。他们看了周总理为党和国家日夜操劳，为人民群众鞠躬尽瘁的感人事迹，更加认识总理的伟大。许多同志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周总理都给我们作了明确的指示。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毒害，我们对抗周总理指示，拒不执行周总理指示。现在每看到周总理的遗像就深感内疚。”

这些同志的主要错误之一是颠倒了敌我关系，而这个错误又集中反映在对待革命老干部的问题上。为了转变他们对革命老干部的态度，石油部组织他们学习、阅读有关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朱德、贺龙、陈毅、罗瑞卿等同志的材料。在念材料的时候，读的同志边读边哭，听的同志边听边流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历尽千辛万苦的英雄业绩，使他们深受感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和卑劣手段，使他们无比愤恨。许多同志还联系自己的实际说：“我们听信了林彪、‘四人帮’的鬼话，把矛头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场站错了，感情全变了，想起来多么可怕。”（⑴⑶）

为了进一步做好转化工作，又组织他们看话剧《丹心谱》，请《丹心谱》导演和主要演员同大家一起座谈。大家看剧时忘了自己是身在剧场，好象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一样。他们从老中医方凌轩身上，看到自己学习的榜样；从风派人物庄济生身上，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另外，还组织他们到大庆参观。大庆的同志热情地向他们讲大庆的光荣传统，讲大庆人同林彪、“四人帮”的英勇斗争，揭发林彪、“四人帮”砍大庆红旗，残酷迫害铁人王进喜和一大批革命干部、群众的罪行。

（四）在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联系实际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石油部组织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联系实际批石油部那个紧跟林彪、“四人帮”的代表人物。要求他们把自己摆进去，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路线觉悟。

这些同志认真回忆当时的情况，一件件地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摆石油部那个紧跟林彪、“四人帮”的代表人物的阴谋活动。

他们一边揭批林彪、“四人帮”，一边联系自己过去的错误。这样，每揭批一个问题，就分清了一个路线是非；每开一次批判会，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五）立足于“帮”，用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思想转化。

参加座谈会同志的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他们要立足于“帮”，把思想工作做深做细。参加座谈会的工作人员，注意平等待人，不要当板起面孔训人的“审判员”，而当耐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深入细致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员”。在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中间建立了党的小组，大力开展群众性的谈心活动，取得很好的效果。原来表现积极的更加积极了，原来悲观失望的振作了精神，原来表现较差甚至情绪对立的也有了转变，精神面貌越来越好。如原一号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石油部机关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审查以后，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臭名远扬，政治上完了，没前途了”，情绪一直很消沉。参加座谈会后，他有三件事没想到：一是叫他当召集人，他很惊讶、兴奋。二是让他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周总理生平事迹和遗物展览，他感动地说：“这是政治上的很大信任，很大荣誉”。三是部领导在他主持起草的揭批计划上作的批示中称他是同志，希望他立新功，他很受鼓舞。从此以后，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每次讨论，他带头谈思想，谈体会，谈教训。他自动和话剧《丹心谱》中的庄济生对比，说“庄济生从政治野心发展到出卖灵魂。我的私心也很重，造反做官，干的想的都是权。”在准备批判石油部那个代表人物时，他反问自己：干了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错事、坏事，并要求其他同志也这样做，在斗争中自觉革命。有的同志想把自己的问题讲得轻一些，他当场指出：不能回避错误事实，对抗过周总理、反对过大庆红旗的问题，要敢于承认。他的态度一明朗，大家顾虑也就少了。而他的转变，对其他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六）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带头做好转化工作。

石油部这次召开的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做法，都是石油部党组反复研究确定的。座谈会开始后，宋振明同志每天了解情况，解决出现的问题，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他还和部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同犯错误的同志促膝谈心，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

（七）要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紧跟华主席继续革命的觉悟。

经过前一段工作，犯严重错误的同志的立场、感情起了变化，思想认识有了提高，但要巩固这些成绩，还必须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具体问题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大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出四条共同性的经验教训：

第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力求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

大家说，过去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了林彪、“四人帮”“句句是真理”、“背警句”等谬论的毒。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全面地领会精神实质，而是抓住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不是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而是不问时间、地点、条件，生搬硬套，任意歪曲。如不分敌我，乱揪乱斗革命领导干部，说成“造反有理”；搞打、砸、抢，则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有甚者，把林彪、“四人帮”的谬论当成毛泽东思想。如不按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搞运动，反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打派仗，搞武斗，还美其名曰“文攻武卫”。总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以为“真理”在手，气壮如牛，结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第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家认为，背离了实事求是，不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然以“风”为标准。许多同志说，在石油部三结合问题上的思想反复，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初，周总理指示石油部搞三结合，这些同志也是坚决拥护的；后来林彪、“四人帮”反什么“二月逆流”，他们就跟着攻击这是“‘二月逆流’的产物”。

背离了实事求是，就会只看权势，不跟路线只跟人。那个时候，迷信林彪、“四人帮”的显赫地位，迷信“四人帮”等是领导运动的“权威”，把他们的黑话当作信条。林彪抛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散布“三个罢官”的谬论，他们就以此作为棍子，到处打击对抗林彪一伙的领导干部。林彪攻击“工交战线的问题不比教育战线少”，他们就以此为准则，“翻箱倒柜查材料，瞪大眼睛找问题”，全盘否定石油工业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

背离了实事求是，就会搞实用主义。要打倒一个老干部，先定为“黑干将”、“走资派”，然后再找符合这个调子的所谓“材料”，任意歪曲捏造。总之，背离了实事求是，也就是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必然走入歧途。

第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分清敌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那时最时髦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最“革命”的行动是打、砸、抢。完全忘掉了毛主席关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教导，完全混淆了“延安”和“西安”的界限。林彪、“四人帮”大肆宣扬文化大革命是“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谬论，他们就认为，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对准老干部、对准当权派没有错。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林彪、“四人帮”放个屁也是香的；他们对周总理传达的毛主席的声音，反认为给运动增加了阻力。这就一步一步地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不满周总理指示走上了对抗周总理指示的道路。

大家得出一条重要的结论：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不可能有高度的路线觉悟。不懂得谁是革命的动力，谁是革命的对象，不懂得真正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就不懂得继续革命。

第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斗争，刻苦改造世界观。

大家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生动地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乘革命洪流，驾个人小舟，结果迷了向，触了礁。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造反吃香”，“造反做官”。自以为一贯正确，掌权做官的责任历史地落到自己身上。那时听到王力讲“二十几岁也可当部长，有权多威风”等黑话，就感到特别舒服。

犯了错误以后，个人主义又表现为悲观失望。觉得今生今世被林彪、“四人帮”毁了，组织上不再信任，群众也不会谅解，前途渺茫。个人主义使人犯错误，个人主义又使人摆脱不了错误。不跳出个人主义圈子，不可能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志们普遍反映，这次座谈会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把自己从个人主义污泥里解放出来。

犯严重错误同志的转化，在整个石油部震动很大，带动了其他一些说过错话、办过错事同志的转化，收到转化一个带动一批的效果。随着第三战役的再深入，在党的十一大路线基础上的团结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发展了。一个安定团结、人心思治，大干快上的局面正在形成。目前，石油部党组正组织大家总结这一段运动的经验，要求继续努力把第三战役搞深搞好。要在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真正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整顿机关、整顿基层，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上，引导到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020) 揭批运动越深入，越要重视团结大多数

(1978.11.18)

石油部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狠抓了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认真做好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的思想转化工作，真正做到了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石油部这个经验，体现了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贯彻执行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在十一大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促进了安定团结局面的不断发展和巩固，为逐步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加快四个现代化步伐作准备。

为什么运动越深入，越要团结大多数，越要做好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的思想转化工作？

第三战役的重点是肃流毒，治“内伤”。论流毒，这些同志中的毒最深，论“内伤”，这些同志的“内伤”最重。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头面人物。他们的错误，在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中间，也是有代表性的。把他们争取过来，有利于孤立和打击一小撮真正的敌人，有利于进一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同时鸬阶桓觥⒔逃慌淖饔谩Ｑ细袂趾驼反砹嚼嗖?同性质的矛盾，认真做好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的思想转化工作，是当前抓纲治国大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夺取揭批运动全胜的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历来有个规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错误必须揭发批判，毫不留情面，为的是把这些同志从错误中挽救过来，吸取教训，振奋精神，重新革命。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为他治病，挽救他。

两年来，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不断深入，多数领导班子经过整顿，领导权逐步掌握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的手里，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进一步提高，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很多犯错误的同志，在群众的帮助下，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和交代，认识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林彪、“四人帮”大量反革命罪行的揭露，抓纲治国大好形势的发展，又使他们看到了犯错误的根子，认清了前途，有了改正错误的愿望，只要我们因势利导，就能够把他们转化过来。

石油部对犯错误同志做转化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首先，对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做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既要看到他们过去犯错误的一面，又要看到经过批评和斗争，现在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正在改正错误的一面；既要看到他们的消极因素，又要善于发现他们的积极因素，不断推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促使他们转化。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承认人犯错误是难免的，犯错误除主观原因外，还有客观原因和历史条件。我们要善于团结那些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跟着林彪、“四人帮”做过某些坏事的人，要把他们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挽救出来。对那些愿意改正和努力改正错误的同志，只要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在实践中又证明确是改正错误，就要象石油部那样，采取相信的态度。即相信他们是会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热爱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相信他们是会热爱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相信他们是会痛恨林彪、“四人帮”的；相信他们是会紧跟华主席继续革命的。这样，就可以鼓励犯错误的人，特别是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自觉改正错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其次，要明确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同志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有原则的。这就是说，我们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讲团结；是统一在十一大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否则，就是无原则的团结，就是假团结，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团结。对犯错误同志的方针，一曰批，二曰帮。对他们的错误，要坚持原则，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或斗争，决不姑息迁就。没有认真的批评或斗争就达不到真正的团结。如果不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不把林彪、“四人帮”搞乱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不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犯错误的同志还没有认识错误、检查错误，团结就不可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对错误不进行严肃认真的批判，挖思想根子，就不能使犯错误的同志对错误的严重性有足够的认识。石油部参加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的同志，对追随过林彪、“四人帮”，对抗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反对过大庆红旗，搞过打砸抢等等问题，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实事求是地摆出来。在联系实际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同时，把自己也摆进去，互相帮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犯错误的同志，在批评他们错误的同时，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促进他们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在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时，我们不能只当指责他们的“评论员”，而要当共同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战斗员”；不要当板起面孔训人的“审判员”，而要当热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耐心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员”。要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关怀，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把仇恨的目标对准林彪、“四人帮”。在路线斗争中犯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政治错误，对犯这些错误的同志做转化工作，要比转化一般后进人物困难得多。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要下苦功夫，要不怕反复。要给人家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做转化工作，阶级教育仍然是基础课。但要加进新的内容，就是要以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要把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抓纲治国带来的光明、幸福作对比，进行新的阶级教育，从根本上转变他们的立场和思想感情。在这个基础上，帮助他们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肃流毒，治“内伤”，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领导和群众对他们不要冷淡疏远，而要主动地接近他们，在生活上也要给予必要的关心和照顾。要同犯错误的同志一起分析犯错误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把教训作为紧跟华主席继续革命的动力。

这样耐心地做转化工作，我们相信，大多数犯错误的同志是能够转化过来的。对于那些一时转化不过来的人，我们还是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善于等待他们的觉悟，欢迎他们那怕是微小的进步。当然，会有少数犯错误的人，讳疾忌医，执迷不悟，坚持错误，同广大群众始终站在对立地位。我们要警告他们：顽固到底，是没有好下场的。

揭批查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单位，第三战役越深入，越要着眼绝大多数，依靠绝大多数，团结绝大多数，对犯错误的人要转化绝大多数。要在“帮”字上下功夫，要看一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发动起来没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觉悟提高了没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起来没有？一定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要不断扩大我们的队伍，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021) 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华主席重要指示

决心解放思想，跟上形势提高抓纲自觉性力争建设高速度

胡敏如(1978.11.19)

据新华社长沙十一月十八日电本社记者胡敏如报道：中共湖南省委最近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华主席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重要指示，联系湖南实际，研究如何加快湖南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以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和战斗姿态投入这场革命，是衡量我们继续革命觉悟高不高，无产阶级党性强不强的重要标志。粉碎“四人帮”以来，通过“一批双打三整顿”，大家都受到了教育，绝大多数同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干劲更大了。各级领导，首先是省委常委的思想，一定要跟上形势，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还有一些同志心有余悸，或者心有余毒，工作总怕犯错误。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也是深的，这就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有些同志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安于现状，满足于“成绩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快年年走”，认为现在的速度差不多了，看不到离党中央、华主席的要求，同先进省、市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思想障碍如果不解决，势必影响继续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和肩负的伟大任务，学习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解放思想，跟上形势，用学习和整风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认真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来一个思想大发动，在全省范围内，围绕着“要不要更快的速度，能不能更快的速度，如何实现更快的速度”开展大讨论，进一步动员全省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作出贡献。

会议指出，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只有深入揭批“四人帮”，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才有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领导要提高抓纲的自觉性，克服松劲自满情绪。要把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查清；对那些至今没有很好清查，是非不清，林彪、“四人帮”阴魂不散的单位，要派得力的工作组去搞好揭批查；要继续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把揭批“四人帮”同揭批林彪联系起来。要抓住危害最大、影响最广的问题，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思想体系，把革命大批判引向深入。

会议指出，揭批林彪、“四人帮”要与“双打”，落实党的政策，转变干部作风，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结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工矿企业整顿好。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农村经济政策、按劳分配政策等。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要按照有错必纠的方针，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予以平反昭雪。要坚决保障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尊重基本核算单位在生产、分配、交换等方面的自主权，保护社员的正当经济活动和正当经济利益。要坚决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定出具体措施，坚决执行。

会议提出，要按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修订规划和措施。过去湖南制定的十年规划，起点低、线条粗、措施不够有力。现在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按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把各级各单位的规划修订好。制定和修订规划，必须解放思想，以七十年代的水平为起点，树雄心立壮志，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同时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地方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基础。要实现农业增长和农业现代化，最根本的是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认真学习江苏的先进经验。要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走农业副业工业综合发展的道路，以建设“双纲”田、“吨粮田”为重点，广泛开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社、队工业，建立以支农工业为主体的地方工业系统，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公社工业化，高速度发展农业，加快社会主义工业省的建设步伐。

当前要抓紧搞好第四季度的工农业生产，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今年湖南工农业生产形势很好，但是各项工作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扎扎实实地把第四季度的工作抓好，一点也不能放松。

会议强调，为了适应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形势，要进一步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改进领导作风，加强领导。要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努力从实践中找出客观规律，把各项工作做好。各级领导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面工作。要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努力学政治、学业务、学科学技术、学管理，做到又红又专，使自己逐步成为内行；要十分珍惜和加强团结，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要通过学习和宣传教育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动员起来，上下一致，团结一心，为力争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努力奋斗。


022) 抓纲大治，内蒙古加速新长征步伐

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指出，十九年间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自治区占主导地位，强调要搞好揭批查，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加强民族团结

新华社(1978.11.26)

新华社呼和浩特十一月二十五日电最近，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第一书记周惠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生动活泼的常委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兴奋地说，这次常委扩大会议是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传统的良好开端，是大治内蒙古的可喜转机，内蒙古大有希望了！

会议在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内蒙古的“揭、批、查”、农牧业生产、城乡人民生活、干部学习和思想解放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了抓纲治内蒙古的具体措施，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大家认为，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先成立的民族自治区。从一九四七年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九年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自治区各项工作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普照内蒙古草原，蒙古、汉等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工业农业牧业和文教卫生事业等蓬勃发展。周总理曾经多次表扬过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赞扬“内蒙古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黑手插进内蒙古，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残酷迫害各族干部和群众，把一个好端端的内蒙古闹得乌烟瘴气。会议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按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认真搞好“揭、批、查”，实事求是地彻底解决问题，达到民族大团结。林彪、“四人帮”是搞民族分裂的，我们是搞民族团结的。内蒙古地处反修前线，要通过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军政团结和军民团结。

与会同志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围绕内蒙古这些年来的一些大事，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并讨论了周惠同志提出的关于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措施，即：初步调整、充实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党委重要部门的工作班子经过全面调查分析后，也酌情作适当调整；在深入进行“揭、批、查”的斗争中，要处处考虑大局，照顾大局；问题一定要解决，团结一定要达到，夺取这场斗争的全胜；强调这场斗争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秩序地、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斗争目标要集中，不得分散；坚决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各族同志结合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怎样抓纲治内蒙古、加速新长征步伐的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特鹗且?些蒙古族老干部，过去受打击，受迫害，有冤无处申，有话不能讲。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流着热泪，怒斥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赞颂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说出了多年憋在心里的话。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要响应华主席“团结、团结、再团结”的号召，恢复和发扬内蒙古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发动群众彻底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政策、分裂民族团结的罪行，拨乱反正，把他们颠倒了的大是大非统统纠正过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使内蒙古自治区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23) 绝不让揭批查的“死角”滑过去

长江航运管理局党委透过沙市港的装卸质量问题，寻根究底，抓紧清查和“双打”，解决了这个港原党委主要负责人长期捂盖子的问题

本报讯(1978.12.08)

本报讯长江航运管理局党委透过沙市港的装卸质量问题，寻根究底，抓紧清查，解决了这个港原党委主要负责人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长期捂盖子的问题，扫除了一个几乎在揭批查和“双打”斗争中滑过去的“死角”。

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沙市港无政府主义泛滥，企业管理混乱，整个港口生产指挥无人管，装卸操作无规程，库场管理无制度。“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这种情况依然如故，甚至有增无减。在今年九月“质量月”活动中，这个港竟接连发生了四起质量事故。长航党委根据群众和驻港工作组的反映，经过调查，发现这个港存在严重问题。一是揭批“四人帮”走过场。在“四害”横行时，沙市港是左右沙市“形势”的三个单位之一。这个港的一些“角刺”人物和“闹而优则仕”的家伙，内外勾结，结成了一股帮派势力，干了大量坏事，把个好端端的沙市港搅得一团糟。对这些人的问题，理所当然地要搞清楚，但在揭批查中，有的是触而未动，有的则根本没有触动。这个港有三个帮派头面人物，其中两个是在市里挂了号的。但对这三个人的审查也是不了了之。有的中层干部，既有经济问题，又有需要清查的问题。去年，沙市市委和长航武汉分局党委曾决定让这个港的原党委副书记停职检查，但原党委并没有发动群众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特别是原党委主要负责人，从批林批孔以来，就一直投靠帮派势力，大搞“冲突”，把帮派人物拉入党内并委以重任。在他的支持下，沙市港帮派势力十分猖獗。粉碎“四人帮”以后，群众积极起来揭批“四人帮”，强烈要求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但是，他一方面捂盖子、压群众；另一方面则为帮派势力撑腰打气，竭力包庇。

二是“双打”也走过场。沙市港是沙市和荆州地区交通运输的枢纽。由于沙市和荆州地区不通铁路，公路运量又小，沙市港就成为荆沙地区独此一家的重要港口。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少数人掌握着货运大权，对货主敲榨勒索，要挟刁难。去年，长航党委根据全国铁路治安会议精神，在全航线部署了“双打”，但这个港并没有认真搞。今年年初，中共沙市市委部署“双打”，这个港只是抓了几条浮在水面上的“游鱼”，就草草结束了，真正的“老虎”不仅没有被揭露，有的还继续为非作歹。在中层干部中，甚至在局的领导干部中，有的人本身就不干净。原党委主要负责人利用职权，擅自决定处理和私分“无主货”，用国家统配物资拉关系、走后门，并以优质低价、少买多拿的手法购买木材。

鉴于沙市港问题的严重性，长航党委立即派出检查团到港解决问题，交通部一位副部长亲自到港做发动群众工作。在沙市市委的支持下，长航党委检查团调整和加强了沙市港党委，把原党委主要负责人的问题揭开了。同时，对清查和“双打”进行补课，把“老虎”、“双料货”一个个地挖了出来，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024) 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五条标准

新华社(1978.12.13)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二日电据《解放军报》报道：人民解放军全军范围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除少数单位外，今年年底可以基本结束。为了结束好运动，并继续努力解决好遗留的问题，做到善始善终，总政治部提出了关于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意见，已经中央军委批准，下发各部队贯彻执行。

总政治部提出了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五条标准，这就是：

（一）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查清了。从政治上、思想上澄清了林彪、“四人帮”在重大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分清了路线是非。批臭了资产阶级派性，增强了团结，保持了军队的集中统一。开始恢复毛主席为我党我军树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二）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特别是重要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按照军委会议关于配备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的规定，对班子进行了调整，并从思想上、作风上进行了初步整顿，基本上改变了软懒散的状况。

（三）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传统作风初步恢复了。领导干部做工作，办事情，能够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结合本单位的实际，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正之风受到了批判和抵制。林彪、“四人帮”迫害干部和群众所造成的冤案、错案大部分得到了平反昭雪。

（四）军队和地方、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干部、战士能够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对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造成的军队和地方、军队和人民群众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人民群众又逐渐把军队看成和当年的老八路、老红军一样了。

（五）部队纪律严格了。干部、战士能够自觉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令行禁止，上下一致。严格遵守、坚决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军队的条令、条例、各种规章制度，做到了赏罚严明。加强了管理教育，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各种重大事故。

全军揭批“四人帮”斗争，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深入的揭批查运动，基本上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了“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干部队伍进行了初步整顿；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正在逐步澄清；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错案正在进行平反昭雪；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扬；战备、教育训练等各项工作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局面；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加强了，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除了少数问题比较多，运动开展较晚以及个别运动搞得不好的单位，需要加强领导，切实抓紧把运动搞好以外，大多数单位可以结束运动，转移工作重点。

总政治部要求全军团以上单位都要根据上述五条标准，对照检查本单位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基本上做到了五条就可以结束运动。重点是前两条，其余三条某些方面做得不够的，可以在经常工作中结合整顿，继续解决。运动中一些遗留的问题，列为党委、政治机关经常工作，分出一部分精力，组织力量，认真加以解决。

总政治部指出，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结束，决不意味着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肃清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仍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025) 临洮县委对犯错误干部一看二帮

邓全施(1978.12.23)

临洮县委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主要抓了三件事：抓住林彪、“四人帮”在临洮影响最深的问题进行揭批，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对犯错误的干部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做好受迫害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大局，向前看，把千仇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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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洮县是林彪、“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严重破坏的重灾区。今年八月，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带领省委工作组，帮助临洮县委揭开盖子后，揭批“四人帮”斗争迅猛发展。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临洮县委在揭批查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冤屈的近六千名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大得人心，大快人心。在此同时，临洮县委及时了解到，一大批犯了错误的基层干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情绪。有的过去捆绑打骂群众，积怨甚多，等着挨整；有的认为运动一来总要整掉一批干部，当基层干部反正没有好下场，想撂挑子不干了。很显然，能不能把这一大批犯了错误的基层干部教育过来，团结起来，这是关系到揭批“四人帮”斗争能不能健康发展，全县四十万人民的积极性能否调动起来大治快上的大问题。

要正确地对待犯错误的基层干部，首先要正确认识他们。临洮县委对这批干部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看到他们当中除极个别坏人外，绝大多数是犯错误的好人。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被林彪、“四人帮”那套假左真右的谬论所迷惑，跟着做了错事的。再一种是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虽然有过疑问，有些不同看法，但迫于形势，违心地做了错事的。还有一种人则是私心杂念作怪，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跟着干了错事，甚至做了坏事的。总的说来，他们是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执行者，又是受害者。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帮助这批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觉悟，回到党的十一大路线上来。

临洮县委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抓住林彪、“四人帮”路线在临洮流毒最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八个问题，组织全县人民揭批，从路线上分清是非。例如，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及其一伙，打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幌子，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大刮颠倒敌我的所谓“红色台风”，在全县揪斗干部和群众数千人。现在，通过认真复查，发现绝大多数是搞错了的。城关公社瑞新大队，文化大革命中揪斗了六十六人，除了十六个四类分子外（其中有的也是不该批斗的），其余的五十人中，搞错了的有四十九人。这样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犯错误的基层干部，深受教育。他们说：有些挂着“书记”、“主任”招牌的人，过去口口声声喊“人民专政”、“群众专政”，却原来是专人民的政，专群众的政，把好人整得家破人亡。我们过去跟着错误路线跑，确实是办了错事，伤害了阶级弟兄，现在再不能顾个人面子，有怨气了。一定要好好检查错误，取得群众谅解。有的干部虽然调动了工作，仍主动回到原单位向群众检讨错误，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第二，对犯错误的干部坚持严肃批评，“一看二帮”。临洮县委认为，不惩前就不能毖后，不治病就无法救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流毒所及，不少基层干部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谁提批评意见就打击谁。现在，要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就必须让群众充分揭露他们的错误，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姑息迁就，遮遮掩掩，只会包脓养疮，害了干部。上梁公社是前县委副书记（临洮县的一个坏头目）捧起来的所谓先进典型。实际上，原公社党委推行“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用专政办法办农业”的反动主张很卖力，从公社书记到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违法乱纪很严重，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盛行，农民怨声载道。临洮县委在贯彻中央文件时，抓住这个典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原公社党委的问题，对干部违法乱纪等错误一件一件揭发出来，并把这个公社的问题通报全县。由于充分发扬了民主，矛盾揭露得彻底，干部受到的教育比较深刻。犯错误的干部大都做了比较好的检查。

临洮县委在帮助犯错误的基层干部认识错误的过程中，严禁林彪、“四人帮”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他们明确规定四条：一不搞打骂逼供，二不搞人身攻击，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四不牵连家属。县委在最近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让犯有错误的基层干部进行“三大讲”，一人讲，大家评，诚诚恳恳地开展批评帮助，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个别基层干部，按其错误性质和造成的严重后果，本应负一定的刑事责任，但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态度老实，彻底承认了错误，改正错误有决心，有行动，群众谅解，县委就明确宣布，对这样的同志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做好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大局，向前看，把千仇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热忱欢迎犯错误的干部认识和改正错误。临洮县委认真为受害者平反，还组织慰问团逐家登门慰问，妥善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同时，耐心地对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做思想工作，教育他们不记前仇，不计较个人恩怨，要看到基层干部犯错误主要是执行的问题，罪恶的根子是林彪、“四人帮”。只要这些干部承认并改正错误，就要欢迎他们，团结他们。事实证明，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在县委三次召开的平反大会上，受过迫害的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发言，都满腔热情鼓励犯错误的干部放下包袱，共同揭批林彪、“四人帮”。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临洮县委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正确地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执行党的政策，使一大批犯错误的基层干部较快地说清了问题，认识了错误。现在，这个县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出现了不少新气象。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自觉地向干部、群众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群众也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有一百零九名犯有错误的公社、大队干部，主动向群众检讨错误，有的人一再登门认错，直到对方满意为止。原来要撂挑子的人，现在表示决心，不但要继续干，而且要干好。广大干部、群众认为，现在心齐了，气顺了，在两三年内把临洮农业搞上去是完全有可能的。

本报记者邓全施


026) 揭批查运动要善始善终

(1979.01.05)

三中全会决定，结束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为了保证这个转变顺利实现，我们一定要把揭批查的群众运动结束好，做到善始善终。

在我国八亿人口中开展的揭批林彪、“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吸取了历次政治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展迅猛而又健康，进行得很有秩序，很稳妥，很成功。这场斗争，历时两年多，经历了三大战役，揭发、批判、清查结合进行，每个战役各有重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多数地区和单位做到了以下六条：第一、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了“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第二、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从根本上分清了路线是非；第三、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清除了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有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加强，同时帮助那些在反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中犯过政治错误的干部，使他们认识并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第四、由于林彪、“四人帮”迫害造成的大批冤案、错案、假案，已经和正在积极地进行平反、纠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五、遭到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和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第六、实现了安定团结，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这样，我们就从根本上扭转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局面，扫清了阻挡我们前进的最大障碍，为新长征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单位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了。但是，也还有不少遗留下来亟需解决的问题，例如清查工作的收尾，犯错误的人的结案，冤、错案件的平反，以及某些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落实，等等，都还需要我们花力量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尽管揭批查不是中心工作，不是第一位的工作了，但是仍然应当把它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继续抓好。至于那些落后的地方和单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应该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摆在第一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地方和单位的运动开展比较晚、比较慢，甚至刚刚揭开盖子。还有的是运动走了过场，做成了夹生饭。在那里，林彪、“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还没有查清，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路线、政策方面的是非还没有分清，领导班子还没有整顿好，相当多的冤案、错案、假案还没有得到平反和纠正，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还受到压抑，心情很不舒畅。这些问题不解决，把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就不具备条件。你要草率收兵，仓促转移，群众也是不答应的。在这些地方和单位，还是要把主要力量用在揭批查方面，加强领导，切实抓紧。否则，留下“震源”，后患无穷。当然，这段时间不能拖得过长，拖长了不利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这些落后的地方和单位，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改变面貌，解决问题，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当地的领导同志要认真地想一想，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都在新长征路上迅跑了，你们那里还能够继续松松垮垮、拖拖沓沓吗？难道不应当急起直追，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跟上全党全国人民前进的步伐吗？这些地方和单位的上级党委，应该采取坚决措施，切实督促检查，帮助他们把这场必不可少的政治仗打好，决不能放任自流，不了了之。

清查工作没有搞彻底的，一定要搞彻底。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讲清楚的一定要讲清楚，没有查清楚的一定要查清楚。有些地方，象《于无声处》中的何是非、唐有才式的人物还没有清查出来，还混在我们的领导班子里，那是不行的。当然，所谓讲清楚，查清楚，并不要求所有的细微末节都搞得那么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只要把主要问题的基本事实和主要情节讲出来了，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态度如实地说清楚了，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认识，愿意改正，就可以了。有些事是“四人帮”当道时由他们假借名义，由上面统一布置做的，不少同志执行了，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同志，这类事情就不要再去追查了。

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定案的事实必须准确无误，经过反复调查，反复核实。结论必须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要允许犯错误的人申辩，并且严肃认真地对待他们的申诉意见，不要轻易给人戴帽子、开除、法办。对于极少数违反“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参与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首要分子，以及其他严重违法乱纪的分子，一定要彻底揭发批判，以至给以党纪国法的制裁。对于大多数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执行错误路线和上级的错误指示，而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主要是加强思想教育，启发他们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们努力做好工作。要特别注意保护那些基本上对党忠诚，有能力，有干劲，有成绩，但又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对这些同志，既要作适当处理，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取得群众的谅解，又要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在工作中继续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总之，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看待每个犯错误的同志，坚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共同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发工作，贡献力量。

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要继续抓紧。这项任务的工作量还很大。即使是运动进展得比较快的单位，也不是都已搞完了。为了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地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加快这项工作的进度。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一些领导同志的功过是非，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样子。各级党组织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采取有力措施，抓紧落实党的政策。这些案子拖的时间够长了，现在，是非界限很清楚，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再也不应当拖泥带水、犹豫不决。对于应该平反纠正的案件，如果以种种借口不予平反、纠正，或者故意刁难、硬留尾巴，使得受迫害的人仍然受害，这是继续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

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的批判，更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大规模的揭批查的群众运动，作为一个阶段是结束了；少数运动落后的地方和单位，也用不了很长时间就可以结束。但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并不会因为运动的结束而自然消失。它仍然存在于不少人的头脑中，阻碍他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问题。为什么一些同志思想僵化，胆小怕事，连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不敢坚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还没有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还戴着他们的精神枷锁。这些禁区不冲破，这些枷锁不砸碎，我们就难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从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仍然是我们思想建设的的重要内容。今后的批判，要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紧密联系人们在新长征中的思想实际。批判要讲究实效，真正帮助人们从思想上分清是非，不要大轰大嗡，追求形式。

一项工作在结尾的时候，往往容易松劲。揭批查的群众运动，也要坚决防止这种现象。这个运动开头是好的，中间也很好，现在的问题是要把结尾工作做好，真正做到善始善终，使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成为我们党历史上分清是非、教育干部、团结同志、争取胜利的新的典范，保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新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027) 在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揭批查斗争取得重大进展

开始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目前正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迅速把工作着重点转上四化轨道。广大干部群众说：我们有信心把河南工作搞上去

石德连;翟启运(1979.01.10)

“河南正在变化，河南大有希望。”这是河南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反映。

河南省地处中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林彪、“四人帮”同我们争夺的重点省之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搏斗，终于彻底揭露了河南那几个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人物，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中州大地的党政军民取得了胜利，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他们正在抓紧揭批查斗争，做到既加快速度，又搞深搞透，既解决问题，又稳定大局，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把工作的着重点迅速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扫除了前进的障碍

河南那几个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人物，真是“风、捂、溜、震”兼备。在“四害”横行时期，他们看风使舵，紧跟林彪、“四人帮”；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违背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当群众起来，冲破一个个障碍时，他们舍车马保将帅，趁机溜掉；当揭批查斗争刚刚走上轨道，取得一定进展时，他们又背后“一刀”，散布什么“扩大化”了，干扰揭批斗争，致使河南百孔千疮的落后局面，迟迟得不到改变，广大干部和群众怨声载道。

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十分关心河南，及时作了解决河南问题的重要指示，并派段君毅、刘杰同志加强河南省委领导。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扫，广大干部和群众扬眉吐气，心情舒畅，积极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以及河南省那几个主要人物，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那几个主要人物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九七六年三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期间，江青向他们在河南的那几个主要人物进行了“路线交底”。三月二十七日，那几个主要人物借汇报河南工作之机，面对面地恶毒攻击邓副主席。此后，王洪文主动登门看望，谈了几个小时，并在一起喝酒、吃饭。王洪文撑腰打气地说：“中央（“四人帮”）支持你是没有问题的。”天安门事件以后，江青说：“他不比别人矮半截，腰杆要硬。”张春桥则说：“我们特意给他一把尚方宝剑，非杀一批不行。”在“四人帮”的指使下，那几个主要人物把郑州、洛阳、开封等地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进行了残酷镇压。

河南那几个主要人物玩弄种种卑劣手段，分裂干部、群众队伍，煽动武斗，大乱中原。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他们利用一篇假报道中提到河南一个群众组织，就造谣说：“中央表态了”，压制另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八月十一日，江青在北京一个座谈会上说：“我想了很久的一个问题，恰巧河南提出了‘文攻武守’这个口号，我改了一个字，叫‘文攻武卫’。”河南那几个主要人物立即在全省大肆煽动：“文攻武卫”。并提出：“枪换肩，由右肩换到左肩，要把枪发给‘造反派’。”由于他们煽动“文攻武卫”、“发枪”，使武斗步步升级。

那几个主要人物，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制造了大量冤案、假案、错案，把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打成“三反分子”、“黑帮”、“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一九六八年，他们发动了反所谓“三右一风”的运动，给大批干部戴上“右倾翻案”等帽子，进行残酷斗争；一九七三年，大搞所谓“刹妖风”运动，打击迫害抵制“四人帮”的干部和群众；一九七四年，制造了所谓“黑茶馆”、“黑酒馆”、“黑茶摊”等冤案，批斗了大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又给不少人罗织了“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文化革命的反对派”等罪名。不久，“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等窜到河南，捏造了一个全国闻名的“马振抚事件”。那几个主要人物，心领神会，紧步后尘，在全省教育战线蓄意制造了一百多起这样的“事件”，打击了大批坚持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教师和干部，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他们这样一批又一批地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竟欺上瞒下地说：“河南带出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干部。”大量事实证明，那完全是捞取政治资本的谎言。据省有关部门统计，省委常委十四人，被打倒的有十一人；正副厅、局级干部二百八十一人，被打倒的二百四十六人；十所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院长，全部被打倒；一百一十八个县、市的正副书记，在报刊上被点名批判的就有一百七十八人。

如今，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彻底揭开了河南省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剥去了那几个主要人物一贯正确的画皮，一些被“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思想、理论是非，开始得到澄清；冤案、假案、错案开始平反昭雪；罪恶昭著的坏人，不查办不足以平民愤的开始惩办。人们高兴地说：河南有希望了。

干部问题开始得到解决

河南是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省份，斗争几经反复，牵涉到的人多，不少干部犯了错误。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是河南省能否实现安定团结，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关键问题之一。

中共河南省委全面地分析了犯错误干部的历史状况，坚信绝大多数干部的本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系河南实际，批判那几个主要人物的斗争中，注意区分两种人的情况，划清两种是非界限：一种是违反毛主席教导的“三要三不要”的三项基本原则，参与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以及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一种是跟着那几个主要人物犯了错误的人。前一种人很少，问题主要在自己；后一种人较多，责任主要在那几个主要人物。在这两种人当中，每个人的错误大小、情节轻重、态度好坏又各不相同，也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广大干部对那几个主要人物搞的那一套是有抵制的，有斗争的。跟着犯了错误的同志，大多是执行问题，要坚持毛主席一贯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加强思想教育。既帮助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改正，取得群众谅解，又要鼓励他们继续大胆工作，不挫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省委还明确提出，在揭批查斗争中，不要层层揪“代理人”，主要目的是分清路线是非，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于粉碎“四人帮”以来停职、免职的干部，应在原单位向群众讲清楚自己的问题。问题基本讲清楚了，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就要及时解脱，分配适当的工作。

这些做法深受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从中感到党的温暖，看到了出路，增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和信心。一些受迫害的同志表示：过去造成冤案、假案、错案的根子在林彪、“四人帮”，责任在我省那几个主要人物。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向前看，顾大局，搞团结，珍惜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

领导班子整顿不好，深入开展揭批查斗争，落实党的政策，大干快上等工作都搞不好。现在，省委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同时，正抓紧时间，分期分批地尽快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注意配备好一、二、三把手。他们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考查、识别和选拔干部，把那些经过三大革命运动锻炼，在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对政治上表现好，有能力，有贡献的知识分子，要大胆提拔。“软、散、懒”的班子要进行整顿。还在领导岗位上的“角刺”人物，要坚决拿下来，那里来回到那里去。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不适宜在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干部，或挂职下放，或免除职务，先让他们到基层去锻炼，过两三年后根据本人表现和新的情况作最后处理。

为重点转移创造条件

加强团结，在河南有特殊的意义，也是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一个重要前提。河南省广大军民，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划线站队”论，控诉那几个主要人物破坏人民团结、军政团结、军民团结的反革命罪行，砸开了长期压在人们身上的沉重枷锁。大家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河南一直占主导地位，河南省委和各级党组织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河南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那几个主要人物把一部分群众说成是“革命”的，另一部分群众说成是“保守”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现在，所谓“老保”和“老造”、“站对队”和“站错队”的隔阂正在消除，团结战斗的新气象正在出现。

团结就是力量。河南广大干部群众充满信心地说，河南扫队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有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指引，有六千万勤劳勇敢的人民，有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丰富的资源和一定的物质基础，我们有责任，有能力，有信心把河南工作搞上去。

为了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创造有利条件，省委对农业、工业等各条战线的工作做了部署。他们认为，全省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尽快改变河南粮食生产不稳定的局面是有可能的。现在，以抗旱保麦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在全省广泛开展起来。各行各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农业，为夺取今年大丰收，特别是小麦丰收努力战斗。

一些揭批查斗争基本完成的工矿企业，已经把主要精力倾注在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制订了赶超先进的规划，生产水平有了新的突破。

省委还研究了解决群众生活方面的问题。对社队的分配、一九七五年遭受水灾地区的灾民住房问题等，都作了具体安排。关于城市吃水、住宅问题和服务工作等，提出了有效的措施，力争早日免除职工的后顾之忧。

为重点转移创造条件，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已经成为河南人民的强烈愿望。他们决心认真学习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做好各方面工作，把河南的事情办好，迅速赶上全国前进的步伐。

本报记者　石德连　翟启运


028) 找出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善始善终结束运动，鞍钢做好揭批查收尾工作

继续加强组织领导；实事求是地搞好清查对象的定案材料；集中力量抓紧搞好后进单位的运动；抓紧进行揭批查运动的全面复查工作

新华社(1979.01.20)

新华社沈阳一月十九日电鞍钢党委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做好揭批查运动的收尾工作，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鞍钢的揭批查运动进展比较快，去年十一月，鞍钢党委便宣布运动基本结束。同时，党委考虑到鞍钢是受“四人帮”破坏的“重灾户”，运动收尾阶段的工作量较大，必须注意防止草率收场，免使结尾工作做得很粗糙。为此，鞍钢党委最近专门召开了各单位党委书记和运动办公室负责人会议，认真分析情况，找出薄弱环节，切实做好收尾工作。他们决定从四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继续加强组织领导。各厂矿单位必须有一名党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亲自抓运动收尾工作，有关的办事机构不撤销，使运动做到善始善终。

二、实事求是地搞好清查对象的定案材料。目前，鞍钢后有清查对象所犯错误的事实都已查清，基本上具备了定案的条件。但是，有的单位在定案中出现了偏高偏严的倾向。鞍钢党委经过研究认为，出现这种倾向主要是由于一部分领导班子成员心有余悸，担心定案偏宽会犯右倾错误。另外，有的受“四人帮”迫害的人出于义愤，要求对犯错误的人从严处理。为了及时纠正这些倾向，鞍钢从公司到厂矿层层举办领导和骨干学习班，召开群众座谈会，深入进行党的政策教育，要求分们实事求是地搞好清查对象的定案处理。在正式定案时，所有定案材料都要和清查对象本人见面，征求他们的意见，务必使材料准确、可靠，为进行最后的组织处理打好基础。

三、集中力量抓紧搞好后进单位的运动。最近，鞍钢党委在对后进单位认真摸底排队后，专门抽调了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三个工作队进到物资部、计量厂和汽车公司，协助这几个单位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力争在春节前改变后进面貌。

四、抓紧进行揭批查运动的全面复查工作。今年一开始，鞍钢公司便抽调八百多人，组成十六个检查团，按照鞍钢党委制定的三十条具体验收标准，逐个单位地进行复查验收。凡是发现有清查工作做得不深不细的单位，都要求他们查漏补缺，保证运动不走过场，不留尾巴。


029) 汪锋同志谈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新疆的关键是把农牧业迅速搞上去

新华社(1979.01.23)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一月二十二日电　如何结合新疆实际情况，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新华社记者最近就这个问题访问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他对记者作了如下谈话：

在我们新疆，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把揭批查运动抓紧搞好，做到善始善终。新疆的揭批查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搞得是好的。但是，由于运动开展较晚，“双打”斗争才开始不久，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对于罪行严重、有民愤的打砸抢首恶分子一定要狠狠打击，一切冤案、错案、假案一定要彻底平反、纠正，县以上领导班子一定要整顿好。对少数问题严重、阻力很大的单位，一定要下大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揭开盖子，改变落后面貌。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损失。最近，自治区党委召开了原兵团三级干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胆拨乱反正，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分清了路线是非，查清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全兵团性的重大事件，搞清并平反、纠正了师以上重大的冤案、假案、错案，查清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师以上主要负责人的问题，使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我们新疆，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关键是要把农牧业迅速搞上去。目前，我们新疆农村牧区生产力水平很低，农牧民生活还存在一些困难。我们正在着手采取一些切实可行、能很快见效的措施，尽可能向农牧民少要一点，多给一点，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缓过气来，有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以利于更好地调动积极性。这是当前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三中全会精神，我们已调低了粮食征购指标，对超额完成征购任务的社队，其超购部分，从现在起就实行加价。我们打算今后逐步做到主要依靠国营农牧场和生产基地提供商品粮和商品畜。其余社队，特别是穷社穷队，逐步做到不征不购。我们已明确通知取消对集市贸易的各种限制，生产队和农牧民在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可以在集市上出售粮油肉等农副产品。要把我们新疆的农牧业迅速搞上去，沿用过去小生产的那一套办法是不行的，必须严格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农牧业。要建立合理的农牧业经济区划，建设好农牧业生产基地。大力扶植和办好国营农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搞好农工联合企业试点。有计划、有重点、分期分批地支援人民公社实现农业机械化。在最近几年内，集中力量，建成国外引进的现代化大化肥厂，完成乌鲁木齐钢铁厂的扩建工程，加强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还要大力扶植发展社队工业。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农民富了就是资本主义”的谬论，千方百计让农民富起来，让公社富起来，让国营农牧场富起来。

我们新疆是个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没有民族团结，没有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就不能完成。当前，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是好的，全疆局势是稳定的。我们要继续做好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我们已经做出决定，在牧区，凡是错划的牧主、富牧都坚决纠正过来，对他们因之受到的经济上的损失，由国家拿钱作适当的退赔。对过去定为牧主、富牧的，鉴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也要摘掉帽子，给他们公民权。农村类似的问题也准备解决。要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关心他们的生活。在处理民族关系时要着重防止和克服大汉族主义。

“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现在苏修支持越南霸权主义者大举侵略柬埔寨，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我们在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虎狼在前，要加强战备，警惕霸权主义者对我们的骚扰和颠覆破坏活动，随时准备歼灭一切入侵之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030) 克服松劲情绪，做好揭批查扫尾工作

浙江省委对全省善始善终地搞好揭批查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新华社(1979.01.23)

据新华社杭州一月二十二日电　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同志最近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宣布：现在浙江全省揭批查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各级党组织都应该及时地、果断地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对揭批查运动中遗留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组织一定的力量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在工作重点转移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做到善始善终。

浙江省委分析了全省揭批查运动的形势，认为全省已经具备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的条件。为了保证转变的胜利实现，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克服松劲情绪，抓紧处理揭批查运动的遗留问题，认真做好扫尾工作。省委对全省善始善终地搞好揭批查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首先，继续抓紧做好清查工作的定性定案工作。各地核实材料、定性定案的任务还很重，特别是如何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一定要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进行细致的工作。定性定案要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这次运动重点打击的对象是极少数民愤很大、作恶多端、参与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首要分子，打砸抢骨干分子，民愤很大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异己分子。对这些坏人，一定要彻底揭发、批判，按照罪行的轻重和悔改态度，给以党纪国法制裁，但一定要打得准。对帮派骨干的划分，要区分两种人的情况，划清两种是非界限：一种是违反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参与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以及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一种是主要领导人在路线上发生偏差、错误，跟着犯了错误的人。前一种人很少，问题主要在自己；后一种人较多，责任主要在领导。对于后一种人，一定要与帮派骨干分子区别开来。过去排的帮派骨干中如果有属于后一种情况的人，应该坚决划出来，区别对待。

对于犯政治错误，包括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同志，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对于说错话、做错事的同志，要及时予以解脱。特别要注意保护那些基本上对党忠诚，有能力、有干劲、有成绩，但又犯有某些错误，甚至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既要帮助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取得群众谅解，又要鼓励他们继续大胆地工作，不要挫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在定性定案中，组织处理要十分慎重。对前一段已处理的案件，要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发现材料不实、定性不准、处理不当的，要及时予以纠正。在行政处分中，不搞开除公职；已经开除的，由原单位再作一次研究，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出路。

其次，必须抓紧解决少数运动搞得不够好的地方和单位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遗留问题。对运动搞得不好的单位，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而没有讲清楚的，一定要讲清楚。有的领导干部犯有错误尚未作自我批评，群众有意见的，可以采取整风的办法解决。在揭批查中，严重违反政策的，要坚决纠正。有些罪证确凿已定性的帮派骨干妄图翻案的，要发动群众，进一步揭发批判。

另外，还要继续抓紧做好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以及在浙江省的死党代理人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了篡党夺权，制造了大量冤案、假案、错案。前一段，浙江省委已经为一些全省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结论。去年召开省党代会以后，又处理了二十多件有影响的大案。今后，各地、市、县、各单位仍要抓紧这方面的工作，要坚决按照党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积极引导群众向前看，顾大局，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做好团结工作。对于受迫害的干部、群众，除了政治上平反昭雪之外，对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也应当给以适当解决。

浙江省委指出，全省大规模的揭批查的群众运动，作为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但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远没有肃清。浙江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带领群众结合各项工作，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进一步拨乱反正，肃清流毒，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改变有些同志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要充分发扬民主，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031) 认真做好犯错误职工的思想工作

童宝根(1979.02.25)

“杭丝联”党委帮助犯错误职工提高认识，改正错误，放下包袱，同全厂职工一道，为四化大干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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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童宝根报道：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党委认真做好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谬论毒害下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觉悟，改正错误，放下包袱，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杭丝联”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一个单位。在林彪、“四人帮”和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一伙横行时，厂里有不少人跟着他们参与了一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了政治错误，有的甚至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翁森鹤等一小撮坏人受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惩处，这此犯错误的同志也受到了审查。去年以来，在查清问题的基础上，根据党的有关政策，厂党委对他们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并陆续予以解脱，有的重新分配工作，有的回到了原来的生产部门。　“杭丝联”党委认为这些同志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错误的，通过两年多的揭批查运动和职工群众的批评帮助，他们对自己的错误有一定认识，并有了悔改的表现。因此，应当满腔热情地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放下包袱，为四个现代化出力。厂党委从三个方面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解除思想包袱。

一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毒害。粉碎“四人帮”后，这些同志普遍抬不起头，少数人甚至错误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四人帮”连在一起，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厂党委引导他们联系自己在路线斗争中思想变化的情况和犯错误的原因，揭发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毒害，激起他们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有个工人，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也很积极。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对翁森鹤一伙的胡作非为也很反感。但是，由于长期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谬论的毒害，后来，他错误地把翁森鹤一伙的胡作非为当成了“革命行动”，跟着他们犯了严重错误。他通过回顾自己的思想变化，深切感到：害我者帮，救我者党。他说：“过去我们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犯了错误；现在不能一错再错，做他们的殉葬品。”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毒害，犯错误的同志思想感情和立场观点有了很大变化，精神状态也不同了。

二是认真吸取犯错误的教训。有个老干部，在批林批孔期间，积极投靠帮派势力，犯了错误。一九七五年他曾痛哭流涕地作了检查，表示要痛改前非。可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再次掀起反革命黑浪时，他又跳出来，充当帮派势力的参谋，卖身投靠，犯了严重错误。他感到自己已经失信于党和群众，不管怎样都不能得到谅解了，思想负担很重。经过厂党委和同志们的帮助，他深挖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他说：“犯了错误以后，只有老老实实改正错误，不能存在投机心理，我就是吃了不老实的亏，向党和群众说了假话。”由于检查比较深刻，得到了群众谅解，他自己也放下了思想包袱。最近，厂党委给他安排了一个适当的工作，他在工作中表现也很积极。

三是鼓励他们在实践中积极改正错误。针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消极悲观情绪，厂党委反复向他们指出：犯了错误以后，只要吸取教训，振作精神，痛改前非，党和群众是欢迎的，每个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与此同时，厂党委反复教育全厂职工要顾大局，向前看，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把千仇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对这些同志不要计较个人恩怨，热忱欢迎他们改正错误。组织上一经对犯错误的同志作出结论以后，对他们过去的错误就不再纠缠，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视同仁，同广大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帮助犯错误同志放下思想包袱的做法，不仅团结了这些同志，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全厂职工的团结，大家决心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032)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中共甘肃省临洮县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祖伯光(1979.03.21)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中共甘肃省临洮县委认真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收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效果。

不搞“整人哲学”

去年八月，中共临洮县委在省委领导同志的亲自帮助下，在全县掀起了揭批查的高潮。在清查原县委几个负责人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时候，涉及和牵连到其他一些干部。怎样看待这些干部？县委对每个犯错误的干部，都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这些干部在林彪、“四人帮”得势之时，在路线问题上跟着原县委几个负责人确实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绝大多数是执行问题，同违反“三要三不要”原则、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以及严重违法乱纪的人有根本区别。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县委特别是原县委几个负责人应该承担责任，不应过于追究这些同志的个人责任。

在全县县、社、大队三级干部大会上，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就近几年在政治运动、农业生产建设上的错误，首先承担了责任，做了检查。县委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广大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罪恶行径，并在大会上明确宣布：我们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不搞“整人哲学”，凡是跟着县委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干部，只要检查了，认识了，一律不给处分。

在县委的带动和倡导之下，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准备挨整、坐牢房的干部，都消除了紧张的情绪和怨气，表示要自觉认识和改正错误。参加会议的八十六名犯有错误的干部，自觉检查的就有七十九人。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当场向过去曾经被自己错误打击的同志承认错误。会上会下出现了团结一心，千仇万恨揭批“四人帮”的生动局面。

正确评价干部的功过是非

能不能使犯错误的干部心悦诚服地认识和改正错误，关键在于能不能正确评价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临洮县委接受过去多次政治运动的教训，坚决反对对犯错误的干部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也反对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对干部的错误，包括原县委几个负责人的严重错误，坚持作具体分析。不把一般错误说成是政治性的错误，不把政治性的错误说成是路线性的错误，更不把路线性错误说成是反革命性质的错误。这就为犯错误的干部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和检查错误，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全县近百名犯错误的干部，除极少数外，都主动帮助党组织尽快搞清问题。

对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县委坚决摒弃了全盘否定，一笔勾销其成绩的形而上学的错误作法，坚持历史地全面地评价一个干部。在批判他的错误的时候，敢讲他的优点，敢讲他的功劳。特别注意保护那些对党忠诚，有能力，有干劲，有成绩而又犯了错误的同志。上梁公社有个党委书记，前几年受“四人帮”的影响，滋长了强迫命令、打骂群众的坏作风。为此，县委免去了他的职务，责令做检查。当时，他觉得确实错了，也觉得很委屈。县委认为，对于他的错误应该批判，对于他的贡献也不应抹煞。县委几位领导同志多次找他谈话，严肃指出他的错误，也肯定他的工作干劲和取得的成绩。在他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深刻认识之后，县委书记还在全县干部大会讲了他的功劳。这使他很受教育，从内心感到党组织对每个干部是十分公正的，决心做好党分配的工作。

对人的处理持慎重态度

临洮县委除对那些搞阴谋、干坏事的人坚决果断地处理外，对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认真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为了使组织处理工作善始善终，不留后遗症，临洮县委除抓紧查证落实错误的事实以外，还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引导受过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以大局为重，克服单纯出气、泄愤的情绪，不要抓住犯错误的干部不放。对于下级党组织受到偏激情绪的影响，对犯错误的干部提出过重的处理意见，县委常委总是暂时压住不批，叫它“冷一冷”，再继续做做工作，或是叫犯错误的干部进一步检查。县委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原在粮食局工作时，打击伤害过一些同志。这些同志开始时有气，有人甚至要求法办他。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安排他到粮食局做检查，并且逐门逐户到受过打击伤害的同志家里赔礼道歉。经过一段工作，他比较深刻地认识和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这样，就为恰当处理犯错误的干部创造了条件，基本做到群众满意，犯错误干部本人心服口服。

允许犯错误的干部申辩。对每个犯错误干部的处理决定，县委都交给本人看，要本人提出意见，对本人的申诉意见，县委认真进行研究，合情合理的就接受，不轻易给人戴上“不老实”、“翻案”的帽子。同时，给予犯错误的干部以将功补过的机会。对于已经免职和不给处分或者给了处分而没有宣布的干部，由于一些群众还有意见，暂时没有分配领导工作，先叫这些干部下到大队帮助工作，给他们改正错误、将功补过的机会，待有成效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临洮县委按照党的干部政策，采取这些积极而又慎重的措施，不仅教育、团结了犯错误的干部，而且给其家属亲友和广大干部以良好的影响，大得人心，真正使这次运动成了临洮历史上搞得最好的一次运动。现在，广大干部包括犯错误的干部，思想稳定，干劲倍增，决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祖伯光


033) 对人的处理要慎重

本报评论员(1979.03.21)

我们党历来主张，对人的处理要慎重、稳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团结大多数。

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都有一些干部，由于种种原因，程度不同地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两年多来的揭批查运动，犯错误的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绝大多数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已经或正在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值得欢迎的。现在，全党工作的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各级党组织应当坚决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慎重、稳妥地把犯错误干部的问题处理好。

对人的处理要慎重，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证据确凿，罪行严重，不肯悔改的“四人帮”死党，以及其他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民愤很大的刑事犯罪分子，一定要给以坚决打击，不能心慈手软。这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人只是一小撮。而对于犯有路线错误的干部，则应当一看二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违背“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参与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以及严重违法乱纪的人，这是少数，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他们自己；另一种是由于主要领导人在路线上出了问题，跟着犯了错误的人，这是多数，责任主要在领导。即使是前者，只要不是坚持错误、不可救药的分子，也要着重于教育和挽救。如果犯思想错误、路线错误的同敌我矛盾性质的一时分不清楚，宁可先按人民内部问题对待，留有余地，掌握主动，决不可“宁‘左’勿右”，以感情代替政策，把自己人和可以争取改造的人推到敌人一边。林彪、“四人帮”把一些同志的个别错误随意夸大，无限上纲，甚至硬打成反革命，混淆敌我，打击一大片，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这个教训应当牢牢记取。

对人的处理要慎重，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清算王明路线时指出，处理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应着重于分析当时的环境，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而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许多同志的错误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今天处理这类问题，尤其应当注意全面地细心地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凡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违心地作过错事，要着重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各人的地位、处境和条件不同，所犯错误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一定要具体分析，区别错误大小，情节轻重，态度好坏，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和处理。对每一个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对那些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那些有能力、有干劲、有成绩也有错误的同志，一定要分析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全面衡量其功过是非。不能单凭一时一事的表现，就否定一个干部的一切，而只应否定错误的东西。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采取这种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态度和方法，才能做到合情合理地解决问题，既使犯错误的同志口服心服，又使大家受到教育，真正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我们是共产党人，对待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东西，应当是无情的、严肃的，但是，对待犯错误、摔跤子的同志则应当是有情的，重在教育，也就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懂得这个辩证法，才能自觉地按照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原则办事；在组织处理时，对犯错误的好人采取宽恕的态度，实行从宽的政策。凡是可处分可不处分的，不处分；可轻可重的从轻处分。特别是涉及定什么“分子”，开除党籍、公职，逮捕法办，以及降级降薪的，更要慎之又慎。毛主席、党中央处理王明、张国焘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做法，为我们正确处理犯错误干部提供了十分成功的范例。这些人的问题的性质是很严重的，但只要犯错误的人善于自处，不走绝路，愿意悔改，都一律给予在实践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事实证明，这样做，有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党、对犯错误的干部本人都是有益的。但是，这些年来，党对犯错误干部的传统政策，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有些老同志忘记了，许多新同志又不了解。现在，我们一定要把党的这个好的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坚决摒弃林彪、“四人帮”采取的那种动辄双开除，把人一棍子打死的错误政策。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诚恳检讨，决心改正，我们就应当欢迎，热情帮助他们尽快地从错误中解脱出来，鼓励他们继续大胆工作。有的人错误确实很严重，一时难以取得群众谅解，可以调出来学习，或者免职下放，其中身体较好的，可以一面参加适当体力劳动，一面做点基层工作；有些来自生产岗位不久、又不适宜作领导工作的，可以回到生产中去。对这部分干部暂时先这样处理，过一段时间以后，再根据本人表现和新的情况作最后的结论处理，比现在匆忙作组织处理，效果会好得多。

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这样的政策，是不是放弃原则，不分是非，宽大无边呢？不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我们党对犯错误同志的组织处理，历来是在严肃的思想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的。无论对什么人，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进行分析批判，决不讲情面，决不含糊敷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促使犯错误的同志“＠①然汗出，霍然病已”。在揭批查运动中，许多地方和单位联系实际开展整风，开展“三大讲”，要求犯错误的同志说清问题，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思想批判从严，决不是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乱打一顿，而是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要求犯错误的同志老老实实地检讨错误是应该的，但也要允许人家说明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一听到申辩和保留意见，就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斥之为“态度不老实”，这无助于弄清问题，也达不到对症下药、治病救人的目的。当然，犯错误的同志应当虚心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的教育和帮助，认真检查和改正错误。

谨慎稳妥地处理犯错误干部的问题，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要努力做好，不可做坏。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一定要加强领导，走好群众路线，避免官僚主义。解决每一个犯错误干部的问题，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正确执行政策，注意商量办事，做到处理得当，切不要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要把过细的思想工作贯穿于解决问题的始终，特别要教育每个犯错误的同志，自觉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文过饰非，不要讳疾忌医。问题解决了，包袱放下了，就应当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斗争中，为党为人民立新功，补旧过，不辜负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期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氵加刃平行，下再加心


034) 杭州钢铁厂的大好局面是怎样来的？

顾大局　向前看　长征路上争贡献

(1979.03.22)

饱经动乱之苦达十年之久的杭钢职工，对分裂动乱有切肤之痛，对安定团结倍加珍惜。他们搞好安定团结的经验，归结起来有两条。一条是，杭钢职工说话、做事，都有一个准则，看是否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这个大局。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就说就干；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就不说不干。另一条是，这个厂的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顾大局，识大体，做安定团结的带头人。还能够积极做好群众的工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发现一些影响安定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敢于引导，善于纠正；同时，把落实好政策作为实现安定团结的一项大事来抓。

＊＊＊

本报讯　据《浙江日报》报道：受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严重破坏的杭州钢铁厂，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厂安定团结，生产迅猛发展。尤其是一九七八年，步子迈得更大。这一年的钢铁产量，分别超过一九七四到一九七六年三年总和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四。八项技术经济指标均创造历史最好水平，一跃成为大庆式企业。在跨进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年，一起步就抓紧，继续保持优质高产低消耗的好成绩。

这个厂的大好局面是怎么出现的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揭批“四人帮”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分清敌我，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全厂从干部到群众，顾大局，向前看，争当安定团结的促进派。

对影响安定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敢于引导，善于纠正

在杭钢，从总厂到分厂，从机关到车间，各级党组织对影响安定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敢于引导，善于引导，广大职工群众也能正确使用民主权利。去年有一次，厂里有两个工人，在杭州街头贴出了一张杭钢某某事件是谁策划的大字报，矛头没有对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如不正确引导，有可能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全厂甚至省市的安定团结。厂党委副书记柴春青同志立即对这两个工人进行耐心的教育，希望他们顾大局，向前看。这两个工人认识提高之后，表示今后再也不干这种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了。厂里有位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的同志被选拔到领导岗位后，厂外那些过去和他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有时想来拉他参加一些“活动”。厂党委发现这一情况后，几位领导成员就多次找他谈心，向他指出，在目前各级党组织健全的情况下，不要再以个人名义参与社会或其他单位的“活动”，要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这位同志听从党组织的意见，还协助党委做好其他人的工作。

杭钢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这些同志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在揭批查和生产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落实政策时，他们顾大局，向前看，作出了新贡献。但也有极少数同志，由于过去在“四害”横行期间受压很重，气一时还顺不过来，或者也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在执行政策中有些偏激情绪，不能很好地团结同志，尤其是不能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厂党委认为，对他们要以满腔热情的态度，耐心地进行帮助，要他们以工人阶级的宽广胸怀，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有气不能出在同志身上，有账要向林彪、“四人帮”清算。厂党委还适时地召集了有八百多名积极分子参加的大会，充分肯定、表彰他们的成绩，同时要求他们在新的形势下，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今，他们中的许多同志，既是安定团结的带头人，又是搞四化的骨干力量，为促进全厂的安定团结、大干快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把落实好政策作为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件大事来抓

杭钢党委把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作为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件大事来抓。这个厂在纠正冤案、假案、错案的工作中，有三个特点：一是抓紧抓好。厂党委组织专门班子，配备专门人员，抓紧复查甄别，按照党的政策，做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厂党委明确宣布，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准的，凡是搞错了的，都要纠正。目前，全厂已有三百七十五位同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了政策。二是争取主动。就是落实政策工作，力争做在当事人提出申诉之前。即使对那些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尽早地向应该被落实政策的人说清情由，不是等人家提出申诉或者贴了大字报以后再去办。否则，不仅工作被动，还会增加不安定的因素。三是务求不留“尾巴”。

在落实政策中，厂党委和许多分厂的党总支还注意做好犯错误同志的团结教育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们对犯错误的同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他们认识了错误，把主要问题讲清楚了，就及时解脱，分配适当工作，给他们在实践中更好地改正错误的机会。

领导班子成员做安定团结的带头人

杭钢党委在实践中有一条深刻的体会，要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关键在于努力增强各级领导核心的团结，领导成员要做安定团结的带头人。

杭钢的各级领导班子，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经过整顿、调整，充实，是一个能够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领导班子。但班子内部疙瘩也不少。面对这些矛盾，他们坚持做到向前看，识大体，顾大局；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护短，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厂党委副书记、厂长陈阿定在“四害”横行期间，曾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作过许多斗争，工作踏实负责，平易近人，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但是，他在被提拔到厂党委担任领导职务之前，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部分群众对他有些意见。厂党委就在常委内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在原党委书记李克昌等同志的鼓励下，陈阿定同志大胆地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和信任。不仅增进了干群之间的团结，而且增强了党委领导班子的团结。在各级领导班子内部，遇到疙瘩的事，互相谅解，使领导班子形成了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


035)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注意掌握政策

本报评论员(1979.05.30)

目前，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如何按照党的政策正确对待犯错误的人，既严肃又慎重地做好对他们的处理工作，使揭批查运动做到善始善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绝大多数地方和单位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工作做得很好，很得人心。在清查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旗帜鲜明地分清大是大非，这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对那些跟着林彪、“四人帮”干了一些坏事，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在他们对自己的错误还没有认清，态度还没有端正之前，更应当毫不含糊地进行严肃的揭发批判，“击一猛掌”，促其醒悟，使他们正视和认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当然，这种批判必须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不能无限上纲，乱批一通。现在到了作处理结论的时候，更要慎重，要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分析，采取宽大方针。不但要看他一时一事的表现，而且要看他十几年、几十年的全部工作和一贯表现，不能只看坏不看好，只看过不看功。一犯错误就否定一切，就打倒，不给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是我们党的传统。

事实证明，我们的同志犯错误，除极少数人是明知故犯以外，多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是后来才知道错了的。经过严肃批评，耐心帮助，绝大多数人是可以改正的，坚持不改的是极少数。同时，还应该看到，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这场斗争，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时间长，反复多，涉及面广，犯错误的人相当多，而且这些错误大都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处理这类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这样，才能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这样分析和处理问题，正是坚持了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摈弃了林彪、“四人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作风，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看待一个犯错误的同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要看到他有错误的一面，又要看到他有愿意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的一面。因此，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采取辩证的方法，一方面，对错误的东西，应该是无情的，要坚持原则，严肃批评；另一方面，对犯错误的同志，应是有情的，好心帮助他增强改正错误的决心和信心。这里，最需要的是满腔热情。要敢于接近他们，了解他们，同他们谈心，允许他们讲话，诚心诚意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耐心细致地下功夫做好思想转化工作，把他们从错误中挽救过来，振奋精神，继续为党工作。不要动不动就开群众性的批斗大会，不要不经一定的审批手续就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或者疏远、歧视他们，使他们感到孤立无助，没有出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就被抛在一边，对他冷若冰霜，谁去接近他，就被斥之为“界限不清”、“立场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不好的风气。

一个犯错误的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验证他是否真正认识和改正了错误。这就需要给犯错误的同志提供必要的条件。在清查收尾工作中，凡是主要问题说清楚了的，该解脱的要尽快解脱，该恢复组织生活的要恢复组织生活，该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适当工作，该阅读什么文件就阅读什么文件，不要长期让他们靠边站，脱离集体，脱离政治生活。特别是对那些本质好、有能力、有干劲、有成绩，但又犯了某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同志，更要注意保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在帮助他们取得群众谅解以后，鼓励他们大胆工作，为革命多做贡献。对那些尚在进行审查的人，要按照党的政策，抓紧清理，不能久拖不决。对确实处理过重或处理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应该指出，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这种宽大的方针，决不是不作处理，也决不是姑息、迁就他们的错误，而是为了更好地使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因此，在处理犯错误的同志的时候，不能有任何含糊，也不容许任何借口讲政策而搞翻案的行为。搞翻案，既是党的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而且对本人取得群众谅解，早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也没有丝毫好处。现在有极少数跟着“四人帮”犯了严重错误、干了大量坏事的人，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拒绝党和群众的挽救和教育，不肯认错，甚至搞翻案活动。这是“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还没有受到深入批判的表现，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对错误严重、证据确凿，却又无理取闹、屡教不改的，要加重给予处分，以严肃党纪，教育本人。我们相信，在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下，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终将会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清查工作定会做到善始善终，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036) 对干部的处理要着眼于教育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1979.05.09)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军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揭批查运动，认真地清查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已经和正在逐步澄清。这对广大干部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对犯了错误的干部教育更加直接，更为深刻。目前，全军范围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如何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理工作，是一个需要提起注意的问题。

对人的处理，要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严肃，就是要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对那些证据确凿，罪行严重，有民愤，死不改悔的“四人帮”死党、骨干分子，该打击的一定要打击。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态度好，愿意接受教育，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要认真帮助，不要轻易处分；对少数错误严重、情节恶劣而又态度很坏的人，应给予必要的党的纪律处分。慎重，就是要严格掌握和准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对敌我矛盾要尽量少划，可划可不划的坚决不划。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着眼于教育，可处分可不处分的不给处分。介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时不易分清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不能颠倒敌我关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做到严肃、慎重，就必须认真细致地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即要看问题的性质，又要看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态度，还要看历史上的一贯表现。总之，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一个人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严格按照党的政策结论定案处理，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

对人的处理是重在教育，还是采取惩办主义，这是不同的路线采取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我们党的一贯主张是重在教育，反对惩办主义。凡是人民内部问题，都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同志式的态度，耐心帮助。有一些同志，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只要有悔改表现，愿意改正错误，就要欢迎。有些人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足，要一看二帮，不要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下去，不给改正的机会。应当看到，经过揭批查运动，犯了错误的同志普遍受到了深刻教育，绝大多数是愿意悔改的，要团结他们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共同战斗。

处理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教育改造的方针。即使是敌我矛盾和要依法惩办的，也要长期进行教育改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的人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即使问题严重，能挽救的还是要教育挽救，不要轻易开除党籍，不要轻易法办。“四人帮”的死党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是极少数，对他们的处理，也要把那些愿意悔改，积极揭发“四人帮”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线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

必须肯定，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林彪、“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是正确的、健康的、稳妥的。这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打击迫害干部有原则区别。在揭批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对人的处理工作，是关系到全军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巩固揭批“四人帮”斗争胜利成果的一件大事。决不能因为揭批查运动已经结束，党的工作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对这项工作有任何忽视。少数运动开展比较晚的单位，以及个别运动搞得不好的单位，对那些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查清的要继续查清。对运动中遗留的问题，要列为党委、政治机关的经常工作，组织专门力量，认真加以解决。那种认为运动已经结束而放松结论定案处理工作，不了了之，草率收兵的作法是不妥当的，是有害的。

应当指出，当前确有极少数跟着“四人帮”犯了严重错误，干了大量坏事的人，对于“四人帮”的垮台并不甘心，他们的根本立场没有转过来，在事实面前不老实。有的紧跟“四人帮”另搞一套，错误本来十分严重，但却拒绝教育，不肯认错。有的人虽然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认了账，写了检讨，可是竟然借口落实政策、发扬民主，趁机翻案。有的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到处申诉告状，无理取闹，招摇撞骗，甚至伸手要名要利。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体系还没有受到深入批判的表现。对于这样一些人，必须批判教育，严肃对待。对确实犯有严重错误、拒不承认而又无理取闹、屡教不改的，要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加重给以处分，否则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此外还要教育大家，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内，都应注意那些没有被揭露出来或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的“四人帮”帮派分子的动向，对他们的捣乱破坏活动保持警惕，随时揭露，不要上当。

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在作组织处理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打倒一切、打击一大片的反动政策，使党的干部队伍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干部的革命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挫伤。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大批冤案、假案和错案，使我们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忙于解决这类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一方面，我们要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所谓“宁左勿右”，对人的处理只讲严不讲宽的流毒和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坚决反对取消思想斗争，不要党的纪律，对人的处理只讲宽不讲严的偏向。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决不能姑息迁就，大事化小，搞一风吹。只有是非分明，赏罚分明，才能有效地伸张正义，也才有助于教育干部。

为了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多做教育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亲自过问，十分重视对犯错干部的批评教育和帮助。那种一犯错误就没人管，只搞批判斗争不注意帮助教育，甚至一犯错误就要“划清界限”，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不是我们党的传统和作风，要坚决纠正。我们要求各级党组织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进行合情合理的批评教育，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的意见，合理的要采纳，不合理的要坚持，作好解释，本人要求保留的意见应当上报。我们也希望犯有错误的同志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要实事求是，有错认错，错了就改，从犯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振奋精神，将功补过。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教育干部、增强团结的目的。


037)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注意掌握政策

本报评论员(1979.05.30)

目前，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如何按照党的政策正确对待犯错误的人，既严肃又慎重地做好对他们的处理工作，使揭批查运动做到善始善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绝大多数地方和单位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工作做得很好，很得人心。在清查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旗帜鲜明地分清大是大非，这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对那些跟着林彪、“四人帮”干了一些坏事，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在他们对自己的错误还没有认清，态度还没有端正之前，更应当毫不含糊地进行严肃的揭发批判，“击一猛掌”，促其醒悟，使他们正视和认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当然，这种批判必须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不能无限上纲，乱批一通。现在到了作处理结论的时候，更要慎重，要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分析，采取宽大方针。不但要看他一时一事的表现，而且要看他十几年、几十年的全部工作和一贯表现，不能只看坏不看好，只看过不看功。一犯错误就否定一切，就打倒，不给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是我们党的传统。

事实证明，我们的同志犯错误，除极少数人是明知故犯以外，多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是后来才知道错了的。经过严肃批评，耐心帮助，绝大多数人是可以改正的，坚持不改的是极少数。同时，还应该看到，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这场斗争，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时间长，反复多，涉及面广，犯错误的人相当多，而且这些错误大都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处理这类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这样，才能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这样分析和处理问题，正是坚持了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摈弃了林彪、“四人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作风，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看待一个犯错误的同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要看到他有错误的一面，又要看到他有愿意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的一面。因此，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采取辩证的方法，一方面，对错误的东西，应该是无情的，要坚持原则，严肃批评；另一方面，对犯错误的同志，应是有情的，好心帮助他增强改正错误的决心和信心。这里，最需要的是满腔热情。要敢于接近他们，了解他们，同他们谈心，允许他们讲话，诚心诚意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耐心细致地下功夫做好思想转化工作，把他们从错误中挽救过来，振奋精神，继续为党工作。不要动不动就开群众性的批斗大会，不要不经一定的审批手续就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或者疏远、歧视他们，使他们感到孤立无助，没有出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就被抛在一边，对他冷若冰霜，谁去接近他，就被斥之为“界限不清”、“立场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不好的风气。

一个犯错误的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验证他是否真正认识和改正了错误。这就需要给犯错误的同志提供必要的条件。在清查收尾工作中，凡是主要问题说清楚了的，该解脱的要尽快解脱，该恢复组织生活的要恢复组织生活，该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适当工作，该阅读什么文件就阅读什么文件，不要长期让他们靠边站，脱离集体，脱离政治生活。特别是对那些本质好、有能力、有干劲、有成绩，但又犯了某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同志，更要注意保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在帮助他们取得群众谅解以后，鼓励他们大胆工作，为革命多做贡献。对那些尚在进行审查的人，要按照党的政策，抓紧清理，不能久拖不决。对确实处理过重或处理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应该指出，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这种宽大的方针，决不是不作处理，也决不是姑息、迁就他们的错误，而是为了更好地使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因此，在处理犯错误的同志的时候，不能有任何含糊，也不容许任何借口讲政策而搞翻案的行为。搞翻案，既是党的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而且对本人取得群众谅解，早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也没有丝毫好处。现在有极少数跟着“四人帮”犯了严重错误、干了大量坏事的人，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拒绝党和群众的挽救和教育，不肯认错，甚至搞翻案活动。这是“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还没有受到深入批判的表现，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对错误严重、证据确凿，却又无理取闹、屡教不改的，要加重给予处分，以严肃党纪，教育本人。我们相信，在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下，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终将会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清查工作定会做到善始善终，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038) 尽量争取多团结一些人——江津地委认真做好犯错误干部的转化工作

王文俊;蒋德(1979.05.30)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四川省江津地区经过开展群众性的揭发、批判，摧毁了“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挽救教育了一批人。江津地委认为，在结束揭批查运动的时候，既要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又要把打击面尽可能地缩小，做好犯错误包括犯严重错误的人的转化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尽量争取多团结一些人。

创造条件促进思想立场的转变

江津地委认为，全地区重点审查对象中，除极少数人是属于敌我矛盾外，绝大多数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这些同志只能拉，不能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转变立场，认识错误。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多做工作。因为对犯错误的人来说，承认事实，并不等于认识错误，只有把思想、立场转变过来，才能痛改前非，接受教训。因此，地委分两期组织全区重点审查对象进行学习，帮助他们转变思想和立场。

这些人刚来学习时，普遍怕挨整，怕处分，怕划敌我矛盾。地委明确宣布：学习的目的和任务是帮助大家提高认识，转变立场，分清是非，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在学习期间，欢迎大家作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如不愿意作，回去什么时候想通了再作；学员之间可以相互交谈，也可打电话、会亲友和外出。组织他们学习有关对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政策，联系思想实际进行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使许多同志既卸了思想包袱，又对所犯错误有了认识。江津县有个干部，群众在清查中揭发他为帮派势力围攻县委提供材料，他一直不承认。经过学习，他痛哭流涕地说，我犯了严重错误，党不嫌弃我，再不讲就对不起党了。他不仅主动讲清犯错误的事实，而且讲清了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思想认识有了提高。

经过一段学习后，有少数人思想立场仍没有转变过来，主要原因是支撑他们错误思想的精神支柱没有彻底摧垮，毒害他们的反动谬论没有完全批深批臭。因此，地委把林彪、“四人帮”散布的反动谬论归纳为“阶级关系变动论”、“矛头向上正确论”等八个专题，供大家批判，促使这些人中的多数转变了立场。永川县有个公社干部过去是个派头头，在清查中认账不认错。经过学习和批判，他转变了思想，痛心地说：过去我把“四人帮”当左派，把谬论当真理，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围攻地委书记，揪斗所谓走资派，弄得工厂不冒烟，农业生产大减产，影响了人民生活，给国家制造了困难。粉碎“四人帮”后，全地区形势大变，粮食增产，市场繁荣，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有了改善。事实证明，如果让“四人帮”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必然亡党亡国。我们不是什么造反派，而是跟着“四人帮”胡作非为的捣乱派。

定案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

江津地委认为，在清查工作收尾、结案时，必须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才有利于促进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因此，不能凭印象或感情用事，而应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

（一）不轻信本人的检查材料。为了做到定案事实准确无误，江津地委对每个犯错误的人的定案材料，都进行了详细研究，定案不准、事实不确的，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查证。铜梁县有个干部，曾交代出一个重要问题，但在复查时发现他交代的有点不实在，而本人又坚持原来的交代。清查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往返数次到他的家乡复查核实，最后否定了本人的交代，实事求是地给他作出了结论。

（二）允许犯错误的人对定案结论提出申诉意见。合川县有个犯错误的干部，对定案材料中的几个地方提出了异议。组织上经过查证，实事求是地作了修改，使他深受感动。

（三）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肯定他们的每一点进步，帮助他们克服思想上出现的反复。合川县有个干部，去年底，思想出现了反复，县委没有开会批判他，也没有轻易给他扣翻案的帽子，而是耐心地帮助他找思想反复的原因，严肃地指出其错误，使他再次受到教育，认识了错误。

对人的组织处理要慎重

江津地委对人的处理，始终坚持十分慎重的态度。经过清查和做转化工作后，全地区绝大多数犯政治错误包括犯严重政治错误的人，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讲清了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地委根据他们的一贯表现、工作能力、错误性质、认错程度，分配了适当工作，鼓励他们在实践中改正错误。

江津地委还特别注意保护那些基本上对党忠诚，有能力，有干劲，有成绩，但又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荣昌县委一个原来的副书记，是雇农出身，有工作能力，干劲也大，但在“四害”横行时犯了严重错误。地委和县委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了错误，在取得群众的谅解以后，又让他负责该县的一个水电站的建设。他起早贪黑地和大家一起劳动，想方设法提高工效，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今年一月，地委把他调到合川县担任了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

对极少数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帮派骨干分子，在进行揭发批判后，除了个别民愤很大的人要坚决法办外，只要他们老老实实认罪，彻底揭发交代问题，有悔改表现，就先下放到基层劳动，给予改造的机会，过一段时间，视其表现，再作处理。地委还对极少数错误严重而又无理取闹的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警告他们如果再不改正，就加重处分。对于那些因错误严重，一时得不到群众谅解的，地委一面做群众的工作，一面让他们到基层参加劳动，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取得群众谅解，然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江津地委采取这样一些方法，做犯错误同志的转化工作，达到了尽量争取多团结一些人的目的。

本报记者　王文俊　蒋德


039) 以党的事业为重　消除隔阂增强团结

赵苏;凌志军(1979.05.31)

伊克昭军分区党委主要干部带头批判极左路线，认真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解开同志间的思想疙瘩，干部战士思想稳定，部队工作出现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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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苏、通讯员凌志军报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内蒙古军区伊克昭军分区党委主要领导同志以四化建设的大局为重，带头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主动承担责任，使分区出现了团结起来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好部队和民兵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局面。分区和七个旗、县武装部的团结普遍增强，干部战士思想稳定，部队建设和民兵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绩。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兄弟民族亲密关系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中央文革的那个顾问的破坏。他们制造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大冤案，把一大批长期在内蒙古地区工作的地方和军队的同志打成了“黑帮分子；接着，他们又相继制造了“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冤案。党中央批准为内蒙古的三大冤案彻底平反以后，强加在一些同志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虽然被推倒了，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没有肃清，一些受害的同志仍不被信任，一些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同志和被伤害的同志，在思想感情上的疙瘩并没有解开。加上分区党委在揭批查运动中，曾一度错把一些行使正当民主权利，给分区领导提过意见，向上级反映过情况的同志，作为批判重点和清查对象；把提意见言词过激、方法欠妥说成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领导的”活动。这种做法，更引起了思想混乱，隔阂加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党委成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党委决定，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首先从解决党委领导班子的团结着手。他们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同时发动机关干部一起，联系分区的实际展开讨论：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之间的裂痕这样深？不团结的根源究竟在哪里？通过对许多事实的分析，大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分区的问题成堆，疙瘩成串，祸根只有一个，就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分区党委根据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为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决定把有关材料送还本人，或由政治部销毁。受委屈的同志激动地说：“背了多年的思想包袱，总算卸掉了，领导相信我们，我们更相信领导。”

一些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做了错事的同志，开始不愿作自我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冉令忠同志多次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和机关干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对分区这几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还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向受伤害的同志陪礼道歉，表示慰问。领导带头作自我批评，为消除隔阂，增强团结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受伤害的同志都表现了无产阶级战士的宽阔胸怀和顾大局、向前看的高尚风格。党委副书记、政委纳木，是个蒙古族同志。他在内蒙古的三大冤案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运动中，都无辜地挨了整，他以党的事业为重，在党委内部和群众中反复强调，要历史地、客观地看待做了错事的同志，指出这些同志也是林彪、“四人帮”的受害者。冉令忠同志的爱人和副政委玛西巴图同志的爱人在挖“新内人党”中结下了疙瘩，两家门窗相对，多年不相往来。纳木同志和分区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耐心地去做这两位家属的思想工作，使这两位“对头”言归于好。玛西巴图同志的爱人还烧了奶茶，请冉令忠同志和他的爱人到家里作客，就象姊妹一样招待他们，冉令忠同志和他的爱人感动得流了泪，在场的同志都很受教育。

对一些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同志，分区党委热情地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不搞“上纲上线”。在工作使用上一视同仁。在分区领导同志带动下，机关各部门都开了交心会，解开了思想疙瘩。


040) 切实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陕西加紧揭批查补课落实政策

发展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进一步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创造条件

新华社(1979.06.01)

新华社西安五月三十日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陕西省委发动群众，加紧揭批查运动的补课和继续落实党的政策，进一步清查和处理了一大批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冤案、假案和错案，从而更好地分清了路线是非，巩固和发展了全省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陕西省是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灾区”。粉碎“四人帮”后，由于有人捂盖子，陕西省的问题长期揭不开。经过加强和调整后的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揭批“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省代理人的高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开展了揭批查运动的补课，进一步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创造条件。为了加强对补课工作的领导，省委专门成立了由一名书记负责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召开有省级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还就如何搞好省级机关揭批查运动的补课讲了话，表扬了一批先进单位，批评了一些后进部门。省委先后派出十多个工作组，帮助后进单位开展运动。在认真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省委有步骤地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把那些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打砸抢首恶分子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同时，还按照党的政策，对少数民愤大、案情重、严重破坏社会治安，使国家财产受到极大损失的打砸抢首恶分子，依法予以惩处。

陕西省委在揭批查补课中，认真清查、处理了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并为因这些问题受到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一大批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原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一批干部被“四人帮”在陕西省的代理人及其追随者打成黑帮、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对他们长期隔离审查。这次，陕西省委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作出决定，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由于许许多多在省内外影响大、牵连人多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从而澄清了陕西历史上许多路线是非，并且使一大批领导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为了推动揭批查运动的补课和落实党的政策工作顺利进行，陕西省委从省级机关抽调出一百多名领导干部组成十个办案组，下到延安、西安、咸阳、宝鸡、商洛等十个地区，会同地、县两级抽调的两万多名办案人员，到地、县两级重点单位工作，加快了清查处理冤案、假案和错案的进度。

陕西省揭批查运动的补课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虽已取得新的进展，但工作发展还不够平衡。省委决心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善始善终搞好揭批查运动。


041)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反对“左”右干扰

(1979.06.02)

万里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联系安徽实际，指出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正确思想路线，一切工作才能顺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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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安徽日报》报道：中共安徽省委于最近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联系实际，认真分析全省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全省的调整国民经济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整顿党风和进一步落实政策，善始善终地结束揭批查运动等问题。

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在会上说，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形势发展很快、很好，同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正确地估计形势。万里同志说，我们看形势，首先要分清主流和支流。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看，看主流，看本质，看发展。通过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我省进一步加强了安定团结；党内外民主进一步发扬，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党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各方面的积极性日益调动起来；生产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农业情况很好，夏季丰收在望，群众喜气洋洋。这是主流和本质。前一段在具体工作上也出了一点毛病，有些事要求急了一些，宣传上有不够谨慎的地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少数人思想混乱，特别是少数青年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的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这是支流。而一经做工作，特别是传达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四个坚持”的讲话，情况已很快转变。我们绝不要被这些支流所迷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充分证明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三中全会的战略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贯彻到底，要注意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

万里同志强调说：对于前一时期，有人从右的方面，利用我们发扬民主、解放思想之机，散布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要继续保持警惕。对于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另一方面，当前又出现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的错误思潮。有人抓住一些支流现象，加以夸大，大惊小怪，牢骚满腹，埋怨不休，甚至进行攻击党的路线“右”了，攻击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偏”了。（⑴⑷）

这种思潮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思想，很容易迷惑人。对此必须引起充分注意，继续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散布极左思潮的，有的就是林彪、“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有的是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根本原则进行反攻的人，还有不少人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也就是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反映。为了坚定不移地、正确地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我们各级党政负责同志一定要站稳党的立场，增强党性，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一股风刮来，就东倒西歪，摇摆不定。要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加强调查研究，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斗争，要重新传达和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引导大家统一思想，正确认识形势，坚定政治方向，不折不扣地继续深入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

万里同志说，要深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就必须坚持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内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是一直存在的，有时是很尖锐的。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又展开了一场震动各个领域的两条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超过了建国以来思想战线上任何一次理论问题的讨论，是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正当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那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它的特征就是主张一切都从本本出发，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词句出发，认为只有上了本本的才算数，不承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承认在新的情况下，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下，需要研究新的问题，制定新的方针政策，而是一切只能照搬照套。这种倾向的存在和出现，严重地阻碍着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的顺利进行，严重地阻碍着我们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很明显，如果不端正思想路线，不恢复和坚持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那么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就不可能进行到底，三中全会精神就不可能深入贯彻，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就不可能提出来，也不能搞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会成为空谈。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我们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为了顺利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禁锢中解放出来，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反对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防止和反对思想僵化和半僵化，不断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弄清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和政策是非。我们要不断提高识别两条思想路线的能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继续深入，思想要继续解放，民主要继续发扬，“三不主义”一定要坚持。只有这样，三中全会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胜利前进。


042) 上海柴油机厂党组织帮助党员总结历史教训

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搞好团结

郑伯亚;郭礼华(1979.06.09)

据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郑伯亚、郭礼华报道：上海柴油机厂各级党组织，认真帮助许多党员总结遭受资产阶级派性毒害的历史教训，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积极加强党内团结。

上海柴油机厂是一家拥有八千八百人的大厂，共有一千一百多名党员，二十五个党总支和支部。林彪、“四人帮”曾经对这个厂进行了极其严重的摧残。王洪文自任这个厂的革委会主任达九年之久。他在这里大肆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了党、分裂了党和广大职工队伍，在多年里使党员之间、干部之间、工人之间，甚至父子、兄弟、夫妻、师徒、亲朋之间，积下了怨仇和思想疙瘩，许多人相互成了冤家对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上海市委向这个厂派驻了工作队，改组了厂党委，用两年多时间在全厂深入展开揭批查运动，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对“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和受迫害的一千多人陆续给予平反、昭雪，落实党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曾连续举办了五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和两期党支部书记学习班，以消除林彪、“四人帮”在党内煽动的资产阶级派性和以派代党的流毒。党员干部在轮训班和学习班上，以整风精神，各自作自我批评，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认识到林彪、“四人帮”挑动派性是为了实现拉伙结帮、以帮代党的篡党夺权阴谋。有些沾染了比较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的党员干部，主动检查了受林彪、“四人帮”毒害的经过和做了些不符合“三要三不要”原则的事情的错误，表示要坚决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在这个基础上，全厂党员于去年十一月开展了整党整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解决一些党员党性不纯、党风不正、党纪不严的现象。今年二月，全厂又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委，各党总支和支部也进行了改选。这样，全厂各级党组织都开始有了一个较好的领导班子，发展了党内外安定团结的局面。

新的厂党委共有十四名委员，除两名是从外厂调来的，其余十二名都是本厂的。他们中有文化大革命中属两派不同观点的同志，有原党委班子中广大党员信得过的同志，有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厂党委成员，还有新选上的原基层党员干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遭遇各不相同，过去有的人相互之间并非没有思想疙瘩，但是，现在大家一起把帐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在各个党总支或支部之间，以及一般党员干部相互间和普通党员之间，也日益形成了这种从党性出发增强党的团结的风气。

最近，这个厂又组织全体党员学习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每个党员都要以身作则，坚持党性，批判与党性不相容的派性，进一步搞好党的团结。通过学习，广大党员决心遵循这些准则，步调一致，在生产和各项工作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团结全厂职工群众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043) 排除干扰，坚持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

本报特约评论员(1979.07.23)

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两年多来，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对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认真进行了清查，基本上摧毁了这一股长期祸国殃民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对极少数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坚持反动立场的林彪、“四人帮”的死党，进行了必要的惩处。大多数受审查人员，经过组织和群众的批评帮助以至必要的斗争，说清了问题，并积极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总结经验教训，同极左路线划清界限，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不少同志在解脱以后，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振作精神，努力工作，立新功，补旧过，为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重新取得了党和群众的信任。事实证明：党中央有关清查工作的政策是正确的；它吸取了历次政治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恢复了处理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的好传统，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因此，运动进行得很有秩序，很稳妥，很成功，是解决路线斗争问题的新典范。

但也有少数受审查的干部表现不好，对自己的问题缺乏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错误属实，原已承认，现在又矢口抵赖，拒不认账；有的无理狡辩，硬要把严重政治错误说成只是一般说错话、做错事，百般为自己开脱；有的在解脱以后，不服从组织分配的工作，借故拒不上班；有的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要组织上向他说清楚，给他“落实政策”；还有的拉拢一些人找组织无理纠缠，或者对一些认错态度好、认真悔改的同志冷嘲热讽，找清查积极分子的办案人员进行挑衅、要挟；个别人甚至同社会上的“害群之马”结合在一起，煽动闹事，扰乱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这些情况，对于正确执行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保证清查工作的善始善终，发展安定团结搞四化的大好形势，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干扰，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一个犯错误的人，在检查、认识错误的过程中，有时出现反复，这是不奇怪的。这次受审查的人员中，也有少数人或者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较深，至今糊涂观念不少，是非界限不清；或者由于私心杂念较重，护短怕痛，患得患失，总想把自己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思想上也曾出现反复。就其中多数人来说，主要还是认识问题、觉悟问题。对这些同志，党组织和群众应当继续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分清是非，提高觉悟，正视错误，接受教训，向好的方面转化，决不要因为他们思想上一时不通，就采取厌弃的态度，用简单粗糙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另外的极少数人，他们大多是曾经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现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其中个别人本来就是林彪、“四人帮”的帮凶、余孽。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他们错误估计形势，同社会上刮起的那股错误思潮配合起来，利用我们党提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和落实政策的机会，兴风作浪，妄图否定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切成就，否定三中全会，干扰全党全国一心一意奔四化。这少数人的恶劣表演从反面告诉我们：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虽然在很多地方基本上摧毁了，但是在有些地方还没有摧毁；而要从思想上彻底改造那些曾经把自己的命运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拴在一起，惯于看风使舵、纵横捭阖、招摇撞骗的人，还需要做艰巨的工作，才有可能使他们幡然悔悟，改过自新。这也是一种改造和抵制改造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仍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有的人本来就是竭力推行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干了不少坏事，现在又出来否定揭批查运动，干扰正常工作，散布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谬论，在某些地方起了一点点迷惑人的影响。对此，必须据理驳斥，以正视听，这样既可帮助受他们影响的那些同志及早醒悟过来，又有利于按照党的政策，使运动真正做到善始善终。

有人说什么“我是执行问题，不能算我的账”。理由是他们当时是按照文件办事的，现在党中央已经撤销了这些文件，他的错误也不能算了，应当“一风吹”。对这个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如果当时仅仅是因为执行上级的指示而犯了错误，当然，不能追究下级和个人的责任。即使如此，错误终究是错误，作为执行者，特别是就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把当时执行的情况和造成的后果，实事求是地向组织和群众讲清楚，提高思想认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自觉进行适当的自我批评，仍然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不仅是“执行”，而且还投靠林彪、“四人帮”参与了某些阴谋活动，出卖原则，颠倒黑白，主动搜集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黑材料，搞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搞乱了一个地区和部门，使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损失。这种丢掉党的原则、专为个人打算的恶劣行为，难道仅仅是“执行”问题吗！这笔账难道不该清一清、查一查吗！

有人强调他参加工作多年，不应该因为一段时间里搞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而处理他。我们说，对待干部的功过是非，党历来主张不但要看一时一事的表现，而且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但是，这决不是说对干部所犯的错误，可以因历史上有良好的表现而一笔勾销，可以采取姑息迁就的无原则态度，该批判的不批判，该处理的不处理。必须指出：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犯错误的人进行必要的批判和合情合理的处理，这本身就是一种帮助和教育，也就是我们党所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丝毫不意味着否定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何况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这一段历史，不是普普通通的历史，如果你真的珍惜过去为党和人民做过好事的历史，那么，就应当真正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正视自己的问题，深挖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深刻吸取教训。用过去历史上如何如何来原谅自己，对自己犯的错误采取不承认主义，能得到群众谅解吗？对自己有好处吗？对别人有启发教育作用吗？

有人得到组织上的从宽处理以后，反而责问：为什么过去要批判我，应当给我说清楚。这个问题是可以讲清楚的。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是我们党对犯错误干部的一贯政策。在清查工作中，只要把自己的问题检查交代清楚了，有改正错误的表现，得到群众的谅解，组织上就按照党的政策，从宽处理，免予处分。要是因此就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就否定以前受到的批判、教育、这是很错误的。（⑴⑷）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是一个完整的政策，只有从原则的高度对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进行严肃认真的批判，才能促使犯错误的人猛省，认真接受教训，痛改前非。也只有使犯错误的人弄清思想，分清是非，才能为处理从宽创造必要的条件，团结这些同志才会有共同的巩固的思想基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的关系。你受批判时认了错，现在又借口处理从宽来否定批判从严，只能说明当时的批判对你还没有起到应有的教育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帮助。

有人抓住清查工作中某些个别缺点，想否定对他的审查。我们这次清查工作，强调了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历来的传统和规矩办事，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至于个别地方的清查工作，由于派性作祟或其他原因曾经发生过这样那样的缺点或偏差，一经发现以后，大都得到纠正或正在进行纠正。对这类问题，从善意出发，提出意见和建议，是可以的，应当妥善解决；但是，谁要抓住运动中某些非本质、非主流的个别现象，抓住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来否定组织和群众对自己的审查、批判，甚至以此来否定整个清查工作，那就很难同党在粉碎“四人帮”这个伟大斗争问题上有共同语言，也就很难同党同心同德奔向四个现代化。

这次清查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彻底解决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的问题，消除隐患。否则，就会留下动乱的祸根，贻害人民。当前，清查工作已普遍进入结论处理阶段，要特别注意做好审查人员的思想工作，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正确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政策。对于一切背离党的路线、政策，背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不利于善始善终地结束揭批查运动的错误思想，一定要坚持原则，坚决予以纠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凡是涉及到对具体人的处理，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可能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定案材料必须反复核实，切实做到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结论合理，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果发现有不确实的材料或者原来结论处理不当的，应当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结论宁可留点余地，也不要过头。对于受审查人员的申诉，要作具体分析，合理的意见应当采纳，不要一听到申诉，就不加区别地指责人家态度不老实。对不合理的意见，应进行说服教育。证据确凿、本人不承认的，可以根据事实予以结论。对个别坚持错误，无理纠缠的，应当摆事实，讲道理，严肃批评教育。对问题严重，屡教不改，目无党纪国法的，要从严处理。主要问题已经查清楚的，要及时解脱，不要抓住枝节问题不放，并分别情况，妥善安排工作，不可久拖不决。

两年多来，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为查清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消除多年来政治动乱、不安定团结的祸根，教育挽救犯错误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好作风，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们的工作成绩是得到党和人民充分肯定的。各级党组织，特别是清查工作第一线的同志，要总结经验，避免失误，再接再厉，乘胜前进，把揭批查收尾工作做扎实，做完善，把一切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工作的同志，都团结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来。


044) 犯了错误切不可讳疾忌医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1979.08.09)

在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有为数很少的干部跟着林彪、“四人帮”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些干部经过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总起来说是个什么情况呢？可以这样说：大都说清了问题，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得到了大家的谅解。不少同志解脱之后，服从组织安排，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立新功，补旧过，重新取得了党和群众的信任。但是，确有些犯错误的干部态度不好，不是努力改正错误，而是相反，一有机会就不认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安定团结地发展四化建设，有的人就以为有机可乘，把自己跟着林彪、“四人帮”犯错误而受必要的审查，同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等同起来，混为一谈。他们或者颠倒是非，无理取闹，把自己打扮成所谓新的冤案、假案、错案的受害者；或者口口声声讲实事求是，而他们所要的“实事求是”，就是对自己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推则推，拒不认错；有的甚至打击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积极分子，扬言“现在不是我给你们说清楚的时候了，是要你们给我说清楚”，等等，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揭批查运动。

处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同处理跟着林彪、“四人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问题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针也不同。前者是把它纠正过来，后者是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教育和挽救，作出正确结论和恰当处理。

“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凶恶的敌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充分发动群众，揭露和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这是完全必要的，十分正确的。难道“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种种倒行逆施不应该揭批，不应该查清吗？整个揭批查运动，党的方针政策是既坚定又慎重的。我们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我们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把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但是尚属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在骨干分子当中，又把那些愿意悔改，积极揭发“四人帮”的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别开来。我们对于那些究竟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时还划不清楚的，总是先作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作组织处理时，凡是可轻可重的，宁可从轻。人们看得很清楚，现在的这些做法，完全恢复了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代所确立的方针、政策和好的传统，坚决掘弃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栽赃诬陷、刑讯逼供、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的法西斯手段。揭批查运动对于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现全国安定团结，推动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起到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有的人把党和群众帮助自己同林彪、“四人帮”划清界限看作是“打击”，是毫无道理的；对揭发批评了自己错误的同志记仇，寻机进行报复，这是党的纪律绝对不能允许的。

有的人说，对跟着林彪、“四人帮”犯错误的干部要实事求是。这话当然是对的。实事求是首先是实事，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多大错误就是多大错误，既不能把三分说成七分，也不能把七分说成三分。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分明有错误却不正视错误，想方设法回避、掩盖错误，原来存在并承认了的错误又要推翻，原属恰当并同意了的审查结论又要修改，实际上他要人家对他“实事求是”，就是要人家帮他抹煞事实。这怎么行呢！我们党历来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对于跟着林彪、“四人帮”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同样适用。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从犯错误干部本身来说，就要承认自己有病，连病都不承认有，或者把大病说成小病，讳疾忌医，那又怎么能治好病呢？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一段历史，不是普普通通的历史，在这场严重斗争中犯了错误，那是绝对不应该也不能够抹煞的。如果一个人真的珍惜过去为党和人民做过好事的历史，今后还决心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那就应当真正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正视自己的问题，深刻吸取教训。

有的人在得到组织上的从宽处理以后，竟然责问过去为什么要批判他，应当给他说清楚。可以明确回答这个问题，这叫做：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是我们党对犯错误干部的一贯政策，是一个完整的政策。所谓从严，是要从原则的高度对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从严的目的是为了促使犯错误的人猛省，接受教训，痛改前非。使犯错误的人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团结这些同志一起工作就有共同的巩固的思想基础，也就为处理从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以为批判从严就不能从宽处理，或者用处理从宽来否定批判从严，都是不对的。清查中只要把自己的问题检查交代清楚了，有改正错误的表现，得到群众的谅解，组织上按照党的政策，从宽处理或免于处分，这是对犯错误干部的爱护和信任，怎么可以因为没有给你处分就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就要否定以前应该受到的批判和教育呢！

当前少数犯错误干部想推倒错误、不认帐的情况并不一样，极个别的人，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一直坚持错误立场，对党组织和群众的教育挽救、对揭批查始终抱着抵触情绪。除此而外，应该说主要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有的是对揭批林彪、“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以及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不足。有的是没有接受教训，旧病复发：过去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当了震派，现在又无理取闹，以为闹可以解决问题；过去以风为准，看风使舵，成了风派，现在又闻风而动，借落实政策推翻自己的错误。还有的是私心杂念太重，对于自己的错误，或者说说可以，写成文字就不干；或者怕承认错误以后，对自己的前途有影响。不管哪种情况，犯了错误，总是以认错改错为好。如前所说，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为你不承认就不存在了。我们由衷地希望跟着林彪、“四人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真正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自己的错误，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教育，改正错误。不要讳疾忌医，采取不承认主义。一个人从犯了错误到认识错误以至改正错误，要有个过程，认识上有一些反复往往是难免的，所以我们党常说要一看二帮，要耐心等待犯错误的干部觉悟。但这决不是说，对待错误问题可以采取不严肃的、不负责的态度。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又推翻，那股风刮来了就认帐，另一股风刮来了就推掉，这样的反反复复，对革命事业和对犯错误干部本人都没有好处。

各级领导要加强对犯错误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认真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合理的就采纳，不合理的要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态度。各单位在抓紧对犯错误干部的结论定案工作的时候，更要针对他们的思想实际，把工作做深、做细。同时，要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防止只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比如，不能一说组织处理从宽，就连犯错误干部应该作结论的都不作了。个别单位如果确有结论偏严、处理偏重的问题，应当按照党的政策积极纠正。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犯错误干部通过组织提出申诉是可以的，不能说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抓住组织上工作中的一点问题，要借机把自己确实存在的错误全部推掉，甚至把错误的也说成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和全军的同志，都在一心奔四化。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应该和大家采取同一个步调。其中多数已经这样做了。少数人不仅自己在错误中纠缠，而且纠缠党组织和别人，这是很错误的，应该及早改变过来。端正态度，振作精神，积极投身到四化建设中，将功补过，同全国人民和全党、全军同志采取同一个步调，这才是犯过错误的干部应该采取的正确的态度。

（原载八月五日《解放军报》）


045) 端正思想路线，肃清极左流毒

新华社(1979.08.11)

上海《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已经证明，贯彻三中全会方针，端正思想路线，是实行工作着重点转移，顺利开展四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把大家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完成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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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八月十日电　上海《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说：贯彻三中全会方针，端正思想路线，是实行工作着重点转移，顺利开展四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这篇在八月四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题为《端正思想路线　肃清极左流毒》。它首先提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党的根本建设。文章说：通过三中全会以来半年多的实践，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心，而不论是经济工作、政法工作，还是文教工作、科研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认真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当前，我们有必要通过传达贯彻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宣传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继续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根本没有讨论过的，要认真进行补课），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的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同心同德地完成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文章分析说，对于三中全会的方针，绝大多数同志是热烈拥护、坚决赞成的；一部分同志不那么坚定，是若明若暗、将信将疑的；极少数人则是反对的。这种持反对态度的人，实际上仍坚持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表面上说维护旗帜，实际上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贯彻执行。绝大多数同志感到形势越来越好，而在他们看来，却是“偏了、乱了、糟了”。他们在今年春天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思潮。在这股错误思潮面前，我们有些同志分辨不清是非，思想上有些犹豫，行动上有些摇摆，归根到底，就是由于思想路线不够端正，没有能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原则。

文章说，经过三中全会以来半年多的实践，特别是经过同错误思潮的斗争，考验了干部，锻炼了群众，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原来积极拥护三中全国方针的同志，现在劲头更足了，原来对三中全会方针认识不足、摇摇晃晃的同志，现在也逐步坚定起来了；这就使个别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人的活动市场越来越小。三中全会的方针体现着真理，通过实践检验，它的真理性揭示得愈益明显。

我们有些同志对三中全会方针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不大认识到加深认识，由摇摇晃晃到坚定不移的过程，分析、总结这一段思想变化的过程很有必要，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文章说，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提“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有些同志就感到突然、不习惯。尽管这些同志对林彪、“四人帮”蓄意混淆敌我关系，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也非常反对，早已渴望安定团结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但又觉得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似乎是“丢纲丢线转了向”，看党的各项现行政策就觉得这也“偏”了，那也“右”了，看形势也就觉得不那么好了。其实，判断一项政策是不是“右”，决不是凭哪一个人的主观论定，而是有客观标准的。什么标准呢？就是一项方针政策的提出，是否适合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结果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后所实行的政策，有的是党长期坚持行之有效的政策，但曾经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拨乱反正，又把它重新恢复过来；有的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作了补充修订或作出新的规定。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经过实践检验，都证明它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对社会主义有利，对人民有利。目前正在深入贯彻执行的有关农村政策，农民不是说有“五个满意”、“十大好处”，从而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吗？我们党制定的企业有一定自主权的政策，一经在某些企业试行，不是已经使这些企业面貌改观，很见成效吗？我们党在教育战线上实行“择优录取”的政策，不是使广大青少年大大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吗？在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面前，怎么能够说我们党的现行政策“偏”了、“右”了呢？

文章说：担心党的政策发生偏差的同志，一想到“现在做的是过去被批判过的”，就感到“吃不准”了。对“过去批的”，也要作具体分析。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曾别有用心地把社会主义的政策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分清政策是非，坚决把他们颠倒了的东西纠正过来。建国以后，对党和国家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在人民内部也曾经有过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对某些政策措施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是完全正常的，甚至有时也会把正确的政策措施看作是错误的而加以批判。现在，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已经可以让实践结果来裁判它的正确和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那些过去虽然受到“批判”，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措施，恢复其名誉，并根据新的情况加以修订补充，这又怎么能叫做“右”呢？总之，政策“右”不“右”，只能用实践来检验，而不应按照过去是不是受过“批判”来衡量。

文章接着指出，前一时期出现的两种错误思潮，一“左”一右，实质上都属于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党中央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矛头完全对着林彪、“四人帮”，对着他们那一套反动的思想体系，决不是为了束缚人们解放思想，限制人们发扬民主。可是，有极少数人不是这样看，他们把四项基本原则当作四条棍子，把赞成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人打下去。我们有些同志由于自己思想不解放，或民主作风较差，因而也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中央重申的四项基本原则，很想用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办法，让解放思想“收一收”，发扬民主“停一停”。他们不懂得，如果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根本观点，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又不肯发扬民主，创造一个使大家都能畅所欲言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怎么能够分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动的“全面专政”、党的领导和“以帮代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迷信的界限？又怎么能够在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拨乱反正？如果离开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思想解放，又怎能顺利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

文章对“心有余悸”的问题也作了分析。它说，粉碎“四人帮”快三年了，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全党全国工作中心的转移，广大群众都是积极拥护的，并已取得初步效果，但是还有人怕这怕那。据说怕“若干年后又来一次运动”。有人说，过去不是也宣布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吗？可是后来变了。是的，有过这样的历史教训。由于我们在个别时期工作指导上发生错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使人民吃足了苦头。现在，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我国阶级状况和现阶段主要矛盾，作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努力保证我国政治制度上再不存在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可以利用来进行反革命复辟的严重漏洞。只要思想路线对头，政治路线正确，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安定团结地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社会主义中国的天是变不了的。如果说，在“四人帮”刚粉碎不久，“心有余悸”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时至今日，还“心有余悸”，没完没了，那岂不成了拒绝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不能真心实意干四化的“挡箭牌”了？而且，老是这样心有余悸下去，就会和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生距离，走到另一方面去，这是很危险的，应该引起注意。

文章指出，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又曾经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基地。粉碎“四人帮”以来，上海的揭批查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被林彪、“四人帮”全面搞乱了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迅速恢复，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各方面的拨乱反正成绩显著。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一月风暴”是从上海掀起的，并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极左路线的流毒在上海既深且广，决不能低估。上海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第三个战役进行得很不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上海领导上没有及时地主动地有力地组织讨论，因此，在思想路线方面根本性的拨乱反正是不充分的，不彻底的。我们有必要通过传达贯彻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进一步旗帜鲜明地宣传三中全会的方针，继续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既要反对右的错误思潮，更要反对“左”的错误思潮，特别是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进一步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文章强调说，为了端正思想路线，肃清极左流毒，我们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我们要下决心读一点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看看革命导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怎么阐述、怎么运用的，进而弄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些年，我们不少同志由于缺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武装，思想禁锢在现代迷信之中，分不清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和政策是非，受骗上当，吃了大亏。在这个问题上，该是大醒大悟的时候了。

文章最后说，实践已经证明，贯彻三中全会方针，端正思想路线，是我们实行工作着重点转移，顺利开展四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抓好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这个根本建设，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全面地贯彻落实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充分利用当前国内外的大好形势，聚精会神搞四化，团结一心奔四化，夺取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后实现四化的第一个战役的伟大胜利。


046) 坚决克服派性

本报评论员(1979.08.15)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决克服派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两年多的斗争，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基本上被摧毁了，我们党的团结和统一大大加强了。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还没有解决；他们挑动和制造的派性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危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少数坚持闹派性的人，现在变换手法，继续进行活动，干扰以至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他们的活动虽然转向隐蔽，但在许多问题上仍有所表现：如在领导班子内，拉山头，搞圈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吹捧符合自己派性利益的领导干部，反对、诽谤、诬告按党的原则办事的领导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从派的利益出发，培植私人势力，排斥异己；在清查工作中捂盖子，抵制清查，包庇有问题的人，或者以攻为守，倒打一耙，转嫁罪责，甚至把一些坚持正确路线，抵制“四人帮”的好干部打下去；在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对同派的人搞一风吹，处处从优照顾，对原来不是一派的故意拖延刁难，不给解决；在安排干部、发展党员、选举、招工、评奖、提级、调工资、分房子、发补助等问题上，都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一切从派性出发。这些派性严重的人，以派的利益代替党性原则，认派不认党，亲派不亲党，跟派不跟党，对党离心离德，对同派的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甚至随意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为了派的利益，他们可以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敌我，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闹派性的人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口头上说自己是革命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骨子里却继续搞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以原来的派兄派弟为基础，搞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他们唯我独“左”，唱着革命的高调，干着结帮营私、争权夺利的勾当。他们口口声声“高举”、“紧跟”，实际是借着高举以营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加以歪曲篡改，用来为他们的派性利益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甚至利用“反对派性”的口号，为自己披上“党性”的外衣，反而给坚持党的原则的同志戴上“派性”的帽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大群众反对派性，对派性深恶痛绝。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派性，不是根据他的口头“宣言”，而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要看他在使用干部、发展党员、评工资等等具体问题上，是按党性办事，还是按派性办事；看他对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坚决执行和维护，还是阳奉阴违、软阻硬抗。只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检查，到群众里去听取意见，谁有党性，谁有派性，是不难搞清楚的，要想鱼目混珠是办不到的。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战斗集体，它同派性是水火不相容的。党内可以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不许在组织上闹分裂，不|许搞派别。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组织原则。列宁说：“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进一步、退两步》）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党内斗争的历史事实证明，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坏分子、野心家等等，他们就是利用派性和派别活动来分裂党，并通过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一定要牢记。

派性是小生产习惯势力、“行帮”习气在党内的一种反映，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挑动起来的。派性的危害极大。它在政治上瓦解党，思想上腐蚀党，组织上分裂党。它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削弱党的战斗力。它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的地方揭批查不彻底，纠正冤假错案受干扰，违法乱纪案件查不下去，主要原因就是派性作怪。派性破坏安定团结，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挫伤干部群众搞四化的积极性。派性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四个现代化的大敌。每个党员都要认清这个大敌，坚持党性，反对派性，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按照中央的方针办事，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团结起来向前看，团结起来搞四化。跟着林彪、“四人帮”犯过错误的同志，一定要坚决同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划清界限，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彻底克服派性，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闹派性屡教不改的，要受到纪律处分。领导干部闹派性不改的，要坚决撤下来。

受过委屈、吃过苦头的同志，要正确对待自己遭受过的打击和委屈，要有高风格、高姿态，要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我们要正确分析历史上发生过的问题，着重考察历史条件，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不要简单地追究个人责任。

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同志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但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要提倡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对原则问题必须不留情面地开展批评，非原则问题就不必纠缠。同志之间的相互支持和谅解，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就要发扬他们那种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

克服派性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派性不消除，党性不能发扬，党在新时期的任务和路线、方针、政策就要受到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我们一定要下大决心，采取坚决的措施消除派性。要认真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把广大党员更好地团结起来，肩负起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047) 同心同德的‘火车头’——兰州机车厂党委政治生活纪事

曹永安;祖伯光(1979.08.15)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中共甘肃省委和铁道部授予兰州机车厂大庆式企业的光荣称号。这个打了十年派仗，一直被称为“老大难”的工厂，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工人同志回答这个问题时强调说：“工厂能多出火车头，全靠党委这个‘火车头’。”

这里记述的是这个厂党委坚持党性，反对派性，团结战斗的几件事。

坚决堵死“透风墙”

过去，兰州机车厂党委有一堵“透风墙”。每次党委会刚刚开完，会上讨论了什么，就传得满城风雨，甚至连哪个委员坐在什么位置，说话的声调如何，都一清二楚，弄得党委无法正常工作，会上谁也不敢说心里话。很显然，不坚决堵死这个“透风墙”，党委就没有战斗力。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厂党委同一位带头搞派性的党委常委、副厂长进行了原则的斗争。党委严肃批判他在一九七六年支持一部分人冲击党委会，到处贴“走资派还在走”的大标语，四处告“黑状”、写“黑信”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同志们严肃的批评和帮助，对这位常委思想触动很大。他回想起自己在五十年代当全国铁路劳动模范和全国人民代表的时候，想的是为革命多做贡献，为什么前些年走了下坡路，陷入派性而不能自拔？说来说去，就是在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下，个人主义膨胀，想争个人之权，背离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他在大小会上，公开承担了搞小圈圈的主要责任，承认自己闹派性是因为想当工厂的行政第一把手。他痛心地说：“今后再不搞害党误民的派性了，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四化做贡献！”

经过这场斗争，兰州机车厂党委深深感到，十多年来，派性对党的肌体的破坏，对人的思想的腐蚀太深重了，必须严肃对待，彻底消除其影响。党委首先给自己规定了一条严明的纪律：每个党委成员绝对不许搞派性活动，必须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党的团结。

“咱们都是党的人”

搞掉了党委外的小圈圈，并不等于派性消失了。在提干部、调工资的时候，派性往往又会抬头，并且反映到党委中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不徇私情，坚决按党的原则和政策办事，决不让派性这个“鬼”钻空子。

去年调整工资时，群众对一个车间干部进行了全面衡量，最后没有提他。这个干部想：自己和党委副书记张世恒是建厂时一块调到兰州的，文化大革命中又同是一个观点，于是他就找到张世恒，想让他替自己说说话。张世恒回答说：个人的友情不能代替原则，调工资要由群众评定，我个人不能给你调。

在调整和选拔基层领导班子时，在一些干部中也是各有各的打算：你有你的干部，我有我的名单。党委排除干扰，坚决不搞派性的“小名单”，而是搞“五湖四海”的“大名单”。当时，有人曾找到党委书记韩树椿，对他说：“某某可是谁的人，调整班子的时候可得注意呢！”韩树椿同志反问道：“那你是谁的人呢？咱们不搞这个，咱们都是党的人！”

正因为厂党委成员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人，当互相之间产生矛盾和隔阂时，他们顾大局，向前看，不计较个人恩怨。文化大革命中，李恩波同志对被结合较早的李树森同志的某些做法很有意见。一九七六年底，李恩波重新回到兰州机车厂工作，和李树森都在常委班子里，又都任副厂长。大家担心他俩弄到一起搞不好。但出人意料，李恩波当着李树森和同志们的面，多次讲：“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同志了，谁都难免有错误，我也曾错误地整过别人。不能把那些往事当个斗大的线团子，缠个没完没了。”李树森看到李恩波姿态很高，也作了自我批评。现在，他俩增强了团结，工作上互相配合。

友谊、谅解和支持

这个厂的党委副书记、厂长张世恒，是从中层干部新提拔起来的。在厂党委常委中，许多同志的资历比他老，年龄比他大，又一直是他的老领导。他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最初总是惴惴不安，工作不大胆。厂党委书记韩树椿带头尊重和支持他的工作，并多次在常委会讲他的长处，提出常委们要加强团结、合作。常委们也都表示，不为个人争长短，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支持他的工作。张世恒在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勇挑重担，大胆地抓起了全厂的生产，工作很有起色。

在“班长”的带动下，党委“一班人”相互支持逐步形成了风气。在今年的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有的同志对负责生活的一位党委常委、副厂长提出尖锐批评，并表示对他不信任。厂党委认为，这个常委工作是有缺点的，但有些生活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住房紧张、生活福利设施差等等，是多年积累下的，并不是这位常委工作造成的。在会上，党委耐心向大家进行解释，明确指出，有关职工生活福利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应该由党委集体承担责任；并希望广大职工支持这位常委把工作抓好。会后，党委加强了对生活福利工作的领导，支持和帮助这位常委大胆工作，大大加快了职工宿舍和生活福利设施的建设，职工食堂也越办越好，群众比较满意。

在兰州机车厂党委内，“班长”敢于承担责任，委员勇于分担责任。遇到紧急情况，谁在场谁就负责到底，决不推给别人，更不推给“班长”。去年以来，这个厂发生的几件紧急事情，都是由当事的常委临机处理后，再向常委会汇报的。过去那种无人负责，推推拖拖的作风再也看不到了。党委常委、厂工会主席崔玉斋初来到这个厂时，是抱着多听少说的态度干工作的。现在，他看到党委“一班人”互相信任，不诿功推过，感到延安作风又恢复了，心情十分舒畅，决心做好党委分给自己负责的工作。他以工会为家，对工作大胆负责，把“百事闲”的工会变成了“百事忙”。

本报记者　曹永安　祖伯光


048) 内蒙古自治区一些单位捍卫党的政策保证清查工作善始善终

严肃处理进行翻案活动的帮派分子　　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坚决支持打击帮派势力的翻案活动，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

顾雷(1979.09.04)

编者按：对追随林彪、“四人帮”犯了罪行和错误的人，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总的精神是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能挽救的尽量挽救。犯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的人，只要改过就好，就能得到从宽处理。但是，对那些犯有罪行，又拒不认错、攻击清查工作、闹翻案的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而应该象内蒙古自治区那样，从严处理。这样才是全面地执行党的政策，才能做到揭批查运动善始善终，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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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顾雷报道：内蒙古自治区一些单位，为了保证清查工作善始善终，捍卫党的政策，先后严肃处理了一批追随“四人帮”干了大量坏事，又大搞翻案活动的帮派分子，受到广大群众拥护。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近一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的揭、批、查运动，总的说是健康的、有成效的，基本上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目前已普遍进入定案、处理阶段。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股翻案风。搞翻案活动的，有出卖灵魂，参预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所谓“老干部”；有“造反派”的坏头头；有打、砸、抢、抓、抄五毒俱全的“种子选手”；有一贯诬陷、迫害、打击老干部的尖子人物；有挑动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的首恶分子；有一贯以打人为能事，残害干部和群众的凶手。这些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其残暴行径令人发指。仅以他们一手制造的内蒙古三大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二月逆流”、“新内人党”为例，受株连的蒙汉族干部和群众，达数十万之众，被摧残致死的数以万计，给内蒙古自治区带来一场空前的大浩劫。但是，有些犯有累累罪行的人，不但不低头认罪，改过自新，反而大搞翻案活动，继续与党和人民为敌。他们的翻案活动多种多样。例如：

某些出卖灵魂的所谓“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一直充当“造反派”的谋士，在搞乱内蒙古和篡夺内蒙古党政大权，制造冤、假、错案过程中，起了极恶劣的作用。清查工作开始时，他们虽然稍有悔悟，但不久，即一反常态，以攻为守，竟然提出“如果定我为人民内部矛盾，怎样检查都可以”，否则，一问三不知，装聋作哑，上推下卸，极力把自己装扮成清白无辜的人。

有些直接参预制造内蒙古三大冤案的头面人物，不但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装作受害者，而且向做清查工作的同志发出挑战：“我说不清楚由我儿子说清楚，儿子说不清楚由我孙子说清楚，在外边说不清楚到监狱里去说”。态度嚣张，妄想待机再起。

有的被拘捕审查的，买通看守，同社会上的帮派分子书信往返，统一口径，否认已经交代过的材料，想逃之夭夭。

一些仍留在原单位审查的帮派中坚人物，频繁进行串连，采取一致行动对抗清查工作。向他们核实材料，他们都说不知道，要他们写证明材料都不写，让他们下去劳动锻炼都不去，调换他们的工作都不走，反而提出要领导上说清楚为什么要审查他们。

一些极端顽固的家伙，面对人证、物证、旁证，仍百般抵赖，拒不认错。他们不但不在结论材料上签字，而且让自己的家属四出告状，找领导胡搅蛮缠，制造“受冤枉”的假象，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以此干扰定案处理工作。

还有一些人，用泡病假的手法，同做清查工作的人进行“合法”斗争。他们小病大养，无病装病。找他们核对材料，他们就说“身体不好，想不起来了。”（⑴⑷）有的没有病也长期不上班，照拿工资，到处串连，闹翻案，借以拖延结案时间，窥测方向，等待时机。

有的到处投匿名信，恶毒攻击清查工作是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诬蔑做清查工作的同志执行的是“四人帮”的路线，甚而恶毒诬蔑说：“我们只知道有人借搞清查要篡党夺权”。要求给他们平反，气焰十分嚣张。

更有甚者，伊克昭盟一个“造反派”的坏头头，把伊盟整整搞乱了十年，机关人员无法工作，农牧民无法生产，一直迫害老干部，无恶不作。被隔离审查期间，不但不认罪，反而行凶，企图掐死看守人员。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一些一贯打、砸、抢、抓、抄五毒俱全的丑类，不仅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反而疯狂叫嚣：“十五年后再见分晓！”依然死抱住“四人帮”反革命僵尸不放，妄图同党和人民较量。

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运动办公室的同志讲，有前述表现的人虽然不很多，但由于他们里里外外进行串连，能量很大，已影响到相当数量犯有种种错误和罪行的人态度极不老实，干扰清查工作，使结案、处理工作进度很慢，广大干部和群众极为不满。

为什么上述的人如此猖狂翻案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有些同志对追随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干尽各种坏事的帮派体系的反动性和顽固性估计不足，把他们的翻案活动，误认为仅仅是思想上的反复，放松警惕，未能及时地坚决地予以回击。另一方面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制定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方针和政策，曾受到“左”的和右的干扰，同时，党内外有些人一度思想不通。帮派分子以为有机可乘，就闹翻案活动。

鉴于前述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在召开的两次清查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对这些翻案活动，必须坚决进行斗争，决不能心慈手软。隐患是万万留不得的。对那些犯有罪行，证据确凿，态度恶劣，搞翻案活动的人，必须从严处理。各单位根据区党委的这一精神，先后处理了少数一直无理取闹，大搞翻案活动的尖子人物。呼和浩特铁路局就处理了两个这样的人物，一个是开除党籍和公职，经过法律手续逮捕法办；另一个是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下放基层劳动改造。局党委还把这一决定通过电话会议，向广大群众公布，并把这一决定念给所有正在受审查的人听，让他们进行讨论。其他单位，对那些罪行大，闹翻案很凶的人，有的依法逮捕法办，有的依法拘留，有的开除党籍，有的加重处理。这样做的结果，伸张了正气，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帮派势力的翻案活动，已不象以前那样嚣张，他们已经有所顾忌。但是，还不能断言今后就不会出现，特别是最后进行组织处理的时候，还可能出现激烈的斗争。对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看待？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我们整整等待三年，他们还不认罪，真是岂有此理。自治区党委完全支持铁路局等单位对大搞翻案活动的人所采取的严厉措施，他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党有个老传统，允许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对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犯了各种错误和罪行的人，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总的精神是立足于挽救。有些人不识时务，认为党的政策软弱可欺，不认错，闹翻案，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有的人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还想装作一贯正确，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现在看，闹翻案的人，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受益户，有的入了党，有的升了官，一句话，是一伙发了横财的人，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闹翻案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里要指出一点，如果结论材料确与实际情况不符，应该允许人家申辩，这不能叫翻案，实事求是嘛。但对待翻案这个问题，区党委的态度是鲜明的：犯了罪的人，认了罪，愿意改正，我们表示欢迎；如果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耍无赖，闹翻案，一定要从严处理，丝毫不能含糊。我们决不会迁就这些坏人，辜负党中央和内蒙古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只有这样做，才不会让震派人物潜藏下来，成为隐患。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揭、批、查运动善始善终，才能继续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才能保证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推动我区各项事业迅速前进。


049) 眼光向着前方——天津小站西右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风琴被平反之后

韩宝和;丛文滋(1979.11.22)

去年下半年，天津市揭批查运动进一步深入，原西右营大队负责人被隔离审查。谁来领导这个被老反共分子陈伯达插手搞得非常复杂的大队呢？上级党委研究决定：让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张凤琴回西右营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消息一传开，立刻在人们心里激起层层波澜。

一九六四年，张凤琴是西右营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四清”运动开始后，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多次窜到这个大队推行极左路线，亲手整了张凤琴，给她戴上“反革命黑帮集团头子”、“富农分子”等帽子，实行“专政”，并株连全家、亲友以及跟她有工作关系的干部和群众。文化大革命中，张凤琴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渊薮，遭到无情的批斗和打骂，甚至粪土弄得她满脸满嘴。她的爱人于占海也未能幸免，在村里被非法隔离，屡遭毒打，后来又被送到市里坐了四个月的班房。听说让张凤琴回队当支部书记，于占海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他冲着张凤琴火冒三丈地说：“你要再回来当干部，我就搬铺盖卷走，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跟他们一起度过苦难日子的孩子，一听要妈妈回村当干部，心里也难过极了，怕妈妈以后再挨整。

但是，张凤琴没有怯步，更没有消沉。她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数自己走过来的脚印，没有出息；要紧的是迈稳现在的每一步，看清将来的路。她对爱人和孩子们说：“那是过去的事了，往前头看吧，越看越豁亮。这些年来，我没能为党做多少工作，现在，党和人民给了我工作的权利，我多干一些，补一补过去的损失吧！”

张凤琴办事情处理问题，总是把个人的利益同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联系起来，更多地体谅国家和集体的苦衷。在受迫害的那些日子里，她全家多年的劳动积蓄，荡然无存。政治上平反后，经济问题一直悬着，但她却一声不吭，不给领导上添麻烦，也不向集体伸手。去年，上级提出给她落实经济政策，应退给她四千多元现金，但因集体有困难，为了不影响社员当年分配，先退给她一千多元，剩下的逐年退清。她说：“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不能老在经济上打算盘，要尽力替国家挑担子。”

几经挫折的张凤琴，还是象过去那样，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对于群众批评她的意见，正确的她就虚心接受，有出入的就给自己敲敲警钟。落实经济问题时，她主动提出，过去多吃多占累计二十三元钱是事实，这些钱还是应该退赔的。她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决不能对个人的错误一风吹！”

张凤琴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一些当年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过她的人，心里敲起了小鼓——“凤琴会对我怎样呢？”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伟大号召，在张凤琴的心里点亮了一盏灯。她心里明白，这些年来，翻来复去地折腾，弄得人心七股八叉，说嘛也不能再整来整去了。对过去反对过自己的人，她放到大的政治背景上考虑和对待，不在个人恩怨的小圈子里打转转。

大队党支部委员刘树成，“四清”时是积极分子、治保主任。张凤琴重新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刘树成见了张凤琴的面，说话办事总觉得不好意思，干工作拘拘束束伸不开手。一天晚上，张凤琴把刘树成叫到身边，对他说：“打我回来你心里有嘛想法，咱扯扯。”刘树成说：“你是老书记，我专了你多年的政；如今，你又上台了，还能用俺这号人吗？”张凤琴听了他的话爽朗地笑了。她说：“那时，你专我的政，是陈伯达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他们把我打成‘反动富农’，你当治保主任的不管我还管谁呢？”一席话，说得刘树成又惭愧，又感动，并对自己以往做过的错事做了自我批评。现在，刘树成又担任了党支部委员，正在实现四化的征途上迈出新的步伐。

本报通讯员　韩宝和　本报记者　丛文滋


050) 坚决消除派性，促进安定团结，中共淮北市委抓紧党员轮训收到显著效果

(1979.11.22)

本报讯　今年五月到七月，中共安徽省淮北市委举办党员轮训班，对市直机关和矿务局机关二千多名党员分三期轮训完毕。接着，全市各级党委也狠抓了党员的轮训。到目前为止，全市四万三千五百多名党员，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参加了学习。通过轮训，教育了党员，端正了党风，基本上消除了派性，全市出现了良好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形成了十多年来没有过的安定团结的局面，生产建设有了新的发展。

林彪、“四人帮”为害十多年，淮北市也深受其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相当突出，特别是不正之风盛行，资产阶级派性严重。淮北市原来就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宗派势力，文化大革命中又分成对立的两大派。地方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在共同利害的基础上紧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能够左右形势的势力。党的机关里的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则是这股力量的中坚。这些人把党内关系搞得极不正常，坏人得势，好人挨整，一些党组织长期处在涣散状态。派性掩护歪风，歪风助长派性，稍有风吹草动，便闹得鸡犬不宁。由于揭批查运动没搞彻底，去冬今春，有的清查对象又借发扬民主企图把市委搞瘫痪，把主要负责同志整倒，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产，广大群众非常不满。

问题暴露在社会上，根子在党内。闹得最凶的是市直机关一些单位，出头露面的是少数党员，组织策划的是个别领导干部。事实很清楚，要消除不安定因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教育党员，端正党风。

但是，究竟采取什么形式来教育，市委开始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怕集中学习，影响工作；有的感到淮北问题复杂，积重难返，怕轮训没有成效；有的把轮训班混同于过去整人的一些“学习班”，怕重复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极左的做法。市委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对党员进行轮训，是完全必要的，只要方针正确，方法对头，妥善安排，是能办出成效的。市委成立了以市委三位领导同志为主的党员轮训班领导小组，决定首先对市直机关和矿务局机关党员进行一次轮训。

前一段，由于“左”右两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一部分党员思想比较混乱，在许多问题上分不清是非，或者对党中央所采取的一些战略性措施不理解，甚至抵触；或者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谈解放思想。党员轮训班，坚持用三中全会的精神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引导大家正确看待形势，用自身接触到的实际，说明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帮助原来存在着糊涂认识的同志总结经验教训。矿务局的同志们说：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把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集中精力搞四化。

淮北市在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每期轮训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市委认为，淮北市的主要问题是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这个问题牵涉面广，危害性大，是影响安定团结的主要因素。抓住了这个矛盾，党内其它矛盾就好解决了。因此，轮训班始终注意联系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这个实际，旗帜鲜明地号召大家同派性作斗争，并引导大家联系前一阵子有些人借发扬民主，煽动闹事的实际情况，摆派性表现，论派性危害，挖派性根源。接着，又以几个打砸抢分子作为反面典型，发动大家回顾他们怎样靠派性起家，又怎样以闹派性而垮台的历史教训，教育大家充分认识派性的严重危害，自觉地消除派性，增强党性。

轮训班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关键在于领导带头。市委副书记武建周同志在讲课中把自己摆进去，联系当年入党誓词，一条条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好评。大家反映，市委领导能这样带头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检查，有什么错误不应当抛弃的呢！

轮训班坚持了正面教育，实行“三不主义”，领导和大家一起亮思想，谈认识，总结经验，对有错误的同志一视同仁，热情帮助。参加轮训班的同志普遍反映，这次轮训班同过去的所谓学习班就是不一样，确实体现了延安整风的精神，使大家有话愿意说，有错敢于讲，真正提高了觉悟，丢掉了包袱。


051) 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

本报评论员(1979.11.29)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特别注意培养和提拔青年和中年干部”。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需要尽可能地增加中年、青年干部”。这是党中央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按照这个决策，在今后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别精心地培养和选拔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各级领导班子的接班人，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

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党委结合揭批查运动和落实干部政策，调整和加强了绝大多数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一大批会治党、治国、治军的老干部重新担负起领导工作，这是很必要的。这些老干部，在民主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为党和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宝贵经验。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三年多来，这些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老干部，精神振奋，兢兢业业，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尽心尽力地带领广大群众大干四化，对于稳定局势，拨乱反正，扭转乾坤，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实现四化的伟大斗争中，老干部仍然是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和带头人。轻视老干部。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的一些领导班子，同实现四化的要求，还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各级领导班子，普遍缺少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突出问题。领导班子担负着领导群众实现四化的重任，不但有许多新问题、新情况需要去钻研、去解决，而且有许多繁重的具体工作要做。然而，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特别是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有些老干部不仅年龄大了，而且身体受到严重催残，他们重新工作后，主观上很想为四化作贡献，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情，但精力毕竟不够了，常常是力不从心，有的连八小时工作也坚持不了。为什么有些地、县委书记不能经常往下面跑？年龄过大，体弱多病，是一个重要原因。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人的体力和精力受自然规律的影响，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能胜任繁重的工作，这是难以抗拒的。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突出。而现有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中，中年、青年干部又太少了。这种状况不迅速改变，不把大批经过实践考验，得到群众拥护的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靠什么来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又怎能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精心培养和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尽快解决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接班人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关系到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权能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党的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靠谁来执行？这个历史的重任靠谁来实现？政治路线是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是靠各级干部带领群众来贯彻执行的。经过三年的调整和整顿，绝大多数领导班子已经基本上掌握在人民能够信赖的干部手里了。但是，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十年、二十年以后，党的政治路线还能不能继续贯彻执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还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人民群众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许多老干部，现在虽然身体条件还比较好，精力比较充沛，可以再干几年、十几年。但是想到今后的几十年，他们希望尽快培养和选拔一批年轻或比较年轻的优秀干部，从现在开始就逐步接替自己的工作，以便在实践中加以培养，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很有远见的。这种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是非常可贵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我们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必须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德，主要是指干部的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才，主要是指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当前特别要强调三条：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这三条，是我们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德才兼备”标准的具体化。没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我们四化的宏伟事业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应该说，经过揭批查运动，我们对干部的政治态度和精神面貌了解得比较清楚了，哪些人拥护党的路线，哪些人党性强、作风好、有能力、有干劲，看得比较清楚了。这就为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趁着一些老同志还健在的时候，抓紧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要经过全面的、历史的考察，把那些真正坚决献身四化，思想解放、肯学肯钻、对业务精益求精的，能够以身作则、讲党性、守纪律、倾听群众意见的，在工作中表现出实干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大胆地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那些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那些派性严重而不肯改的人，那些经过反复教育而仍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那些专好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弄虚作假的人，那些虽有才干但不正派的人，绝不能让他们进入领导班子。（⑴⑷）当然，对他们还要做耐心的教育工作，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必须坚持培养和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才能保证各级领导班子的纯洁性，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带领群众团结一致搞四化的战斗指挥部。

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是全党的大事。老干部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过去，绝大多数老干部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战斗在第一线，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许多人年纪太大了，他们肩负的光荣任务，就是培养和支持、帮助第一线的指挥员，自己退到第二线。这比自己站在第一线，意义更深远。每一个老同志，都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热情地欢迎年轻的同志迅速成长，自觉地把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当作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担当起来。对老干部来说，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作出贡献，是比什么都宝贵、都重大的贡献。老干部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扎扎实实地搞好传帮带，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自己的好思想和丰富经验，传授给中青年干部。要有意识地把真正优秀的较年轻的干部，放到主要岗位上，既严格要求，又积极帮助，使他们认真接受群众的监督，在实践中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逐步担负起各项事业的领导责任。

应该指出，在我们党内以至社会上，对于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还存在着一些思想障碍，这是必须坚决克服的。当然，由于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肆意践踏党的组织路线，滥用了一些无才无德的干部，败坏了革命接班人的政治声誉，至今还留有恶劣的影响。因此，人们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和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对中青年干部的状况，应当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估计。那些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的干部，许多人经受过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的考验，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锻炼，一般都取得了从事实际工作和各种专业工作的经验，在各个岗位上是挑重担子的。就是那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大专学校毕业的学生，至今也有二十年左右的工作经历，许多人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很明显，在许多单位，实际工作都是这些中青年干部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中选拔优秀的，让他们担任领导工作呢？当然，我们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时，要十分重视实践锻炼，反对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一步登天”，“坐直升飞机”。但是，重视实践与“论资排辈”是不同的。如果一说提拔干部，就比谁的资历长，谁的级别高；正职缺员，只能从副职里找，副职里又比谁的资历老，那就必然使许多优秀的干部被盖在下面提不起来。诸如此类的逐级排辈、论资提干，不知压抑了多少年轻有为的人材。这种教训，今后决不能再重复了。

培养和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解决好各级领导班子接班人的问题，是党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不能搞运动，搞“突击”、“大呼隆”。林彪、“四人帮”在长达十年中推行一条极左的组织路线，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党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工作。认真总结和记取这一沉通教训，对做好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是十分有益的。各级党委既要决心大，又要步子稳；既不能慢慢腾腾，也不能冒冒失失。要立即着手制定规划，具体部署，落实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逐步做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年富力强的干部占大多数。这里，年龄必须服从德才条件，成熟一个，选拔一个，防止只从年龄着眼，勉强凑数。要坚持群众路线的选拔方法，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选拔干部必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必须经组织部门认真考核，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不能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单凭印象随意圈定，更不能搞“一言堂”、神秘化，按少数人的意志或个人的好恶来挑选干部。

早在抗日战争开始的第二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现在，我们党正在领导九亿人民去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完成这个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更需要有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只要我们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老干部的骨干作用，精心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党就会涌现出大批献身于四化，善于搞四化的领导干部，从而保证四化事业的顺利进行。


052) 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王明友团结同志的二三事

甄天仁;陆嘉生(1980.01.10)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王明友同志被重新调回中国地质图制印厂主持党委工作。

回厂不久，王明友听到了一些议论。不少人说，厂党委副书记董贵全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老王整得够呛，这次老王一定要收拾他。原来和董贵全同志一派的群众，也担心会挨整。王明友想：这些年来，我们党的团结，被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得多么严重啊！要搞好这个厂，首先就要把党委“一班人”团结起来，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决心主动来做团结的工作。

一天夜里，王明友主动找老董谈心。那些天，老董心里也不平静，一见老王找他谈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老王深情地对他说：“老董啊，三十多年来，我们这个厂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没有一年不完成任务。但现在，我们连工资都发不了，只好把国家用来印地图的纸卖了过日子，真叫人心疼啊！我们都是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了，纵然有千条意见分歧，可也荒?不把生产搞好呀！”听了王明友这番发自肺腑的知心话，老董十分感动。尽管当时他们对厂里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在搞好生产这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当晚，他们谈了很久，并一起研究了搞好生产的措施。

一次，党委会讨论配备科室领导。劳资科原来只有一个副科长。他作风正派，又和老王一起工作过二十几年，大家都以为这次会提他当劳资科科长。但是，老王却提名原组织科副科长担任劳资科科长，提名那位原劳资科副科长到技术科担任副科长。这个组织科副科长原来和老董是一派，曾起劲地反对过王明友，怎么会提他去掌管工厂相当重要的劳资大权呢？不少人不理解。王明友胸怀坦荡地说：“我们用干部，要量才使用，不能以个人的好恶看待同志。”他接着谈了自己的理由：原来的劳资科副科长，是七级老工人，让他担任技术科副科长，正好发挥他的长处；原来的组织科副科长，对劳资工作比较熟悉，怎么能因为反对过自己，就不用他呢？实践证明，党委在选择安排干部时这样做，换来的正是全厂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一九七六年，“四害”横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又一股狂风恶浪。当时，有人鼓动董贵全拉起队伍，再干一场。王明友发现了这种苗头，就和党委其他成员一起，多次严肃地向董贵全提出忠告。董贵全思想上虽然有过波动，但在关键时刻，他听了党委的话，没有参与帮派活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揭批查运动中，干部和群众给董贵全贴了许多大字报，有的还要求对他撤职查办。但是，王明友和厂党委其他同志经过查证核实，证明群众提出的有关他的问题，基本上是属于派性干扰方面的，他的确没有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因此，他们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派性和帮派体系的界限，帮助董贵全检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没有轻率地采取组织措施。最近，经过复查，证明他们在清查运动中采取的方法和所做的结论，都是正确的，从而更加促进了全厂党内外的安定团结。

甄天仁陆嘉生


053) 中共山西省委严肃处理诬陷迫害李桂花事件

开除宋莎荫、王祥云党籍并建议司法机关追究王祥云的法律责任

本报讯(1980.04.15)

编者按：中共山西省委按照党规党法，已对诬陷迫害李桂花同志的宋莎荫、王祥云，进行严肃处理。

李桂花的冤案并不复杂，联合调查组排除种种阻挠，用了半年时间将全部案情调查清楚。有关部门又用了半年时间，作出处理决定。宋莎荫等人拉大旗作虎皮，粉碎“四人帮”以后，继续横行，制造了李桂花冤案；联合调查组清理此案时，王祥云又百般阻挠，妄图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事实证明，唬人是不能持久的，阴谋诡计总会破产，党规国法一定要维护，正义终归会得到伸张。

＊＊＊

本报讯最近，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将进行诬陷迫害、制造冤案的山西日报副总编辑宋莎荫、山西日报摄影部主任王祥，云开除出党，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建议司法机关追究王祥云的法律责任。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山西日报揭批查运动开始，摄影部洗印室工人李桂花等曾经议论过江青在大寨给王祥云改名字，寄照片，王祥云给江青放大照片，吹捧江青等问题，认为王祥云应当作出交代。在此以前，李桂花曾揭发过王祥云有多次调戏妇女、打击报复等行为。王祥云因此对李桂花怀恨在心。这时，在宋莎荫的支持下，竟把李桂花列为清查对象，给李桂花罗织罪名。宋莎荫还曾向报社负责人和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提出拘捕李桂花，并和王祥云同去太原市公安局办理拘捕李桂花的手续。公安局提出需要书面材料，宋莎荫、王祥云任意编造罪状，进行陷害。比如，有一个材料说，李桂花曾经说过“王祥云动不动说人家反大寨，他有后台，我不怕他”，他们篡改成“李桂花十分嚣张地咒骂常到大寨采访的记者王祥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宋莎荫还在书面材料上，无中生有地写道：“李桂花在‘四人帮’猖狂进攻时有大量活动，干了大量坏事”，“散布了大量反革命言论”。

山西日报社负责人根据宋莎荫、王祥云捏造的材料，未经集体讨论，即签发上报，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批示同意拘捕李桂花。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太原市公安局便将李桂花拘捕，并抄了李桂花的家。

在拘捕李桂花之后，山西日报社成立了李桂花专案组。报社负责人和宋莎荫指定王祥云为专案组负责人之一，操纵专案组，肆无忌惮地对李桂花进行迫害。李桂花被押在狱中达二十一个月之久，受尽各种侮辱和酷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以致精神失常，生活至今不能自理。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收到群众揭发宋莎荫、王祥云诬陷迫害李桂花的来信后，派人与中共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省委宣传部、太原市委组织部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从去年四月到十月认真清理此案。调查结果证明，宋莎荫、王祥云等人诬陷迫害李桂花的情节完全属实。


054) 朱涤新、胥治中委员谈防止“震派”等人物钻进领导班子

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摘登

(1980.09.16)

朱涤新、胥治中委员认为，实现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是一项战略任务，它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要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第一，必须按照党的组织路线，坚持走群众路线，上下结合，通过民意测验方法，把那些才德兼备，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人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企事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行群众选举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过揭批查，路线是非确实搞清楚了，根除了派性；二是领导班子确实整顿好了，党风搞正了。第二，克服论资排辈的阻力。肃清选拔使用干部上的封建主义残余，反对只从资历、级别上考虑，真正把那些年富力强有才干的中青年干部提到领导岗位上来。第三，要防止在十年动乱期间的那些“震派”、“风派”、“闹派”人物钻进各级领导班子。现在有的单位，尤其在基层还有派性，厂长、所长、书记被他们缠着，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他们说了算，名无山头暗有礁，影响选拔干部。对于这些人我们不放心。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的使用，必须坚持党的政策，一要他们从思想上真正承认错误，做深刻的检讨；二要经过实践考察，真正改正错误，得到了群众谅解才行。

山西省委于四月一日召开常委会，研究这一冤案，作出了以上处理宋莎荫、王祥云的决定，对参与制造这一冤案的其他人员，也进行了组织处理。


055) 坚决纠正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左”的错误，河北省拨乱反正出现新局面

于山;吴英才(1981.12.11)

现在，重大冤假错案都已彻底平反，落实政策、调整领导班子工作正向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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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于山、吴英才报道：今年７月中央书记处主持召开河北工作会议以来，河北省各级党委和省直机关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深入批左，坚决纠正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调整领导班子，全省上下出现了拨乱反正的生动局面，经济工作也开始有了起色。

河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长期持消极抵触态度，不认真贯彻执行，虽经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耐心地进行教育、批评和帮助，但他仍然缺乏觉悟，改正不力，以致给河北省的工作造成了严重后果，与先进省份差了一大截子。中央将他调离河北以后，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河北仍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

党的六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书记处主持召开了河北工作会议。到会同志遵照六中全会精神，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明确了团结前进的方向，使这次会议成为河北省拨乱反正、做好各项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９月份，省委召开了工作会议，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就全省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了认识，并作出了关于加快落实政策工作的决定。省委立即组织力量，对久拖不决和平反留有尾巴的重大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平反。

唐山地、市最近联合召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平反大会，为“冀东党”大冤案彻底平反，澄清是非，推倒强加给冀东党组织和受迫害、受株连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张家口地委在发动群众深入批左的同时，大张旗鼓地为“胡（开明）、葛（启）、解（峰）冤案”彻底平反，分清了二十多年的大是大非，打开了束缚张家口地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的沉重枷锁。在河北影响很大的承德地区的“王（克东）、郭（耀臣）、郑（起茂）冤案”，也于最近澄清是非，得到彻底平反。沧州地委召开了３万人收听的广播大会，公开为在除“两害”和“揭批查”时被错整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邯郸地区、涉县、鸡泽、藁城等地，也为本地的重大冤假错案召开了平反大会。

河北省委还作出决定，对柴晋川、刘铎等同志的“反革命案”，给予正式平反；对受到错误批判的王东宁、袁振、翟向东、冷裕成等同志，给予彻底平反。１９７７年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全省大部分地区因受左的影响和派性干扰，对一部分干部、群众进行了清查、批判、拘留，甚至逮捕，制造了一批错案，最近大部分也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平反。

目前，河北省各地正在抓紧进行组织上的整顿，对一些拒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品质恶劣或极不称职的人，经过批判、教育，进行适当调整。对落实政策拖着、顶着不办，经过批评、教育不改的，坚决调离；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不称现职、群众意见很大的，已经或正在根据不同情况调整他们的工作。各地还注意妥善安排受过迫害的老干部的工作，着手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

在拨乱反正中，河北省委注重以六中全会《决议》为指针，用实践这一标准澄清十年内乱时期的大是大非；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强调即使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决心改正，有改正的行动，仍然可以得到信任和使用。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开展，党的各项经济政策逐步得到贯彻。由于打破了左的束缚，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省普遍推开。工业生产也从９月份开始扭转下降的局面，出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是，全省落实政策工作的进展还很不平衡。最近，河北省委要求省直机关要急起直追，成为全省的表率，并抽调了二十几名厅局长级干部，带领工作组分赴各地，进行检查督促，以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工作的步伐。省委书记王铮、赵一民同志最近分别在省直机关和地、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表示，省委有决心以革命的胆略，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善始善终地全面地完成拨乱反正的各项任务。


056) 不许“造反”起家的人利用职权对抗三中全会路线，天津市委和政府改组水产局领导班子

史博(1982.03.29)

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恒和其他三个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已被免去党内外领导职务，任命了新的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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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３月２８日电新华社记者史博报道：中共天津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最近改组了由“造反”起家的人掌权的天津市水产局的领导班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恒，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马成志，党组成员、副局长兼市海洋捕捞公司党委书记刘增祥，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云洪，已被免去党内外的领导职务。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已另行任命了天津市水产局新的领导班子。

天津市水产局的领导班子是１９７８年“揭批查”以后，于同年下半年组成的。杨恒原为中共华北局计委农业处副处长。“文化大革命”中他积极参加造反组织，炮制过迫害老干部的所谓“先进”经验，制造了多起冤假错案。被他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有几十人。

马成志原是天津市粮食局西站粮库的党总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因支持造反起家的人被提升为天津市粮食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调到水产局后，他利用职权，把一些造反起家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

周云洪原为水产局海洋捕捞公司的船工。“文化大革命”中他组织“造反队”，大搞“停产闹革命”，１９６９年２月海洋捕捞公司成立党委大会上他被宣布入党，同时被任命为公司党委副书记，不久又被提升为水产局的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他终日游手好闲，不干工作，被群众称为“玩闹局长”。

刘增祥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海洋捕捞公司副经理，因坚持“捕鱼不如买鱼”、“买鱼不如（由中央）调鱼”的错误观点，主张解散海洋捕捞公司，１９６５年曾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初，他以“受害者”身份起来造反，最早被结合为市捕捞公司副经理。１９７０年刘增祥被调出。１９７８年下半年杨恒、马成志到水产局后，把刘增祥吹捧为水产“专家”，又把他要回水产局，并越级提升为副局长、党组成员兼市海洋捕捞公司党委书记。

杨恒等人掌握水产局的领导大权后，头一件事就是公开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组织路线，为那些在“揭批查”中下台的人鸣冤叫屈，并把这些人调回来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在渔业生产上，他们抵制国务院和天津市要求市水产局多捕鱼、多供应市民鱼产品的指示，千方百计地压缩捕捞渔船，降低捕鱼量，为解散天津市海洋捕捞公司创造条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就将水产局三分之一的渔船给了兄弟省、市。他们还坚持“捕鱼不如买鱼”、“买鱼不如（由中央）调鱼”的错误观点，在职工群众中公开宣扬“散伙”了事。在他们的把持下，水产局职工思想混乱，天津市渔船队的出海率只有３０％，为兄弟省市渔船出海率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市海洋捕捞公司的捕鱼量，还赶不上山东省烟台地区一个生产大队６艘渔船的产量。与各兄弟省、市比较，天津市的捕捞设备是比较先进的，而产量却最低，成本最高，从而造成了天津市民吃鱼难的局面。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第二书记黄志刚、市长胡启立等负责同志，对市水产局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早有察觉，曾三次派人调查。但由于负责调查的市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陈荣和市委组织部前部长马瑞华等有关负责工作人员写假报告进行包庇等原因，前两次调查都没有能解决问题。直到１９８１年４月市委另行派人进行第三次调查时，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查证，才查清了水产局领导班子的主要问题。


057) 整党反映了全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心愿

各地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整党决定，对整党充满信心

新华社(1983.10.26)

据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５日电《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公布后，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目前，全党同志正在认真学习这一文件，作好开展全面整党的思想准备。最近，新华社记者访问了各地的一些党员干部，他们向记者畅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和意见，对整党充满胜利信心。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李佐长说：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贯穿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提出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这完全是根据党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决定》关于整党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也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地、坚决地拨乱反正，从中国实际出发，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许多好经验，赢得了今天的大好局面，党中央决定在全国用三年时间系统地全面地进行整党，反映了全党的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只要认真严肃地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决定》，我相信一定能克服党内的阴暗面，纠正党内的错误，使党风得到根本好转，使我们党成为建设四化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实现四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沈阳市先进企业、沈阳电缆厂厂长苏廷科说：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把党整好了，四化建设就有了根本保证。

沈阳电缆厂是一个有６，０００多名职工的国家骨干企业，目前全厂共有１，２００多名党员，许多党员担负各级领导工作，是企业生产、管理和技术的骨干。但也有些党员，虽然从组织上入了党，却起不到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从电缆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看，凡是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能起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单位，那里各项工作就先进，生产就发展，凡是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干部思想作风有问题的单位，那里工作就落后。现在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全面整党，认真解决党员队伍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这就必然使广大党员受到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党员队伍的政治素质得到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提高了，就会带动工人队伍素质和整个企业素质的提高。这样，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二十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⑴⑷）

“三种人”必须清理

天津市水产局党委副书记兼局长刘永旭说：

结合我们局改组领导班子前后的实际，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我们进一步提高了对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特别是对彻底清理“三种人”的深远意义看得更清楚了。

天津市水产局领导班子原来严重不纯，主要领导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他们公开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为那些在“揭批查”中下台的人鸣冤叫屈，并且把这些人调回来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在渔业生产上，他们抵制国务院和天津市要求水产局多捕鱼、多供应市民水产品的指示，千方百计压缩捕捞渔船，降低捕鱼量，坚持“捕鱼不如买鱼”、“买鱼不如由中央调鱼”的错误观点，甚至在职工中公开散布：散伙了事。在他们的把持下，水产局职工思想混乱，渔船队出海率只有３０％。

中共天津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去年初改组了这个局的领导班子，任命了一批坚决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干部担任领导，结果很快扭转了全局人心涣散、生产落后的局面。

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山西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马烽说，文艺界整党，应该着重放在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要通过整党，使党员作家首先想到自己是一个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党员所写的作品，要对人民负责，要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发表以后，一些人认为，我们文艺界是“清水衙门”，既不掌权，也不管物，没什么整的。我觉得这些认识是片面的。文艺界整党不是关系小，而是关系重大。诚然，这几年文艺界成绩很大，但是问题也不少，最突出的一条是一些党员文艺工作者忘记了自己是党员，脱离了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大目标，有的甚至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同流合污，写了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他们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奋斗。这几年文艺评奖活动中的不正之风也很严重，拉选票，弄虚作假，庸俗的吹捧，铺张浪费等等，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社会主义文艺最根本的任务是教育群众，好的文艺作品可以给人以鼓舞、教育，而不健康的文艺作品则会腐蚀人的灵魂。所以，作家、艺术家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不对党员作家、艺术家进行思想教育，任凭这些思想泛滥怎么能行呢？我们应该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作家不深入生活、对新问题观察不深、不透，不掌握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就肯定写不出反映现实生活而受群众欢迎的作品。通过这次整党，要使党员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明确文艺思想，明确自己的责任，为人民奉献更好的精神食粮。


058) 在整党中包庇重用“文革”期间有严重问题的人，刘鹏被清除出党

新华社(1984.01.28)

新华社哈尔滨１月２７日电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农牧车辆制造总厂党委书记、厂长刘鹏在整党中包庇、重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严重问题的人，经查明，刘鹏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中共齐齐哈尔市委最近决定把他清除出党，市政府决定撤销他的厂长职务。

这个厂宣传科的一名副科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派头头，曾捏造罪名，栽赃陷害干部，搞刑讯逼供、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在１９７８年的“揭批查”中，群众对这个人的问题就有揭发。１９８０年市委整党工作组进驻厂里搞整党试点时，刘鹏等人却指派这个人任整党办公室副主任。整党工作组经过调查，向厂党委提出应该免去这个人整党办公室副主任和宣传科副科长的职务，刘鹏表面上同意，背地里却避开整党工作组。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把这个人安排为厂长办公室副主任。后来整党工作组再次提出应免除他的行政领导职务，刘鹏又以材料有“水分”为理由，坚持顶着不办。在刘鹏的袒护下，这个人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１９８２年还晋升了一级工资。

这个厂有一名厂党委委员、副厂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齐齐哈尔和平机械厂任厂党委组织科副科长，犯有严重错误。整党工作组和上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经过调查，一致认为这个人问题严重，态度又不好，应免去他的党政领导职务。刘鹏却让这个人当了厂长助理。后来，当市领导来厂检查处理情况时，刘鹏当面说谎，隐瞒了这个人任厂长助理的事实。

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通过调查发现，刘鹏包庇、重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问题的人不是偶然的，刘鹏本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设计科当造反派头头和革委会主任时，就直接策划制造冤假错案，先后揪斗、关钾、毒打过１０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并且抄了他们的家，有两名工程师被迫害致死。齐齐哈尔市委和市政府根据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对刘鹏进行了严肃处理。


059) 两派造反组织都是错误的

云南日报评论员(1984.06.07)

今天，要根绝派性，就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指出：两派都是完全错误的，都应该彻底否定。两派没有谁高谁低、谁是谁非的区别。

因为，两派都是“文革”的产物，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行动的。两派的思想路线，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都是眼睛盯着对方，标榜自己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两派都是高喊“造反有理”，造“走资派”的反，踢开党委闹革命，都是为了夺权。

因为，两派都是竭力争取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肯定和支持，只要有“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对本派一句肯定和赞扬的话，或者有利于本派的片言只语，马上成为“特大喜讯”，大字报满街贴，传单满天飞，以此来攻击和压倒对立的一派。

因为，两派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攻过来，我攻过去；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分裂干部、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开始是嘴斗、笔斗，后来发展为真刀真枪的武斗，造成惨重后果。

因为，派斗的结果，都是领导干部遭殃。有人说什么“一派是造‘走资派’的反的，一派是保老干部的”，这不符合“文革”的历史真相。谁都知道，当时的两派对领导干部都是有打有保，你打谁我就保谁，你保谁我就打谁，或者是对有些领导干部两派都揪斗、都要打倒；两派都不打的领导干部是极少数。

因为，两派都有极少数坏人干坏事，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有牵连，其中有的成了帮派分子，有的是“三种人”。说我省揭批查只清一派的不清另一派的，或只能清一派的不能清另一派的；说帮派分子和“三种人”只是一派有，都是错误的。

当然，说两派都是错误的，并不等于说参加两派的人都是错误的。曾经参加过两派的人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其中许多人对“文革”逐步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他们对派性也是厌恶的，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两派中的坏人都是极少数，但他们人数虽少，所起的坏作用却不可低估，这些人也最想钻派性的空子，利用派性掩护自己。

彻底否定两派造反组织，是克服派性的“釜底抽薪”办法。根绝派性一定要彻底否定两派，这也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很重要的一项内容。

（原载５月３１日云南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060) 绝不能让“三种人”留在领导岗位继续掌权

云南省委、省政府整顿被搞烂了的曲靖化肥厂，严肃处理为非作歹的头头

邱敬东(1984.06.12)

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１日电　新华社驻云南记者邱敬东报道：被“三种人”掌权搞烂了的云南曲靖化肥厂，最近在中共云南省委和云南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已经得到整顿。厂党总支书记苗兆太、厂长吉学美，被依法逮捕；厂党总支办公室主任、党总支委员周郁文，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原副厂长吕建国因已调离曲靖地区，尚待处理。这个厂经过初步整顿，已开始出现新的气象。

曲靖化肥厂（现已改名为曲靖化工厂），是一个年产五千吨合成氨的氮肥厂。这个厂原来的五名党总支委员中，有四人有严重问题。苗兆太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由一名普通干部一跃而为县“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和农水局副局长，后来调到曲靖化肥厂任党总支副书记。在“揭批查”中，他不但没有受到清查，反而被提升为厂党总支书记。副厂长吕建国、厂党总支办公室主任周郁文，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分子，曾经用残酷手段打伤打残干部群众多人。厂长吉学美自１９７５年以来，先后利用招工、转正、调动工作的权力强奸过女工五人。

这伙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分属两个“造反派”组织，但在新的形势下，却为了权势私利而纠合在一起狼狈为奸。吕建国、周郁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的问题，“揭批查”中已有人检举揭发，但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苗兆太把揭发材料压下来不予上报，也不予处理，反而把周郁文提拔为党总支办公室主任，并兼任团总支书记、工会代主席。上级调去的干部，苗兆太顶着不要，硬是把吕建国提上来当副厂长。吉学美强奸妇女的问题群众早有反映，苗兆太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就是不管。他们掌握工厂领导权后，又把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错误的人安插在车间、股室当干部，结成了一张控制全厂的“权力网”。

这家工厂一些人的犯罪活动早已暴露在外，但苗兆太等人竭力包庇纵容，甚至为这些人撑腰，致使厂里流氓和犯罪分子蠢动，群众遭殃，全厂被搞得乌烟瘴气。汽车司机杨开得（已被逮捕），拦路强奸一名女工后，又继续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加以蹂躏。受害者前后三次找苗兆太告状，他不但不予受理，反而指责受害者作风不好。受害者走投无路，三次自杀，幸而都被人救活。不久，苗兆太又支持杨开得晋升一级工资，同时却强行扣发受害者三个月的工资。原合成车间支部书记黄建才（已被判刑），利用批假条、更改考勤表、发奖金等手段，奸污、猥亵女工多人。原合成车间副主任黄小五（已被捕），长期霸占一名丈夫在农村的女工，这名女工稍有不服，就要被扣发工资、奖金。有些坏家伙，竟然在公开场合猥亵女工。全厂参加过赌博的职工在半数以上，赌场甚至摆进了车间。盗窃公款、公物及私人财物的案件时有发生。干部中贪污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全厂五百一十七名职工中，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就有九十四人，占职工总数的１８％；其中党员十四人，占全厂党员总数的２１．２％。全厂犯有流氓罪行的五十二人，其中厂级干部一人，车间干部十二人。

曲靖化肥厂自建厂以来，国家先后投资七百八十二万元，设备和煤、电、水的供应都比较好，但由于“三种人”掌权，经营管理和财务制度混乱不堪。奖金分发根本没有什么标准，也不要凭据，各车间的干部到财会股领上一笔钱，想发给谁就发给谁。１９７９年以来，全厂用这种形式发出的奖金多达十一万八千元。车间没有岗位责任制，生产事故频繁。厂区杂草丛生，完好的机器设备和废钢铁混杂在一起，到处乱堆乱放，浪费惊人。自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８３年６月，全厂共亏损四百零二万元。

今年４月１４日至２２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派出由省财政厅、省经委、化工厅等部门的人员组成的工作组，会同曲靖地区经委、化工厅等部门的负责人，对曲靖化肥厂的情况进行了认真调查。他们经过艰苦工作，弄清了情况，现在厂领导班子已经改组，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受到了打击。随着问题的逐步解决，现在厂风正在逐步好转。工人们心情激动地表示，厂里长期存在的问题终于在这次整党中解决了，这回再不好好干，就对不起国家了。


061) 明确隶属关系，重建领导班子，进行全面整顿，天津内燃机研究所结束十八年混乱

孟子君(1984.06.22)

中指委办公室按语指出：今后，对于因官僚主义、本位主义造成的严重问题，必须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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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按：这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报道。为什么天津内燃机研究所的归属问题长期扯皮？为什么那里的混乱局面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会延续八年之久？为什么那里一些“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人顽固抗拒中央的方针路线，却无人过问？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一些有关部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本位主义思想，总以为揽到自己“门”下管辖的单位愈多愈好，而一旦揽到手以后，如何了解下情，如何履行主管部门的领导责任，则不去或很少考虑和研究了，以致造成各种严重的后果。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整党已进行半年多了，这种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的思想作风究竟转变得如何？本地区、本部门是否还存在天津内燃机研究所这样“三不管”的单位？希望各地区、各部门的党委、党组主动地认真地检查一下，并切实解决那里存在的问题，不要再失时误事了。必须明确指出，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在整党后，如果那些由于长期互相扯皮和不了解下情而造成的严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一经查出，必须追究有关领导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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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１日电　（记者孟子君）因归属问题不得解决和有严重问题的人掌权而乱了十八年的天津内燃机研究所，最近得到了全面整顿。现在这个研究所已明确隶属教育部，由天津大学负责领导与管理；坚持“文革”错误立场的所领导已被撤换，建立了由政治上强、业务上内行、具有改革精神和懂得知识分子政策的人组成的新领导班子；调整了内部机构和中层干部；正在着手制定整党和改革计划，各项工作开始走上轨道。

设在天津大学的天津内燃机研究所，是１９５８年由天津大学和天津市第一机械工业局合办的，曾经获得过一批重大科研成果。但建所后天津大学和天津市一机局多年对它“共”而不管。各部门、各单位之间，对这个研究所到底属谁管长期扯皮，互相掣肘，结果谁也不管。这个所的领导班子直到今年５月初仍称“革命委员会”，其成员基本上仍是“文革”中“工宣队”组建的班子。一些不懂业务、“文革”中“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和歧视知识分子的所、室领导成员，借机继续顽固坚持“文革”中“左”的一套，抵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一个好端端的研究所糟踏得不成样子。那里拨乱反正、揭批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没有认真进行。业务工作无人领导，科研工作濒于停顿，大批设备毁坏，财务帐目不清，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一片混乱。广大科技人员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反应强烈。

１９８２年２月，中央领导同志得知天津内燃机研究所的严重问题后，严肃指出：“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并要有关主管部门停止扯皮，解决存在问题。但是时至一个多月前，扯皮还在继续，致使天津内燃机研究所的混乱局面持续了十八年。

今年４月底，经过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干预，要国家科委、教育部、机械工业部和天津市委当面协商，限期解决那里的问题。天津市委于５月７日宣布了把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划归教育部领导、由天津大学全面管理的决定，并责成天津大学党委对这个研究所进行全面整顿。天津大学于５月１７日向全所宣布了重新组建的新领导班子名单。研究所党总支改为天津大学党委的分党委。所长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天津大学校长、内燃机专家史绍熙兼任。新班子的五名成员中，有四位是教授、副教授和副研究员。目前，所内机构和中层干部的调整工作也已完成。


062) 认真肃清“左”的思想影响

李溪溥(1984.07.31)

从陕西省前一段整党的实践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进一步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能否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关系这次整党成败的大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陕西省“揭批查”搞得很不彻底，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澄清，“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没有彻底查处。少数党员至今对“文化大革命”还有不少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继续以“左”的一套东西来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继续按派性的观点争高低，论输赢，派性残余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还相当严重。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同志间的团结，影响到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不利于同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从“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恰恰是这次整党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因此，我们在整党中认真补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课，自觉总结“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坚决肃清“左”的错误思想影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党性，增强鉴别政治是非的能力。实践证明，这一课补得好，效果是比较满意的。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搞好清查“三种人”工作的前提。“三种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产儿，不彻底清理“三种人”，会给党的事业留下隐患。如果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培养，那后果更不堪设想。从我省初步清查“三种人”的情况看来，任务是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工作进展也不够平衡。有些领导同志对清查工作重视不够，行动软弱无力；有的领导班子由于派性作怪，人坐不到一起，话说不到一起，事办不到一起；有的党员知情不报，不肯向组织提供证明材料，不敢旗帜鲜明地与“三种人”作斗争。这些情况说明，尽管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已被纠正，但“左”的思想残余在党内还存在，并在各个方面起作用，成为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和核查“三种人”的阻力。由此看来，我们现在重新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尤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决不要做派性的支持者，要做增强党性、消除派性的带头人，这对全省进一步消除派性、肃清“左”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须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除了“三种人”及军师，“文化大革命”期间犯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要相信他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能够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要帮助他们正确划清党性与派性的界限，坚决同“左”的思想决裂。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在对照检查中不应再作为问题予以追究，不作结论和处理；只要求他们通过整党自觉地总结教训，提高认识，自觉地从思想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样做了，就能使他们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多做贡献。

（作者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063) 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

本报评论员(1984.08.04)

在整党中，我们强调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清理“三种人”。这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健全我们党的关键所在。

“三种人”靠“文革”起家，“文革”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从来认为“文革”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则是“一贯正确”的。现在，听说彻底否定“文革”，有的“三种人”突然改变腔调，说“文革”是错了，我按照“文革”的一套办，还能不错？谁叫发动这么一场“文革”！

说得多么轻松！这不是以否定“文革”为名，行一笔勾销自己在“文革”中的罪责之实，以便溜之大吉吗？

“三种人”是“文革”的产物。从这个意义说，他们的罪行，确实离不开“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但是，“三种人”并不是“文革”的“随大溜”者，他们是在“文革”中推波助澜的“乱世英雄”。他们参加“文革”是怀着私心、野心，真刀真枪、死心塌地造反的，干坏事有发挥、有创造，破坏性极大。而且，这些人往往是“十年一贯制”的“死硬派”，有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坚持极左的一套，明里暗里同党、同人民对着干。

黑龙江省伊春市有个帮派头目王福绵，“文革”中曾用烟头烧脖子、用硬币刮肋条等酷刑摧残人。在“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办《民音》报蛊惑人心。粉碎“四人帮”以后，继续拉帮结派。１９８２年伊春市委进行机构改革，王福绵一伙扬言“成立两套班子和市委干”，先后到五个区、十六个单位，纠结三十余人，张贴大字报、小字报，冲击机关，扰乱会场，搅闹法庭。类似王福绵以及报纸最近揭露的湖南邵阳的王安义这样的人，劣迹昭著，罪行累累，能把他们的罪恶同在“文革”中犯有一般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同志等量齐观吗？能说由于彻底否定“文革”，就认为他们情有可原吗？当然不能。

“文革”是要彻底否定的，“三种人”是要坚决清理的。不坚决清理“三种人”，对“文革”的否定就不能说是彻底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部门、地区和单位，有的“三种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还在受到庇护，甚至被列入“第三梯队”，受到重用。随着整党的进展，应当把坚决清理“三种人”的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来了。


064) 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汪东兴

1976.11.18

〖时间：下午4：00至5∶40〗

这次宣传会议，是经过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的。对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会前作了请示，宣传要点，政治局经过详细讨论和修改后，政治局又传阅，华主席作了指示。华主席对我们宣传工作很重视，宣传工作是党的喉舌，舆论工具。宣传工作大权过去被四人帮把持，他们死死把住，中央其他同志针插不进，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这个权夺回来了。

中央成立了宣传组，指定由耿飚、朱穆之、李轰负责。耿飚有的讲话，那是三个人讨论过的，昨天我看了简报，会议反映强烈，气氛热烈，打倒四人帮宣传工作得解放。同志们都决定拥护宣传要点，要统一口径，统一行动，很需要一个要点。同志们表示坚决拥护，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很好。以此为根据，贯彻执行，但不能公布。另外，根据你们的情况，不合适的地方，同志们提出意见，大的原则应该一致。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有些好解决，有些可以自己解决。会上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很好，但要在会议上全部揭露出来，是不可能的，回去解决。

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纂党夺权阴谋，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被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同志们应该把十六号文件好好学一学，我们的宣传要点，也是根据十六号文件写成的。十六号文件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当然还有十五号文件确定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十六号文件中央讨论两次。在新的四人帮罪行材料未发下来之前，十六号文件是很重要的，不要把它看一遍就过去了，不能这样。十六号文件学好了，对剖析四人帮罪行就容易理解。

一、十六号文件第一部分讲四人帮的罪行，给四人帮画了一个漫画，四人帮不搞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不搞团结，搞分裂，不搞光明正大，搞阴谋诡计，毛主席讲三要三不要是十次路线斗争的总结，好得很，因为他们搞阴谋诡计，怎么敢要？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躲躲闪闪，对四号文件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理解不一致，有这样理解的，也有那样理解的。特别对“老、中、青”这个原则，老中青应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来衡量，凡符合的都是好同志。对老干部的政治路线上要按“三要三不要”衡量，四人帮把老干部说成走资派还在走。他们把毛主席讲的资产阶级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把这些一下子都扣在全省、市、各军区老同志头上，不管老的、中的、青的，大多数都是革命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有些同志理解不到。说走资派在共产党内，他们在党外吗？他们是副主席、常委、政治局委员，都是大走资派，你们没有看准呀！你们也看到一点，看准了，同志们说：“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但不敢讲，怕杀脑袋。四人帮首先搞宗派，凡搞宗派的没有不搞阴谋诡计的，不搞分裂的，因为他们要搞他们的党。对四人帮伟大领袖早就看透了，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复讲“三要三不要”，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猛击他们一掌。他们不仅不接受，相反变本加厉，政治局散了会，他们单独开会，姚文元没有听见，一直追到钓鱼台，他们常常一人提议，三人附和。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又说：“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呢？”他们不听，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以前，他们见毛主席身体不好，迫不及待地要上台，谁当总理谁当委员长都安排好了，特别是江青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八亿人民之上，毛主席的话都不听，还听谁的？

她早就把自己放在元首的地位上去了，每次接见外宾，她都要抢位置，真替她害羞，你看她站的位置，毛主席说：“恶心得要死！”她要跟总理站一样的位置，她不怕丑，你不让她站不行，毛主席病重不让她来，但她天天来，为了夺权，她让毛主席写东西给她，主席不写。

毛主席早就批评她不要到处送材料，不要出风头，不要接见外宾，不要参加组阁，这都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写信给她讲的。为什么要批她，因为她伸手向毛主席要权，主席讲：“你不要当他们的后台老板。”因为她伸手要官，主席说：“你的官不小了，一天看两本参考，研究国际问题，你的官不小了。”她是野心家，不看书不看报，不看参考，她是整人的。看了就批，没有把握的问题不报告中央，是向狗头军师张春桥讲。张春桥搞阴谋诡计的鬼点子多得很，他们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他们从不拿主席的指示思想来衡量，他们按四人帮的需要，总是按对四人帮是否有利来衡量，他们对主席恨之入骨，不希望主席长寿健康，就是有时候表面上装相，也不是那么回事。今年一月总理逝世的，主席身体不好，劝他治疗，我们很关心主席，治了一下，好一些，一个眼睛看不见东西，他拼命看东西，批文件，作指示，一直为党为人民工作。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直很关心主席，病重时，我们四人，华国锋、我、王洪文、张春桥轮流值班，但王洪文、张春桥对主席没有感情，特别是张春桥，也包括江青，不敢见主席，他们值班很少到主席房间，到主席房间看见也不照面，他们对主席感情非常淡薄。他们为什么这样？总理逝世后，发现邓小平不行了。邓这个人有错误，错误严重，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当时主席说：“不行了，另找一个。”主席就看中了华国锋同志。但张春桥认为总理逝世后总理会轮到他。王洪文以为要由他来主持中央工作，他们俩认为有把握。可是主席说：“不行，”让华国锋代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以后又发了一号文件，四人帮极为不满，张春桥写了《二月三日有感》。四人帮野心勃勃，他们为什么不行？一无威望，二仇怨甚多。四人帮搞宗派，在干部配备上对他们压了一下，四月十日以前一直在批邓的错误。邓的错误是严重的，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总理，这件事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事？但他们被反革命利用了，批邓错误时被反革命利用，形成暴乱了，为什么市公安局汽车砸掉，烧掉，这难道是正常的？把车砸了，烧了，把人打了，反动标语也出来了，攻击主席，攻击党中央，不是反革命是什么？那时四人帮可高兴了，可神气啦！他们要把北京搞乱，全国搞乱。

天安门事件有的同志说是对四人帮不满，是有的，但那时也分不清，他们在台上嘛！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反革命搞进去了，这是肯定的。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和反革命搞在一起。现在看来，要逐步调查，把问题搞清，要把反对四人帮的释放出来，要他们揭发四人帮的罪行。中央可能发了文件，四人帮对这件事插了手的，有的单位不经中央批准抓人，他们搞了一个总结，要发全国，政治局没有讨论完，毛远新要抢功，送到主席那里，主席看了说：“这个报告杂乱无章，天下已定，为什么还画蛇添足？天安门事件已解决，为什么要发到全国？”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为第一副主席、总理。王洪文、张春桥不举手，不表态，他们恨主席。二月四日华国锋主持工作可困难啦！他们经常吵，有一次张春桥提出来，我们不能接待外宾，安排我们四人接待外宾不去，因为不好见报。他们汇报、写报告不写给华国锋同志，去写给王洪文。主席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加了第一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我们党史上是没有的，那就是接班人，我们很高兴，这个问题解决了，全国也解决了。四人帮更恨主席，恨华主席，政治局会议很难开，四人帮捣乱，吵的不行。5月3日主席又狠批了他们一顿，你们为什么无组织无纪律……你们不要以为表面上收敛了。他们的阴谋活动更猖狂。江青在单独召集12省市会上矛头对着华主席。华在打招呼会上那个讲话，是中央讨论的，是主席批的。她还有一个17省市的讲话，同12省市差不多。她造谣，她说在政治局挨斗了几个月，其实只开了三次会，就是有一次提了她的意见，毛主席听说给江青提意见，就说：“好啊！会开的好啊！就是要斗，斗她，她从来不接受批评。”主席看的很准，说她有野心，准得很。江青历来野心勃勃。30年代她是三等明星，想尽办法争演主角，演“王老五”、“大雷雨”的主角，错事没有她，对的是她的。主席说：“这个人锋芒毕露，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很大。”主席说：“她的话是不能听的，前面说的和后面说的是不一样的。”她是一百八十度到一百八十度，今天说你是好同志，明天说你是特务。以前说演戏的能哭能笑，听主席死了，她只笑不哭，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要我和华主席把悼念毛主席的黑纱搞掉，我们不干（因为张春桥接见外宾时已摘掉）。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到处吃喝玩乐，现在看业，他们不是一般的路线错误问题。江青在政治上历史上都有问题，她是叛徒，可能是内奸。她不是党员，是团员时被捕叛变的，当时在上海。张春桥也被捕过，是复兴社分子，是内奸，这是我们的初步调查，我们要进一步核实。他先参加复兴社外围组织华记社，后参加复兴社，参加后到延安。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昨日我看到一个材料，他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恶霸，是流氓，是流氓头。他口头上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拼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他的法权大得很，他在上海有三座房子，他在上海三个月花了二万多元。生活糜烂透顶。他想当军委副主席没有当上，不满意，到军委开会嫌招待不好。江青是个政治流氓，也是个女流氓。王洪文离不开酒、离不开黄色电影，只有五个人是，四人帮加上毛远新。林彪、黄、吴、叶、李、邱搞了展览，我看来将有必要展览两个，一个是老资产阶级分子江青，一个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那个衣服，那个摆设，哎呀！在座的走资派怎么样？早超过你们了。十六号文件第一部分讲罪行，江青里通外国比较严重，她不仅同威克特夫人谈，30年代同日本特务有联系，现在正在查，将来罪行材料可以证明。毛远新是东北太上皇，毛远新向外索要东西，每周要看黄色电影，用中国电影拷贝换外国电影，中国烟换外国烟，罪行之一、之二、之三由近到远，罪行之主要是历史。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篡党夺权，他们主要是反毛主席，对抗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党中央，特别是华国锋当第一副主席以后，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取而代之。他们是猖狂的，在主席逝世后，办丧事时，非常恶劣，非常卑鄙，想取而代之。

二、十六号文件第二部分，主要是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和指示。我们主席早就看到四人帮的阴谋，搞宗派活动，抢班夺权。这证明我们主席英明伟大，站得高看得远，把四人帮的问题都看出来了，把他们骨头里的东西都看穿了。啊呀！我们真担心啊！党一旦被他们掌握，中国历史就要倒退几十年，就要走苏联修正主义党的路，把国家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所以这一次根据毛主席指示，对四人帮的斗争就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夺无产阶级的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敌我矛盾。所以这是你死我活的一场搏斗。要准备掉脑袋，他们上台就要死一批人呀！但是我们中国党，中国的老百姓，是不好惹的，他们一旦夺取政权，就要同他们干的，同他们打的，是要流血的。毛主席逝世以后，我们担心，大家都担心：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过高地估计了他们自己，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过低地估计华国锋同志，过低地估计了华国锋同志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结果华主席很英明，毛主席看得准。选了一个好人来接班，接我们党事业的班。在天安门事件后，我去看主席，我说主席呀，你选了一个好人，主席说你是不是指的国锋同志？我说是，主席讲华不仅有县、地、省的经验，还有在中央工作几年的经验，这个人忠厚老实，这个人不蠢。主席问：“你看怎么样？”我对选他当第一副主席、总理，我举双手，我也确实是举的双手。4月30日毛主席因为说话不清楚，亲笔写了三个条子。华国锋同志谦虚谨慎，外宾说华平易近人，他确实很果断，很英明，他当时在政治局会议上只传达了两个条子，第三个条子未传达，但有人已看过，我说你传达，华说不传达，现在不传达。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把第一个条子篡改，9月16日既定方针就出来了，我开始摸不着头脑，以为主席给他们写的什么东西，以后知道不是主席写的什么条子给他们的，现在内幕揭开了，他们篡改毛主席指示。10月2日，华主席揭露了他们的阴谋，10月4日他们抛出了黑文章。9月29日政治局会议上，就有批评他们宣传方针有错误，为什么不提“三要三不要”？悼词上写了“三要三不要”，但社论没有写，以后我们添上了，一定要宣传“三要三不要”，他们怕这东西，怕他们的阴谋被人识破。在政治局会议上吵得不行，江青大闹，她要政治局会议散了，就留下四人帮围攻华主席，在他们看来，华主席是可以交权的，我们认为华不是那样的人，他们几次要大家走，国锋同志说，剑英、先念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先走，不要统统都走，他们说不行，都要走，他们存心不良，我就不走，陪着华总理，我想，他们那两下子我早就看透了，结果是四票对三票，其实他们是要主席的文件材料。有的同志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从29日开始闹的，我说不是，很久了，在主席病重期间就闹，迫害主席，插上耳机哇哇叫，身边替主席翻身加重了病情，所谓常委会就是他们几个人，想造成既成事实。

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他们在小问题上吵，在大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分赃不均，姓姚的也要当委员长，王怎么办呢？现在从毛主席的指示里看的很清楚，证明毛主席早就想过了，接班人早就安排了，生前一步一步都安排好了，他们看到主席病重，迫不及待地要……。你们看追悼会照片，华国锋同志明明在中间但照片就不是在中间，偏到右边去照片不是王在中间，就是张在中间，最可笑的是未经华国锋主席同意，致悼词的照片就成了5个人，他诡计多端，照片不是当时拍的，而是从电视里用两天两夜搞出来的。

十六号文件第二部分是主席批评他们的话，他们不但不执行，而且反对毛主席指示，针锋相对，而且怀恨在心，恨得要命，继续搞修正主义，分裂党，分裂军队，搞阴谋诡计，在他们眼里没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只有他们四人帮，他们认为权一定会掌握在四人帮手里。主席身体不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就想造成既成事实，他们很毒辣的，是毒蛇。

三、十六号文件第三部分是写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很迅速，很英明，很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第二部分讲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毛主席健在时我们对四人帮是不怕的，因为有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半个世纪的经验，我们有毛主席亲手培养起来的党，培养起来的军队，毛主席的威望增高。所以四人帮十分怕毛主席，毛主席思想使四人帮怕得发抖，那时我们不担心，但毛主席一旦病重逝世，我们确实很担心，华主席这么英明果断，采取断然措施，把政治局大多数委员团结起来了，把矛斗对准四人帮，这个问题没有远见、没有高度政治敏感，没有深刻领会主席思想的人是不能解决的。我们认为华国锋同志的主场是坚定的，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所以我们拥护他，他的胆量是大的，所以我们支持他，他的确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是我们可靠的接班人，符合接班人的五条，他政治水平、领导水平都是高的，他自己认为不高，我们认为是高的，执行毛主席指示是坚决的，特别是对毛主席遗嘱执行是坚决的，我们党有了好的接班人，又有了自己的领袖，他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党，我们国家大有希望。

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利确实是很大，未打一枪，未流一点血，就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这个不仅是个决心问题，而且计划周到，考虑是周密的，证明华主席领导是英明的，这也是毛主席的遗志，主席要华当第一副主席、总理，要新华社、人民日报参加会议很好宣传，全国游行见报，可是宣传12天就冷了，毛主席开时就造舆论，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可是四人帮不干，宣传几天就冷下来了，四人帮屁股一直坐在敌内，不是坐在党内，他们不是拥护华国锋同志，不拥护他，不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而是反对主席指示，篡改主席指示，反对华国锋同志，他们要取而代之，打击华国锋同志，妄图达到他们篡权的反革命目的。宣传华国锋同志，对这个意义要充分认识，历史意义很重大，这是个大胜利，华主席说宣传我不要太多了，我说怎么多了呢？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四人帮不宣传嘛，我们要宣传，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有丝毫动摇，不能犹豫不决，这是毛主席遗志，我们要坚决执行、照办。

四、第四部分讲政策。

我们不学四人帮，打击面宽了不好，我们要集中火力对准四人帮，打击四人帮，罪恶算到四人帮身上，四人帮罪恶累累，他们是四霸，是四害，要充分揭露他们分裂党、分裂军队，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的罪行，四人帮凡是拥护他们的都是好的，对他们有意见的都一律不好，都要打倒，往死里打。四人帮有三个渠道控制各省市，一个是全国总工会的全祖敏；二是新华社有一部分记者不好，给他们当特务搞情报，有的不是党员都要参加省的常委会，直接向四人帮送材料；三是利用北京开会，会上一套，会下一套，会上说得好听，会后加紧活动，送材料封官许愿，拨弄是非，挑拨离间；四是利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派人慰问、送信、送材料，进行控制拉拢，在各地制造混乱，这样各地问题怎么能解决呢？保定问题……他们说先进分子，是什么先进分子啊！就是地、富、反、坏、右这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

华主席解决问题有相当办法，有策略，搞调查研究，重证据，对打砸抢要镇压、杀人放火、放毒、盗窃都是刑事犯，反革命，要坚决镇压，杀人要偿命，有的要批判。对四人帮一个不能少，不能搞二个，四人帮就是敌我矛盾，要把他们开除出党，有的是他们的走狗，不是党员。要判他们刑，对他们决心要大，政策要稳，要达到教育目的，要把核心的最重要的搞出来，各省、市有的看一看，摇一摇，晃一晃，这不好。山东、江西给中央的报告很好，已经转发了，根据山东调查，江青的父亲根本不是什么木匠，张春桥是山东钜野人，家庭是官门。

有些人受四人帮影响，其中有三种人：第一种：中毒很深，作了坏事及有民愤，群众要批斗是应该的，当然也要讲政策，要文斗，不要象四人帮那样，不要坐喷气式，或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行，打人，吐口水等，要摆事实，讲道理，在他们没转弯前办学习班是必要的，批斗一下是可以的。第二种：群众受了蒙蔽，对四人帮没有了解，私心杂念严重，想做官，想发财，鬼迷心窍，削尖脑袋往里钻，写黑信，告黑状，送材料，当特务，对这种要揭，别人揭，帮他改正错误，让他们死了那条心吧！四人帮靠不住，还是靠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各省委）。

你们以为军队没有事吗？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但也有人提议江青做党主席，军委主席，王、江、姚做党的副主席，王做军委副主席，张做总理，姚做委员长，怎么会没有呢？军队也有少数变色龙。

第三种人受了点影响，也有一些错误，也愿意改过，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要帮助他们，允许工作，一面批，一面让他做点事，看他是真改还是假改。整个都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

有人提出批邓怎么办？当然要抓主要矛盾，现在主要矛盾就是要搞四人帮，对邓小平要根据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么还是正确的。主席指示，批邓是对的，邓是错误的（小道消息传说邓小平从四川回来啦，恢复了副总理职务，我们怎么不知道啊），邓那两下子比华主席差得远，试了一下，不行嘛！邓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能三个正确对待，这一点老同志要注意，年轻同志也要注意，年轻人造一次反，就永远是造反派啦！老同志造了那么多次反（打土豪分田地，造蒋、日的反），毛主席讲结合，要老的有什么不好。《反击》这个电影不像话，这个人就像王洪文，王四十多岁是中年，比老走资派还坏，手段更阴险，更毒辣。年轻的要注意，一朝权在手，也会犯错误，王洪文到北京后，只比待遇不比本事。看到总理、叶帅有车，他说看不起他，“我怎么没有啊？”他也要，让上海厨师到北京做德国菜。

五、一元化领导

不准搞小道，不准串通，不准无组织无纪律，观点不同以提到党内谈，摆到桌子上谈，开会谈，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党管一切，党说了算，当然要充分发扬民主，要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正确对待有不同意见的人，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要团结一批人，要教育一批人，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要搞分散主义。

六、回去怎么办？

要按中央文件，按这次会议精神，不允许贬低、歪曲、破坏华主席的形象。攻击华主席，我们党是有责任的，这就是对主席指示，主席遗志执行不坚决，要捍卫毛主席思想、路线，要捍卫毛主席的接班人，要更加强对华主席的认识，这是这一时期的宣传要点。正确的路线解决以后，组织路线要跟上去，对混到队伍里的坏人要清理，但不要大批搞，大抵的就是一看二帮，矛头对准四人帮，狠批狠揭，毫不手软，对敌人手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要痛打落水狗，这是当前斗争重点，这是路线斗争，敌我矛盾，要有多少揭多少，不对的，可以核实，现在邓小平同志的问题，也未划敌我矛盾，还是党员嘛，还是以观后效嘛！四人帮是叛徒，是新资产阶级分子，是敌我矛盾，不要手软，不要又来个后顾之忧，有这种思想的就错了，要赶快回去。

学大寨会议四人帮破坏了，四个现代化也不要了，我看毛主席著作里也讲了四个现代化，不生产吃什么，革命要抓，也要吃饭，睡觉，大庆、大寨要宣传，江西共大也要宣传，《决裂》这个电影也可以演，经四人帮手的也有好电影，社来社去有什么不可以，但不要绝对化，走后门要自觉不要走了。


065) 马文瑞：关于揭批查运动补课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两年多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我省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①逐步深入。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央召开陕西汇报会议，并发了46号文件，指出了陕西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以来，省委和各级党委采取有力措施，检查纠正了省委在领导运动中的错误，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及其资产阶级帮派的罪行，解决了并着手解决一批重大问题，全省运动健康地迅猛发展。今年一月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和三月初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鉴于我省是个“灾区”，省委前主要负责同志在领导上的严重错误，长时间盖子没有揭开，运动起步晚，遗留问题多，许多重大是非没有分清，许多地方和单位运动搞得不深不透的情况，决定我们在转移工作重点过程中，必须搞好揭批查运动③的补课。这四个月中，我们在运动补课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加速复查纠正“三案”⑧，认真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二月中旬，省委派出了有一百三十多人组成的办案组，分赴十个地市，帮助各地党委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复查纠正“三案”，落实干部政策。各地、市、县也组织了将近二万人的办案组到下面和基层，帮助解决冤案、假案、错案。办案组的同志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工作，成绩很大。据初步统计，已解决的“三案”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当然这个数字的“三案”不都是在今年这四个月中解决的。省上和各地对一些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和问题进行了清理，查明了历史过程和真相，已经或者正在分别加以处理。今天会上，李尔重④同志宣读的关于撤销一批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文件和负责人讲话的情况报告，关于拆除“四八”烈士⑤陵园的情况报告和“七十三号”迫害老干部问题⑧的调查报告，就是对这样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的处理。常黎夫⑦同志宣读的关于陕西地下党和地下工作者遭受诬陷迫害的情况报告，关于米脂县的所谓“支左红旗”⑧的调查报告，关于围打佳县事件的调查报告等问题，也基本上弄清楚了，再做一些工作就可以分别处理。

第二，着重抓了省级机关的运动补课。三月上旬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具体安排，并且指出了少数几个单位盖子没有很好揭开，运动走了过场。会后派了一些工作组、检查组，帮助重点单位搞补课．如工交系统有的单位原来搞得比较差，经过省委督促，工交部领导同志认真抓，派出了工作组，协助那里的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揭批，有的单位调整了领导班子，有的长期居于领导岗位而又说过不少错话、做过不少错事的同志，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三案”的平反工作也加快了，面貌有了改变。应当说，工交系统的同志在上一段做了很多工作，很有成效。在省委抓省级机关运动补课的推动下，各地市也都抓了自己所属重点单位的运动补课，也取得了进展。年初检查，需要重点补课的一批县团级以上单位，多数已经基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抓紧做好审查对象的处理工作。各地都注意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和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方针。绝大多数审查对象的问题已经基本搞清，百分之七十以上已经解脱或做了必要的处理。

四个月来运动补课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实践说明了，中央负责同志对陕西揭批查运动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关于运动补课的部署，是结合我省实际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必要的。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目前为止，我省揭批查运动，可以说，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上查清了；对各级领导班子作了初步整顿，闹派人物和打砸抢分于基本上作了清理；大部分“三案”作了处理；林彪、“四人帮”在我省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已经被打垮，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各方面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总的讲，全省揭批查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工作着重点已经或者正在逐步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今后揭批查运动补课怎么办?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们省的实际情况，省委作了研究和安排。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地方和单位，已经揭开盖子并且解决了主要问题，基本上符合省委关于结束运动的六条标准，揭批查的群众性运动实际上已经结束，工作着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了。这些地方应当也可能集中主要精力抓好工农业生产和各条战线的工作，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但还有少数地方和单位，揭批查运动补课抓得不力，搞得不好，走了过场，没有解决问题，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有的虽然揭开了盖子，但没有把重大问题处理好，是非没有分清，个别单位闹派人物还在作祟，资产阶级派性仍然严重，人心不顺，正气难伸，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工作推不前去，生产搞不上去，工作重点实际上不可能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些地方和单位，要继续抓紧进行补课。即使在工作着重点已经转移的许多地方和单位，也还存在着不少这样那样的遗留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有些说过不少错话、办过不少错事的人，至今还没有主动检查认识错误，没有向受害者赔礼道歉，群众意见多，影响团结和工作。这些遗留问题中，有的可以放在日常工作中去解决，可以不叫补课，对一些大案、要案的处理，应当作为补课的内容。这些单位也还需要配备一定的力量，在日常工作中，在前进过程中，抓紧处理好这些遗留问题，做到善始善终，不能半途而废。

继续搞好补课工作，要着重抓好以下几点：

第一，抓好重点单位的补课。省、地、县都要对所属单位排个队，对于需要重点补课的单位，上级党委要派出得力的工作组，发动群众，开展揭批查。力量要集中，时间要抓紧，使这类单位能够尽快地和其他单位一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第二，抓好“文化大革命”期间重大遗留问题和大案、要案的调查处理。省上前一段已经抓了一些大案、要案的调查，有些基本弄清，有些还需要继续搞。还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继续进行清理。各地市也应切实搞好本地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重大事件、重大问题的调查和处理。

第三，整顿好领导班子。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在补课中进行整顿，主要是把打砸抢分子、闹派人物、卖身投靠的人和其他不适宜于参加领导班子的人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使各级领导班子的领导权确实掌握在人民可以信赖的干部手中。有些人虽不属闹派，但是资产阶级派性严重，搞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也要调整；屡教不改的，要给以必要的党纪处分。当然，对于多数同志来说，应该是多换思想，少换人。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只能讲党性，不许搞派性。

第四，结合复查纠正“三案”、处理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和整顿领导班子，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及其资产阶级帮派的罪行和散布的种种谬论，分清路线是非。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医治由于他们干扰破坏在我们同志思想上造成的“内伤”，还要做许多艰苦工作。进行揭批查补课，不能就事论事，而要结合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以便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使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⑨的方针下，团结起来搞“四化”。

在上述主要问题解决之后，其他遗留问题，可以逐步转由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作为日常工作去办。

现在，我们全省大多数地方和单位的工作着重点正在有计划地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还有补课任务，还要处理许多遗留问题，各级党委千万不可放任自流，草率收场。要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按照省委制订的验收六条标准，把揭批查运动补课搞到底，做到善始善终。

注释

①见本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注11。

②见本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注①。

⑧“三案”，即“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历次运动中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

④李尔重(1914--)，直隶(今河北)丰润人。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⑤“四八”烈士，指1946年4月8日，出席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机返延的还有刚被组织营救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回国的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等一行13人，因气候骤变，飞机失事，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⑥“七十三号”迫害老干部问题，指“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陕西的代理人，指使造反派在西安市建国路73号院内关押迫害一大批老干部的事件。

⑦常黎夫(1912一)，陕西米脂人。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

⑧所谓米脂县“支左红旗”，指“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1月30日，陕西省米脂县武装部支一派，压一派，公开表态支持一派群众组织，使一大批革命干部受到迫害。同年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题为《米脂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一面支左的红旗》的文章。代理县长张恒德和副县长贺成功、贺天齐三人被公开点名为“走资派”，遭到揪斗、毒打。

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41页。

（选自《马文瑞文选》第一卷，这是马文瑞在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省级机关揭批查运动补课报告会上的讲话。）


066) 彭真在全国检察工作座谈会及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

彭真

1979.07.27

〖在全国检察工作座谈会、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第三次全国预审工作会议上，彭真同志的讲话〗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开省、市、自治区法院、检察院负责同志会议，公安部在开预审工作会议。我参加了几次座谈会，看了一些简报，了解了一些问题。黄火青同志和江华同志要我讲话，我对情况很不熟悉，现在发表一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公、检、法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为四个现代会服务。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决定，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已经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我们公、检、法当前的中心工作，就是要从法制方面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应该说是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的主要内容，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民主和法制。华国锋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三部分，就是专讲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已把问题讲得很清楚。没有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就没有、至少是不能确实地保障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因而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时，既破坏了民主，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又破坏了集中，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伙自己说过，他们所谓“革命”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这伙政治骗子在这里倒是说出了一句真心话，他们把全国从上到下很大一批干部和革命群众，都当成了专政对象横加迫害、摧残。当然问题不光在法制，还有党本身的问题，还有别的问题。但法制不健全、连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制定，总是个大漏洞。现在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几个法律，九亿人办事就有章可循，坏人干坏事就有个法律的约束和制裁了。

邓小平同志讲，要向前看。这次搞的几个法，就是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搞的。目的是从法制方面防止各种坏人坏事兴妖作怪，即使发生了，大家也可以较快地察觉，对它进行斗争，依法予以制裁，不致搞成大乱子。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从三中全会到这次人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很快得到恢复。我回到北京和恢复工作不久，没有到外地去，不了解各地具体情况，但在参加中央和中央直接领导的一些会议中，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过程中，我亲身感觉到思想政治上生动活泼的局面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及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在迅速地恢复和发扬，只要全党、全军、全国上下，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都这样做，并且坚持下去，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遗毒和帮派习气，只要切实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0和社会主义法制，一个安定团结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可以逐渐得到有力的保证，并且会克服各种困难，日益巩固和健康发展。

根据三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精神，人大常委二月决定成立法制委员会，三月开始工作。它和有关部门共同协商搞了几个法的草案，经中央原则批准，由人大常委提交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布了。选举法规定，把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县。有的同志说这一条实行起来很麻烦，困难不少，外国人也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其实，我们过去就搞过。京、津、沪等市的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等，过去就是直接选举。这次扩大到县，代表直接由群众选举，再由他们选举产生人民政府。过去，人民代表大会开完会就完了，现在我们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设常委会，作为它的常设机关。地方人民政府对人代会和它的常委会负责。法院检察院负责人也由它选举、任免。无疑，这样会从法制方面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人民对国家的管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

在这里，我想着重讲讲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有人问我，林彪、“四人帮”这类人和事今后是否就再也不会发生了？我看谁也不能保险。问题是，如何防止和如果再发生，我们怎样对付，要尽量把漏洞堵上。

比如，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乱捕乱抓干部和群众，横加迫害。针对这个问题，这次规定，侦查、拘留、预审、检察、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审判，只有公、检、法才有权，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都没有这个权力。

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一部分专案组，完全违反了党的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特别是严禁逼供信的传统，随意侵犯人民的人身权利，大搞刑讯逼供，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把人整伤的，要以伤害罪论处。如果把人整死怎样办呢？刑法没有说，当然应该以杀人论处。刑讯逼供是几千年的封建恶习，流毒很广很深，很顽固。从苏维埃时期起，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三令五申地禁止逼供信。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还是搞得那么凶。当然，这次搞刑讯逼供的，主要不是公、检、法，而是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一部分专案组中的极少数坏分子，还有些上当受蒙蔽或者糊涂的人。今后的问题主要在公安机关，因为预审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所以，各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应该认真负起责任，彻底肃清刑讯逼供这种封建的法西斯的残余和影响。不要以为这一条是整公安机关的。不是。它是反对任何人、任何机关的刑讯逼供罪行的，它不仅是保护人民的，也是保护公安人员的。同志们想一想，公安部除谢富治外，有几个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刑讯迫害？严禁刑讯逼供，是保护所有的人（包括犯人）、所有干部和群众的。

还有，严禁打、砸、抢。有人不赞成把它写进刑法，说这不象法律用语。刑法还是写上了，因为前些年打、砸、抢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和严重的后果。严禁打、砸、抢，打伤人的就要以伤害罪论处，打死人就要以杀人罪论处，抢东西的就要以抢劫罪论处。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诬陷他人的严重情况，这次规定了诬陷要依反坐原则论处，只是没用“反坐”这个词，而是说参照所诬告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以刑事处分。有人可能会说，定得这么厉害呀？不错，就是要让那些诬陷别人的人感到害怕。如果你不诬陷他人，你怕什么？

再有，诽谤。前些年，有些人不择手段，公然侮辱他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现象极为严重，干部和人民群众极为不满。所以，这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要负法律责任。

判案也有明确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阴私的案件和未成年犯罪案件以外，都要公开进行审判。所有案件都要允许被告辩护，本人可以辩护，近亲属可以辩护，律师可以辩护，所在单位和人民团体也可以派人辩护。证人不能伪造证据，也不能隐匿证据。要查清证明被告有罪和无罪、罪重和罪轻两个方面的证据。这样，冤案、假案、错案就不容易发生，发生了也比较容易发觉和纠正。有人说，对被告那么保护呀？是要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现在，反革命案件只占刑事案件的几十分之一，绝大多数案件都是人民内部的犯罪问题，其中多数又是青少年犯罪。如不切实加以保护，就会伤害人民，伤害下一代。青少年犯了罪，不是说他没罪，但要看到造成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原因，它是同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分不开的。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主要是个教育问题。

总之，有了这几个法，只要我们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有利于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林彪、“四人帮”一类野心家、阴谋家再要兴风作浪就不那么容易得逞了。

第二，这次会上，有的同志提出，是法大，还是哪一位首长、哪一级地方党委大？我看，法大。这次公布的七个法，草案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它是代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有谁比党中央还大，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大呢？

什么叫法？法律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定型化的表现，是把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党的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不是说，法律一经制定就永远不能再改？当然不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情况的变化，经验的丰富，法律的有些规定不适用或者需要补充了，那就必须加以修改。但是，第一，在没改以前，谁也得遵守。第二，要改也得经过法定程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只有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才能修改，其他任何机关、任何个人都无权修改。即使中共中央认为需要修改，也是要提交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修改才能成为法律。正象叶剑英同志说的，“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它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以任何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邓小平同志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也是同样的意思。

第三，讲讲党的领导和两院独立行使职权只服从法律的问题。

两院独立行使职权，这不是黄火青、江华同志要求的，也不是法院、检察院哪个同志要求的，而是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全国人民赋予他们的庄严的职责，是很重的担子。

规定两院独立行使职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并不是新的东西，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早在一九五四年制订我国第一部宪法和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时就明确规定了的，是我们一贯的主张。资产阶级那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反对封建统治的进步作用，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它对劳动人民来说是虚伪的，实质上不过是资本的平等，商品交换的平等。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同，我们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对所有公民都一律平等的，是真正的人人平等。现在，过了二十多年，更有条件真正做到了。为什么呢？拿经济制度来讲，我们在土改后就消灭了地主阶级的经济。那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没有消灭，但在全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官僚资本解放初就被没收了。一九五六年，又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现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剥削阶级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更有保证。至于政权问题，在一九四九年就解决了，已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法律是我们自己制订的，为什么还不应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里，附带讲一下地主、富农摘帽子的问题。一九六三年以前，我们一直讲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那一年在杭州起草“第一个十条”时，有些中央局负责同志提出，是不是可以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主席经过考虑后说，可以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把地富子女作为团结对象。至于地主、富农，过去土改过程中，中央曾一再规定，土改后富农劳动满三年，地主劳动满五年的，可以改变成份。到现在，这么多三年、五年了，还不该改呀？再说，地富改变成份，党中央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劳动，守法，没有反动行为。根据这样的规定，经过群众评定和县级领导机关批准，为什么不应该摘掉这些地主、富农帽子呢？

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服从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承认任何人有任何特权。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也就是服从全国人民。它就是从法制方面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决不是什么“以法抗党”、“向党闹独立性”。

那么，党委还要不要审批案件？一般案件党委不要批。批那个干什么！党委工作那么多、那么忙，案卷那么厚，你又不能看或者不能全看，别人跟你那么一说你就批，很容易出错误。党委何必多此一举。这个问题，我请示过华国锋同志，他说，党委不批具体案件。法院有审判委员会，检察院有检查委员会，可以讨论，处理重大疑难案件。当然，这不是说党委对任何案件都概不过问。对于有的重大复杂的案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纠缠在一起的案件，没有党委或中央的直接领导和过问，公、检、法怎样很快弄清事实真象和正确处理呢？此外，如果党委发现冤、假、错案，就是一般案件，也必须责成和督促司法机关复查处理。

党委不批一般案件，是不是否定或者削弱党的领导？不，决不是这样。相反地，要加强党委对公、检、法的领导，特别要领导和支持两院独立行使职权，检查、督促公、检、法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严肃、正确执行法律，严格依法办案、依法办事，还要为公、检、法特别是检察院、法院配备足够的政治上可靠，思想作风好，有工作能力的称职的干部，不能把一些不能胜任的干部当做包袱推给公、检、法。还有大量政治思想工作，也要党委很好抓起来。总之，没有党委的领导，公、检、法机关是不可能完成党和国家交给他们的任务的。

第四，“心有余悸”问题。

党和国家给了公、检、法很大的职权。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办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你怕什么？

“四人帮”一类人或者“四人帮”的余孽是否还会卷土重来？过去，包括我们这些老同志在内，没有经验，也没有警惕。现在，老家伙有了经验，中年人有了经验，青年也有了经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了经验和警惕，情况和从前大不一样了。为什么你还心有余悸！应该是“余勇可贾”了。

有人说，法制虽然很好，就是担心不能实行。我认为，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第一，把法律交给九亿人民；第二，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充实骨干，健全组织；第三，党团、团员、干部带头守法，起模范作用。有了这几条，法律怎么会不能实行呢？

第五、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

三个机关是在党的领导下，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就是从法制方面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好比一个工厂的三个车间，三道工序。公安一道工序，检察一道工序，法院一道工序。三个机关，一个任务，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又是执行的同一个法律，一分为三，三合为一。不要讲你大还是我大，你重要还是我重要，而是谁对就应该尊重谁的。

公、检、法哪个单位都不要搞派性，不要让派性和帮派习气钻进来。小心帮派分子拍马。他拍你的目的，是想骑你。不要觉得舒服，他是要骑你的！有的人沾染了帮派习气，怎么办？劝他改，帮他改，一看二帮。首先，他自己要努力改。身上有粪，还不到河里洗洗澡？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有错误，身上脏，洗洗就干净了嘛！我希望公、检、法机关一定要把帮派习气洗除干净。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要治。有病还不治？别的同志也要帮他。这是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林彪、“四人帮”把干部往死里整。我们不要学他们。不管是谁，有错改了就好。

最后，讲讲迎接明年元旦。从明年一月一日起，六个法要实施生效。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问题成堆。公、检、法机关最好在今年下半年把过去遗留的案件处理好，把几个法学好，并且好好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逐步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很复杂。林彪、“四人帮”假借党的名义，使不少人，尤其青年人，受蒙蔽，上当，受毒害，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这些问题如果都按刑法治罪，那怎么行？那样办，又要把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乱了。所以，对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必须按党的一贯方针、政策和法律、法令处理，在揭批查和落实政策中解决。请大家努一把力，熬点夜，争取在十一月底以前把过去的问题解决好，剩下一个月复查扫尾，明年一月一日按新的刑法、刑诉办。这样，我们就比较主动了。同志们想想，我们的工作是主动好，还是被动好？是吃敬酒好，还是吃罚酒好？我在这里向同志们敬一杯酒，祝大家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力争主动，做好工作，在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个光荣任务方面，向党向人民报捷。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

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印发


067) 六中全会传达提纲：七月四、六、七日在中央党校传达稿

1981.07.04-07

同志们，今天向大家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共分三小部分：

一、会议概况和重要意义

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三、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第一部分：会议概况和重要意义

有关这部分的内容，公报作了高度概括，大家都看了。这里再介绍些情况。

全会的议题是两项：一是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本来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如陈云同志亲自调查起草的关于提拔培养青年干部、安排好老同志的两个材料，需要研究，为了使全会集中精力解决好这两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议题，没有列入全会的议程，留在全会后专门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

中央常委决定，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预备会议，从六月十五日开始，到二十五日结束，共十一天，其中八天分组讨论决议，三天讨论改选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问题。第二段，正式会议，从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到二十九日结束，共三天，其中第一天通过决议，第二天进行选举，第三天通过公报。并决定六月三十日发表《公报》，七月一日发表《决议》，七月二日发表耀邦同志在七一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这些都在前一天晚上广播。中央常委要求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预备会议期间做好，正式会议只开三天。会议按预定计划，如期完成任务。

在会议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了三次各组召集人会议。

第一次是六月十四日下午，胡耀邦、赵紫阳同志受常委的委托主持召开的。会上，耀邦同志讲了这次会议的议题、时间安排和怎样把会议开好等问题。

第二次是六月二十二日，常委请各组召集人开会，讨论怎样根据大家提的意见对决议进行修改和怎样讨论第二项议题的问题。会上，邓力群同志汇报了根据大家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各组召集人提了补充修改意见。小平、陈云、先念、耀邦、紫阳同志针对大家提的问题讲了话。

第三次是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常委就选举程序，中央主席、副主席名次排列等问题，召开了各组召集人会议。全会充分发扬了民主，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讨论决定中央领导人选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列席的同志普遍反映，这次全会是继三中全会以来又一次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会议，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重要问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要文献由全会宣读表决通过，重要人事更动无记名投票选举决定。公报说，这生动地表明了我们党的坚强团结，充分地反映了我们的事业发达兴旺。

全会的三次正式会议，分别由胡耀邦、李先念，邓小平同志主持。由于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常委共同决定，所以公报说“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这种做法，体现了集体领导的原则。

叶剑英同志高龄有病，老人家鉴于这次会议事关大局，亲自给中央常委和全会的同志写信，表示赞成决议稿、中央的人事更动和对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亲自参加全会的开幕式；亲自到会参加投票选举。当全会开幕式首先宣读叶剑英同志致全会的信时，全场报以热烈的鼓掌。下面宣读剑英同志的信。

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体亲爱的同志们：

由于年老又在病中，我不能参加这次全会的讨论。特向中央告假。

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们的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中央的人事更动，我也是同意的。

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次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

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

我希望通过这次全会能更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共同奋斗，把经济工作以及其它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此致

敬礼

叶剑英二十六日

会议闭幕时，耀邦、陈云、邓小平等同志先后作了简短的重要讲话，全文传达如下，（读文件，略）

小平、陈云、耀邦同志的讲话，对这次会议作了高度评价，指明今后中央领导核心的格局和工作方向。

第二个部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部分，准备讲讲决议的起草过程，决议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在决议条文中的体现。中心是决议的指导思想。

一、决议的起草过程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具体来说，中央常委委托小平同志指导，由乔木同志具体主持。参加起草工作的有二十多位同志。

起草工作从去年三月开始到这次全会正式通过，经历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如果从一九七九年五月起草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算起的话，则是二年多一点时间。在一年零四个月中，大的讨论和修改有七次：

第一次，去年七月三日，起草小组提供了一个稿子，书记处进行了讨论；

第二次，去年十月十一日，起草小组提供了第二个稿子，全党四千位高级干部进行了讨论；

第三次，今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草小组根据小平同志针对去年十月的稿子和四千人讨论的情况所作的指示，改了一个稿子，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分老同志共五十位同志中征求了意见；

第四次，今年五月十九日，在有七十五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第五次，七十五人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根据大家提的意见，又改了一个稿子，印发书面征求意见；

第六次，六月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六中全会审议。

第七次，六月十五至二十二日，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六月二十六日，根据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意见进行修改，提请全会正式通过。

与此同时，提请全会预备会议审议的稿子，还征求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参加去年四千人讨论的近一千人的意见，征求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

这个过程说明，起草工作是充分发扬民主，走了群众路线的，最后通过的决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二、决议的指导思想

决议起草工作，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有四个：第一是，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错误是毛主席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毛主席犯错误的原因是个人品质问题，还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犯的错误。毛主席的理论自己同自己打架，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第二是，建国二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对这样一些问题，党内外、国内外都有不同的认识，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意见也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

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党、军队、国家和人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沿着正确的政治航向胜利前进；处理不好，就要造成极大的混乱，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走向错误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搞乱。

这不仅是中国国内的问题，而且是个国际范围的问题。处理得好，有利于各国工人政党和革命组织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有利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反霸统一战线；处理不好，就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对这样一类问题的错误处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发生过，这就是五十年代，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对斯大林的错误处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苏联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四、五十岁的同志都是身临其境，记忆犹新的。

为了正确处理我们党遇到的这些问题，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是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对决议的起草工作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并且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决议的起草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最终实现了这三条基本要求。

这三条基本要求是：

第一、要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明确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批评。但是不能认为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犯了错误，其他人都是正确的；不能认为错误的责任全在毛泽东同志，其他人没有份，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原因是个人品质问题，要明确他的错误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犯的错误。

第二、要肯定三十二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我们党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不能把建国二十二年的历史写成黑漆一团，也不能认为三十二年错误是主要的。在此基础上，对重大历史事件、有关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在前两条的基础上，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协力搞四化。这三条基本要求，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第一条。为了使同志们深刻了解上述指导思想，需要向大家比较详细地传达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小平同志有关的一系列指示。这部分的份量比较多，让大家知道是很有必要的。有少量在过去发的中央文件中下达过，现在重新回顾一下，也很有意义。

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一个时期以来，外面宣传小平同志搞什么“非毛化”，党中央搞什么“非毛化”，国内也有人有误解，别有用心的人还恶意挑拨、攻击。这是极大歪曲。《决议》的发表正是对这种混乱思想的一次十分必要的、及时的澄清。为了帮助同志们深刻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简略地回顾一下，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到起草决议以前有关的讲话，按时间顺序传达：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小平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时，就针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两个凡是”的社论和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两个凡是”的做法，在给中央写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

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小平同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的第三部分专门谈了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准确”、“完整”这一提法的含意。他指出，只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完整的（不是零碎的）、准确的（不是随意的）认识，并且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指出，林彪、“四人帮”就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

紧接着，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准确地、完整地掌握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拨乱反正，解决了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如肯定“文革”前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推翻对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两个基本估计”，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积极性，迅速改变了社会风气。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批判了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真正恢复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一九七八年九月，小平同志出访朝鲜回到东北时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搞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一九七八年冬，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小平同志针对“西单墙”出现的全盘否定毛主席的大字报，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毛主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三中全会闭幕时，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为了引导大家正确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他代表党中央及时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说：“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心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也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他还强调说：“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这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第二位的东西，他对人民的贡献是不朽的。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也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党和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一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这就如马克思主义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工人阶级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小平同志在这次讲话中，非常坚定明确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根本立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条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

下面传达小平同志对《决议》起草工作的直接指示。

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针对起草小组设想的《决议》的起草方案说：“这个《决议》，整个文字不要写成一种文章式的东西，不要展开论证，要多用些论断性的语言。这些论断性的语言，要力求准确。

中心是三个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仅是指今天，而且是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五中全会关于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必须明确地对这种混乱思想加以澄清。国际上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左派党关心我们的态度，许多朋友也在看我们怎么说。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这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已经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完备。那个《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了一下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这一次，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个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第一位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

第二，对解放后三十二年来，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功在什么方面，过在什么方面，是和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时候，还是过去所说的，宜粗不宜细。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群众内的思想明确起来，认识一致起来，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就基本结束了。要力求这个《决议》通过以后，不要象现在这样，一有机会就面向过去，对过去的问题议论得没完没了。《决议》作了以后，就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因为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大家分歧很大，意见很多，但是要努力做到。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将来的议论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决议》要力求做好，能够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至于在《决议》通过之后再发生大的分歧。要做到，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说了。要说，也只是对《决议》的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说来，总的要求，或者说是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第一条。”

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和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时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针对十月十一日稿和四千人讨论的情况，谈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意见：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写不写，怎样写，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决议》里头，如果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对毛主席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去年西单墙有人贴这样那样的大字报，中央提出四个坚持，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干部的拥护，才把局势慢慢稳定下来。如果这次的《决议》离开四个坚持，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很不妥当的。那将对整个局势的稳定发生不利的影响。有的同志提出非常尖锐的意见，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比斯大林的错误严重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还严重。如果作这样的估计，那就势必得出结论，我们不如勃列日涅夫，这样，问题可就大了。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同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很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有的同志主张，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根本不要。不能够不要。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内、国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这部分，那整个《决议》都可以不作。表述的方法，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下。但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我们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老人家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三中全会以后所坚持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点，还是毛主席思想中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有发展，今后也还要发展，但是基本点还是毛主席给我们规定了的。这次《决议》稿中没有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样提是对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些提法完全对。我们党在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东西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把它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么几件事。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住了脚。‘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是毛泽东思想培育出的一代人干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间，党不存在了。党员的组织生活确实停止了，但党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否则怎么会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不仅要拨林彪、‘四人帮’之乱，而且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三大改造以后左的错误，返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写进《决议》，我们过去和今后要进行的革命、建设的份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的大错误”。

这次，小平同志还指出：“要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考虑。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了，写过头了，给毛泽东同志抹黑，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就会把我们党、国家的形象搞得很不好，离开历史事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建国以来，我们的事业是前进的。过去是这样，更不要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几年了。”

“《决议》的结构可以改，但基本的调子、基本的论断不能改。”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也决不能说成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

同样，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也谈到《决议》：

“这个《决议》，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要这样急于搞。不行，需要搞，因为大家都在等着，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他总是议论。议论是多方面的，而且有很多猜测。国际上也是这样，也在等。拿不出来，人家就说，你们是内部纠纷，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一派那一派，得不到一致的意见。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包括这个文件是拿得出来还是拿不出来，是早一点拿出来还是晚一点拿出来。所以，不能够再晚了，晚了不利。特别是非洲几个国家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最关心毛泽东思想，反应非常强烈。尼雷尔提这个问题，津巴布韦穆加贝也是这样。譬如我们给尼雷尔解释‘文化大革命’，他能够接受，因为他历来就不赞成‘文化大革命’，但是，他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毛主席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外面宣传我们现在搞‘非毛化’，我们给他解释，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准备写一个决议，决议的主要调门怎么样，他理解，他说这样好，人都死了，不要批了。

……现在这个稿子写得比较好。比一九四五年延安搞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清楚一些。这个文件拿出去不能太晚了，设想就在我们党的六十周年发表，七月一日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作什么更多的文章了，当然也还需要有些纪念性质的东西，但主要是公布这个文件。

起草这个《决议》的时候，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决议》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这个要求。我们不是讲四个坚持吗？其中一个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议》要体现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实现这个要求，或者实现这个要求困难重重，宁可不写这个《决议》。第二个要求，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是非功过，不但要实事求是，而且要恰如其分。第三个要求，就是在上面讲的两条的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决议》作了以后，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好，对于历史的问题也好，就不再纠缠了。以后就一心一意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地研究、解决新问题。当然，有些同志的意见没有采纳，他们不满足，但是要完全满足也不可能。有个统一的语言，有个统一的思想，定下来了，就不再纠缠过去的问题了。这个《决议》是根据这三个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也是合乎这三个要求的。

总之，中心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也要承担一点责任。恐怕这个比较合乎实际。另一个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涉及到毛主席个人的品质问题。毛主席犯错误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从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指示可以看出，粉碎“四人帮”以来，小平同志关于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段，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出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二段，针对社会上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第三段，通过起草“历史问题决议”，全面阐述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和正确态度，批判两种错误倾向。

小平同志所坚持的正确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决议的第31条中，有个集中的概括，这就是：

“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总之，“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小平同志一直反对的两种错误态度是：一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它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写的文章，做的指示，句句是真理，错了的也要遵循；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事，件件都正确，错了的也不能改正，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而且还要继续坚持。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形成，花了十年时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正确解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把全党思想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这一次，我们只花了四年多时间（从起草工作来说，比第一个决议时间长），形成了现在的“历史问题决议”，正确解决了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影响全世界的重大问题，为统一全党思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而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同志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指导。

陈云同志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提了四次意见。主要是：

对三十二年的错误，一定要把它写得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敲定”。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是大错误就是大错误，是小错误就是小错误。是全局性的、局部性的、部门性质的，都要分别不同情况，一个一个地把它敲定下来。

这个《决议》要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但是，要真正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里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在这六十年中间的贡献。因此，要写一写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的回顾。有了一个整个党的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从遵义会议到抗战胜利，毛主席的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这一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极大的一件事。这是第一点。第二，解决西安事变，制定抗日战争的路线、政策，确定同国民党斗争的一整套方针，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策略上有理有利有节，包括写了许多重要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得出来。这是了不起的功绩。第三，延安整风毛主席提倡学马列，特别是学哲学，这对于我们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对实事求是的体会是从哪里来的？把毛主席的主要著作、重要文电统统看一遍，由此得出结论，一定要实事求是。第五，老人家这一套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六，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周总理，都比不上毛主席。彭黄张周，被整的那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中间的老干部，整的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毛主席，原因就在这里。确实毛主席把这些人教育过来了。没有受过毛主席亲自教育的，同毛主席的感情是不一样。老一代的人拥护毛主席是真心诚意的。

我们党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成立的。共产国际在我们党成立的初期是起了好的作用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助了我们的抗日战争，最后出兵打垮了关东军。没有这个帮助，我们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象这样的东西，我们《决议》不能不写。不写，人家会说我们党是不公正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小平同志在六中全会预备会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说：“又听了好多新的意见。没有时间了，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不放到这个文件来解决。

总的来说，现在看起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主席的功过是非，通过这个决议，起到上一次若干历史决议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因此，总的轮廓、基本论点和各个问题的分寸不要再大变动了。”

耀邦同志在近二、三年中也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耀邦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是不能背离的。如果背离了，就要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继续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

一九八○年七月，耀邦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以怎样正确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为轴心。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问题。所以，全党必须十分谨慎，十分严肃，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我们要讲够，他的严重错误，也要说透，话不一定多。不能感情用事，个人意气用事，要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

耀邦同志还批评那种主张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的观点，是不妥的。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历史上形成的，为全党所公认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耀邦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讲：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只有说清楚这两个方面，才是公公道道的，才是实事求是的。

对这样的指导思想，其他常委同志，也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里不一一讲了。

全会一致认为，中央常委对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符合客观历史实际，反映了党心、军心、民心和一切国际进步友好人士之心。六月二十七日六中全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全文宣读之后，于下午五时，到会的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这个伟大历史文献。

为了贯彻这个指导思想，中央领导同志还对一些重要问题做了指示，也向同志们作一个传达。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一、对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为了合乎三条要求，对三十二年的历史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话，我们从一九七七年讲起。这个《决议》的稿子还是本着这个精神写的。有许多问题，看起来好象没有回答。实际上有些问题不宜太细了，只能够粗一点，有些问题只能够略而不提，提了倒不一定有好处，而且也不容易说清楚。现在，这个《决议》稿子合乎这个宜粗不宜细的要求。

二、有些意见没有接受。这个文件是在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很多好的意见在这里面都吸收了。比如前面要加上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写了一段前言，就是讲的这二十八年。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意见。大家一看就可以知道，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有些意见这次修改时没有接受，比如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从建国以来就离开了马列主义；又比如：有的同志讲，五七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请大家注意一下，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开头七年，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就是后来的十年，五七年到六六年，大家的看法还有些不同，因为这里面有“大跃进”，有五七年的反右，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后来又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文件。有些同志由此认为五七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这个论点没有接受。又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这个意见也没有接受。还比如说，有的同志讲，“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同意“文化大革命”是内乱的提法，这个意见也没有接受。再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这个说法不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始终有党的领导，始终有我们的党。如果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里面党没有了。这很不好。这个意见没有接受。大家知道，毛主席评价六届四中全会时，也不同意“不合法”的提法，认为是合法的，只是组织手续不完备。（见《学习与时局》）还有一种意见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在任何剥削制度的国家都不可能发生，还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整人开始，整人结束。还有的意见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错误，归结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品质，说他是为了树立个人迷信，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怕去世以后有人出来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还有的同志提出，说毛泽东同志前期是共产主义者，后期不是共产主义者。还有的同志提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错误，统统都应该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所有这些意见，都没有接受。

在全会预备会的各组召集人会上，小平、陈云等同志对决议中没有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路线错误，没有讲这个错误的阶级根源等问题作了说明。

小平同志说：“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通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几十人的讨论，以后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全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核心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毛主席，确实要讲分寸。”

一、关于路线问题。小平同志说：“我们说不提路线，从哪里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这样的错误算不算路线错误？从这里考虑到，过去我们好多‘路线’用得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多很乱。（陈云同志：胡乔木是第一个主张用路线错误的。那个时候，他跟我来讲，要讲路线错误，我赞成，赵紫阳也赞成，姚依林也赞成，你［记录注：指小平同志］也赞成。翻来复去想了之后，乔木讲，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头上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用得就更滥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就是不讲这些是路线错误。因为过去我们讲的路线，讲多少次路线斗争，好多已经推翻了，明显推翻的就是彭、罗、陆、杨，彭、黄、张、周，这个叫第几次？过去晓得叫第几次，反正叫十次路线吧，总是八、九次吧。十次路线，两次推翻了。高饶事件维持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如果说得更早，说罗章龙是个路线问题。

罗章龙就是搞派别斗争，就是分裂党，另立中央，说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他的性质比路线错误更严重一点。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因为评价过去的路线斗争，已经推翻了两次了嘛。就是彭、罗、陆、杨，彭、黄、张、周。（赵紫阳同志，还有刘邓路线。）推翻三次了。过去罗章龙算路线斗争？瞿秋白只三个月，李立三不到半年。（胡耀邦同志：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是十一月份，四中全会一月份。三中全会还有一条路线，叫调和路线。）这是一个理由，就是好多评价过去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到党内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角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十一大，不要谈什么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谈路线问题。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性质，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的概念。（胡耀邦同志：全局性的、长期的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如果讲到路线问题，也讲不清楚。同时，我想大家都不赞成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这样说也不好。所以，我们不讲路线问题比较有利。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但是，不是说路线两个字一概不能用。譬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范围的问题还是可以用。譬如制定了正确路线，制定了方针、政策，还是可以用。但是，千万不要用之于党内的斗争，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譬如以后还有总路线，现在我们还有个总路线。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现在我们讲四个现代化是总路线，是不是可以用？还是用，并不是完全不用这两个字。有些拿路线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还可以用。但是，党内斗争原则上不再讲路线斗争。总之，这次文件就保持这个限度。路线这两个字，这次决议也用了，不是没有用。这是第一点。”

二、由集体来承担一些责任。小平同志说：“为什么说我们这次恰如其分？就是有意识地把毛主席有些问题讲轻一点，过去有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既比较合乎实际，也比较有利，对我们整个国家有利，对我们整个党的形象有利。其中内容之一，就是有些过去的责任由集体承担一下。刚才任仲夷同志讲的稿子中有些‘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其实，真正按实际情况来说，毛主席负主要责任。我们说，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大家吹得厉害，完全归功于毛主席一个人。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我们是负有责任。那个时候起码我们两个（记录注：指小平同志自己和陈云同志）是常委。当然，那个条件下难于反对就是了，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胡耀邦同志：加‘领导上’几个字。）加一个‘从领导角度上说’，就是说地方上没有责任。决议总的意思就是把毛主席的问题，降低一些分量。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我看这个合乎实际，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主席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降温，温度要降一下。（陈云同志：讲毛主席太厉害了，老农民、老工人通不过。）国际上也通不过，第三世界通不过。（李先念同志：干部中间也通不过。）不利。所以，这个基本调子不能再改动了。

三、“文化大革命”原因中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小平同志说：“提了说不清楚。这个文件不涉及这样的问题没有坏处。如果有必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将来其他文件再说，来得及。这里不涉及这个问题。这里批判的，就是说我们搬用列宁的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无论如何是搬错了。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都一定有叫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看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方面就有些缺陷，每一个都是政治上的原因，组织上的原因，思想上的原因，都要讲这么几个。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没有时间了，召集人同志是不是同意委托常委的同志定稿？（众：同意。）有些不完满，以后再完满；有些问题没有说到，以后再说。这次不可能都说到。什么都说到，这个文件就写不好了。任何一个文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于不可能解决大多数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稿子解决了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够了。”

在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上述指示后，请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在总结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过程中，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正常的，关键在于我们党能够比较短的时间统一了大家的认识，这符合认识的过程，正是我们党团结强大的标志。

三、指导思想在决议条文中的体现

中央常委的上述指导思想，象一条红线，贯串在整个《决议》中间，尤其在《决议》的第七节得到了全面的、集中的表现。

《决议》共有八节，第一节是建国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回顾；第二节是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第三、四、五，六等四节，按照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证；第七节，在论列了六十年的历史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地专门讲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决议的高峰，这方面确实超过一九四五年的历史决议；第八节，把毛泽东思想中对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直接的长远起作用的原则，概括为十条，要求全党认真执行。

为了便于大家学习，下面逐节作一些简要介绍。

第一节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

这一节是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在今年五月提请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稿子上加的。加这一节的目的，就是为了树立我们党、军队、特别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高大形象。是针对现在四、五十岁以下的人不了解这段历史而加的。加上建国前二十八年的回顾，这就把我们党六十年的历史放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使大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一节通过近百年的历史回顾，在第4条中得出五条重要结论，其中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放在第一条，就体现了这个目的。这里特别是通过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经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等失败）和两次胜利的历史转折（由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由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回顾，得出重要结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必然，历史的结论。

第二节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的基本估计

《决议》针对最近一个时候多次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例如有人提出建国以后应不应该搞社会主义，是不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有人认为不应该搞社会主义，说我们名义上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从搞农业社会主义滑向封建社会主义，说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等等，做出了回答。

《决议》列举了十条主要成就，理直气壮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同时，决议也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承认由于经验不多，认识偏差，犯了错误，这就是：“文革”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文化大革命”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由于犯了这些错误，“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最后，决议明确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的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只要继续采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立场，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三节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这一节本来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前边说过，最近一个时期，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表示怀疑的人多了起来。有的人竟公开发表文章说“我们党内孵化出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

针对这种情况，《决议》在指出对这七年的基本估计是“胜利辉煌”之后，专门讲了实行三大改造的必然性，讲了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讲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任务。

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检查了这项工作中的偏差，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对农业、手工业、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这一节中，使用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个提法，同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的提法有区别。这一节重新肯定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提法（语言有所不同），肯定了八大坚持在经济建设上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的方针的正确性，肯定了八大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的正确性，指出八大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通过这七年的回顾，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成功地领导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语言，在这节中没有出现，而是写在第七节中。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关于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乔木同志在对决议的《几点说明》中，有一条专门作了论述。乔木同志说：

“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全党多年的一贯主张，近年有同志提出异议，而党外有些人（好人坏人都有）也大肆宣扬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或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农业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中国应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或恢复新民主主义制度等谬论，有些文章已公开发表在对外出口的刊物上，其影响不容忽视。因为他们都援引马克思或列宁，所以颇能迷惑一些人。最近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已载文详加辩驳，故不必多说。［这里顺便插两句。这两篇文章都是党校的同志写的。乔木同志特意打电话要我转达他的意思，说这两篇文章写得好。党校在去年就决定要回答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并组织人集体进行了研究］。总之，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还是初步），是一个根本的客观事实，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党内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百家争鸣’，以免动摇党心军心民心。决议稿中只提了一句，不可能多说。又，决议稿说建国前七年‘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也是符合客观历史的。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一九四九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三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在一九四九──五二年中，中央从来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一九四○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这不能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资产来解释，因为这个口号不但在一九四八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已经明确宣布，实际上《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部分即已援引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而宣布了（‘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如何能说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还如何区别？同样，一九四九──五二年所进行的民主革命，特别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这样规模空前的民主革命，也不能解释为顺带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至于列宁宣布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必照猫画虎。但这个问题只在决议稿中提了一句，今后也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

第四节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这一部分，讨论中争论最多。主要是，这十年成就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建国三十二年的总估计。如果说这十年错误是主要的，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共二十年，就很难说三十二年成绩是主要的了。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这十几年成就还是主要的。因此，决议稿中：

第一、将原来“曲折前进的十年”的标题，改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第二、在讲了这个十年的成就之后指出：“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肯定了这些成绩之后，又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犯过很大的错误。这十年的一系列错误，主要的，在这个决议里都列举了。

第三、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

第五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这一节涉及的问题最多，中心是怎样评论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方面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另一方面这种批评也是科学的、有分寸的，实事求是地维护了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指明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始终把他“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这一节还对“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是非及有关人员的功过，作了分析和评价。其中特别强调了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巨大贡献。这是根据同志们的强烈要求写上的。

在讲到我们党、我们党的干部、我们全国人民时，决议中有几句重要的话，即严峻的考验证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讲关于发生“文化大革命”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决议》没有讲阶级根源，对这一点，乔木同志也有一个说明。他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应着重个人品格。我认为决议稿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析超过了一九四五年历史问题决议的水平（即把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等都简单地归因于小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则即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许多著作我们仍要认真学习，但是决不能当作教条句句照搬。决议稿中提到的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与马克思关于小生产者绝大多数都要变为无产阶级的说法不相容，实是各执一端），其本身是非姑不置论，毛泽东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确是把这两句话误解了。所谓资产阶级权利并非真的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只是劳动者平等互换劳动的权利的形式（马克思说是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有某种类似吧了，更说不上政治上的等级制等等，这种等级制恩格斯早就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不存在了，何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且资产阶级权利即平等交换权利正是与等级制完全相反的。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指世界上（也包括当时的俄国）的小生产，这种小生产在合作化多年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已不存在。现在开始有一些小生产，在严格管理条件下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当时并无这种问题。至于说党内斗争一定都是（不是说都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本身就显然不符合我们党内以及各国党内历史的大量事实。但是这些说法无论是否受到误解，却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发生了难解难分的因缘。这是客观的事实，并非故意要拉上马恩列斯来为毛泽东同志开脱。当然不能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受封建主义历史的影响，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不是只用封建主义影响所能解释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但他确是（至少主要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六节伟大的历史转折

这一节，是经过四千人的讨论，特别是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加进去的。

在提交四千人讨论的稿子快定稿时，中央常委的多数同志和乔木等同志，为了使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进一步肯定和贯彻，确定增加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四年的内容，并由起草小组写了一个稿子。但是由于华国锋同志坚决不同意又撤了下来。四千位高级干部讨论时，绝大多数同志，要求把这部分写进去，经过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写这一部分。具体内容经过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定了下来。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的拥护。

这一节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对三中全会总的评价。《决议》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请注意后面这句话。这句话非常概括地回答了为什么说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三中全会不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时间徘徊前进的局面，而更重要的是开始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不光是纠正了华国锋同志的左倾错误，而且开始全面纠正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

第二个内容，对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评价。关于这个问题，维持了过去的说法，“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关于党的领导和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的作用，提法与过去有一些改动。过去的提法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现在的提法是：“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决议》现在的提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不是华国锋同志一个人的决策，也不是他一个人一举粉碎得了的，没有党和人民的斗争，没有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直接参加决策和指挥，要粉碎“四人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同志有一份功劳，但是决不能把功劳归于他一个人，并且拿这点当理由，认为华国锋同志的领导职务就是永远不能动的。

首先，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步伐要夺权，简直搞得华国锋同志不能工作了，整天纠缠，日子不好过。那个时候，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都说，“四人帮”他们要动手，要想办法。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去找叶帅，商量怎么办。最后共同商量决定的。粉碎“四人帮”的这个过程，我们都是听过传达的，决不是一个人一举粉碎的。大家知道，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行吗？不行。

其次，如果要讲粉碎“四人帮”的条件的话，恐怕应该还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四人帮”斗争的历史，这一点很重要。《决议》第22条、第23条论列了这一点。仅从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那一段看，那一段确实很有成效：万里同志搞铁道部，火车通了，而且正点了；胡耀邦同志到科学院，搞科学院《汇报提纲》，科学教育界都感到有希望，后来叫“三株大毒草”之一；周荣鑫同志抓教育工作，教育情况开始好转；特别是军队，小平同志出来以后，跟叶帅一起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整顿了部队的领导机构。小平同志说：“现在确实有些现象，我们很担忧”，提出“军队要整顿”，“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在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军委扩大会议的两个决议对部队的整顿、调整和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那一段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全国人民中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民从实践中看到，有周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同志那样有力的领导，在正确路线指导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被动局面是可以扭转的。从此以后，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间，对“四人帮”更憎恨，“四人帮”越是批邓，越是不得人心。“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全国各地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一方面当时总理去世了，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总理，同时，也是表示对“四人帮”的憎恨，也是表示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一次群众的革命行动，是粉碎“四人帮”的很重要的政治条件，很重要的群众基础。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应该说那个时候，群众对“四人帮”非常不满、非常愤怒，“四人帮”已经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正象列宁同志讲的，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革命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决定粉碎“四人帮”，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这个任务。没有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到天安门事件这段时间人民的觉醒和斗争，不可能那样顺利地粉碎“四人帮”。

第三，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不让他们夺取最高权力，对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决议》肯定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间有一份功劳，但又指出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胜利。如果按照陈云同志讲的，华国锋同志是做了一件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这样讲符合马克思主义，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不要有错觉。有这个错觉就会产生新的个人崇拜。有人把粉碎“四人帮”全看成是华国锋同志一个人的功劳，说什么不让他当主席是所谓“过河拆桥”。这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马列主义。如果要论功劳的话，首先要归功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当然华国锋同志有他一份重要的功劳，《决议》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这一点。

第三个内容，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到三中全会这段历史的评价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这一段党的工作，形象地说概括为“在徘徊中前进”六个字。这是什么意思？

《决议》有一段说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一个要纠正，一个反对纠正，这就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种阻碍的原因在那里？《决议》说：“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关于华国锋同志的主要错误，《决议》概括了几个方面，作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下面把讨论《决议》过程中大家讲的事实，给同志说一点。（从略）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内的广大干部，首先是我们的老干部，老同志，都是真心诚意地拥护国锋同志当中央主席的，而且有的同志曾经说过国锋同志当我们党的主席，可以搞二十年，就是可以使我们的党稳定二十年。这是不是真心实意呢？完全是真心实意的。华国锋同志年龄最轻，如果他能胜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由他来领导，当然是大家所希望的。当时大家确实是这样想的。老一辈同志讲那些话，第一代表当时老一辈同志的看法，肯定华国锋同志对粉碎“四人帮”起了很好的作用，是有功劳的；第二是代表老一辈同志的一种希望，对华国锋同志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现在看，当时这个想法对不对？是对的。说明我们老同志一心一意为党为国家的事业着想。一个是估价问题，一个是希望问题。刚粉碎“四人帮”时如果没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没有这样的表态，是不可能很快稳定住局势的。这说明我们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但是，实践证明华国锋同志不行，有失众望。他根本不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不是积极地领导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就存在的左倾错误，而且继续坚持和推行，并且阻挠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这就造成了小平同志所说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造成了耀邦同志所说的这几年我们是“步履艰难”的局面，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粉碎“四人帮”以后“徘徊前进”、“步履艰难”的局面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呢？是怎样出现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和全会以后的大好形势呢？出席全会的同志认为这是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特别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同志努力的结果。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都是小平等领导同志提出来的。为了证明这个问题，讲几件事：

第一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党外广大党员和群众都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实际上起了取消继续批邓的作用。那时正好演《甲午风云》，街头巷尾，包括少年儿童都经常说其中的一句话：“邓大人到！”那确实反映了全国人民希望“邓大人”出来的愿望。这是人心所向。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几次坚持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可以说“四人帮”粉碎以后第二天就提出来了。到一九七七年三月工作会议以前这半年中，提出五六次之多。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实践证明他有这个水平，有这个魄力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所以，剑英同志、先念同志的提议，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全党的共鸣，大家都赞成。这就使华国锋等同志想要批邓也批不起来了。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但主张不要批，而且还要请他出来主持工作，当然批不起来。

第二件事。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当天，北京的广大干部，首先是老干部议论纷纷，觉得这篇社论有问题，有的打电话质问。小平同志看了这篇社论以后，认为它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并针对“两个凡是”给中央写了信，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不对的。不能坚持错误的东西，不能坚持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东西。大家都清楚，如果坚持“两个凡是”，那么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小平同志就不能出来，毛主席晚期的左倾的理论和方针就不能纠正。小平同志的信，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导。从此，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也逐步暴露出来了。

第三件事。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王震同志公开提出要小平同志出来，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据说那一次工作会议搞的很紧张。当时不让陈云同志、王震同志的发言登简报，要他们修改，他们说不修改，我们的意见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考虑过的，不能修改。大家记得《二七社论》发表的同时，还发了一个中央五号文件。华国锋同志、吴德同志还讲了话，都说“批邓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还是反革命事件”。那一段时间，要追查“谣言”，确实有点杀气腾腾，周总理逝世周年还抓了人，说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贴吴德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反革命，就抓起来。他们还制造了一个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同案的都被抓起来了。关于这件事，在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发的文件中搞了假证据。广大群众对吴德同志、汪东兴同志，实际上也包括华国锋同志十分不满。陈云同志、王震同志在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响应，真正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第四件事。一九七七年四月，小平同志正式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后来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采纳。这时，报纸上开始宣传，提出了真高举和假高举的问题。大家逐渐认识到“两个凡是，”是假高举，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才是真高举，实际上戳穿了“两个凡是”的用意，在许多于部面前把“两个凡是”否定了。

第五件事。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前后，许多老同志，包括叶帅、陈云同志、聂帅、徐帅，还有谭震林同志好多人，一起出来宣传党和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从此就展开了全党性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当时不是说揭批“四人帮”有一个三大战役吗？第一大战役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第二战役揭批他们的历史问题，第三战役揭批理论上的错误。第三个战役怎么搞，华国锋、汪东兴同志有一个框框，就是只揭批这一条：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怎么就是这一条呢？多的是。七八年五月以后，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更多了。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理论动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受到华国锋、汪东兴同志的阻挠。六月二日小平同志在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公开肯定这个讨论。《解放军报》六月二十四号发表了《理论动态》的第二篇文章。这样就展开了我国理论界、思想界三十年来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为三中全会作了最好的思想准备。七七、七八年这一段，理论界、思想界是很活跃的。我们可以说句公道话，地方的、中央的报纸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是立了功的。那个时候宣传工具控制在华国锋、汪东兴同志手里，报纸发社论要报他们审批，拨乱反正的重要文章发不出去，怎么办。胡耀邦同志想了个办法，在党校办个《理论动态》，开始只送给思想理论界和中央各部门一些领导同志看，发三百来份。报纸上要登《理论动态》的文章，用社论形式发不行，这才又想了一个办法，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不送汪东兴同志批，又引起广泛重视。许多拨乱反正的文章就是这样出来的，包括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实际上把李鑫、汪东兴、华国锋同志他们头脑里所设想的第三战役的框框冲破了。与此同时，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的研究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都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解放军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一文，是讲真理标准的第二篇文章，罗瑞卿同志坚决支持，亲自领导修改了三遍，花了很大的力量。

第六件事。七七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党校三个人署名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的是非纠正过来》。这一篇文章是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写的，是大批解放干部的先声。文章一发表几乎所有的省市都打电话来问。据说一个月中间接到一万多封信表示拥护。所以，平反冤假错案是从七七年冬天开始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了干部路线的拨乱反正，真正解放干部从那个时候开始。耀邦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就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三中全会平反了几个大案子，如六十一个人、天安门事件等，迅速推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六十一个人平反的问题，是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才实现的。华国锋从来不赞成平反冤假错案，当然也不赞成给六十一人平反。

第七件事。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些错误提法，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工作的重点。这些，在他的文章、讲话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都反映得很清楚。一九七八．年九月份，小平同志到东北去考察，提出全党的工作重点要准备转移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所以关于工作重点转移，是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纠正了把阶级斗争作为工作重点的左倾错误。

第八件事。一九七八年十月到七九年一月，小平同志访问日本，访问美国，再访日本，开始打开了联合反霸的外交总格局，同时决定对越的自卫反击战。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没有一点魄力，没有一点战略思想是不敢发动自卫反击战的。一个同美国、日本搞反霸统一战线；一个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外交战线两大决策。

第九件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三中全会平反了十个大的冤假错案，什么“二月逆流”，什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都平反了。当时还增加了九个老同志为中央委员，增补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少宣传个人。

第十件，三中全会制定了两个农业文件，大家都知道，不多说了。集中概括在他的科学著作中。讲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马列主义的杰出贡献。

第十一件事。从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我们党的权力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危险的，准备取消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三中全会以来一直酝酿这个事情，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正式确定修改党章，在新党章中要把这个问题写上，提交十二大讨论。

以上这十一件大事可以看出，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都是我们的老同志提出来的。我们的老同志，老革命家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不能抹杀的。耀邦同志在全会闭幕式上说粉碎“四人帮”以来谁的贡献最大？小平、剑英、先念、陈云四位老同志的作用最大。这是实事求是的。没有老一辈在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做的工作，就没有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就没有三中全会以后大好形势的发展。

从这些大事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华国锋同志作为党中央主席，不但没有提出什么正确的方针，反而对贯彻正确的方针起了阻碍作用，他的“左”的错误对我们国家造成了新的损失，越来越显得不称职。所以，《决议》写进三中全会前两年这段历史，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功过，六中全会选举改变他的职务，是历史的必然，是顺乎党心、军心、民心的。

第四个内容，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和全会以来各项工作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决议》的第26条作了概括的论列，耀邦同志“七一”讲话也专门讲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联系实际学习讨论，这里就不在一一说明了。

第七节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这是《决议》最关键的一节，按照中央常委要求超过前一个决议的指示，共列了五条，分别论列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决议》首先给毛泽东同志以四个崇高的称谓，这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接着讲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功绩远远大于过失，功绩第一位，过失第二位。讲他在四个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

这一节的第二、三、四条讲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客观历史根源，形成、成熟和发展过程。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集体奋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这一科学思想的主要代表，毛泽东思想最后，《决议》讲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批评了两种错误的倾向，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发展这些成果，以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第八节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这一节是最后一节，共七条，讲的是根据三十二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了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接受十条经验教训，鼓舞革命信心。

《决议》列了十条必须遵循的原则，其基本精神就是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进行完善，使我们各个方面的制度，各项政策、种关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经过若干阶段，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讲完十条以后，讲了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也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以后，着重讲了我们还要坚持革命。因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深刻和彻底的伟大革命，只有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高举革命旗帜，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保持敌情观念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关于《决议》中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乔木同志作了重要说明。他说：“革命本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1、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革命的原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最后说，“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虽还有阶级甚至某种范围的阶级对抗（反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但已不存在整个社会的阶级对抗，否则势必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文化大革命正是如此）。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沿用乔治·桑的说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结果必然不能找到任何出路。至于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另一问题，用阶级斗争的说法亦不易讲通。他们并不代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而重用他们的毛泽东同志更不是如此。2、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这是革命由质变阶段转入量变阶段，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转义。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此外还可讲技术革命等等，但那更是革命的转义，是一种比喻，可以暂不置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的提法，就是把革命的不同意义混在一起，把不同性质的事物混在一起。）但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马恩也是借用法国大革命时的口号，意指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并未加以明确论证，而且当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没有明确区分，故后来招致种种误解或曲解。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讲不断革命时即指革命的各种转义，到文化大革命时才改为第一义）既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解释，用作口号就有危险，何况文化大革命时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作过特定解释，把革命的意义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并在三中全会后已经停止使用，现如改变解释，重新应用只能引起新的混乱，而林江残余、托派、其他主张“第二次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也必然会加以利用。故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入孤立。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只有在剥削制度社会或由剥削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这个口号就是错误的，这已为八大至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历史所证明，决不能再蹈覆辙。因国内主要矛盾已改变，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注意：只限于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不能成为工作重点，大量社会矛盾并非阶级斗争，故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上已讲不通，实践上也不免与三中全会的决策相违背，并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新的扩大化，社会上的不逞之徒还将用来作为发动所谓第二次革命的借口。为了防止各项工作和工作人员、公民在资本主义影响下走入歧途，建议恢复使用“政治工作是各项工作的生命线”的口号，这与政治挂帅的意义不同，只指保证各项工作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或坚持四项原则。这比“以阶级斗争为纲”妥善得多。”

第三部分：关于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全会的预备会议，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讨论，一致同意中央政洽局关于中央人事更动的建议。

六月二十八日正式会议，通过《批准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的决定》，并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个部分，主要传达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华国锋同志领导职务的更动，二是关于中央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

关于华国锋同志领导职务的更动，在这次全会上有三个文件讲到。

一是《历史问题决议》中有一段话，大家一定都注意到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确指出：“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二是全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关于批准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了政治局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会议一致通过的《政治局会通报》中的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职的请求，免去他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三是全会《公报》中说：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为了便于了解中央这一决定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把中央常委在全会预备会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的有关讲话，向大家传达。

邓小平同志：“过去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前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通报，即今年年初的4号文件相衔接。刚才好多同志提出要衔接，但是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措辞比4号文件里面的许多措辞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出，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如，政治局决议（4号文件）正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这个问题”。

小平同志继续说：“下一个议题就是讨论人事。人事没有多的话讲，包括主席的人选，名次的排列。这个问题，过去好多同志听到过，我们大家议论过，推荐胡耀邦同志当主席，赵紫阳同志排在名次的比较前面一点。这至少是改变了一下我们论资排辈的风气。还有，这样的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比到不能不解决的时候再来解决好得多。当然，耀邦、紫阳也不算很年轻了，但总算比较年轻，比较有精力，早点放到第一线，我们这些人退到第二线，比较好。陈云同志、剑英同志、先念同志和我，我们这些人起的作用还是继续可以起。耀邦、紫阳同志是合格的，书记处建立以后的实践证明了嘛，紫阳同志当了国务院总理以后的实践证明了嘛，总不能说他不合格、不称职吧。不单是这个，早一点解决更有益处。这是一。

第二，华国锋同志还继续选他做副主席。当然，名次放在最后。这是真正体现了毛主席相当一个时期处理党内问题的办法，其中包括王明的问题，以及其他相当多的问题。后来毛主席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李先念同志：他讲过这样的话，张国焘如果不跑，还是政治局委员。）他处理了一系列这样的问题。林彪死了以后，他还说过，如果林彪不跑，还是在中央。但是，后来毛主席自己违背了他开创的好的党风。处理党内问题，无非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照这样一些原则办事比较好。所以，我们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政治局这个建议。”

陈云同志：副主席，华国锋同志名字要摆上，不摆上对党不利，摆上有利。

邓小平同志：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写不写我们的名字问题（指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同志的贡献问题），除刚才乔木同志讲的理由外，活人少写好。当然，个别地方写也可以。

陈云同志：一定要选华国锋同志当副主席。

胡耀邦同志；同大家讲清楚，要选上华国锋同志当副主席。

关于中央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问题，先念同志在主持选举的全体会上说：“把胡耀邦同志放在最前边，把赵紫阳同志放在稍前一些，目的是让中央常委中年纪比较轻，精力比较充沛、实践证明够格的同志，到第一线主持中央的工作，体现了中央最高领导机构准备交接班，带头改变‘论资排辈’的习惯”。先念同志这翻话，代表中央常委中几位老同志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小平同志说这个名次排列很有学问。

会议期间和前些时候，剑英同志提出他的名字放到小平同志后边，先念同志提出他的名字放到陈云同志后边。小平同志坚决主张不变动，陈云同志也主张不变动，“以不变应万变”。常委一致同意小平、陈云同志的意见，认为小平同志关于以免引起国内外的不必要的猜测的意见非常对。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列席同志，对几位常委中的老同志，亲密无间，互相尊重，完全以党的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深为钦佩，受到极大的教育。中央委员在正式会议上，一致投票赞成政治局这个建议。

关于这次中央人事更动的重大意义，《公报》中有一段话，请大家注意领会。

最后，讲一讲怎样学好《决议》的问题。

《决议》公布之后，党内党外，热烈拥护，信心大增，国际上也一致好评。党校有的学员说，六中全会有四个好，“会议开的好，《决议》写的好，领导班子选的好，讲话讲的好”。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决议》既科学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又正确地指明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国外的反映，除了苏联讲我们的坏话以外，普遍的评价都是很好的。

许多外论一致认为，《决议》是个最实事求是的决议：一是对毛主席的是非功过和责任实事求是；二是对华国锋同志的功过、是非和处理实事求是。

日本时事社播发评述说：

“这次六中全会拉上了一九七六年秋天以来的“华主席时代”的帷幕，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里的经验，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作为改进党的领导、推进经济现代化的新起点，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英美报刊报道，

“六中全会标志着从意识形态时代转变为务实时代的开端。”

《决议》把毛主席的错误集中在文化革命上，同毛主席对长期革命领导和理论的贡献分开来，并提出了最有勇气的评价。

《决议》宣告同左倾路线决裂，说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了。

马达加斯加大使拉科托菲林加说，

“六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四化步子将会加快”。

“中国强大了，也就等于我们强大了，我们只能感到高兴。”

英美报刊：

认为六中全会确定了集体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组，是在人事方面同文革后遗症完全决裂，肯定比过去更加稳定而又强有力。报纸只登集体照片而不刊登胡主席标准像明显地反映了重视集体领导。

《决议》使人感到党中央要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干劲，今后将以经济稳定为课题，走安定团结的路。

香港《快报》发表社评说：

“现在的中共六中全会，改换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和改组了最高机构，把三中全会剩下的那条极左路线尾巴正式割除”。这次会议还使党“从独断独行、不顾客观事实的极左路线转为一种群策群力、不容许以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愿望代替客观事实新路线。”这次会议对于中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报》的评论说：“我们认为邓小平的唯实政策”，“最主要的是从实际表现上获得大陆老百姓和海外人士的普遍欢迎。‘得民者昌’，这句成语一点不错。”

还有不少报刊在评论中说，这次会议的成功，不仅“显示了中共领导层的‘安定团结’，更意味着‘实事求是’的邓小平新政策将可以排除左派困扰而畅行无阻”，这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极为有利”。

耀邦同志在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为什么六中全会的成果会产生这么个影响呢？我觉得，主要的经验是两条，一，我们的历史决议也好，主要领导人的调整也好，都是实事求是的。对三十几年来毛主席的功过是非，是实事求是的；对我们的成绩、错误的看法也是实事求是的。对华的处理，现在来看，如果不下来，对安定团结是不会有利的，但是，如果不要他当副主席，也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凡是我们什么时候实事求是，就好办事情。二、历史决议和人事问题这两个问题处理的过程是有步骤的。假使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同改选是半年以前做，没有现在这么顺当。假使我们再推后半年、一年，国内国外的舆论可能也很多。今年七一以前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小平同志坚持了好几次。现在看来，时机是很好的。所以有步骤，时机、分寸是好的。我们现在能够达到这么安定团结，大家都比较高兴。”

为了及时指导学习，中央已经批发了中宣部的通知，《人民日报》在七月六日也发了社论，请大家按照通知和社论的精神办。

为了帮助同志们领会通知和社论的精神，向大家传达一下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因为通知和社论都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写的。耀邦、紫阳同志，对这次学习决议的要求，总的有四句话，这就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振奋精神，搞好生产”。

首先谈谈统一思想问题。统一什么思想，在什么问题上统一思想？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上；第二是在建国三十二年的是非功过上；第三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上。这三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一个问题。对此，《决议》都作了正确解决。紫阳同志说，现在，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最有利的条件、最有利的时机，应当好好抓住，办法就是组织大家学好《决议》，学好耀邦同志七一讲话。不要走过场，只要我们在这三个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就会大大促进党内的团结，党和人民的团结，人民内部的团结，真正做到同心协力搞四化。

第二谈谈加强团结。大家一定要明确，学习《决议》的目的，是为了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耀邦同志在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六中全会两个重大的决策，是能够大大促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安定团结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六中全会文件发表以后，国外的反应，除了苏联讲我们的坏话以外，在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在美国从现在看到的，评价都是很好的。国内绝大多数人，初步的反应是很好的，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形势。可以这么说，可以大大促进党的安定团结。假使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可以极大地促进党的安定团结。这个问题不要低估。”

耀邦同志还对干部现状做了分析，指出进行团结工作的途径。耀邦同志说：

“我们干部队伍情况有很大好转，但确实问题还不少。看不到问题，我们可能要吃亏。请同志们想一想，是不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干部队伍里面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在政治立场、政治思想上对党相当的不满。你说是‘四人帮’的余孽也好，你说是‘持不同政见’也好，横直是政治上不赞成中央这一套。……不宜估计太多，但是会有一个数量。……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有些人根本不好好地做工作，胡来一通，极不负责任。党委开会决定的东西，他可以推翻，他搞他那一套。……为什么我们有些党委领导没有力量，办不成事情呢？就是有这么少数人顶着。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违法乱纪，比如走私……还有贪污，盗窃，搞打击报复。”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领导责任在那里呢？……我觉得，我们对情况了解不够，……我们的批评教育太少”，该调动的没有调动。

耀邦同志强调指出：为了增强团结，“对干部还是着重看现在的表现，一般的不是再查‘文化大革命’初期怎么样怎么样。”“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不能用，必须坚决这样办。但对于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错事，说的错话，要做历史的分析。

赵紫阳同志说：“团结大多数，使党内安定下来，这是一个基本方针。”对中央不满的人要做分析，“严不满的有三种人，一个是帮派体系骨干，一个是“持不同政见者”，第三就是“凡是派”，这三种人是很少的。“另外，还有三种人，数量相当大，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犯过这样那样错误，……占干部中相当一个数量；第二种是长期受我们党的左的教育，对三中全会很多东西不大通，这也是大量的；第三种，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六种人中，有两种人，‘持不同政见者’，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是从右的方面反对的，其他主要是认为三中全会右了。”一定要把现在思想不通的人同帮派骨干区别开来。对现在思想不通的人，要通过教育，通过实践来解决，我们要相信大多数通过教育和实践是能够转变的。因此，对现在思想不通的大多数，要采取团结的方针，说服教育的方针。

耀邦同志说：“六中全会文件将大大地促进党内安定团结，如果把工作做好，将极大地促进党内安定团结。”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实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

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

（1）对待具体历史问题，要贯彻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记取教训上。

学习《决议》，不能不回顾历史，但切不可在一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枝节上纠缠，更不要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历史事非进行群众性的争论。

（2）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不同的认识，甚至某些错误的意见，对不同的认识，要进行同志式的平等的讨论，对错误意见；要耐心地做工作，摆事实讲道理。

第三，谈谈振奋精神。这次《决议》的公布，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增选和改选，使大家看到，现在的中央，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妥善地解决了两个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问题，本身就极大地振奋党心、军心、民心。我们应当通过《决议》的学习，进一步振奋大家的革命精神。

振奋革命精神，在当前要突出强调两条：第一条，在指导思想上要敢于跳出圈子想些问题；第二条，在实际工作中，要敢于根据中央已定的方针、政策、原则主动去解决问题。这两条都是耀邦同志最近讲的，现传达如下：

耀邦同志在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在指导思想上，我们要敢于跳出圈子想一些问题。假使我们不跳出圈子搞农业，农业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在工业上能否跳出圈子想问题。工业上也可以联产计酬，机关也可以联工计薪。我们往往有两个东西束缚：一是习惯势力的束缚；二是受周围舆论的影响。想问题不能关闸，做决定要慎重。”

耀邦同志在一个批示上说：“革命队伍中应充分发扬工作中的主动性，争先恐后地做工作。”“现在大家都在喊反对官僚主义，其实官僚主义这个幽灵每天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游荡。”耀邦同志希望各级党的干部，更好地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做驱赶官僚主义的模范。

最后，谈谈搞好生产。

关于这个问题，耀邦同志在闭幕会上讲了，在省委书记座谈会上再一次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历史上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已经结束了。中央和地方要集中精力抓经济工作。今明年的经济没有一定的速度，明年的十二大不好开。虽然困难很多，但潜力还是有的。粉碎‘四人帮’四年半，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再有四年半，到一九八五年，我们能不能使经济工作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这是一种算法。另一种算法，我们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实际上只有两年半，能不能也用两年半，到一九八三年，就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使经济工作走上正轨。”

耀邦同志说：“学习六中全会文件，千万不要放任下面评头评足，最重要的是把决议学好，真正促进安定团结，集中力量搞好—生产。”


068)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概要）

1982.12.30；中发［1982］55号

所谓“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拉帮结派，造反夺权，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破坏公私财物，策划、组织和指挥武斗，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危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内“三种人”还没有完全清理，仍有部分“三种人”混在中国共产党内和政府各级岗位上，继续危害和反对中国共产党，成为严重隐患。为了纯洁组织，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把清理“三种人”作为新时期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决定指出，区分“三种人”的根据，是其对党和人民造成的事实危害，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加哪一个组织。确定是否“三种人”要既严肃又慎重，对“三种人”除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已悔改者外，原则上要开除出党。对开除了党籍的人，凡是还可以当干部的要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不能当干部的，也要在工作和生活中给以出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关心他们，鼓励他们改造，帮助他们进步。经过三年多的整党，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在整党前处理了约４０万人的基础上，全国（不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又清理出“三种人”５４９９名，犯有严重错误的有４３０７４名。


069) 李锐在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李锐

1983.09.06

〖李锐：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根据记录整理，一九八三年九月六日〗

去年十二月，中央发了65号文件。今年初，耀邦同志对清理“三种人”问题作了重要批示，指出“这个问题要继续细心研究和加以指导，不要以为有了一个中央文件就把问题解决了，今年对这个问题要谈一两次。”根据这个批示精神，中组部部务会议研究决定，九月份分两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汇报交流清理“三种人”工作情况，讨论解决在清理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研究若干具体的政策界限，以便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按中央要求认真做好清理“三种人”的工作。

今天，我着重讲三个问题：

一、清理“三种人”工作的基本情况。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的工作，虽然中央早部署，但由于对一些具体政策界限不明确，认识不一致，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大多数地区进展缓慢。中央55号文件下发后，引起了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的重视。这个文件，对清理“三种人”工作的重要意义、政策界限、工作方针和具体措施，作了全面的论述和明确的规定，对清理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有的同志讲：55号文件使我们对清理工作做到了“四个清楚”，明确了“三个需要”。四个清楚是：对象清楚，政策清楚，目的清楚，方法清楚。三个需要是：清理“三种人”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是全面识别干部、正确使用干部的需要；是选准选好接班人，实现新老干部合作和交替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讲，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的老同志就睡不好觉。这充分说明，办好这件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收到55号文件后，召开了专门会议，传达、贯彻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并以领导讲话、发文件或会议纪要等形式，将55号文件精神传达到县级。东北三省、北京等省市，为加强对清理工作的研究、指导、督促和检查，组织了专门力量从事这项工作，如黑龙江省就组织了几千人专门抓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进展较快，效果较好。

通过这一段的工作，一些省、市、自治区不仅在各地各部门的领导班子中清出了一批“三种人”，确保了新领导班子的纯洁性，还查清了一批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为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后备干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清理“三种人”的工作，总的讲，发展是健康的，但是进展却是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和单位不够认真，不够得力，一般号召多，具体落实少，有的地方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地方没有组织专门力量抓这件事，对清理工作缺乏具体指导，心中无数；有的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干部的问题，没有认真查证核实，该定性处理的没有定性处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派性的干扰和影响较大，甚至存在着只清一派的现象。在这些地方，55号文件中指出的妨碍清理工作进行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同中央的要求差距很大。这种状况，如不尽快纠正，清理工作势必走过场，一些“三种人”就会隐蔽下来，留下隐患，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三个认识问题

要坚定而又慎重地搞好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对清理“三种人”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有足够的认识。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出，凡属“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清理出去。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耀邦同志又一次提醒全党同志要严重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是很重视的，如北京市清理工作就抓得比较好，原因之一是段君毅同志亲自过问，下面同志也抓得紧。但有些同志的思想认识比较迟钝，决心不大，领导不力，行动迟缓。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我们觉得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解决好。

第—个问题，清理“三种人”为什么是重要而迫切的？有些同志口头上赞成清理，实际上却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揭批查和多欢调整领导班子，目前的领导班子中“三种人”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即使有个别人未清理，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因而对深入开展清理工作不够积极，甚至采取敷衍的态度。

产生这种错误想法的原因，是对十年动乱造成的组织严重不纯估计不足，对“三种人”的能量和危害性认识不足。诚然，经过揭批查和多次调整，领导班子是比较纯洁了。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我们一些领导班子和某些要害部门里，也确实还有“三种人”，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比较多。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委在贯彻学习中央55号文件精神时，组织力量认真调查了本市“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七起后果严重、群众反映大的事件，取得了较大突破，从已查清的四起事件看，每起事件中都有“三种人”，初步认定的有十一人，其中有县团级干部二人，科级干部三人。北京市有一个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是个当地土生土长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就在这个区上学，多年来无人反映他的问题，已被作为后备干部培养。这次到他上过学的学校调查发现，因为他一直在台上，受害人对他的问题不敢讲，通过做思想工作，被害人才解除了顾虑，扒开衣服，身上露出累累伤痕，揭发了那位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去年，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时，有个新提拔的年轻副部级干部，提拔后才发现原来是某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问题严重。他曾在给女朋友的信中说：“我要从夹缝里钻上去。”粉碎“四人帮”后，他果真通过关系，把他的文章登于“内参”，因此得到有关部门的欣赏，但他的问题很快被中央发现了。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清理“三种人”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三种人”人数虽少，但能量很大，他们多数是某一地区有影响的人物。十年动乱中，他们拉帮结派，联系很广，渗透力强，煽动性大。蝼蚁之穴，可以溃千里之堤。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能想得大天真了。如果不提高警惕，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遇到一定的气候，他们仍会左右当地的局势。象去年揭露的河北省肥乡县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问题的人，趁召开县党代会的机会，互相勾结，挑起派性，把党代会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中，使坚持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县委书记落选，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例证。在一些省、市，有的“三种人”公然破坏清理工作，散布诋毁清理工作的言论，谩骂、攻击、威胁搞清理工作的同志。有一个省的农业大学，有人匿名给负责清理工作的组织部长写“规劝信”，说什么“奉劝你不要办坏事。不要害人，否则你将自食其果，还有—个省有这么一个人，帮派思想严重，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利用一份反映当地派性严重情况的内部材料借题发挥。私自翻印散发，带人冲击新市委常委会，在群众中影响极坏。这些事实说明，“三种人”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狗急跳墙”，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要提高警惕。

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怎么能够容忍那些一直紧跟林彪、‘四人帮’的‘造反派’以及继承他们那一套的少数环头头，再来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呢？不用说全国，就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也不允许他们得逞。可是个别单位、个别地方，他们已经在猖狂地捣乱了，那里的群众，已经对这种状况非常愤怒了。”并指出：“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同志们可以想想，“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是非搞乱了，关系也搞乱了。特别是许多有野心的人，他们在十年内乱中捞到了好处，现在要把这些都翻过来，当然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怎么会甘心罢休呢！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小平同志这些重要的指示，坚决把“三种人”一个一个清理出来。北京市委要求，每个单位清理工作结束后，都要认真负责地向上级组织写一个报告。我们认为，这个要求很好，每个地区和单位的负责人，都应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里究竟有没有“三种人”？“三种人”有多少？都到哪里去了？要以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作出回答。对那些清理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地区和单位，更应该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

第二个问题，要不要区分“三种人”和非“三种人”，要不要给“三种人”作结论？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甚至持否定态度。他们只注意不让在“文化大车命”中有问题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但对其中的“三种人”却不想调查核实，不作结论，不作处理，只是一免了之，不愿区分“三种人”和非“三种人”。结果，干部被免职、撤职、降职、调职的面不小，但对真正的“三种人”的问题并没有弄清楚，许多非“三种人”却背上了包袱。这是当前一部分地方存在的主要偏向，也是清理“三种人”工作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山东有一个市的水利指挥部的副指挥，“文化大革命”中打过很多人，问题严重。对这样的人，党委却不愿清理，想等机构改革时调下来算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怕麻烦、图省事的；有不愿得罪人、怕惹是非的；也有怕挑起派性、影响安定团结的。归根到底，还是对清理“三种人”就是清除隐患这一重大意义很不理解。

中央55号文件规定：对“三种人”要作结论，同本人见面，连同本人意见一并归入本人档案。这样做的必要性是：第一，可以进一步把问题查清、查实；第二，通过认真清查错误和罪行，可以使他们更好地得到教训，有利于对他们的帮助和改造；第三，最重要的是使“三种人”无法再隐蔽，无空子可钻，不留下后患。因此，对“三种人”一定要查清，现在麻烦一点，虽不能说一劳永逸，但至少可以放心一点。

最近我们学习《邓小平文选》，看到小平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九七五年王洪文就曾说：十年后再看。我看，这个思想在有严重问题的人中带有普遍性。小平同志又讲：“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我们对“三种人”，不仅要看到他们现在可能带来的危害，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老同志不在了或不能工作时，他们可能造成的危险。如果不把“三种人”和非“三种人”明确加以区分，他们将来就有重新上台的可能。现在就有些“三种人”公开向揭发人和搞清理工作的同志说什么“我们后会有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清理‘三种人’多则五年、少见三年，非翻过来不可。”这正表明了“三种人”对日后卷土重来是抱有幻想的。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三种人”中，有些人善于伪装自己，有一套吹吹拍拍、搞实用主义的本领，也有一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问题，就多次设法转移工作单位，甚至更名换姓，隐蔽下来，而且他们有些人还具有文化、年龄的优势，有可能被误选为后备干部加以培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比如原清华大学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在“文化大革命”中编造诬陷刘少奇、王光美同志的材料，多次带人揪斗部队领导干部，抢枪，指挥武斗，造成严重损失。象这样—个有严重问题的人，由于他善于钻营，隐瞒了自己的问题，新单位不了解他的历史，一再被提拔重用。直到中组部将群众来信转去后，有关单位派人进行调查，才对他作了免职处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不把“三种人”清理出来，为图一时省事而不认真区分“三种人”和非“三种人”，留下隐患，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在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是绝不能掉以轻心，图一时省事的。

第三个问题，是站在党性的立场，还是带着某种派性感情和情绪搞清理工作？这也是我们的一部分领导干部至今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有些领导同志感念一保之恩，对保过自己的群众组织或个人在感情上有偏袒，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总是不愿意清理，而只在反对自己的一派中清理。55号文件下发后，有的领导同志对文件中所讲的“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犯错误的事实或罪行，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者参加过哪一个组织”，不以为然。有的领导同志至今还在区分哪一派是“革命派”，说“三种人”只在那一派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导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一地区工作的。他们看问题，往往同保我或反我相联系，以我划线。这种想法和做法，不仅会保护“三种人”，而且还会重新挑起派性，酿成不安定因素。有一个省，过去由于主要领导干部坚持这种看法，只在一派中搞清查、清理，使另一派中有严重问题的人被保护下来。直至中央直接过问，派出几十人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了这个问题，作了检查纠正。经调整领导班子以后，才打开局面，几个月的时间，就从领导班子里清出了一大批严重错误，包括有人命、有血债的人。这个省的情况比较特殊一些。但类似的派性作怪，如仍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所谓一贯正确的一派，其中没有什么“三种人”，这种看法，在有些地方至今还是存在的。

有些人为什么对派性这么着迷？着迷到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不仅仅年轻的有，老同志也有，“三八式”、“四八式”、“五八式”都有，甚至个别的“二八式”也有。依我看，这同中国社会长期残存的封建思想影响有关，封建社会讲宗族、讲家法；再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结成的所谓“患难与共”、“生死之交”，现在则变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个问题，对清理工作干扰很大，是有的单位所以成为“死角”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说明要使清理工作顺利进行，必须同派性进行坚决的斗争。

对“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派怎么看？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是错的，而两派组织都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左”的路线的产物，不可能一派是绝对正确的，另一派是绝对错误的。当然，错误程度有不同，无论哪一派，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也都有坏人，不存在哪一派代表了正确路线，哪一派代表了错误路线。因此，清理“三种人”绝不能只从一派中清理。有一个省的有些领导同志，多年来认为自己曾经支持过的一派一贯正确，在用人上很不公平，只清一派中的“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这次中央工作组去了，把问题捅开了，于是社会上出现一种舆论，反认为工作组挑起了派性，影响了安定团结。只从一派中清理，表面上看很安定，其实你那个安定是带引号的，实际并不安定，也无法安定。到时候总会闹起来的。

克服派性的干扰，关键是首先要在领导干部中肃清派性的影响，己不正，焉能正人！只有领导干部自己站在党性原则的立场上，摆脱个人亲疏、好恶和恩怨的束缚，才能去解决和排除群众中的派性影响。

为了提高清理“三种人”工作的自觉性，各级领导干部要反复深入学习中央55号文件，学习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耀邦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关于清理“三种人”工作的讲话，要把清理“三种人”工作提到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高度来认识，提到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和四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高度来认识，任何不符合中央精神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必须迅速加以改变。

三、加强领导，深入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

一九八二年七月，耀邦同志曾经在一份批示中指出：“现在多数地方在调整领导班子、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上，一般号召的多，高谈阔论的多，真正调查研究、核实材料、检查督促，发现一个就解决一个，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地解决问题的地方太少。这种局面不能再听之任之了。”还指出，清理“三种人”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应该有人专心致志地予以研究，拿出办法。

为了使清理“三种人”工作有领导，有步骤地稳步发展，真正达到党中央的要求，对今后工作提出以下四点意见：

第一，要认真执行政策。

55号文件提出，清理“三种人”，“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所谓坚定，就是要把“三种人”一个不漏地清理出来；所谓慎重，就是要严格政策界限，认真区分“三种人”和非“三种人”。既要把真正的“三种人”清理出来，又不能把非“三种人”当作“三种人”对待。也不能把一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不加区分地称为“‘三种人’问题”，“‘三种人’性质错误”、“‘三种人’一类问题”、“疑似‘三种人’”和“近似‘三种人’”等。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研究如何贯彻55号文件中提出的“六个区别开来”。如何处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犯过严重错误，但中期或后期确已觉悟，游以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的干部等政策性问题，要通过研究案例，典型调查，拿出意见，正确处理，不要马虎从事。

对不是“三种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的干部，应本着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办理。在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和整顿基层组织中，要根据他们对错误的认识和改正情况，根据他们的德才条件，妥善安排。对一部分不是“三种人”，但犯有这样那样严重错误的，要将他们的问题写实，记录在案；或由本人写检查，存人档案。认识改正不好，留在现在的领导岗位或要害部门不合适的，要加以调整，或暂不考虑进领导班子；需进行党纪、政纪处理的，要给予适当的处分。

根据55文件的精神，为了真正达到清除隐患的目的，对被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还要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和转化工作。一方面要把他们的错误事实查清、查实，认真听取本人意见，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另一方面，党组织要找他们谈活，帮助他们正视自己的错误，认识自己在十年动乱中的所做所为，给党、给自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其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弃旧图新，为国家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大家知道，溥仪、沈醉这样的人我们都改造过来了，对“三种人”也应该相信能改造过来，不过难度很大就是了。有的人可能改造不过来，我们注意就是了，记录在案，有案可查嘛。对他们的家属要做好思想工作，对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困难，要妥善解决。

第二，要切实搞好查证核实。

搞好查证核实是做好清理工作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执行政策的基础，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抓好。在进行查证核实工作时，不少同志都遇到过困难，“查证问题难，同本人核实问题难”，有的问志甚至还受到讽刺打击，这就需要我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有敢于碰硬的精神，领导同志更要对做清理上作的同志予有力的支持。有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由普通工人成为地委书记、省委委员、党的十届和十一届候补中委的头面人物，对他的审查，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查阅了近四百万字的资料，摘抄了48份材料，走访了126人，取了198份旁证材料，同本人核对了十次，经过这样的努力终于查清了事实，写出了结论材料，并使本人对自己的问题有了认识，表示要下决心改正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黑龙江省在解决查证难的问题上下了不少功夫，他们的体会是：克服思想阻力，解决查证难的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重点人和事的调查上下功夫；坚持走群众路线，不断扩大调查线索，反复进行查证核实；注意不断提高调查人员的水平。实际上，清理“三种人”工作是民心所向，工作好不好开展，关键在领导干部的决心大不大。领导决心大，群众和广大干部就能解除顾虑，具体做这一工作的同志也就有信心、有决心去排难碰硬。

第三，要加强督促检查。

耀邦同志四月二十九日在一份批示中指出：“一切问题只发规定号召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切实组织督促检查。督促检查这件事要作为今年转变作风、扭转风气的一件大事来抓。”六月十八日又在一个材料上批示：“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方针政策，或者方针政策规定得不具体，而是缺乏检查督促，一抓到底。”为为了防止清理工作走过场、出偏差，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清理工作的检查和督促，不仅要听取汇报，还要深入下去调查了解。对—些工作扎实的单位和部门，要总结经验，及时推广。对—些工作比较差的单位和部门，要分析情况，找出原因，帮助解决。在督促检查中，要很好地研究那些容易使“三种人”隐蔽下来的条件，如派性掩护，班子不纯或软弱无力，领导干部用人不问政治、官僚主义，缺乏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草率收兵等等，切实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有意设置障碍，阻挠清理工作进行，保护和包庇“三种人”，使“三种人”得以隐蔽的干部和领导同志，要严肃处理。

今年五月份，中组部干审局和东北三省负责清理工作的同志在长春开了个座谈会，就如何检查督促、如何衡量清理工作进行得好不好，提出了几条要求。在这次会上，准备请大家进行讨论修改，以便加强对清理工作的检查和督促。

第四，要有一定的力量抓这项工作。

前一段的工作实践证明，凡是有一定的专门力量抓清理工作的省、市、自治区，他们对清理对象底数清，发现问题及时，政策掌握得比较好。而在没有专门力量抓这项工作的省、市、自治区，清理工作很难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核实材料、定性处理时，往往由于难度大，造成久拖不决。有的省把清理工作分散到各部门去抓，产生了都抓又都不抓的现象。这种状况不改变，就谈不到层层负责、一级抓—级。为了从组织机构和人员安排上保证清理工作落到实处，各省、市、自治区都要有一定力量抓这项工作。各地退下来的老同志很多，而且还有五十多岁的，可以组织他们做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许多老同志有切身体会，有丰富经验，是乐于做这项工作的。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应该是不怕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坚持党性、坚持原则，敢于碰硬，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一定的政策水平。各级组织部门要抓总，切实加强对清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

再讲一点，就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在地方的直属企、事业单位的清理工作的领导问题，即所谓条条块块问题。据了解，现在有一些部属单位的清理工作搞得不够好，55号文件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同地方要很好地配合，但实际没有做到。有些条条管理的单位，地方拱不动，部里又没人抓这件事。这一次要好好研究。解决一下，不要再互相推诿，以致成为“死角”了。

同志们，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的决策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已经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知晓。搞得好不好，不仅关系着党和国家的长给久安，而且影响着党在群众中崇高形象的巩固和发展。这是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应尽的重大的历史责任。我们坚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又有了前一段的实践经验，只要严格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去办，提高认识，努力作战，态度坚决，步骤稳妥，就一定能够卓有成效地做好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胜利完成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任务。

贝蕾帽评论

走资派复辟,千百万好人人头落地,果然如此.

这就是阶级斗争!

福建更加残酷，许多老革命游击队被抓了杀了，30万游击队遭到迫害的事情应该搞清楚了，即使后来为他们平了反，但仍然存在太多问题。

冤、假、错案是走资头子一手造成的，邓小平当年就说：先处理，错了以后再说。

此令一下，各地走资派欢天喜地，立即在1980年1月1日新刑法实行以前，突击违法

判了一大批革命者。全国各地都是如此。这批冤、假、错案至今坚持不纠。

鲜明对照：全国最先办官倒公司是邓朴方（康华），最先强行圈地倒房地产是邓质方.-------上行下效，贪官污吏从此一发不可收！

邓＊在“东方广场”中贪了多少个亿？！结果陈希同又成了替罪羊---奸诈狡猾邓内奸!

阶级斗争不是无产阶级的发明，是剥削阶级发明的。几千年来一直是剥削阶级压迫人民、斗争人民、镇压人民，这就是事实！


070) 李锐在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李锐

我们分两批召开了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很有成效。会议以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清理“三种人”的指示为指针，联系实际，重新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大家还汇报交流了清理工作的情况和经验，讨论了案例，对今后的清理工作必将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大家知道，十二届二中全会很快就要召开了。二中全会主要的议题是讨论通过整党文件，当然会讲到“三种人”的问题。我们这次会议，在这方面给中央提供了情况。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及时将会议情况向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部党组汇报，结合本地区和本部门的情况，对清理工作的深入进行做出安排，认真克服工作中的各种障碍和阻力，使清理工作能进一步深入开展。这项工作以后一定会同整党一起进行的，目前仍要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做下去。下面我再讲三个问题，

一、关于清理工作的目的问题。

清理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中央已经讲了两、三年，党的十二大和去年十二月的中央文件又做了部署，这确实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各级党委对这项工作必须统一认识、加强领导。中央三令五申地指出：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并对他们进行严肃处理，其目的就在于纯洁组织，消除隐患。关于隐患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在这个问题上要想得远一点，不要太天真了。”请同志们回去后要反复讲清中央为什么一再强调隐患问题。如果我们对此缺乏认识，麻木不仁，丧失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十年内乱造成的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至今并未彻底解决。这次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将近一年了，进省、市、自治区新班子的成员，还未发现“三种人”。这一关大家是把得很严的，在今后县级机构改革中一定要贯彻下去．从已清理出的“三种人”的情况看，其中拒不认错，否认罪行者有之，态度嚣张，公开较量者有之。这些人确实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甘心丢掉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捞到的这样那样的好处，他们对今天的党中央，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怀有刻骨仇恨，妄图重新上台。对这点，决不可掉以轻心。不是有人讲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上述情况，发人深思，说明“三种人”确实是最危险的隐患。

中央文件对清理工作的要求是，不仅要将“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做出审查结论，还一定要进行组织处理。前一阶段结合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进行清理工作，强调把好政治关，调整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错误的人，其中就有“三种人”。对“三种人”必须明确加以认定，而且要做严肃的组织处理，以纯洁组织。但是目前对这些人多数还没有区分“三种人”和非“三种人”，更没有进行组织处理。上次我讲到的一个原在大学的造反头头，干了许多坏事，被免除了职务的情况。中央领导同志看到这个材料后说，这就叫执行中央文件?这样处理，到此为止，就行了吗?这样的人还能留在党内?这件事确实值得我们想想。如果中央领导同志不抓，我们能不能想到要开除其党籍呢?所以，“三种人”不仅要从领导岗位上清理出去，还要进行组织处理。这些工作需要在下一步的清理工作中继续完成。

二、关于贯彻既坚定又慎重的方针的问題。

坚定，是清理工作的前提，没有坚定的立场和决心，在清理工作中犹犹豫豫，动动摇摇，观望等待，对“三种人”手软，是不可能搞好清理工作的。会议期间，大家反映了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和种种阻力，应当引起我们严重注意，并切实加以解决。否则，清理工作就会走过场。清理工作走过场，就是整党走过场，这是一回事。因此，绝对不能走过场。

有些同志对清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持怀疑态度，认为经过揭批查和多次调整领导班子，“三种人”已清理得差不多了，即使还有少数“三种人”，只不过是“车辙里的泥鳅，掀不起大浪”。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想法，是一种思想麻痹的表现。对“三种人”应该是有多少清理多少，一个也不能漏掉，当然，一个也不能搞错。

有些同志把清理“三种人”同安定团结对立起来，认为“文化大革命”已时过境迁，再翻历史旧账会引起派性纠纷，激化矛盾。这是一种东郭先生的见解。“三种人”总是不安定的因素，这是客观存在。现实生活表明，一些“三种人”造反脾气依旧，根本立场没有变化。他们继续拉帮结派，互相勾结，同党同人民争权夺利，甚至公开闹事(如河北肥乡县的事例)。“三种人”的这种现行问题，各地程度不同，只是有些同志熟视无睹罢了。有些“三种人”虽未发现有什么现行问题，表面看来表现还满好，但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老同志不在了，再同我们进行较量。新疆不是有人威胁搞清理工作的同志，说：“王恩茂七十多岁了，干不了多久了。”因此，如果我们不把“三种人”彻底清理出来，就会留下不安定的因素，留下隐患。

有的同志对清理工作怕字当头，怕得罪人，怕遭报复，怕犯“左”的错误，因此，对清理工作“一拖二等三回避”。这是一种纯粹从个人得失出发的错误思想，他们怕这怕那，就是不怕让“三种人”漏网。说到底，这些同志是把党和国家的利益，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完全丢开了。希望这些同志能够多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变怕字为敢字，出以公心，从大局出发，坚定不移地把清理工作搞好。

有不少地方不愿区别“三种人”和非“三种人”，想和稀泥，对“三种人”下不了手，该定的不定，或者只是免职了事，该处分也不予处分。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不伤感情，可以“和平共处”，不捅“马蜂窝”，不致激化矛盾。我们说，对这种矛盾现在不解决，想回避，到了有一天就必然激化，而且那时恐怕就不大好收拾了。所以，对“三种人”手软、怕激化矛盾，将来总有一天会出现肥乡县那样的事情：好同志下台，“三种人”上台。

特別应该指出的是，派性干扰仍是清理工作的一大障碍，有些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中央文件中的规定：不管“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哪一个组织，凡是“三种人”都应该清理，还有异议。他们认为只能在一派中清理。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出正确结论之后，他们还在那里区分造反派与“保守派”，争论哪一派是正确的，哪一派是错误的，坚持只能在所谓错误的一派中清理。还有的领导干部对保过自己的人，自己喜欢的人，即使有严重问题也不愿清理，甚至袒护包庇。对这种违背中央文件规定的做法，应当迅速加以改变。

清理“三种人”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必须细心研究，掌握政策，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在清理工作中一定要抓好查证核实工作，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不能漏掉一个“三种人”。也不能把非‘三种人”当倣“三种人”处理，更不能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当作“三种人”对待。

三、在整党中，组织部门要把清理“三种人”作为重要任务来抓。

整党是我党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是很赞成的，寄予很大的期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怕我们走过场。整党要不走过场，头等重要的就是搞好清理、处理“三种人”，使大家对党有信心。一般地说，不要算旧账，但是整党中对“三种人”问题一定要查清，并进行组织处理，这不叫算旧账，因为还未做处理嘛。“三种人”是祸根，是隐患，不能不做处理。如果我们只整那些刑事犯罪、经济犯罪和工作疲沓、丧失斗志的人，而对真正的“三种人”却放掉了，就是没有消除隐患。所以，清理“三种人”工作搞得好不好，是整党搞得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主动地抓好清理“三种人”工作。这项工作，组织部门负有特殊的责任，首先要求我们做组织工作的同志绝对地站在中央的立场上，坚决贯彻中央的精神，绝对地不能有任何派性，绝对地公道正派。其次，把调查研究工作做好，用事实说话，把关把好，也要防止在调查事实中搞烦琐哲学。对一切非难、阻力要顶得住，要坚持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凡不符合事实，违背中央精神的，我们都要顶得住，不然就是失职。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组织专门力量，专心致志地抓这项工作。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要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勇于排难碰硬，坚决完成党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在工作中，要积极主动地向党委请示报告，及时取得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的支持和具体指导，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

（这是李锐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在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071) 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人才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些习惯的想法，所以不容易发现。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岁。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选拔人，第一个是政治条件。我们军队有这个问题。尚昆同志讲了，有的团的干部、有的营连干部，那种思想状态、政治观点是不好的，应该看得清楚。相应地，好的也应该鉴别出来。我曾经建议，军委、各总部领导同志，现在还请各路“诸侯”，每一位选十个人，搞出一个名单。光在座的六十几个人，就可以提出近千把人的名单。政治条件的标准，必须不是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那“三种人”。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大多数还是比较好的。这些人应该好好地培养。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快一点。

总之，体制改革，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这些毛病外，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我们有好多事情就是做得比较晚，现在耽误不得。关于体制改革问题，我就讲这点意见。

选自《邓小平文选》


072) 邓小平：最危险的是“三种人”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这次中央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整党。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大家讨论通过了。这是一个好的文件，我完全同意。会后还要讨论一下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我想就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两个问题说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整党不能走过场。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正在逐步打开。广大群众拥护我们党的路线和领导。在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经过多次重大斗争的考验，证明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是有能力、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但是，我们党现在的状况还远不是都令人满意。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有来得及清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这里有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消极东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决定列举了“三种人”，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人，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

其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当然，其他几类人的问题，不解决也很危险，也是祸根。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好多老共产党员很感忧虑，广大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也感到担心和不满。十二大决定进行全面整党，全党上下、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拥护，对整党寄予极大的期望。这就要求我们党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切实解决上述那些必须解决的严重问题，绝对不能走过场，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失望。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

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实行从重从快的集中打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非常得人心。群众只担心将来处理太宽，放虎归山，罪犯又来报仇。群众还认为早就应当从严打击，批评我们搞晚了。这些反映和批评值得高度重视。前两年我们曾指出各级领导上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况，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下不了手也是一种表现。由此应当得出教训，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在整党中，对于上述的“三种人”和其他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必须严肃地作出组织处理。该开除党籍的就开除党籍，该给撤职或其他处分的就给这些处分，犯罪的还得法办。对于情节较轻的，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并要他们作出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检讨，作出改正错误的切实保证。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整党中需要作组织处理的，在全党，只是很少数。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要通过整党，使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经常开展。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要通过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每个党员、每个党员干部、每个党组织，都要对照党章进行检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作出达到和坚持党章规定的合格标准的努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总之，我们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全党都下这个决心，事情就一定能办好。

（选自《邓小平文选.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073) 陈云谈“五种人”

陈云大力提倡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之际，特别告诫人们：

“绝对不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了“文革”中那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王洪文。

这时，邓小平便插话道：

“一九七五年他(引者注：指王洪文)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陈云文选》第三卷，三O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正因为这样，不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都不能不对“王洪文式”的人物格外注意，格外警惕。

此后，陈云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三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一次强调了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要警惕“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

陈云说：

党的干部交接班的问题历来是党的一件大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严重的教训，在中国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我们现在主动地有意识地来进行这项工作，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

对于提拔青年干部要注意：

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决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丫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从此，“三种人”成了一种专有名词。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强调了要警惕“三种人”。陈云说：

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为害国家，为害人民。（《陈云文选》第三卷，三一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除了“三种人”之外，陈云还提出要警惕另外“两种人”。陈云说：

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陈云文选》第三卷，三一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强调了清理“三种人”的问题。

陈云指出，“三种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

陈云说：

“文化大革命”对党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有一批老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这些人虽然也有一定数量，但大家都知道，容易认识。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浮在面上的“三种人”，在揭批查中清理了一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隐藏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还不少。

“文化大革命”中各地都有两派，发生了派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中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这是错误的。

“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现在表现很“听话”，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这类人很赏识。

这次整党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人是党内最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彼此间还有联系，若干年后，气候适宜了，他们还会兴风作浪。（《陈云文选》第三卷，三三0至三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根据陈云的意见，又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的补充通知》。

通知指出：

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是既要坚定，又要慎重；

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

强调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

要求严格区分“三种人”和“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

对“文革”中犯有各种错误或罪行的人的清理和处理问题，补充通知也作出了明确的政策规定。

（叶永烈《陈云之路》第278—282页）


074) 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清理“三种人”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

根据中央整党决定和中发[1982]55号文件、中发(]984]17号文件中关于清理“三种人”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的精神，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清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供各地在进行这项工作时结合实际加以掌握。

一、在区、乡(镇)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中，应当进行清理“三种人”的工作。

二、在农民党员和区、乡(镇)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人党员中，不划“三种人”。但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杀人以及刑讯逼供致死人命或致残人身的主要决策者、指挥者和主要凶手，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致死致残严重后果的首要分子，以及品质恶劣，挟嫌报复，蓄意害人，造成严重后果的，在查证核实后，原则上都要开除党籍或不予登记。

个别犯罪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确需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司法机关依据法律处理。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清理“三种人”工作，在县(旗)委领导下由县级核查组统一负责指导，区、乡(镇)一般不设核查组。少数核查任务较重的区、乡(镇)可成立工作班子，在县(旗)委核查组和区、乡(镇)党委的领导下工作。

在清理方法上，不搞层层发动和全面排查，主要是通过调查摸底，列准需要清理的对象，经县(旗)核查组批准后进行核查。组织处理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和有关规定的审批权限办理。

在清理过程中，要严格防止派性和宗族情绪的干扰。

四、城市街道基层党组织的核查工作，可参照上述意见办理。

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核查组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

（资料来源《第三期整党重要文件与资料》，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382页，出版日期:1988，内部发行）


075) 陈野苹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

今天上午，中央几位领导同志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一波、任穷、鹤寿同志讲了话。应当说上午的接见是这次会议的最重要的时刻，几位老同志的讲话语重心长、意义深远，给下一步的核查工作指出了方向，并且鼓励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继续努力，善始善终完成清理“三种人”的任务，以纯洁党的组织，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并切实贯彻几位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

会议期间，大家围绕如何善始善终完成核查任务这个主题，介绍了工作经验，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这次开会之前，薄一波同志不止一次地提出，要我们认真总结一下经验。不少地方和部门已总结了一些好的经验，这次我们收到了三十九份经验材料，在大会发言介绍经验的十六人。这些经验是宝贵的，总结出来并加以推广，对下一步深入搞好核查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志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核查工作当前处在一个重要的时候，召开这次工作会议，十分必要，因为有一些重要问题亟需研究解决。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一次鼓劲的会，加油的会，有助于克服在一部分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存在的松劲厌战情绪，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善始善终搞好核查工作的政治责任感。我们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对下一步工作，对保证按照中央要求不错不漏地完成核查任务，必将起到推进作用。

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善始善终地搞好核查工作的关键，在于加强领导。要加强领导，首先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要不断加深对清理“三种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据反映，由于核查工作搞的时间相当长了，难度大，情况复杂，加上改革、开放、搞活的任务很繁重，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出现了松劲情绪，认为核查工作搞了两年多，清理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工作由核查组抓抓就行了，因而放松了领导。这种认识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核查工作的善始善终。近几年不少地方、部门的领导班子都作了调整，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进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增强了领导工作的活力。但也要看到，他们中有的缺乏政治工作经验，对清理“三种人”的意义认识不深，不重视抓核查工作，有的不愿过问以至回避核查工作。这些认识问题也须解决。总之，很需要对清理“三种人”的重要性、紧迫性进行一次再认识。中央整党决定把清理“三种人”作为纯洁组织的关键任务。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清理“三种人”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小平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一九七五年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他还严肃地指出：“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重温这些指示仍然十分必要。不能认为清理工作搞得差不多了，漏掉一些“三种人”成不了大气候。蝼蚁之穴，可以溃千里之堤。一波同志几次讲到陈伯达、张春桥趁“文革”之机乱党、乱国、乱军的沉重教训，就是提醒我们注意历史的经验。如果麻痹大意，即使漏掉的是少数“三种人”，遇到一定的气候，他们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因此，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一定要提高认识，增强对核查工作的责任心和紧迫感，扎扎实实地把核查工作抓紧抓好抓到底。

二、要把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好，贯彻好，以推动核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同志们回去后，要把会议的情况以及本地区、本部门核查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善始善终搞好核查工作的打算，及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或部党组做一次全面汇报，请他们加强对核查工作的领导。我们建议，各级党组织，尤其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还有核查任务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党组，认真通过调查研究，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核查工作，包括结案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等等，都要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并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在核查任务还比较重的地方和部门，建议党委、党组至少每月讨论一次核查工作。

三、同志们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如核查工作基本结束、核查组撤销后，遗留工作由哪个部门负责管，这类问题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提出意见报中指委批准后再发通知。对有些问题，这里讲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1、核查工作要不要逐级逐个地区、部门验收的问题。我们的意见，一般不普遍搞验收。个别需要而又有条件逐级逐个地区、部门验收的，可以进行验收。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对那些自报结束核查工作，而实际搞得不彻底的地方和部门进行验收，采取什么方式，请各地区、各部门的党委、党组自己决定。验收的标准是什么?总的讲，就是中央整党决定第六节第二条所规定的，看看对那些“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特别是‘三种人’，是不是都得到了严肃的处理”。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在去年三月十一省、区案例座谈会上提出的五条：“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及主要责任者是否都已查明，该核查的对象是不是都查了；每个核查对象的问题是否查证清楚了，对调出的有严重问题的人员，是否把查实的材料转到了这些人现所在单位，对“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作了定性处理；对犯一般性错误的是否已予解脱。符合上述要求的，可以结束核查工作，不符合的，要抓紧工作，绝不能草率收兵。

2、关于“文革”中犯一般性错误人员的提拔使用问题。讨论中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反映比较强烈，因为有的地方和单位，对经过核查属于“文革”中犯一般性错误而予以解脱的人员，不考虑他们所犯错误的情节、后果，不看他们的德才是否符合选拔干部的标准，不加区别地提拔重用。这种作法是不对的。不能认为只要是属于一般性错误的，都不影响提拔使用，都可以提拔重用。应当看到，现在列为一般性错误予以解脱的人员中，有一些人错误还是比较严重的，他们是介于一般性错误与严重错误之间而作为一般性错误予以解脱的。所以对被列为一般性错误的人员要加以分析。还有一点要明确，一般性错误是处理“文革”中犯错误人员的一个政策界限，这同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完全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提拔干部，即使是“文革”中没有犯过错误的，都必须考察他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考察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考察他的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和工作能力是否符合德才兼备的原则和干部“四化”的方针，考察他是否具备担任某个领导职务的组织领导和管理才能。符合以上几方面条件的，就提拔，不符合的就不能提拔。当然，我不是说凡是“文革”中犯过一般性错误的同志都不能提拔，只要他们对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吸取了经验教训，现实表现好，确实具备了上述各方面条件的，在提拔使用上应不受影响。

3、关于核查对象立案审查后，属于犯一般性错误的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是存入本人档案，还是归入文书档案的问题。这个问题，议论的时间很长了，由于经查证届于一般性错误的人数量很多，情况差异大，有关审查材料的处理需要认真考虑，慎重对待，因而去年我们提出暂存起来，听候处理。此后我们多次征求过各方面的意见。这次会议期间，又邀请与会的一部分同志进行了讨论。归纳起来，基本是两种意见：多数同志主张将调查属实的错误事实材料，作为干部考察材料存入本人档案。理由是，犯一般性错误的，其错误程度差别甚大，既然在整党中经过立案审查，应当有个结论性的意见，这既对组织负责，也对本人负责，同时，可以为正确使用干部提供重要依据，避免今后在提拔使用或需要审查时，再重新进行审查。另一种意见贝。主张将这部分材料归入文书档案。理由是，整党决定已明确一般性错误不再作为问题提出，鉴于过去政治运动的教训，担心存入本人档案后，将来再纠缠这些问题。两种意见各有一定道理。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研究，争取在近期内提出一个方案。

四、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清理“三种人”工作问题讲点意见。

据初步了解，除西藏外，全国二十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目前乡镇已全面开展核查工作的有十六个，正在试点的三个，中指办(1986)一号文件对农村清理“三种人”的范围、政策、领导以及基本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这个文件是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结合农村的实际制定的。各地在贯彻执行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按照农村整党工作的指导思想来进行乡镇的核查工作。中指委第十三号通知指出；“农村整党一定要坚持促进、保证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方针，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农村政策。各项整党工作都要有利于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的进一步搞活，有利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而不能相反。凡是涉及到重要的政策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及时请示报告，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行动。”农村核查工作是农村整党的一项任务，也应当遵循这个指导思想。由于乡镇干部的政策水平相对来说要低一些，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加上一些地方还有派性影响和宗族情绪的干扰，因此，农村的核查工作更需要牢牢把握住这个指导思想，更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也不要扩大化的方针，严格执行有关政策，严格掌握核查的范围，讲究工作方法，注意把县以上各地、各部门核查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加以运用，切实做到既清理了应当清理的“三种人”，又促进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繁荣，保证农村改革顺利发展。由于农村生产季节性强，乡镇工作头绪多，乡镇领导干部担负的任务相当繁重，因此对核查工作一定要作合理的安排，每个乡镇核查工作搞的时间不要持续太久。

其次，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工作。据统计，全国现有乡、镇政府九万二千个，乡村基层党组织一百一十三万个，占全党一半以上的党员在农村，点多面广，“文革”中的情况又千差万别，中指办一号文件不可能把广大农村的所有问题都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这就需要各地发挥积极性，在坚持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的前提下，按照一号文件的基本精神，结合自己的实际，制订一些具体的措施，以保证农村核查工作的顺利完成。要能够创造性工作，关键在于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及各级核查组的同志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只有真正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真正了解了实际情况，农村的核查工作就一定能够搞好。实事求是是创造性工作的根本前提，离开实事求是的“创造”，就是主观臆断。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在指导农村的核查工作时，一定要在调查研究上多下功夫，摸清真实情况，取得领导的主动权。

再次，要加强精心指导。省、地(市)、县委都要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查工作，并把它摆上党委的议事日程，特别是直接领导乡镇的市、县委更要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深入了解工作进行的情况，定期研究并解决工作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市、县委要有一名领导同志主管这项工作。有的县核查组指定几名得力干部，专门负责对农村核查工作的检查、指导，这个做法可供借鉴。据了解，不少已开展工作的地方从省到县都派出一些干部到乡镇指导整党，指导核查工作，大多数同志表现很好，工作得力，但也有少数同志工作能力弱，有的下到基层不安心，工作不负责任，让这样的同志在基层指导工作，搞不好是要坏事的。因此，请各地，特别是市、县委核查组在派出人员时，一定要挑选党性强，作风正，有一定政策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同志。把这些同志派下去之后，还要对他们的工作多给帮助、指导，加强督促检查，而不能派下去就撒手不管了。发现个别不称职的，不按党的政策办事的，要及时调换。市、县委把派下去的这支队伍抓好了，核查工作就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资料来源《第三期整党重要文件与资料》，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382页，出版日期:1988，内部发行）


076)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1983.10.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通过）

1983.10.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从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十二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这一重要决定的问题，确定从今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

（一）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尽管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受到了严重损害，党的队伍的主流仍然是纯洁的和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妥善地处理丁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重大问题，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机构改革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开展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以及纠正各种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行为的斗争，进行了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和斗争，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得到了初步整顿，党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健康力量在党内已占强大优势。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阴暗面，纠正自己的错误，更加生气勃勃地前进。

但是，几年来我们党在紧张地进行上述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的过程中，还来不及针对党在思想、作风、组织各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对党员的教育还进行得不普遍、不充分。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有所增加，我们为抵制、克服这种侵蚀而进行的工作和斗争还不够有力。由于这些原因，目前党内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有些党员对拨乱反正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还没有站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立场上来，有些党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优越性、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认识模糊，思想混乱。在思想战线上，有些党员对违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熟视无睹，有的甚至公然传播这些思想。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个人主义严重，甚至恶性膨胀，为谋求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走上犯罪道路。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弛，精神不振，无所作为，不起先锋模范作用。有些党组织软弱涣散，甚至处于瘫痪状态，丧失战斗堡垒作用。在党内，“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没有完全清理。这种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对党的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有效地加以整顿。

我们党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是伟大光荣的，也是十分艰巨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央早已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也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现在，我们党除了存在着上述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以外，还在许多方面同我们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相适应。这次整党总的目的和要求，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依靠全党同志的革命自觉性，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执行党的纪律，揭露和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更加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这次整党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夺取新的伟大胜利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整党的任务

中央认为，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第一，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是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本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是纠正“左”的错误，反对右的错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把四项基本原则同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了广大党员的衷心拥护。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党的政治纪律。能否做到这一点，是衡量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政治和纪律状况的主要标志。

目前，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持抵触态度，有的甚至阳奉阴违、公开抗拒；一种是—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他们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十一届三十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都是同党的性质、纲领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相容的。

犯有这些错误的党员和党员干部，多数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要通过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和耐心的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对少数坚持错误的政治立场而拒绝改正的，不但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思想斗争，还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决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表示一致。而必须在实际行动上保持一致。要坚决地改变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软弱无力的状态，要自觉地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坚决地抵制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

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就要把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要克服主观主义，认真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讲实事求是，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保证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执行，也才能不断地用新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发展它们，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

第二，整顿作风，就是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正是由于在实际行动中表明具有大公无私的品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得到了人民的衷心爱戴和信赖，才不断地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必须为群众谋利益，争取群众，依靠群众，取得群众的充分支持，才站得住脚，才不会失败，这是比较容易为我们的同志理解的。但是，当我们党长期领导了全国政权以后，相当一部分同志对这种必要性的认识，在思想上就不那么清醒了。他们不懂得，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正是因为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党的一举—动都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党如果脱离了群众而不坚决改正，就必然会由于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失败。

现在，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根本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不是正确地运用党和人民给予的职权和工作条件为人民群众谋幸福，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或为自己周围的一些人谋取私利。他们向党伸手，争地位，闹待遇。他们公然违反财经纪律，破坏国家计划，违反国家经济政策，截留税收利润，巧立名目，挥霍、浪费、侵吞国家和集体的财物。他们在住房、调整工资和子女亲友的就业、升学、提干、安排工作、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以及涉外工作等方面，利用职权、利用工作上的方便和私人关系搞特殊化，违法乱纪，侵害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他们无视国家法律，袒护、包庇犯罪分子，甚至直接参与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

还有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革命意志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们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生产的发展、体制的改革、精神文明的建设漠不关心，在工作中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甚至互相拆台。他们的严重失职，导致生产建设中的惊人浪费和国家行政中的重大失误，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害。

这些不正之风和腐朽现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严重地损害了党在人民中的形象，削弱了党内外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途的信念，挫伤了他们的政治、生产、工作、学习的积极性。这次整党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坚决扫除这些歪风。对于在一九八○年三月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后利用职权和其他条件谋取私利的党员和党员干部，要责令他们作出检讨，错误严重的，要给以党纪政纪处分，触犯刑律的要依法惩处。在经济上占了便宜的，要查清事实，区别不同情况，实行退赔。对《准则》公布以前的这类问题，情节特别严重或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也要严肃处理。对于严重失职的官僚主义者，要给以必要的处分，直至撤职和开除党籍。

第三，加强纪律，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

保持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征。

现在，在党的不少组织和党员中，仍未清除十年内乱流毒的影响，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一方面，有些领导干部凌驾于组织之上，集体领导徒具虚名，实际上是个人说了算；有的甚至把自己主管的单位，变成可以任意支配的领地，称王称霸。另一方面，有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无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相当严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十年内乱中产生的派性在一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中至今尚未克服，他们仍然以派性代替党性，以派划线，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结帮营私，严重危害党的团结统一，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不少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很不健全，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违犯党的纪律和其他不良现象得不到制止和纠正。有些领导干部不但不能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不良倾向作斗争，反而处处回避矛盾，以不得罪人为原则，有的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这些现象，在这次整党中一定要彻底改变。经过整党，在党组织内部，特别是领导班子内部，要养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团结一致，生动活泼，纪律严明的局面。

第四，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

纯洁组织是这次整党的一个重要目的。“三种人”反对党、危害党，如不彻底清理，就会成为党的严重隐患。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三种人”中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打砸抢分子，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本人对党对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加哪一个组织。确定是否“三种人”，要既严肃又慎重。对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表现，要作历史分析。凡是有争议的，应报上级党委讨论决定。“三种人”，除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已悔改者外，原则上要开除出党。

至于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错误和问题，除“三种人”外，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

对于一般性的错误，在这次整党中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对于有严重错误的人，凡属没有作结论和处理的，在这次整党中要作出结论和处理，凡属已经作了结论和处理，又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不再重新处理。顽固抗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的人，在经济上和其他刑事问题上严重犯罪的人，以及其他严重违法乱纪的人，都必须开除出党。对开除了党籍的人，凡是还可以当干部的要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不能当干部的也要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以出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关心他们，鼓励他们改造，帮助他们进步。

（三）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

中央要求，全体党员要无例外地积极参加整党。广大党员应当努力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增强党性，使自己成为合格党员，并且应当努力争取成为优秀党员。合格党员的标准，就是党章第二条规定的对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第三条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八项义务。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肩负着特别重要的责任，除了必须符合上述党员标准外，还必须具备党章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六项基本条件。当前，特别重要的是，要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政策水平，增强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勇于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作斗争，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同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作斗争，为广大党员作出榜样，引导人民群众努力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广大青年党员具有思想活跃、勇于创新、朝气蓬勃的特点。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很少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缺乏革命实践和党内政治生活的锻炼。由于他们在自己的世界观形成时期，思想上受十年内乱期间无政府主义等消极现象的影响，一般地说，他们正确鉴别政治是非的能力比较薄弱。在这次整党中，要十分注意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他的党性锻炼，提高他们抵制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能力，使他们尽快地成熟起来，能够真正担负起党的事业继承者的历史重任。

对广大党员来说，衡量他们是否符合党章规定的标准，主要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人在各方面的实际表现。

（四）整党的步骤和基本方法

这次整党的步骤是：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整顿。每个单位党组织的整顿，也要自上而下，先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后党员群众。

全党现有四千万党员，其中有九百多万干部，有近二百五十万个基层和基层以上的党组织。在从今年冬季起的三年内，分两期整顿完毕。第一期，从今冬开始整顿中央—级、省市自治区一级（这两级包括各部委办，司厅局）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级的领导机关中的党组织。在这期间，省市自治区党委可以指定一些已经完成机构改革的地、县级党组织，作为试点，进行整党。军队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试点。第二期，从一九八四年冬开始整顿其他所有的党组织，这一期如何分批进行，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部署。

所有的党组织在本决定发布后，都要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整党文件，提高思想觉悟，健全组织生活。犯有各种错误的党员和党员干部，应当主动改正错误，不要等到本单位整党时才来解决。

这次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在整党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加强思想教育，着眼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为了适应整党的需要，中央决定编印《党员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这三本书和《邓小平文选》都是整党学习文件。缺乏阅读能力的党员，由县级和县级以上的党委负责组织和培训力量，向他们宣讲《党员必读》和《邓小平文选》的主要内容。所有党员都要通过学习整党文件，提高对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的认识，提高对党员标准的认识，提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识。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领导机关中的党组织，在本单位整党完成后，要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书目另定），其他党组织也要在本单位整党完成后，组织党员干部进行这—方面的学习。

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是为解决党内矛盾创造必要的条件，而正确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方法。不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党的一切目的都达不到。对党内的错误思想、错误行为不敢批评，不敢斗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压制批评，对批评者打击报复，是违犯党纪的恶劣行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定要严格遵守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的原则：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必须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允许本人申辩；必须讲真理，不讲面子；必须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尖锐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又要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的目的。

这次整党必须走群众路线，首先要充分听取党员群众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整党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充分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凡属正确的意见，都要积极采纳；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则要作好解释工作。整党中的一切问题，都必须由有关党组织讨论解决，不能重复过去“群众整党”，由非党群众决定党内问题的错误做法。

在整党过程中，—切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要坚决解决，不要拖延，使党内外群众随时看到整党的实际成效。

任何单位都不能因整党而妨碍生产和工作。在搞好整党的同时，要促进生产发展，推动工作前进。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组织团员学习整党文件，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

整党只解决我们党内的问题，不要求各民主党派进行作风和组织的整顿。

（五）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

对党员的组织处理，一般要放在整党后期进行。

对于犯了轻微错误的党员，主要是批评教育，要求他们切实改正。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除批评教育外，还应给以应得的党纪处分。违犯政纪的党员，必须由行政机关依据政纪给以处分，违犯国法的党员，必须由司法机关依据法律给以处分。对该处分的党员不坚决处分，对该清除出党的党员不坚决清除出党，就不能保持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就不能纯洁党的组织，就会影响党的战斗力。

对党员的组织处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遵守党章规定的程序。不要事先定比例、定数字。

党的每个组织经过思想、作风和组织的整顿，在处理了必须处理的问题的基础上，最后要郑重地进行党员登记。

1．对符合或基本符合党员标准的党员，予以登记。

2．对经过教育，仍然基本不符合党员标准，但本人有转变的决心和表现，愿意接受党的考验的党员，缓期登记，时间不得超过两年。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也缓期登记。

3．党员革命意志衰退，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标准，经多次教育帮助仍无转变的，劝其退党，不予登记。．

4．党员要求退党，自行脱党和拒绝参加整党的，予以除名，不予登记。

予以登记、缓期登记、不予登记，都要经过支部大会讨论通过，缓期登记、不予登记，还要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党员在缓期登记期间，在党内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缓期登记期满，已经达到党员标准的，予以登记；没有达到党员标准的，予以除名。

对缓期登记的党员，要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振作精神，积极向上，尽快达到党员标准。对不予登记的人，也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关怀他们，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做好公民或好干部。

（六）必须防止走过场

为了防止走过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真正以身作则。每个党组织的领导干部，都要以普通党员的身份积极参加整党，严格剖析自己，勇于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进行诚恳的、深刻的、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并且勇于对其他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采取同样态度进行批评。这样，就能带动广大党员搞好整党。

为了防止走过场，还必须实行上下监督。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整顿，要加强领导，严格监督，及时研究和帮助它们解决整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每个党员都要担负起监督的责任，对本单位整党中存在的问题要积极负责地向本单位的党组织或上级党委反映。党的每个组织整顿的好坏，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要承担责任，上一级党委也必须承担责任。上级党组织的整顿情况，要及时向下级党组织通报，以便于他们进行监督和提出批评。

为了防止走过场，在整党结束时，上级党委要组织验收。验收时要有党员代表参加，充分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验收的标准是：

1，领导班子是不是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是不是形成了团结一致的坚强核心。

2，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特别是“三种人”是不是都得到了严肃的处理。

3，党内外群众意见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利用职权和其他条件谋取私利的问题，是不是都得到了认真的解决。

4，党员的政治素质是不是提高了，组织纪律性是不是加强了，是不是能够认真执行党章，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基层组织是不是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是不是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

5，本组织所负责的生产和工作，是不是有了显著的起色。

在验收中，凡是发现没有做到这五条的，应当坚决补课。在本决定下达前，已经进行过整党试点的单位，经检查符合上述五条标准的，应承认其有效；不完全符合的，缺什么补什么。

在防止走过场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防止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决不允许乘整党之机煽起派性，决不允许利用派性整人，决不允许诬告陷害，挟嫌报复。违者一经查明，即予严惩。

（七）整党工作的领导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并设立精干的办事机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下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督促检查，指导宣传。在整党过程中，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要陆续发布各种补充规定，并及时通报整党中的重要情况、问题和经验，以保证中央整党决定的贯彻执行。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在一九八四年完成县、社（乡）两级的机构改革工作，以利这两级进行整党。

这次整党工作，由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党组织领导进行，上级党组织要认真了解下一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是否存在什么严重问题。整党中，上级党组织一般不派工作组。对情况复杂、问题严重而领导班子又不能担负起整党任务的单位，必须由上级党组织派工作组去帮助的，工作组要由上级党组织的负责干部带队，它的任务是整顿好领导班子，然后再由整顿后的领导班子领导整党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应挑选一批党性强、作风好、熟悉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同志，包括退出第一线工作的老同志，经过整党学习和训练，作为联络员或巡视员派往所属进行整党的单位，主要负责了解情况，掌握动向，听取各方面意见，及时向当地党组织和上级党委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这次整党的任务十分艰巨，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亲自抓一两个点，掌握第一手材料，及时总结和推广整党的典型经验。在整党工作中，对于遇到的问题要敢抓敢管，敢于碰硬，有错误要及时纠正。

（八）巩固和发展整党的成果

整党后期，各级党组织要从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方面努力巩固和发展整党的成果，把党的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这次整党后，要加强对党员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要结合党组织的实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对党员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和党的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党的方针政策教育，还要对党员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经过这次整党，要努力建立、健全和改革党内生活的各种必要制度。组织生活要进一步健全起来，使党员和党员干部得到严格的组织生活的锻炼和党组织的有效监督。反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斗争是长期的，全党同志对此务必不要松懈。

在整党中和整党后，要注意吸收愿意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优秀分子入党。鉴于目前工交财贸第一线的党员很少和青年农民党员、学生党员很少，一批已经具备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被吸收入党，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也不多，因此，当前要较多地注意在工交财贸第一线的职工，青年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各行各业中的知识分子和高等学校、中专的学生中吸收党员，并且较多地注意在妇女中和少数民族中吸收党员。发展新党员，必须坚持党员标准，保证党员质量。成熟一个，发展一个。防止关门主义，禁止突击发展。

（九）各级党组织要坚决地、创造性地执行本决定

本决定提出的是这次整党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基本政策和基本方法。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应当把这些方针、政策和方法，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制订实施的具体方案。既要遵守本决定的各项规定，又要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本决定提出的这次整党的任务的四个方面，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各级党委要充分注意，这次整党决不能妨碍我们党关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城乡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继续贯彻执行。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以思想建设为主加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现在，我们党有了千年内乱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反面经验，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胜利实践的正面经验，有了一套整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而且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作为这次整党的骨干力量，大多数党组织和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整党是积极支持的。有了这些条件，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一致努力，一定能够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胜利地完成这次整党的任务。

中央相信，经过这次整党，必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必将使我们党获得更加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必将出现全党奋发图强、紧密团结的新气象。如果说，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达到了全党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次整党就一定能够使我们党更好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去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077)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重要讲话的通知

1983.10.24；中发［1983］36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一）现将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重要讲话发到县团级，根据先党员高级干部后党员一般干部、先党内后党外（均限一定范围）的步骤，进行传达学习。这一学习是整党工作的一部分，必须严肃认真地进行。这两篇讲话何时公开发表，由中央决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发表。

（二）目前，先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部门（包括各大军区）和省军级直属部门的全体党员干部中传达和学习讨论。关于整党不要走过场、认真清理“三种人”等问题，《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已有明确规定。陈云同志讲话中关于今后农村党员集训期间不给误工补贴问题，应由各地区分别作出具体规定。现在特别需要在学习整党文件的同时，抽出一段时间学习两个讲话中都提到的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和精神污染问题。要着重通过学习讨论，达到统一党内各部门对这一问题的严重危害的思想认识。这里所说的各部门不限思想工作部门，因其他各部门各行业以至中学生和青少年中也都有受精神污染和传播精神污染的问题，特别是各种黄色录相，黄色书刊、小报、图片、曲艺和手抄本影响十分广泛严重，必须坚决迅速彻底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对查出的重要犯罪人员，可由司法机关分别依刑法第一百六十条和一百七十条法办，如并犯其他罪行者按数罪并罚加重治罪。但这些部门不必把异化等理论问题作为讨论重点。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应对上述各部门内有关精神污染情况、领导应负责任、当前对各级领导机关和所属各机构群众必须采取的清理防范措施，力争在年底以前向中央作出报告；对情况比较复杂的重要问题，亦应在明年春节以前作出报告。

为了彻底解决精神污染问题，必须加强各部门各单位的政治工作，而这正是目前的严重薄弱环节。在讨论过程中，对于如何加强政治工作人员的培养和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把政治工作和各部门的业务工作联系好，和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情况联系好，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方案。

地（市）师和县团级单位中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讲话的具体步骤，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安排。除本件所规定范围外，何时和如何向县团级以下传达，亦由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自行决定并分别报中央和总政。

学习讨论中有什么重要情况和问题，望及时报告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同时分别抄报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

（三）在中央和省（军队同）两级担任理论工作、文艺工作、教育工作、新闻工作、出版工作、广播工作、电视工作、群众文化工作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工青妇）的党员干部，应作为重点，分别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学习讨论（其他部门是否亦有类似重点和如何学习讨论，由各该部门参照本通知另行决定）。

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范围要逐步由小到大，领导学习的人员要根据各单位具体状况来决定。这些部门的情况，总的说来，主流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能够主动积极领导这一学习的，或虽有错误，但经过认真的批评教育和督促检查，仍可以转变到能够领导这一学习。但也确有少数单位的混乱情况比较严重或十分严重，其领导成员不但受精神污染已久，而且长期积极从事扩散精神污染的活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真正转变。对于这样的单位，必须根据整党决定的有关程序，事先对他们的领导班子由上级派得力的工作组进行必要的整顿，然后再进行有组织的学习讨论。被撤换或调动的领导人员，仍须在原单位与普通党员一起进行学习，除确有因重病等特殊情况经上级同意者外，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参加。如果由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必须整顿，则对从原班子中调出的成员，可先作请假、辞去党组成员职务等非正式处理，对新调入的成员的党内职务，可暂用代理名义，并须对该领导机构中的党外成员作适当的通知。

学习要根据讲话内容，分别认真检查各该系统、各该部门、各该单位的思想问题和精神污染的实际状况，按照小平同志讲话提出的原则，有准备有系统地对于在同志中存在的疑虑和误解进行耐心的解释，对于同志中错误的言行和工作中的倾向展开同志式的、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认真检查自己这几年来的言行，分析这些言行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对于自己的不正确的、错误的言行，要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是每一个党员必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允许回避。但这并不是要强迫党员进行心口不一的表态，那是无益而有害的。因此，对于某些一时思想不通的同志，需要进行恳切的劝告帮助，同时也要给他们以认真思考的时间，并要切实执行小平同志讲话中所说的给他们以如实答辩的权利，但不允许他们借此进行诡辩、诽谤和转移批评的方向，也不允许他们无限期地拖延自我批评，以致妨碍整党的严肃性。在讨论过程中，要十分注意发现、培养和提拔那些能够和善于正确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抵制精神污染的好同志。对于错误严重而又不接受批评并拒绝作自我批评的同志，以及在学习过程中在党内外对文件原则和中央方针进行歪曲和攻击的同志，应根据党章的规定，按照本人的具体情况，降免他们的领导职务，或给予其他纪律处分。

（四）从现在起，各级党委应即陆续组织写作力量，理出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带有普遍性的、重要的问题，写出质量高的、有材料有分析有理论的、态度严肃方法严谨的、能够以理服人并以情动人的文章，由各该系统、部门、单位的党委审阅（重要的要经领导机关审阅）后，分别情况，在适当的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要着重阐明原则是非，一般不要点名。如果必须点名，被批评者属于省、市、自治区管理的干部要经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属于中央部门管理的干部要经过中央有关部门或中央书记处批准。

中共中央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078)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1983.10.12

邓小平

这次中央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整党。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大家讨论通过了。这是一个好的文件，我完全同意。会后还要讨论一下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我想就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两个问题说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整党不能走过场。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正在逐步打开。广大群众拥护我们党的路线和领导。在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经过多次重大斗争的考验，证明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是有能力、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但是，我们党现在的状况还远不是都令人满意，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有来得及清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这里有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消极东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决定列举了“三种人”，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人，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

其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当然，其他几类人的问题，不解决也很危险，也是祸根。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好多老共产党员很感忧虑，广大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也感到担心和不满。十二大决定进行全面整党，全党上下、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拥护，对整党寄予极大的期望。这就要求我们党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切实解决上述那些必须解决的严重问题，绝对不能走过场，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失望。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

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实行从重从快的集中打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非常得人心。群众只担心将来处理太宽，放虎归山，罪犯又来报仇。群众还认为早就应当从严打击，批评我们搞晚了。这些反映和批评值得高度重视。前两年我们曾指出各级领导上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况，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下不了手也是一种表现。由此应当得出教训，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在整党中，对于上述的“三种人”和其他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必须严肃地作出组织处理。该开除党籍的就开除党籍，该给撤职或其他处分的就给这些处分，违法的还得法办。对于情节较轻的，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并要他们作出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检讨，作出改正错误的切实保证。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最重要标志之—。

整党中需要作组织处理的，在全党，只是很少数。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要通过整党，使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经常开展。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要通过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每个党员、每个党员干部、每个党组织，都要对照党章进行检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作出达到和坚持党章规定的合格标准的努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总之，我们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全党都下这个决心，事情就一定能办好。

第二个问题：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思想战线范围很广，我现在主要说理论和文艺战线。几年来这两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历史的科学总结，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加强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围绕这些，理论界作了许多研究、论证和宣传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理论和学术的各个领域，许多同志辛勤劳动，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反映观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诗歌、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方面，都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成绩是主要的，要充分肯定，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今天想着重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和历史遗留的种种困难，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复杂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各种反映，包括一部分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大多数人正是在不同程度上这样做的。但是，一些人却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

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一九七九年访问美国之前，有一批美国议员来北京，对我说，美方在会谈时要同我讨论人权、人道主义问题。我说我不同他讨论这个问题，要讨论，我的话多得很。我的意思很明白：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帮蒋介石打内战，搞“中美合作所”，残杀了那么多中国入，还配讲什么人权，人道主义？资本主义有什么人道主义？更不要说帝国主义了。后来美方没有提这个问题。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却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但是，上面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提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种违反马克思主义常识的说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

文艺方面，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入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或宗教。这类作品虽然也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有的党员也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这是产生上述各种消极现象的重要原因。

“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很可惜，有些名演员、有些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也被卷到里边去了。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

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相、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必须指出，无论在理论界或文艺界，主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目前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歪风邪气、犯罪行为，以及一些人反社会主义的敌对活动，它们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当然不能都归咎于思想战线的混乱。但是，确实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不是都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一些同志应当看看他们的错误言论、有害作品，低级表演在人民、在青年中间产生了什么影响、什么后果嘛。一些正直的、友好的外国人士为此而替我们担心。当然也有入叫好。在大陆有人叫好，在台湾、香港和某些外国也有人叫好。奉劝这些同志在有人叫好的时候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叫好，为了什么目的叫好，也用实践检验一下嘛。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二大，对于思想战线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鲜明的，问题在于贯彻执行不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首先要认识目前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改变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状况的迫切必要性。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这样下去不行。如同在整党中对于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样，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也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要一抓到底。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应当承认，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只是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份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如果自己有错误，就要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并且切实改正。谁要是坚持错误不肯改正，就不能担负思想工作的领导责任。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解决这些问题，是这次整党对思想战线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最重要要求。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

我们这样做，有人会说，党的方针是不是变了，还要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的方针没有变，“双百”方针还是要。但是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建议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思想战线的同志认真学习一下，并且按照文章的精神办事。

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总之，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各级党委，首先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改进这条战线的工作。我建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就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进行专门的讨论，作出决议，系统地解决有关的方针、任务、措施、步骤等等问题。我相信，只要全党上下重视这项工作，抓紧这项工作，加上全面整党的展开，这方面的现状就一定会大大改观，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079) 陈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1983.10.12

陈云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chenyun/879902.htm

我同意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讲几点意见，

（一）“文化革命”对党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有一批老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这些人虽然也有一定数量，但大家都知道，容易认识。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浮在面上的“三种人”在揭批查中清理了一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隐藏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还不少。

“文化革命”中各地都有两派，发生了派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中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这是错误的。

“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现在表现很“听话”，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这类人很赏识。

这次整党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人是党内最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彼此间还有联系，若干年后，气候适宜了，他们还会兴风作浪。

清理“三种人”，这只是我们要做工作的一半。另一半工作，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半工作是，必须成千上万地培养、提拔三、四十岁的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干部，把他们提到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只要把党的第三梯队建立起来了，经过十年八载的锻炼，他们就可以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党的领导权就可以保证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而不会落到“三种人”手里，今后即使有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也就兴不起什么大的风浪。

（二）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那时忙于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资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

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就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以来中纪委统计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看，开除党籍的有九千多人，受党纪处分的有一万八千多人，两者合计二万七千多人，比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全国党员总数还要多一倍多。

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所以，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现在有些农村党员集训，除了伙食补贴以外，集训期间要给党员每天一、二元误工费，这是确实的，不是误传。身为共产党员，集训时间只有几天，而且是受教育的时间，每天却要拿一、二元的误工费，这在党执政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当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我看一切集训和开会要钱的入，不能成为共产党员。今后，全国不要再给集训时的误工补贴，凡属要求误工补贴的党员应开除党籍。

（三）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对外开放时，我们也讲了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但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作得不够。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

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铁证。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080)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1983.11.16

按：这是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日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胡启立等同志谈话的一部分。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按照邓力群同志的笔记整理刊登如下。

关于“三种人”，很多地方都提出，“文化大革命”中间反复很多，情况很复杂，对于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各有各的理解。这个问题，话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实际上办起来也很好办。这里面是讲了造反起家嘛，是跟着林彪、又跟着“四人帮”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过一段反，后来被打下去了，或者有一段时间他闹腾得相当厉害，后来变成逍遥派了，他没有起家嘛！关于帮派思想严重，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可能思想“左”得不得了，后来他观察一下，觉得这样不行，思想变了，这怎么叫帮派思想严重啊？紫阳同志有个意见：十年中间各种人都有变化，有的是越变越坏，有的是时好时坏，要进行历史的分析。一直坏到底的，和中间有变化的，政策上要有所区别。我同意这个意见。

“三种人”中间，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年轻人，也有老干部，是少数。老干部中间，谢富治是我过去最信任的一个，如果不死，还不是“五人帮”？耀邦、紫阳同志都讲过，康生还不是造反起家！他原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各地还有些老干部可以说是“三种人”。总的说，老干部在“三种人”中是少数。

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做行吗？不能把那时在特殊情况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的，也说成是“三种人”。在那种情况下，不能不随声附和说几句违心的话的人，是大量的。

“三种人”容易辨别，实际上，其中多数人的政治面貌，我们也都清楚。其中多数是年轻人。那个时候二十多岁，现在呢，大概是三十八、九岁，或者四十多岁。这些人能量很大，善于拉帮结派。吹捧迎合，改头换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旧社会里面那一套全学会了。林彪提倡那一套，“四人帮”也提倡那一套。这些入中间有的确实有点本事，能写能说，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会讨人喜欢，也会办事，容易取得人们的同情。他们的基本状况是潜伏下来，隐蔽下来。这些人可厉害呀，手段多的很。他们改换面孔以后，就欺骗了一些人，包括群众，包括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恐怕是一年以前吧，上海有个材料，反映上海一些造反派头头，表现很坏的人，现在有的成了我们高级干部的女婿或者媳妇，有的还成为高级干部的秘书。我们有些老干部喜欢这种人，欣赏这种人，甚至重用这种人。他们中间，有的得到了提升。有的还在打打华国锋的旗帜，在这旗帜下面聚集他们的力量。有的从当年搞极“左”跳到另一个极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劲得很。对这些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们就会爬上来。等到将来土壤、气候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会兴风作浪，乘机上台。所以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能低估。对这些人绝对不能信任。

注：（选自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整党通报》［文件］第4期）


081)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

1984.07.31；中发［1984］17号

粉碎“四人帮”后，在揭批查运动、“两案”审理、清查打砸抢分子，以及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中，都清理出一些“三种人”。目前，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发［1982］55号文件）的规定，正在进一步开展清理工作。现就清理“三种人”的若干问题，作以下补充通知。

一、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是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

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因此，既要坚决清理那些已经查清核实的“三种人”，还要特别注意清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积极，干了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比较年轻，隐藏下来，对党危害大的人，以及在幕后操纵的人。

二、要严格区分“三种人”和“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区分的根据主要是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错误或罪行的事实以及情节、后果的严重程度；是在“一月造反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几个关键时期屡干坏事，还是在一时一事上干了坏事、是主要责任者，还是非主要责任者、是有政治野心，品质恶劣，投机钻营，还是受“左”的思想影响很深。要就以上几方面的情况，联系其历史和现实的表现，严肃认真地进行具体分析，综合考察，确定所犯错误的性质。既不要漏掉“三种人”，也不要把非“三种人”定为“三种人”。

被列为核查对象，经查证核实确属犯一般性错误的，要及时向被审查的同志说明其问题已经查清，必要时还可在适当范围宣布审查结果。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专案”中搞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或蓄意诬陷，制造假材料，迫害干部、群众，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人，以及对造成上述错误或罪行负有直接责任的决策人，应根据他们犯错误或罪行的具体情况、责任的大小，以及认错认罪态度的好坏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有的定为“三种人”，有的定为犯严重错误。

对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专案”中有过一般过激行为，犯了一般性的错误，不再作为问题提出。

四、对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直接操纵指挥的写作班子中，组织或炮制反动文章、作品，搞乱全国局势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成员；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动思想，粉碎“四人帮”后又反对或抵制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或抵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攻击党的领导的人，都应定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对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动思想，有意歪曲事实真相，写文章、作品，搞乱全国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局势，造成严重后果的人，要根据他们所犯错误的事实、情节以及认错态度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有的定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有的定为犯严重错误。

对一贯写坏文章和在一段时间、一个问题上写了坏文章，但是后来的确觉悟了，没有再作危害党、危害人民的事情的，应加以区别。

对只是按照当时中央文件以及中央或省一级报刊的观点，写以错误文件、文章、作品，传播过错误观点的，不作为问题提出。

五、“三支两军”人员中，凡亲自或指使他人搞诬陷，搞刑讯逼供，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的；凡蓄意谎报情况，致使领导机关判断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凡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责任者，均应由其原所在支“左”单位的党组织负责将他们的问题查清核实，将材料转给有关单位，由这些单位按照中央有关政策规定作出结论处理。

在部队犯有“三种人”的错误或罪行，现已复员、转业的人员，原所在部队应将查实的材料转给他们现在所在单位的上一级党组织，并由这些人员现在所在单位作出结论和处理。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年龄未满十八周岁的学生红卫兵中，有些人由于政治上无知，受“左”的思想影响或受人指使犯了错误，包括“破四旧”中群众性打人致死一类的严重问题，后来承认了错误，确有认识，现实表现好的，不作为问题提出。

对极少数品质恶劣，手段残忍，致死人命的；趁“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以勒索抢劫财物为目的行凶杀人的；以及有其他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的人，都应把问题查清并记载下来存入本人档案。已经入党的，应开除党籍或不予登记。凡已经作过处理的，原则上不再变动。

七、犯有“三种人”的错误和罪行，现已离休或已达到离休年龄的老干部，凡在历史上曾经为党、为人民作过贡献，对所犯错误做了检讨，不再搞派性活动和包庇“三种人”的，处理可以适当从宽，可以保留其党籍。态度恶劣的要从严处理。

八、“两案”受审查人员，凡按中央审理“两案”的有关政策作过处理的，在这次整党中一般不再重新结论处理。

结论处理后又发现属于“三种人”的错误或罪行的，或明显有这类问题，没有结论处理的，应作出结论处理。凡事实确凿、定性准确，结论处理后本人拒不认错、表现恶劣的，要从严处理。

凡犯有罪行，处理时决定免予起诉或不追究刑事责任，确已丧失或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在整党中应开除出党或不予登记。

九、《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指出的“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已悔改者”，是指那些犯过“三种人”的错误或罪行，后来觉悟了，转变了，粉碎“四人帮”后能主动如实地交代问题，认真检查错误，并且不隐瞒别人的问题，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历史和现实表现好的人。

对犯有“三种人”的错误或罪行，在整党中能够主动交待检查，并且也不隐瞒别人间题的人，可在党员登记时予以缓期登记，以观后效。

十、中央在地方的企事业单位，凡党的关系在地方的，清理工作由地方党委负责。中央有关部委要协助地方党委搞好这些单位的清理工作。对定为犯“三种人”错误或罪行的人员的结论和处理，由地方党委统一审核，按有关规定进行审批。被列为核查对象的，在问题没有查清以前，不得调出所在单位。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单位和群众组织，单独或跨地区、单位组成的“联络站”一类造反组织的人员中，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用某报某刊等名义派到各地各单位的“记者”中，凡属犯有“三种人”的错误或罪行的，原驻在地或驻在部门的党组织要主动将这些人的问题向现在所属单位或原所在单位反映，协同查清。

十一、对“三种人”进行组织处理后，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使他们切实做到不再进行派性的串联活动或其他的反党活动。他们中凡有条件工作的，要分配适当工作；有专业特长的，要注意发挥其—技之长，但不得在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工作。在确定和晋升学术、技术、业务职称时，如学术、技术，业务条件合格，应不受影响；在分配住房、困难补助、发放奖金等生活福利方面，也不要受影响。对定为“三种人”的，不得株连他们的亲属。

十二、第一期开展整党的单位，绝大多数是党、政、军的高级领导机关或要害部门，清理“三种人”工作尤为重要，务必加强领导，切实搞好。各级党组织要根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央有关清理“三种人”的方针和政策规定的精神，积极负责地进行工作，妥善地解决好清理“三种人”工作中的问题。清理工作要抓紧，但是不要赶进度，事实一定要查清，定性一定要准确。清理工作一时结束不了的，在本单位整党基本结束后仍可继续进行。

对“文化大革命”中问题严重，现在清理工作又很不得力的地方和单位，有关上级党组织应当派出得力干部，协助他们切实抓好清理“三种人”工作；少数单位领导班子确有严重问题的，必须首先调整、整顿好领导班子。对有意保护或包庇“三种人”的，或利用派性整人，搞诬告陷害的人，经查实，都必须严肃处理。

中共中央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082) 中央组织部动人事部关于犯“三种人”错误和严重错误的人如何参加工资改革的通知

劳人薪[1985]48号

关于犯“三种人”错误或罪行以及在“文革”中犯严重错误的人如何进行工资改革的问题，经研究，现通知如下：

一、对结论为犯“三种人”错误或罪行以及“文革”中犯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们现实表现好，不再进行派性的串联活动或其他的反党活动，可按照劳人薪[1985]1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套改新工资标准，其中现行的标准工资额加10元后为122元(六类地区)以下的，符合高套条件的人员，可以在就近套级后再高套一级。

对于结论后受处分的上述人员，凡受降职或撤职处分的，应按其降职或撤职处分后的级别工资就近靠入新工资标准，但靠级后工资低于理任职务工资最低档的，可以进入本职务工资最低挡。受其他处分的人员，均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办理。

二、对正在受核查的对象，暂按本人现任职务和现行标准工资额及劳人新(1985)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套改新工资标准，待问题查清后，再根据结论及处分和本人现实表现，按第一条规定办理。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083) 大治声中，大开杀戒

据合众国际社伦敦1977年10月30日电：星期日电讯报星期日称，在华国锋主席的整肃毛泽东遗孀的拥护者中，处决浪潮正横扫中国，今年的处决总数当以千计。

该报驻北京记者维德的消息称，最近云南省已处决数十人，其中且有妇女。

该消息引述黑龙江省高级官员之言称，昔日受江青及四人帮保护的份子，已经处死。

又谓近日中国全国外国游客，获睹各城市的处决通告，几已司空见惯。

游客称，在云南省会昆明的名单中，许多名字，是被控有反革命活动，或组成反革命团体。

消息又称，从外国分析家所得的证据推想，今年中国全国处决的总数一定会达数千。

据路透社北京1977年10月31日电：在云南昆明市，人民法院的通告透露，至少有23人由于政治罪行而被处决。

直至今日，除了昆明外，全国另12个城市都有处决反革命份子的事件。

今年三月，在四人帮权力基地的上海，曾经处决26人，另外有27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中共党政领袖最近曾屡次号召消灭四人帮的毒素。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早在8月份就曾经表示，必须将批斗四人帮的运动进行到底。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11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084) 周金昌等：二十八年的冤案何时了

尊敬的军委主席胡锦涛并肖扬院长：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在云南开展的“揭批查”运动，受审查的有150多万人，其中5万多人被判刑劳改，15万多人受党纪、政纪处分。我们是六、七十岁的老兵，有的是八、九十岁的老红军、老八路，在云南省的这场“揭批查”运动中，深受其害，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因此，特向你们申诉我们的冤案。

一、云南省委违背中央（77）4号、（82）9号等一系列揭批查运动的方针、政策，另搞一套，另立标准，制造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

中央政策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错了。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错误的。”但在云南的“揭批查”运动中，却把“八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层层抓大大小小的四人帮，如昆明桥钢分公司，抓了三个男的“小四人帮”，还差一个女的，硬把一个普通女工打成江青式的人物凑成“四人帮”。由于云南省委把参加“砲派”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作为“揭批查”运劝的领导核心、骨干和专案组。所以，对“八派”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疯狂报复。如：玉溪地区、江川县民政科长杨秀杰,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49年入党，任教导员，在吕梁、淮海、渡江战役中，荣立两次大功。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以反革命判处死刑于1978年9月19日被枪决。抛尸荒野，不准收尸，现尸骨未存，真惨呀！

江川县第一中学体育教师罗庆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连长，1959年进军西藏平叛，荣立三等功，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以反革命被判处死刑。于1978年9月19日被枪决。

全国开国特级战斗英雄，凃勋（女），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0年投入劳改。

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县小学老师罗庭祖，1978年4月21日，县委常委决定，写了判决书，盖上县委公章，以反革命，判刑6年。刑满出狱，户口被注销，成为无国籍的人。

志愿军老兵，三级残废人，黄俊杰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以“打砸抡”被判刑劳改。

云南省井备区宣传科长黄继刚，参谋韩清奎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劳改。

大理州13个县市革命会付主任、季振华、周金昌、卜里昂、赵嘉品等13人，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都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劳改。

二、云南省委违法、违纪，动用专政工具，不准冤者上访申诉。

28年来，我们这些老兵，深知我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从小跟共产党干革命，怎么在云南的“揭批查”运动中，就成为反革命呢？！我们确实太冤枉了。所以，不断地找云南省有关部门上访申诉，但却遭到云南省委动用专政工具，派出警力，跟踪、盯梢，不准上访申诉。如：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兵，李树林，在战争中荣立五次大功，在云南的“揭批查”运动中，以反革命被判刑5年劳改。2001年10月5日到北京上访申诉，却遭到公安人员跟踪、盯梢，在昆明火车站堵下，带到大观楼派出所审讯，时间长达23小时才放出。

三、冤者的悲惨处境

我们这些老兵，青春献国防，现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打工无人要，无生活经济来源，有病无钱医，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处境十分悲惨！如：昆明铁路局的刘绍祖，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排长，转业铁路局医院任政工主任，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7年，出狱后，妻离子散，单位不安排生活出路，饿死在家中，七、八天后，邻居发觉有一股臭味，报警，打开门一看，人们都惊呆了：脸上、鼻子、耳朵和脚上的肉都被老鼠啃光了！天呀！人权何在！

四、二十八年的冤案得不到解决的原因

1、有冤无处申，有状无门告。28年来，我们不断向云南省各级法院、检察院申诉。检察院的人说：“我们不管，你们找法院。”我们到省法院申诉，省法院的人说：“你们这些人是一大批的，省委没有政策，我们不好办。”就这样推、拖、滑我们的冤案，迟迟不给解决。

2、政令不通。原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说：“没有改造好的四人帮的帮派份子，妄图翻案。”我们这些老兵，是四人帮的帮派份子吗？不是。我们按照中央（82）9号文件，正当申诉，错了吗？是云南省委不执行中央（82）9号文件，给我们造成的冤案。

3、说假话，欺上瞒下。现在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说：“云南不存在冤假错案。”白培恩在《云南现代简史》写的序言一书中说：“云南揭批查运动中，审查7569人，判刑的只24人，党纪处分的425人，政纪处分的226人。”这是权利与假话结合，欺上瞒下，掩盖事情真相。而事实是：云南在“揭批查”运动中，不执行中央（77）4号、（82）9号文件，有150多万人受审查，其中，判刑劳改的5万多人，党纪、政纪处分的15万多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是否定不了的。

五、要求：

1、请求中央军委和最高法院派出联合调查组，到云南核实云南“揭批查”运动中有没有冤假错案，不要只听当权者的汇报，实际听听冤者的声音。

2、“有错必纠，有反必肃”是共产党一贯的政策，如果查证落实纯属冤假错案，还受害者一个清白，平反昭雪，安排生活出路。

一批受害者老兵：签名

郑加品33年参加红军，91岁。黄泥太33年参加红军，90岁。

王忠远33年参加红军，89岁。王奇37年参加八路军，83岁。

李书成40年参加八路军，84岁。李树林、杨谦、徐智轩、刘荣光、吴培信、林进良、梅正全、张文学、方祖荣、桂希润、朱昆全、黄俊杰、李文英、何伯英、李炳臣、刘啟汉、梁剑平、黄继刚、乔正田、韩清奎、兰映天、安炬祥、宋天喜、岳永轩、那天佑、李国汉、李云昌、孟玉才、古安生、王兴武、梅永年、周金昌

2005年3月18日

联系人：周金昌

传呼；95960—200585

住址：昆明东华周转房5幢10号

（来源于旗帜网）


085) 张鲁石：我的退党声明

张鲁石

我叫张鲁石，1927年4月生于山东胶州半岛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今年74岁。我于14岁在家乡当抗日儿童团团长参加革命工作算起至20岁时，在淮海战役的战斗中参加中国共产党，到现在有半个多世纪了。在现在的年青一代的眼里，我也算一个老革命了。淮海战役后，我又参加了渡江战斗，当时我当班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在68军当通讯排长，负过伤。后转业到河南西部一个山区县当邮电局长兼支部书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一直到离休时，是一个科级干部。

几十年的革命战斗生涯，我为人民为党做了一点工作，党和人民给了我不少荣誉。在解放战争中、在朝鲜战争中，我多次立功，受奖，军功章（包括我参加过的战役的纪念章）挂满了前襟。直今我还保存着我过去穿过的军衣。时时拿出来翻看，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我说这些，丝毫没有为自己摆功，居安自傲的意思。想想过去和我一起的战友们，已牺牲多半，那些鲜活的面孔，一个个地在我眼前浮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老我记得越清晰。二歪，安杰，赵地还有一个我们都称为大哥的，只在一个小的战斗下来，我就永远失去了他们，淮海战役我们是取得了胜利，但那战斗也是打的够悲壮的，我们的牺牲也是不少的。

在朝鲜战场上，在飞虎屯的战斗中，由于雾大，和师部失去联络，走错路线，我们一个排牺牲过半。我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负伤的……。和那些牺牲的同志相比，我比他们幸运的多了，我己经比他们多活了五十多年，和他们相比，我感到非常惭愧，恨不得随他们而去。和他们在一起，和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一起，畅谈理想、信念、战斗，那是多么的幸福啊。……我还有什么值得居功自傲的呢？我只恨自己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太少太少，对不起这些同志们。

可是我为什么又要声明退党呢？我以前又是为什么入党呢？

我是以无限沉痛的心情和着悲伤的泪水写完这个声明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不一定都是阳光和鲜花，还有阴霾和荆棘。在朝鲜战争中和我们在一起的战友们，有的当上了共和国的将军，还有一个张连长，甚至当上了军委副主席，但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我还当我的小小科长，也是为人民服务。几十年来，我从没有和他们联系过，没有什么意思。和我的过去的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已经多活了五十年。我的妻子也早已退休，大儿子在市电业局上班，二儿子在电信局上班，三个女儿也都成家，参加了工作。现在可以说是儿孙满堂，极尽天伦之乐。我还有什么不值得满足的地方呢？

可是今天，我不顾组织上的多次软硬兼施口头警告，不顾同志们的好心好意多方劝阻，不顾亲友及儿女们的苦苦哀求，我毅然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

我为什么退党？那么得先说明我为什么入党。……在淮海战役的日日夜夜里，山东老根据的人民，不管妇女，老头，儿童，从四面八方，推着小车，挑着担子，赶着大车，向前线去，向有枪炮声响的方向去，送公粮，送炮弹，运伤员，浩浩荡荡，这是怎样的一幅人民战争的波澜壮阔的画卷啊！有的老百姓饿昏在公路上，可他们就是舍不得吃一口他们推的满车粮食，这场面使我激动的放声大哭。这是一幅人民、人民军队和党水乳交融的情景啊，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人民把共产党，把人民的子弟兵称为自己的命根子，共产党深深的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有这样的党和人民，再有几个反动腐朽的国民党政权也是不难被推翻的啊。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誓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幸福和解放而献出自己的一切。誓为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新社会战斗终生。

我是在一次接受侦察任务前加入共产党的。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宣誓，誓词很简单："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誓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我激动万分，从此我张鲁石，生长在山东的一块石头，就是党的人了。党把我这块石头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誓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是我毕生恪守的信念。

我也有想不通的时候。从朝鲜战场回来以后，我转业到地方工作，我们这些九死一生的过来人，是以多大的热情参加我们年轻的、我们自己通过血汗气力挣来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去呵。"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整风反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四清社教以及中苏十年论。多少运动多少斗争，我们放声高歌，我们所向无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欣欣向荣。可是这些革命都是革的别人的命，我都是当然的天然的动力。唯有文化大革命中，我当上了革命对象，被革命群众批判。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想不通。一天我把过去的旧军装穿上，把所有的军功章全都戴上，气势汹汹的来到了会场。说："我过去出生入死，就是为了搞社会主义，我的多少战友长眠地下，也是为搞社会主义，你们说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张鲁石要和他拼。"主持会议的造反派负责人笑了。说："张局长啊，你戴这么多军功章干啥，我们可不是批判你这军功章的，党内有走资派确实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复辟旧社会，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党内有人反对，他们要搞和平民主新阶段，要压迫群众，要当官僚，要当老爷，共产党正在变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避免中国走苏联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你要正确理解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啊。"那天，也没有再批判我，让我回去好好想想，好好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到现在二十五年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已被打得粉碎。我们曾经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失去了群众监督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而急剧变质。现在腐败落了个全世界第一。我们国家的两极分化状况也落了个世界第一。这难道是我参加革命时，入党时的初衷吗？二十五年来的教训不就是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搞的正确必要及时吗？不是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吗？不正从反面证明了人家那个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说的正确吗？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为了无数的革命先烈，我们个人吃点苦，受点罪，受点冲击，受点批判，进五七干校，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是毛主席对我们革命干部的最大爱护啊。多少成克杰、胡长清到底是谁害死他们了呢？我亲眼看到，文化革命中，有些当权派个人有问题，为了保自己，不能正确对待运动，挑起一部分群众分成两派，挑起群众斗群众，引起武斗。后来又把责任推到造反派头上，这公平吗？

我现在正式地向批判我的那个造反派负责人赔礼道歉，因为揭批查时，我又批判了他，可惜他现在已经死了，我不能亲自对他说："你的批判是正确的。"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为了共产主义的宏图大业，至于我们个人的荣辱得失是多么微不足道啊。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真是令人痛心。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是彻底完了。农民破产了。国企也是完了，工人大批地失业了。共产党的腐败令人触目惊心，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原来的国民党。由于两极分化，工人农民又被迫地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地火在潜行，社会孕育着巨大的动荡和不安。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只有小学毕业，理论水平不高。但我也知道，共产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共同富裕。现在走的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道路啊。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不就是共产党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吗？再跟着这样的党走下去，那不是背叛了我入党时的誓言了吗？誓言在耳，宣誓时情景历历在目。不容我不断然采取行动，不然，百年后愧对先烈。我毕竟干了五十多年的共产党，自己否定自己，这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痛苦。

但是，没有这种自我的否定，也就没有新生，我不愿意晚节不保背叛我的誓言。最近，我身体不好，医生检查，肝硬化后期，住院治疗。在病床上，我听了江泽民的七一讲话：资本家是劳动者，拥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入党。并咬着牙说：共产主义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我们不必要去描绘它。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要深化理解，形势变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知道他们逝世以后的实践。

听了江泽民的讲话，我当场气得吐了血。这说明：江泽民的修正主义路线已系统化理论化了，把我一切的幻想都打破了。好一个修正主义的头子，过去是只干不说，现在是又干又说了。既然如此，就让你那心爱的资本家去入党吧。

我今天在病床上，趁我手还能拿得起笔的时候，严正声明：1从本声明之日起，辞去老干支部书记职务，并退出中国共产党。2我仍坚定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终生。3我已患严重疾病，生命无多。

在我死后，中国如果有真正的承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共产党组织出现。我请求追认我为该共产党组织成员。我一生清贫积蓄不多，只有三万元人民币预做我的党费，我已采取措施，一旦追认我为该党党员时，即上交。以上声明，从2001年7月1日起生效。

张鲁石2001年7月19日


086) 上海杨浦区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运动

《杨浦区志》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yangpu/node45385/node45412/node61127/userobject1ai31510.html

一、开展揭批查运动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决定派工作组领导上海人民开展揭批查的斗争；接着，又任命上海市委新的领导成员。杨浦区委按中央和市委部署，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召开过几次上千人的揭批大会，举办学习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等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1977年3月，区委扩大的全委会用14个半天时间开展“小整风”，区委3个副书记联系实际对错误问题作检查，许多干部对检查不满意，揭发批判了一些较严重的问题。

5月底，中共上海市委派杨心培为组长、高华杰为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杨浦区。6月10日，成立揭批查运动办公室。7月6日，市委决定由杨心培主持区委工作。11月杨心培调离后，市委任命高华杰为区委书记。市委工作组按照市委的指示，6月下旬起，首先在区级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开展揭批查，并对原区委、区革委会领导成员和有关组室负责人进行审查。11月18日，区委向全区党员干部作报告，清查工作在全区推开。经广泛发动和深入清查，基本查清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全区确定清查对象57人(其中区委、区革委会机关有15人，包括区委副书记3人、区革委会副主任1人)，其中作“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或错误的定性结论处理的13人，作为说错话做错事予以解脱的44人。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参与夺权、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打砸抢分子也进行了清查。对31名犯有打砸抢问题的人进一步核实后，作定性处理的15人，其中问题特别严重的7人进行拘审，8人给以行政处分。1978年底，全区清查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击入党对象，经审查在1983年6月前被清除出党或取消党员资格的有53人。

在清查基础上调整领导班子。1978年4月，市委改组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区级党政班子，重新任命区委和区革委会领导职务。到1978年底，有40多名原市管干部重新回区党政机关和工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同时，将21名通过造反夺权或以“三工”(工总司、工宣队、工人代表)名义进入区级机关和工作部门任领导的，调回原工作单位劳动或工作。1978年2月起，先后恢复区委各工作部门，重新任命和全面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二、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

通过揭批，初步澄清一些是非问题，但受当时“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影响，思想路线未能完全端正过来。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光明日报》转载发表，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区委在8月和10月，两次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讨论，引起强烈反响，开始冲破“两个凡是”观点。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区委即向区属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传达市委《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1979年1月，区委按市委部署向1500余名党员干部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并在全区进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宣传教育。但当时对于三中全会精神领会不深刻，传达不完整，影响全面贯彻执行。3～4月区委又先后向基层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传达邓小平的“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讲话。6～7月，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分批到区委党校学习，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统一对形势和三中全会路线的认识。8月，又贯彻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加强思想建设。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简称《党章修改草案》)和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准则》)，并作出许多重要决定。3月，区委除向21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组织学习五中全会主要文件外，按照中央和市委关于轮训党员的指示，分批按系统轮训全区党员，学习《党章修改草案》、《准则》和《党的基本知识》，增强同党中央在政治思想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1981年1月，区委按部署逐级传达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3月份开始采用区委扩大会议形式重新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文件，并联系实际清理“左”的思想，提高全面贯彻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后，区委又在党校举办县团级干部读书班，学习《历史决议》等重要文件，充分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作出伟大转折的重要意义。

三、落实各项政策

在开展揭批查的同时，区委在1977年7月即成立复查办公室，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逐级进行复查。到1978年上半年，70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和受处分党员案件的复查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步伐，对其他干部和非党群众的冤假错案也进行全面复查。1979年底，对冤假错案予以平反纠正的已有6361人。1980年后完成“文化大革命”案件的复查工作，共平反纠正6986件(其中受错误处理的党员822人)，受迫害的陆续得到平反，受诬陷的也恢复名誉，对干部基本上按“文化大革命”前原任职务落实政策。

对“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左”的干扰和影响而错误处理的案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全部错的，全部纠正；部分错的，部分纠正”的精神，复查了2400多个案件，复查纠正了一批错误处理的历史老案，为13名地下党员恢复党籍或撤销原党纪处分以及更正党龄年限。原榆林区区长顾叔平在“三反”运动中被错误作为“严重右倾”而受到撤销区委委员职务的党纪处分，也在1982年6月复查纠正，撤销原来的党纪处分。对原由法院判处的案件则交法院复查，到1980年由法院改判的246件。

1978年9月全部摘掉“右派”帽子；12月，区委成立“右派”审改办公室，复查纠正过去错划右派的569人(其中党员53人)。1979年2月，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建立以区公安分局为主的工作班子，受理审批“四类分子”材料2233份。对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给予摘掉帽子的1924人；对过去错定错划的给予纠正的231人，两者占受理审批材料总数的96.5％。5月，区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成立“区别工作”领导小组，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开来，恢复劳动者的成份。区委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原工商业者政策和民族、宗教、侨务等政策，调整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物资和被侵占的私房，组织专门人员进行清理，陆续发还或折价补偿。

四、全面整党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后，区委根据市委统一部署，从1983年12月起对全区851个基层，1071个支部的24413名党员，分两期五批开展全面整党，到1987年初基本结束。整党内容：学习整党文件，掌握思想武器；自觉对照检查；贯彻边整边改，促进各项工作；作出组织处理，办理党员登记。经过三年多的整党，全面完成“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任务要求。

1984年6月，区委根据市委关于迅速、深入开展核查“三种人”(“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工作和把核查同日常干部考察严格分开的指示精神，建立区委核查“三种人”小组和办公室。核查工作基本上与整党同步完成；贯彻“既要坚决，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方针，查清“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案件495起(其中：非正常死亡246起，致伤、致残、致疯事件120起，其他事件77起，大案要案52起)，共涉及责任者1050人。根据政策，区别情况，作了不同处理，被定为“三种人”的17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13人；上述两项130人中有党员93人，占党员总数的0.4％。

在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工作中，全区参加整党的23437名正式党员中，办理了登记手续的23396人，占99.8％；暂不登记、缓期登记、不予登记的41人，占0.2％。受各种党纪处分的87人。各单位整党结束前，普遍进行自查、互查和“回头看”，解决一些整党中没有解决好和新出现的问题，力求整党不走过场。全区整党基本结束前，举办了“杨浦区整党成果展览会”。


087) 草民：从于光远先生"成立叁种人研究所"的建议所想到的

·草民·

最近，我从网络上读了于光远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读了余秋雨两篇自白之后》。余秋雨的两篇文章是针对青年学者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而写的。而于先生的文章是应《深圳周刊》某同志之约，对余秋雨的文章发表高见的。于先生是泰斗级的人物，我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介草民，本不敢对其大作评头论足的。可是，读了于先生这篇文章之后，我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只好斗胆在这里说几句心里话，不知是否会以"人还在，心不死"之名而招惹祸端。我认为，余杰的文章是敦促余秋雨忏悔的，而于先生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要把余秋雨这个"文革余孽"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文革已经过去叁十多年了，于老先生说他"对文革期间一般的造反派的兴趣倒是不小的"。于是，于老先生由余秋雨的文章想到文革中的造反派，继而又想到清算文革罪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叁种人"的运动。什么是"叁种人"？于老先生的文章中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这也算是在给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补上一课吧）。于老在文章中写道："回想起１９８３年，有一回我参加了胡耀邦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研究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文件《关于整党问题的决议》的草稿。在这个文件的草稿中提出要在党内清理'叁种人'。所谓'叁种人'中的第一种便是'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第二种人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第叁种便是'打砸抢分子'"；"四人帮"被粉碎后，立即着手查明谁属于整风文件中的"叁种人"，那是很容易的。当时党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个工作，揪出了许多这样的'叁种人'。可是当时没有可能把这样的工作做得彻底。在十一届叁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中央认为'适应国内外的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我在内--都同意这个提法，因为真要把'四人帮'的爪牙的问题查清并作出处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实行这样的转移是必要的。到了五年后的１９８３年，党中央从国家长远的事业考虑，感到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决定在二中全会上讨论整党问题。这时候大家认为让'叁种人'留在党内会是一个祸害，于是在文件中把清理'叁种人'作为党中央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是这时候机关里的许多造反起家的人挪了位置，各单位的人事也有了更大的变动，造反起家的人就不在原来了解他们的那些人的视线之内了，有的造反起家的人还担任了负责工作，再去查他们，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乎，于先生提议成立个"叁种人研究所"（于老不喜欢"专案组"这个名称），"这种研究不妨带一点学术性，而且争取长期存在"；还提出了具体设想：建议从若干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如首都红叁司、上海工总司、清华井冈山、北大的新北大……；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制造的事件，如揪军内一小撮、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张志新事件……；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写作组，如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广思、唐晓文、钟佐文，上海的罗思鼎、石一歌、丁学雷……等出发，把所有重要当事人一个一个列出来，区别当时参加活动的情况和文革后的表现，进行科学研究，然后采取对策"。

可惜的是，于老先生关于"成立叁种人研究所"的建议胡耀邦只是"当即表示赞同，但最后没有被采纳"。以至于使一些"叁种人""蒙混过了关，反而神气了起来"，有的还成了著名的教授、作家、学者，甚至还掌握了某些权力。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中央没有采纳于老的建议，致使文革中"于光远联络站"的造反头头至今没有揪出来。这样一来，已经85岁高龄的于老先生何以能瞑目呢？！

于先生在文章中说："我一点不觉得当年对这些人的审查如何'严格'，大家如何如何可以完全放心"。而据我所知，当年对"叁种人"的清查是够严格、够彻底的。于先生大可不必为有几个漏网者而不放心。请看某省清理"叁种人"中的几组数字：

□干部被处理情况：

该省对省、地（市）、县叁级领导班子中的'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至目前（九月统计）已处理4240人，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这里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该省共有省、地、县叁级领导班子135个，立案审查和处理的数量之大是可以算出的。实际上处分的数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请看：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和处理了10人，占66、7%；其中2人在审查批判中致死，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令其离休1人。省委、省革委五大部（组织、宣传、统战、办公厅、生产指挥部）正副部长33人，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69、7%，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令其休息4人。

该省有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一个市），批判处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者甚少。

□逮捕判刑情况：

1981年该省委第二书记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例如一个小城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劳教37人，抓一两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

□突击判刑

1979年底，该省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击判刑"。为阻止这些人向中央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该有高级法院审理和正在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审判。有的人法院已经向本人宣布没有问题可以释放了，又判了重刑。有的判刑叁年，已关押叁年多。在有些情况下，量刑轻重，竟是按原来担任职务的高低来确定的。这次"突出判刑"，全省共判处2400多人。

我很赞同于先生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是否是'叁种人'不能以其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可是，在清查"叁种人"中，不少地方是按照文革中的头衔定罪的，并且把造反派和"叁种人"等同起来。诚然，如果这些被处理的人真的是罪有应得，也无话可说。事实却不是这样。如能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被处理的"叁种人"，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如今，他们中有的已经含冤死去，有的现在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加上子女受牵连，在贫困交加中活着（不能叫生活！）。

二十年来，社会上对造反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围剿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全是一种声音--声嘶力竭的控诉和狗血喷头的谩骂。其形式或电影，或电视；或文章，或小说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在青年人心目中，造反派早已是土匪、魔鬼的代名词。在"不争论"的前提下，谁敢说一个"不"字？可是，为什么"余秋雨之流"和"揪于光远联络站"的头头们还能隐藏下来，甚至"被重用在要害部门担任重要工作"呢？

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都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运动，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是亿万工农兵、干部、知识分子参加的群众运动。一句话，跟着毛主席造反的人太多了。可是真正的"打砸抢"分子和干坏事的人却是少数。多数人是造反而没有起家，即便是掌了权也没有行贿受贿、贪污盗窃、以权谋私、渎职失职。而是带领群众"学大庆"，"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于是，氢弹爆炸成功了；万吨远洋巨轮高阳号成功下水了；第一座南京长江大桥提前通车了；最大的水泥厂、氮肥厂、大型轧钢厂建成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了；世界上首次人工胰岛素合成了；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了；河南林县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的红旗渠通水了……甚至创造了偌大一个国家，既没有内债，也无外债的奇迹。

有人会说:经济发展是广大工农群众的功劳，与你造反派何干?请不要忘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文革期间,工农兵也是文化革命的主军。有人还会说，如果没有文化革命，经济发展会更快。请问，这里的经济是指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是私有经济？对于私有经济来说，文革就是它的坟墓。事实上，文革发展的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而私有经济才真是到了"崩溃的边沿"。诚然，近二十年来，科技发展了，人们生活提高了，城市建设发展了，可是国家内债外债究竟有多少？敢不敢公布于众？如果也象当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偿还苏修的债务那样，恐怕就不是"勒紧腰带"的问题，而是"刮骨熬油"也还不清。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可是如今贫富差距日益严重，80%的钱掌握在20%人手里；国有企业纷纷垮台、兼并、走不出困境；工人下岗、官僚腐败、黄赌毒泛滥、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究竟是何原因？难道是因为"叁种人"没有清查彻底所造成的吗？

毛泽东曾说过："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毛泽东在评价文革时还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当然，文化大革命被定为一场"浩劫"被彻底否定，毛泽东的这段话也就不是"最高指示"了。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每个人都不例外。文革中许多老同志被打成"走资派"遭受批斗，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应该永远记取。但是，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不等于不要阶级斗争。苏东解体的教训是深刻的。几年来许多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同志站在党性立场上，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一切不良现象进行坚决地斗争。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有的人，听到"阶级斗争"这个词，就吓的屁滚尿流，以为文化革命又来了。难道他们真的不讲阶级斗争了吗？不，他们讲的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们的逻辑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以，当年于先生提出成立"叁种人研究所"，我看不必要了。实践证明，这些隐藏下来的"叁种人"丝毫没有阻挡改革开放的步伐。还有象笔者这样思想的人，一没权，二没钱，贫困潦倒，半截入土，在这里说这么几句过时的话，也不会有人听，兴许还被一些人耻笑为"弱智""迂腐"，估计不会对社会有啥妨碍的。倘若遇上"算账派"把笔者抓起来，那就更谢天谢地了，鄙人可有吃饭的地方了。

在于老先生文章的启发下，我突发奇想，是否应成立个新的"叁种人"（"走资派"、"腐败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研究所，把这"叁种人"的特征、危害研究一下，以便找出对付办法。我想老百姓是会拍手称快。看一看当年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哪些打对了，哪些打错了，抑或都错了。如果那时候还看不清一些人的真正面目或着说他们的表演还不充分的话，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应该看清楚了。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八十年代中期，经济上实行双轨制，一些人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倒卖计划内指标，大发横财，公饱私囊。有个县石油公司的经理也到北京想搞点石油计划，空手而归。此人常常为有无"走资派"与别人争论。这次从北京回来后，竟找到一个当年造过自己反的人说："原来我不相信有走资派，谁知现在到北京一看，走资派不仅有，而且跑起来了！"于先生说他文革中是"走资派"，是真"走"还是假"走"，是否也需要在"新叁种人"研究所研究一番呢？我看于老先生是"跑"不起来了，老矣！

关于成立"新叁种人"研究所的建议只是草民的遐想，不会被采纳的。一些人也不必害怕。


088) 于会泳死于“毛主席神仙汤”

艾中华文

有关人士透露，“四人帮”分子前中央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不是自杀，而是被杀。

有关人士说，于会泳被捕后，许多次作出交代，神经有了问题，在狱中胡言乱语，说出了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和“四人帮”有关。他特别说到，他的一切，都是奉吴德之命（注：吴德为国务院文化组组长时，于会泳是他的第一副组长。）

于会泳的“胡言乱语”中，后来居然又提到了华主席和汪副主席，有关认为情况严重，于会泳继续奉行“四人帮”命令，有意和领导作对，因此，责令有关干部要于会泳彻底交代，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于会泳这一来就被搞垮了，病了。Wengewang.org

今年（1977）10月间，华主席领导粉碎了四人帮一周年，过去在四人帮时代受过难的干部，都在这几天举行纪念，其中，有些纪念方式很特别，最初称为“倒灌苦水”，理由是，在“四人帮”时代，老干部饮的苦水多，现在要倒灌给四人帮。四人帮拒饮时，“倒灌苦水”的干部就说：“这是‘毛主席神仙汤’，你敢抗拒吗？”

“毛主席神仙汤”到底是甚么秘方作的，无人得知。四人帮有的饮了，当场气绝。于会泳就是其中之一。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12月1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089) 李庆霖略介

李庆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1973年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谈反潮流》。

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崇安县监狱里管理图书室，播放广播、出版墙报。连续两次减刑，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受牵连，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虽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

1994年8月提前出狱后赋闲在莆田东门凤山街居仁巷一条偏僻小胡同的家中。毛泽东汇给的300元，一直存在莆田市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未取出；只取过利息。靠县民政局发放的210元生活补贴（后有调整提高）度日。生活拮据，连老伴住院开刀，是同事、朋友相助才支付了医疗费。晚年患有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喘心悸，靠服用安定片入睡。曾多次婉拒记者的采访，自云“一生坦诚，功过任由评说”。

由于当年这个小人物的一封信，改变了1700万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他被称作“李青天”；当年的知识青始终对他心存感念。听说他在劳改农场，就有一些到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知青买了水果、糕点，步行10多里去探望。2004年2月他辞世时，人们才从消息中发现，他的名字已经永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090) 黄帅被指“四人帮爪牙”文革后差点不能上大学

王灵书

已步入中年的黄帅时常牵挂着年事已高的父母。她每周都要回去看望父母。有时她还会把正在编辑的书稿随身带着，在父母那儿同二老呆上一两天。她常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有时老人家太累了，黄帅就依偎在父亲身边，读给他听。父女俩边品味文章，边交流思想，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黄帅的“故事”发生在1973年底。那本来是小学生时代一件很平常的小事。

黄帅那年12岁，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上学。班主任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语文课讲得极好。他让全班同学都认真写日记。要求有两点：一要写心里话，二不能有错别字。黄帅就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9月7日，她写了这么一篇日记：“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当黄帅把日记交给班主任时，情况出乎小黄帅的意外。老师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线”。

在无奈的情况下，黄帅就提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600字左右的信。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信寄出去后，《北京日报》要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公开发表。黄帅一听吓坏了。虽然她年纪小，但她也能判断出，这些东西登在报纸上，事情可就闹大了。她写信的唯一目的，是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好让她能安心上学。

谁知，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后，1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重要报道。于是，全国各地的报纸也都纷纷转载。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也树立了本地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黄帅那年16岁，正上初三。她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行，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

谁知，欢庆胜利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散去，人们就对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四起。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正常的学习、生活、身心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后来，她爸爸又被逮捕，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黄帅经常看到妈妈昏倒在地。很长一段时间，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9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1979年，她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1979年9月5日，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但父亲的问题仍压在黄帅的心头。黄帅的父亲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假如没有“黄帅事件”，黄帅的父亲本可以像中国科学院的其他专家一样从容搞科研，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今父亲的处境是：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改造。黄帅总觉得对不住双亲，特别是父亲。

黄帅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平反父亲的案子奔走呼号。1981年1月1日，黄帅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没过多久，耀邦同志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请中纪委负责查办。1981年3月，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作了调查。同年，黄帅父亲得到平反。

1984年9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她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1993年3月，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6年冬，她生了一个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1998年12月，黄帅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工作，回到祖国。她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091) 秋石客：读书方知李九莲是左派

作者:秋石客

我每到一处,喜欢到旧书市去买书,除了贪便宜之外,还希望得到市面难见的书籍,开开眼界。由于旧书摊地处江西，书店老板向我推见胡平写李九莲的《中国的眸子》一书,我猛的想起此事却在网上反复炒作过,给我的印象不过是右派造假论之伎俩,塑造另一个张志新而已,并没细读过,一问书价四元,也不贵,买回消遣吧!

谁知回来一阅,竟叫我热泪流出,感慨万千。一是同情李九莲之悲惨遭遇，二是痛恨任何杀害思想犯的行为,三是进一步发现公开媒体传播的多是靠不住的信息,四是发现李九莲是左派等。故拿起笔来写点读后感,名字叫“读书方知李九莲是左派”。

李九莲生于一九四六年，女、工人家庭出身，高中文化，汉族，籍贯江西丰城县。她一九六九年因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等被拘留，后被宽大处理，免予了刑事处分。一九七五年因写所谓反革命文字被判处五年徒刑。一九七七年因攻击华国锋发动右派政变，为江青等鸣不平而判死刑。

从书中不难看出李九莲实是左派,右派对此大做文章,而左派反击打不到要害,令人叹息.

李九莲应当和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对党和毛主席充满信任,因此,对中共中央及其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自然要热血沸腾,积极参加，为反修防修作斗争，甚至不怕牺牲、血染九州。

她本是个地地道道的造反派,何故产生有右的嫌疑？事因赣州市内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当时的走资派策划保守势力调农民进城,杀害成百上千学生，井岗山红卫兵墓见证了这段历史。造反派李九莲在去收尸期间,看到了几百具学生尸横大街,惨不忍睹,善良之心使她发出疑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最后她得出结论,林彪不是好人,毛泽东倒刘少奇未必正确，从此广泛秘密传播她的看法,后被心中情人所出卖，被捕入狱。

李九莲怀疑林彪不成大的问题,但怀疑毛泽东错用林彪是她思考的盲点，并不能说明她是反毛主席的右派,李九莲的出发点是左的,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

有一个重要实事,右派很少提及,那就是尽管李九莲案一波三折,李九莲受群众支持引起高层重视,但江西党政并没有给她判处重刑，而是释放后又重新收监，也就是说毛泽东、江青掌权的文革时期七六年以前李九莲并没有受到严惩。

导致李九莲的死因恰恰相反,是因为李九莲反对热月政变,痛斥华国锋抓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击了右派的痛处,因此在此一九七七年将李九莲判处极刑,李九莲之死和文革毫无关系,而是反革命势力所为,右派们移花接木,不顾历史事实,把李九莲说成反对文革,对李九莲的死说成是文革派所为,真是撒了弥天大谎。

李九莲反对抓江青等四人，认为是反革命政变,这是坚定的左派才能做出的结论，她比现代自称的一些左派强过百倍。

《中国的眸子》一书,虽站在右派立场上对内容有所取舍,但基本上事实却是能看清楚的,出于这一点,我对作者还是尊敬的，可见读不同观点的书也是非常必要的。

有人可能指责我是温情主义者,但我坚定认为：在中国的文字狱该彻底消灭了,为防止李九莲悲剧的重演,我的意见是不论左中右，只要不触犯刑律,对政治犯、思想犯都不得进行迫害、逮捕,至于消灭肉体决不能再继续下出了，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左中右都应达成共识,象郑州四君子因政治思想问题被判刑的事发生,实在是现代人的耻辱。

至于李九莲死后被割乳房等事,是属于她死后发生的,是变态者所为。但是，右派们可笑到连时间都不清楚,明知是变态者所为,和任何政治观点无关，却借以丑化文革，也是一种变态心理。其实当时对残害李九莲的变态者就判了七年徒刑，罪犯已经受到惩处。

许多人不知李九莲案迟迟未平反的真正原因是李九莲反对抓四人帮,右派们对此装聋作哑,是虚弱的表现。

本文说李九莲是左派，只是一种说法，是不是左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九莲追求真理,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阅过《中国的眸子》，更令我为中国的政治史而悲哀，好在更多的人们对此有了认识，但愿李九莲地下有知。请安息吧!你的血没有白流。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蜗居士评论：

镇压左派的账一定要清算。

各地走资派文革中和76政变后都枪杀和判刑了一些左派，这个账一定要清算。和李九莲一块枪杀的女杰钟海涛，事迹也很感人。各地左派能否象师东兵先生那样，把当地文革中被镇压的左派事实收集起来，充分揭露走资派镇压革命派的罪行，彻底揭露他们的残暴面目，结合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看看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的。


092) 宋永毅：造反派和“三种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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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经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了，但是某些历史的真相却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水落石出，相反是越来越云山雾罩，扑朔迷离，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面目全非。文革中的造反派问题就是此类中的一例。

造反派已经被妖魔化

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恐怕“造反派”已经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上层是“四人帮”，下层则是“造反派”。在某种程度上，造反派成了诬陷、阴谋和暴力的抽象代名词，承担着文革中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因为在人们的记忆中，即便是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最终也是通过他们的造反派“爪牙们”去具体执行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类错误的历史记忆并不是发生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一代的脑中，相反却大多是在文革的亲历者身上；而这些亲历者们，又大多是文革后话语权的主要掌握者，例如中共老干部、社会名流、教授学者乃至今天的文革研究者。他们的回忆录，控诉书乃至研究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助长了这一错误记忆的广为流传。

这一集体记忆的“失忆”，首先表现为记忆内容的时空倒错。一般而论，造反派萌生於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1966年8-9月，形成和壮大於毛泽东公开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的1966年10-12月。其主要特点，是一个反对本单位、本地区的党政当权派的激进的群众组织。因为毛泽东的支持和利用，在1967年1月以后它迅速全国发展，乃至人人“咸宜维新”，打出造反的旗号。但是1968年8月以后，造反派作为一个群众运动的派别已经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后抛弃，以后长期处于受整的地位。但是不少人的回忆中，竟然把造反派诞生前的“受迫害”的账也算到了“造反派”的头上。最典型的例子有：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抢滩文革的主导权，以“中央”的名义转发过多达7-8个指导运动的文件，如《关於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和《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等等。在这些文件中，刘邓不仅提出了在大学生和高中生中抓1%“右派学生”的指标，还在全国范围内抛出一大批中央和省市级主要在文化宣传部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在中央一级，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可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受害者今天的回忆录中，读者竟然可以读到他们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迫害。而客观的历史真相是：那时“造反派”还没有出世。迫害他们的，恰恰是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各级组织和他们操纵的“革命群众”。再如，1966年夏天从北京到全国的“红色恐怖”，主要是以中共高干子弟为代表的中学“老红卫兵”和各地保守派红卫兵的所作所为，但是不少研究文章里竟一概称之为“造反派”的罪行。这一扭曲了的集体记忆，还表现为对记忆对象内延的无限扩大。具体而言，“造反派”成了一个集恶势力之大成的记忆公约数，文革中林林总总的害人者，从文革初期的党委、工作组以及他们操纵的“革命群众”；“红八月”里的老红卫兵；1967年“一月风暴”中进入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军队和群众的代表，1968年建立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此后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制造冤错假案的专案组，甚至林彪军人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成员，都毫无例外地归入“造反派”的阵营。其结果是文革中错综复杂的政治迫害现象被简单化了，迫害的主要制造者--中共的集权制度和国家机器的罪责被轻描淡写了，而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一翼—造反派却被妖魔化了。在文革后许多社会名流的回忆和控诉中，甚至巴金老人的回忆录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混淆迫害者的现象。1966年7月初，巴金刚在杭州作为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返回上海，立刻被当时的上海市委指示作协指令他“参加运动”，随即立刻被他们组织的“革命群众”大字报打入了“牛棚”。以后巴金老人便长住“牛棚”十年，历经了“革命群众”—造反派—专案组—工宣队--“四人帮”集团成员几十次的的大会批斗。然而，在他晚年有名的《随想录》中，对形形式式的迫害者们用的也常常只是一个简单的“造反派”的符号。

提出上述集体失忆现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为造反派“平反”的政治诉求。更不是要掩盖文革中造反派组织及其个人确实参与了的任何错误和罪恶。而是表明我们今天严肃的历史研究的态度：对造反派和文革中的任何历史派别和现象，既不能美化，也不能丑化，更不应当简单地妖魔化。历史，尤其是文革这样风云际会、瞬间变幻的历史事件是极其复杂的。而澄清历史真相，纠正流行的记忆偏执却正是我们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集体失忆的主要原因来自中共的误导

追溯上述错乱的集体记忆，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其一是一些在1966年运动初期就被打倒的社会名流，因为长期身处“牛棚”，对“桃花源”外的群众运动已经分不清什么“造反派”，“保守派”和“专案组”。因为文革结束后的主流媒体上对“造反派”的一片讨伐之声，自然也就把整他的“革命群众”和“专案人员”也当作了“造反派”。巴金和不少文革前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他们晚年回忆录中的混淆，大概都属于这一类的错误。其二是一些中共老干部和社会名流，虽然心知肚明整他们的其实是毛泽东或刘少奇为代表的“党中央”，但又无法向最终又带给了他们荣华富贵的“党”发作，心中又对文革中批判过他们的群众有气。便就自然地紧跟党已经定下的官方口径，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在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头上。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文革后官方舆论误导的结果。1976年10月以后的中共，尤其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执政的中共老官僚集团，既不想否定文革实际上最大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又不想承认造成文革的制度性的原因（比如承认他们都曾经发动文革的支持者）--其逻辑结果就必然要积极寻找替罪羊。在中共上层，当然是林彪和“四人帮”；在社会下层，就是“造反派”。这里仅举一例便可以借一斑而观全豹：如果你检索一下自1976年10月到1983年的《人民日报》，便会发现竟有260篇把“造反派”作为文革最大的罪孽来批判的社论和理论文章。至于把“造反”作为一个罪恶的公共贬义词的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换句话说，在中共的中央党报上，每天便至少有一篇丑化造反派的文章，更遑论数以千计的地方性的官方报刊、电视电影里对造反派描述的简单化和脸谱化了。论及官方对造反派问题的蓄意误导，就不能不提及在1976年年底后全国范围内的“揭、批、查”“四人帮”帮派人物的运动，和1980年到1982年中共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期间，审判了百余名在全国范围内较为著名的造反派领袖的事件（如果连同地方的审判，恐怕至少有数万人之多）。毋庸违言，这些人中确实有一部分积极参与了“四人帮”的帮派活动的，如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也确有一些是触犯了刑律的坏人。但是，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中共老官僚集团侧重要清算的却主要是他们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为”，乃至明眼人一瞥间便可以洞悉这些中共老官僚的公报私仇的阴暗心态。例如，被判重刑的不少人只是学生造反派的领袖，例如北京的“五大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和谭厚兰。其中除谭厚兰因癌症后期而没有起诉外，其余四人一律被判15至17年不等的重刑。毫无疑问，这些“领袖们”在文革中都犯有极大的错误、有的甚至是罪行。但对比判他们的重刑和起诉他们的罪名，却令人啼笑皆非。例如，在对他们的“起诉书”和“判决书”里，人们都可以读到他们在文革初期（1966-1967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重要罪责。而一个简单的历史常识却是：在文革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只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号召“造反”。而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陈云，都是这个党中央的一员，都是对发动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投了赞成票的！另外，1979年中国便有了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新的《刑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本法自一九八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施以前的行为，如果按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使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毫无疑问，造反在文革初期完全是一种合法行为，完全无罪可定。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刑法》中还明确规定了追诉的“时效性”。在中共1982年起诉他们1966-1967年的造反行为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3-14年，其实已经没有了法律上的追诉的“时效性”。而这些学生造反派领袖其实从1968年起便被毛抛弃，自当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长期处于被监禁状态。他们根本没有也无法和70年代中后期才形成的“四人帮”的活动有什么关联。

邓小平等人对他们的定罪还带有很大的私人挟嫌报复的阴暗心理。例如，在对聂元梓的起诉和定罪中特别突出了她对当时的北大学生，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和女儿邓楠的迫害。事实上，聂并没有参与任何直接的迫害活动，只是在1967年1月全国第一个写大字报要打到邓小平的人。而邓的儿子邓朴方在文革初期，也还是一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曾经策划过在北大的高干子女中组织类似“红卫兵”的秘密组织“贫协”，鼓吹“高干子女掌权”论，也担任过系里的文革委员。他的被抓和在自杀中摔坏了腿其实和下面的派性斗争有很大关联。邓小平无法找到和追究和他儿子自杀的直接有关者的刑事责任（因为是自杀而不是他杀），便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倒了其实与此事无关的，但公开写过大字报要打到他的聂元梓的身上。可见他个人的挟嫌报复的阴暗心理和作为一个政治家气量的狭窄。

更为严重的是，自1976年开始的在各省市大抓“四人帮”黑干将、黑爪牙的“揭、批、查”运动，在不少两派斗争本来就严重存在的省市迅速地演变为一场专门针对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阶级队伍”。成千上万的参加过造反的群众又一次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这便使得这一政治运动失去其合法性，而又一次坠入“翻烙饼”式的派性的泥潭。1982年7月4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尽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接着，他又提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大抓牛鬼蛇神，1967年武汉军区搞所谓的“镇反”一夜抓成千上万的群众，1968年军人政权搞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69年在武汉镇压所谓的516集团和“北决杨分子”，以及1976年底以来的“揭、批、查”运动的责任追究。因为所有这些运动都造成成千上百人被斗被关、致伤致残。仅仅因为不是湖北的造反派搞的，都不予任何法律追究。胡厚民在法庭上最后说：“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无论从今天法律公正的角度，还是当年中国已经制定了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来看，胡厚民的辩护都非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合理的。尽管胡在湖北造反派领袖中只是第四、第五号人物，但是结果却以他“认罪态度恶劣”而重判了二十年徒刑，最后惨死在狱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领导和主持整个审判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韩宁夫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北省委大抓牛鬼蛇神的第一线领导，又是在一月夺权中被胡厚民等造反派的批斗对象，此案的个人恩恩怨怨，便尽在不言之中了……“清查三种人”运动不具有合法性和公信力如果说1982年对造反派领袖的审判还只是针对百余名著名人物，而且经过了一定的--虽然很不像样的--法庭程序，那么中共在1983-1989年间发动的“清查三种人”的运动，就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国。本来中国八十年代初的政治局面已一派大有希望的改革景象。但是邓小平为代表中共老官僚集团先是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后又自由地联想到文革中的造反派会“从当年搞极“左”跳到另一个极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劲得很。对这些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们就会爬上来。等到将来土壤、气候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会兴风作浪，乘机上台。所以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不能低估。”（《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1983年11月16日）为此，中共中央在1982年12月30日和1984年7月31日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什么是“三种人”呢？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一开始，这一运动还只是中共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全民的政治运动。对全国高校参加过造反的学生，中共还特别“青睐”，于1983年4月23日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换句话说，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隐性的“黑五类”，起码丧失了“被选拔”和“出国”两项重要的公民权。

如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在一个国家已经有了正式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一个党以它自己党规党法不通过任何国家法律程序，而只是政治运动来刑罚陈千上万非党群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从中共文件定义的“三种人”来看，除了“打砸抢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实实在在的刑事责任外，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都没有触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码的历史常识；后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对“打砸抢分子”的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这里也有一个追诉的法律“时效性”的界限。

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种人”的运动还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抢分子”，那么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一个派别，无论他们的现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王子犯法何庶民同罪”。而实际上，中共老官僚集团发动的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共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大意）。由此，这批高干子弟便一直被包庇了下来。即便在发动这场运动的讲话里，邓小平也公开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做行吗?不能把那时在特殊情况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的，也说成是‘三种人’。”（《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同上）--换句话说：即便中共的老干部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迫害无辜，指挥逼供信，操纵武斗，打人致伤致残，都没有关系，只要用轻轻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的截然不同的两套标准来清查“打砸抢”，会有公正的结果吗？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二十万群众。既有反对他的造反派“四二二”，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因为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但被包庇下来，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另一个例子。滕海清是一手制造“内人党”罪魁祸首之一。仅据中共自己的文件承认：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共打死16,222人，致残87,188人。但因为滕海清是在军内很有人脉的“老干部”，晚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队的头头之一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古革委会常委，更曾经对这一冤案公开提出过异议。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四年，作为滕海清等老干部罪行的替罪羊。结果在查了四年都无法查出他任何“打砸抢”问题的情况下，才于1983年7月5日被迫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释放。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查”标准，这场运动有什么法律公正可言？

如上所述，造反派问题无论在文革研究中还是在中共社会的现实里，都成了一个亟待澄清的历史真相和急需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及其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造反运动卷入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决不是用非黑即白的中共的“阶级分析”的套路可以说得清楚的。

(本文是作者为刘国凯先生即将出版的专著《人民的文革》所作的序的一部分)


093) 北京消息：四人帮公审游街（1978）

艾中华文

全国许多大城市，都举行“四人帮”公审大会，公审后游街，非常热闹。

通常经过公审游街的分子，都带着一顶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四人帮罪犯xxx”，有的帽子上还绘上一些丑化“四人帮”的几笔漫画；有的还在颈底下有一个述说其罪行的牌子。

犯人被绑着走在街上，也有的被绑在敞篷汽车上，前后左右由公安干部团团围住。

中共当局说，“四人帮”是比地主恶霸更坏的阶级敌人。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1月1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094) 爱资病：“揭批查”和“严打”都是铲除异己的手段

http://69.41.162.74/HuaShan/BBS/wanhua/gbcurrent/117416.shtml#6

爱资病

邓为了非毛否社，打击铲除所谓“文革三种人”(左派势力)的异己势力，不仅放大批自由主义右派出笼，同时还庇护纵容勾结自由主义右派用地摊报告文学，伤痕文学之类的手段不断妖魔毛时代。

甚至还发动“枪毙十万，稳定十年”的“严打”运动和“揭批查”运动来配合全国大范围大捉“文革三种人”。这两个运动推行以来，制造了成千上万无计其数的冤假错案。

从资料来看，单单在云南开展的“揭批查”运动，受审查的就有150多万人，其中5万多人被判刑劳改，15万多人受党纪、政纪处分。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受牵连，不是我等平头小百姓能知晓得了的。

还有“严打”的手段也很残忍，表面是处理社会犯罪问题，其实背后有打击“文革三种人”的因素在内，是配合“揭批查”运动一起使用的。在八十年代谁在“严打”时期犯案，按“上级规定每个地方都得杀一两个人刹刹所谓的犯罪歪风。”，哪怕你偷只手表，敲诈勒索几块钱，按规定你也会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邓就是用这样凶残的“白色恐怖”手段来统治国家，来铲除所谓“文革三种人”(左派势力)异己的。在“白色恐怖”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到底有多少人被捉，被害，制了多少冤假错案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决对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


095) 刘宾雁：我的日记（1985年4月）

http://www.liubinyan.com/selectedworks/diary/diary198504.htm

1985年4月11日

三年前，《艰难的起飞》一书定稿时，我认为台安县的问题一定解决了。两个月前收到一封信，告我那里的情况基本未变，我还吃了一惊。不久，就听到台安县四名律师有三人被捕，又是一惊。其中主要一名竟是我书中写过的王百义，这就既使我难过，又陷入久久的沉思。

几天来不断有来人，来信反映台安县问题的严重性，并为被害者强烈呼吁。听人倾诉和阅读来信中间，情绪激动不已，只恨一时无法脱身奔赴现场，助一臂之力！

在南京，听到一位作家说：我们生活里有些事情比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还要魔幻。的确如此。律师可以随时被制止发言辩护，被赶出法庭，甚至被当场带上手铐抓走，这不就有点魔幻吗？生活在和作家竞赛，它常常使艺术家的想像力黯然失色。在律师王百义的问题上，台安县诸公的创造又超出其先行者：王百义是被用四公分粗的大黑绳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之后才收监的，此时，有人还鸣鞭放炮以示欢庆，而主持这个欢庆仪式的，竟是该县司法局局长。

对王百义其人，我早有了解，可说是一个传奇性人物。幼时放猪，少年扛活，一字不识，参加革命后靠个人刻苦学习，竟能在三十岁上考入大学，一九六四年本科毕业。“文革”期间他因反对“文攻武卫”，饱受摧残。被逼逃亡一年多，回来后关押一年多，其后又劳改一年多。有记录可查的，就被打昏过十六次。一只眼被打瞎，腰骨被打折。几次抄家，洗劫一空，掘地数尺，连一家人睡觉的炕也被刨光了。只要是运动，例如“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每次他都是靶子。“四人帮”覆灭之后，他又被当作问题人物，几度欲加之罪，全家十几年间不断生活于风雨之中。妻子也因他而被打成“反军黑干将”和“现行反革命”，四户亲属在台安无法生存，不得不逃亡北大荒。

几位客人的谈话记录：

“‘文大’(即‘文革’)那时候，王百义就宁折不弯，不断到上边去告状，那时候就得罪了不少当权的人物。‘四人帮’垮台以后，他和这次也以‘包庇罪’逮捕的徐启化，都担任过清查办主任，负责清理打砸抢分子和‘三种人’。台安县虽是个小县，‘文大’期间非常死亡的竟有一百二十多人，打伤打残的人就更多。王百义嫉恶如仇，就得罪了一大批人。”

“清查那时候受到很多干扰，很不彻底，很多有问题的人被包庇下来，有些人还被继续重用。他们扬言：‘再有一场文化大革命，非把他们打死不可！’这次被捕的律师里，王志成和王立双当时也是搞清查的骨干。王百义后来当‘知青办’副主任的时候，因为不谋私利，不循私情，卡的太死，抵制了不正之风，有些人认为他办事太绝情，又得罪了一批当官的。”

“这是他得罪的第三批人了。还有第四批呢。七九年到八O年那个时期，省里和市里派来工作组，调查县里的问题──你在《艰难的起飞》里写的就是那一段，王百义帮助工作组做了一些工作，又反映了县委领导和‘三种人’的问题，就又得罪了一大帮人。”

“这次抓三个律师……”

“我们台安县总共有四个律师，这回差点抓光了。群众都叫这次是一起‘抓律师运动’。”

“王百义当了司法局副局长和法律顾问处主任以后，那些帮派分子和党风败坏的人物就对他更加恨之入骨，恨不能拿着放大镜找他的毛病。年年巧立名目，立案审查他。王百义虽然满腹委屈，又拖着伤残的身体，还是忍辱负重地拚命工作，为了学习(他在业大学法律呢)，星期天和假日从不休息。可是他工作得越多，管的越多，那些人就越仇视他。那个姓齐的局长这回为什么鸣鞭放炮庆祝王百义被捕？因为有王百义在，这个不学无术、满脑子私欲的人就显得太渺小了。”

“台安县人嘴里虽然不说，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这几个被捕的人，不说两袖清风，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尤其是王百义，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敢于斗争，不图名利。谁不知道，祖孙四代人住着两间台安县最次的房子。这凭他的职务、学历，在台安县你找不到第二个生活这么苦的人。没办法，在院里盖了两间简易房。别人盖楼都没事，而他这两间简易房却被多次审查！正因为他清正廉洁，某些县里的大人物就把他看成障碍，看成对自己的威胁，非除掉他不可。”

“先抓的是王志成和王立双律师，后来就不时传来王百义也被捕了的消息。直到他真正被捕，那两个月里，每天他家从早到晚不断人，有亲属、有同志；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王百义还照常工作，家里人劝他，老王回答说：‘他们信不着我，可党和人民群众还信得着我呢。坐牢有什么了不起！台安是台安县，又不是台安国！’他还说：‘现在法制还不健全，人们请律师难，律师办案也难。为了维护党的三中全会路线，为了法制建设，我们个人做点牺牲是值得的。’”

“直到被捕的前两天，他在全县司法助理员会议上还说：‘在台安县，帮派势力和‘三种人’恨我，败坏党风的人恨我，可是广大人民群众信任我，关心我。请代我转告全县广大正直的人民，我被捕的可能性很大，也许为期不远了，但暂时还没有。请不要浪费时间来看我和打听我的消息了。’”

“十二月十五日那天中午，在司法局局长齐兰山的鞭炮声中，老王被五花大绑游街的时候，围观的群众有流泪的，有跟着他走，不忍离去的。市、县检察院设宴庆功……”

“到现在，这些律师关了五个月了。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过要加强律师工作，说这对实行法冶的重大意义，引起全国的重视。可是台安县却轰轰烈烈地、接二连三地抓律师，把凡有律师参加的案件都重新复查一遍。这样下去，谁还敢当律师，请还敢请律师？……”

我决定同辽宁省法制报的主编杨会义同志通电话询问有关情况。杨会义就是当年省委派往台安的工作组负责人，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

（注：关于台安县的报导，见《艰难的起飞》文集（湖南出版社）中《好人啊，你为什么这样软弱？》一文。省、市委当年派出调查组工作近十个月，查明县委班子已烂掉，打砸抢分子和以权谋私者十分猖獗。)

1985年4月13日

看来事情确在逐渐好转。今年以来不断收到读者来信报喜，说他的“问题”解决了。周大计又是一个，他是亲自登门报喜的。

我不记得帮过他什么忙了。他对我追述十几年的经历时，我才回想起来：哦，那年就是邝XX同志写来的关于他的报告文学中一个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一个下乡知青为了改变本地贫穷落后面貌，背着几十斤山上高品位的铅、锌矿石长途跋涉，从四川跑到湖南，寻找销路。成功了，订了合同，喜气洋洋地回到汉源，从此就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灾难，直至被捕，判刑。

现在，周大计是“大渡河流域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第一步是开采和加工花岗岩与大理石。此次来京，与意大利商人订下合同。对方以优惠价格，延期付款方式提供岩石切割机。用国产机械，一立方石只能切割出二十几平方的石板，进口机械却可切出三十几平方。周大计兴致勃勃、满怀信心地向我展示了他的公司发展的前景。我又一次被他打动了。谈话继续到半夜。

今晚思绪万千。单是一个四川，现在就有多少个周大计这样的能人！若没有两个三中全会，这些人身上的创造力将永远释放不出来。在全国，这种人合起来就是一支大军。中国的改革和富强何愁无望！

1985年4月2l日

这个人的事，我是在听人议论福建省那位名人的事情时最早听到的。两年前，还是三年前？那时的话题是：“改革家里，为什么一个又一个叫人以‘男女关系’的罪名给搞下来了呢？”第二个人，就是S市的市委书记。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叫黄XX。

看风度，不像是个精明干练的政治家，倒有几分农民气息，身材也壮实得像个农民，手掌也是厚厚的。第一个印象是：朴质、忠厚。他的夫人张XX，S市前人事局局长、先进工作者，还有前秘书长刘XX同来。

几个数据：一九七八年五月就任S市市委书记后，黄XX主持下平反了四千八百多起冤假错案，处理了一千多名有严重打砸抢问题的人。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坏人屡次闹事，甚至敢于采取中国人罕见的聚众持利器威胁市委的手段。幸有当时主持清查工作的J省委书记高扬支持，才能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老百姓叫黄“青天”，坏人则咬牙切齿诅咒说：“黄XX得癌症死了！”与此同时，经济也搞上去了。一九七六年和七七年两年市财政赤字八十余万元；七八年当年扭亏，还节余六十七万元。政治工作好像也可以有发明创造，黄既善于出新点子，也敢为人先。在全国，S市最早实行工程技术人员的招聘制，最早实行浮动工资，最早兴建商品房，最早实行亏损企业包干、不赔有奖的办法，最早推行工厂、机关的岗位责任制……财政专家刘同志在这些改革中，出力甚大。总共有九项改革，S市都是全国的先驱。

也是难免罢，不断有怀疑的眼光投向S市，省里不断派检查组来。幸有省委书记张根生的支持，改革才能继续到一九八二年。

到八三年四月，省裹又派检查组来，这回是专查黄XX了，要他和副书记、市长刘XX“检查交代”。他们不通。也不说是什么问题。查了“用人不当”，查了“子女就业走后门”、“拿洗衣机没给钱”、“到花园拿花不给钱”等等，最后都落空了。又说黄XX“生活作风问题未交代”、“建议处分后调出”。他不服，写书面意见。这下糟了，“怎么，你还要告呀？”──“态度不好，当心后果！”从此别的不抓，专查这个事件了：说是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曰中午十一时三十分，黄XX强奸人事局干部S。把黄XX弄到C市，一关就是十四个半月，445天！“强奸”那天上午，黄XX开会，十一点半才散会，有二十多人可以作证。女的呢，那天根本不在办公楼，很多人都见她去训练班了。黄XX在长春受审，女的被弄到Y区围攻。始终弄不到真凭实据和口供。揭发这个事件的人选定的时机，是省党代会开会前夕，黄勋章可能被选为省委委员之时……

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此案。已经派出调查组。

我和黄XX同志约定，七月间去J省探访。

1985年4月25曰

李华生又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来了。我便又想起去年三月十六日那个日子。

三月十五日半夜，从H省Y市(四千多里路呀！)开来车队，从新中街的旅馆里捕走王XX，第二天下午。我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得不到半点消息。最后一个人告诉我：“人早不在北京，当夜就押往H省了。”逮捕证上写的是：“侮辱，诽谤。”

侮辱和诽谤谁呢？我知道，他揭发的主要是一位前市委书记、现省委常委、部长。便打电话去询问。部长的答覆是：“这个人“文革”期间受过不少罪，多次被捕，还在深山老林里呆过很久。‘四人帮’垮台后，给他平了反，还补发了三千多元工资……”听来，不像是“三种人”了。但也有问题。“他对市委新班子不满，他可能叫几个老干部当枪使了。”

李华生和王XX是到北京为女儿医治可能导致残废的腿病的。王XX顺便到中纪委和中组部反映了省、市委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盗卖木材、包庇犯罪亲属等问题。王XX几次来找过我，谈他本人十几年来奇特的经历和省、市有关人员的问题。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能轻信、当时我能肯定的事实是：王XX被捕后，他妻子儿女的全部衣物都被扣押。天气已经很热，北京人已经穿裙子了，这李华生和她的一子一女还穿着棉袄棉裤呢。被扣押的食物和药品全部变质。生活费用也断绝了来源。李华生的行动受到监视，她的东西被非法搜查。

我不再过问此事了。忽然，七月十日北京某报四版头条以《继续造反，“三种人”寻衅闹事太猖狂；克服软散，Y市坚决查处不宽贷》为题发表消息，把王XX等人定为“寻衅闹事、要官要权的帮派小集团”头目和“三种人”。

《H省日报》七月十二日第一版全文转载。那稿件是省委《党的生活》杂志负责人姜某提供的，说是“已经省、市委审阅，全部属实”。八月四日，这家报纸又在头版的评论裹把王XX放在全国闻名、中央派人调查后才定性的湖南“三种人”王安义之前，作为全国头号“三种人”予以批判。

奇怪的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Y市检察院检察员的起诉书上开列的，又是另一些罪名了：一、扰乱社会秩序。指的是两年零五个月以前王在为一个人辩护时，竟在法庭上不以事实和法律进行辩护，并公然侮辱被害人；怂恿某个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写大字报；扰乱房管所；到市委组织部要求落实政策，扰乱了一次会议。二、诽谤他人。在大丰区党委办公楼内张贴大字报，诽谤区法院院长胡XX等人违法乱纪，依仗权势玩弄、对抗法律，非法拘禁揭发盗卖木材等严重犯罪的王XX和肖XX，使他们双双入狱，遭受多次刑讯逼供；包庇大丰区十大恶霸。三、包庇犯罪。王XX受理一起案件时，“谎称”被告人患有精神病，唆使她装疯等。Y市人民法院于九月十八日据此判处王XX有期徒刑五年。

逮捕．报导和判决，似乎是三种不同的罪名。有点奇怪。如果李华生的话可以相信的话，判决后王XX上诉，至今已半年多了，省高级法院既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未开庭重新审理。

生活的复杂性真叫人眼花缭乱，是非难辨。去年三月十六曰，我听到王XX被捕时，心情很坏，曾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后来见到报纸说他是“三种人”，我又觉得那应该是光明的一天了。我想，我可能上了王XX的当：他说他“文革”初期因保护当时的市委书记曲XX和老干部张XX，反对动员上万名士兵搞“军事平息叛乱”和反对打砸抢抓与武斗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三次被捕坐牢；在“坏头头”学习班里被隔离三年；被发配深山劳改六年；在“反省”、“改造”和坐牢期间，屡受各种酷刑造成伤残。到一九八一年才得到平反，补发工资四千多元，还发了工伤证。这一切，我当时都相信了。我还根据他曾经收养几个孤儿这一条，断定他不会不是一个好人。他还说，他为了替受欺压的人打官司(大部打赢了)，也得罪了公检法的一些干部。从三报一刊(《党的生活》)的报导看，王福绵就是个政治骗子了。

但是每当想到那位部长在电话中关于王XX的介绍，我又不能不有些犯疑：从那几句话看，王XX不是个“文革”的受害者吗？怎么又成了“三种人”呢？

罪名的不断变化，也有些不可思议。王XX并不是个普通人，Y市上下对他早有了解。“揭批查”那时候，市委不是还请他参加过“清查办”工作，和他一起议、查“三种人”吗？后来，他的地位忽然变了。最迟，一九八四年就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并派人长期监视过他的行踪。“四人帮”时期和“四人帮”覆灭以后的时期，都发过对他的通缉令。怎么还会这样粗心大意，逮捕他的时候，发报导的时候，还闹不清他究竟犯的是什么罪呢？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六日对于我，到底应该是黑暗的一天，还是光明的一日呢？我感到迷惘了。

我很想弄清究竟。记者这个职业(作家就不同了，似乎完全不必操这份儿心)的责任也要求我去查明真相。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时却去不成H省。不知《H省日报》和《Y市日报》的同行们有没有这个兴趣和这个条件？

眼下，当务之急是要为李华生和她的两个孩子找个住处。没有人提供免费床位，谁都不肯。怎么办？国胜和克夫正在为此奔走呢。

l985年4月28日

乘21次列车来沪。又是用站台票上车的，这回可有点冒险，连软卧都爆满了。

恐怕国人很少知道，至少沈阳站平时旅客日吞吐量前年就达到了八二年春节时期水平：十五万人。上海市公共汽车、电车电车的乘客人次，一日为一千四百万人!听说有人要公开评批上海市的交通拥挤，我怀疑什么人能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把上海市人口疏散一半，或修建地铁(一公里造价需一亿元)，神仙也没有办法。应该批评的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应是那些因失职和渎职而造成的祸害。

还没有普遍实行职工每年定期休假制度，农民还很少旅游，而车、船和飞机的客运已经紧张到这种程度！铁路和交通部门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那么，应该责怪的是谁呢？

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把人这种动物的需要看得过于简单了，似乎只要吃饱肚子(结果是肚子也不是经常能够吃饱)就行。人，好像除了开批斗会、唱赞美诗，就是出工干活，别无其他需要。不需要出去旅行(只有“外调”例外)，不需要打电话互通消息，甚至信件及其邮递也可有可无。连住房都可以减免，更何况其他！与此同时，需要住房、有一天还需要旅行和通讯的人口，却在那里大翻其番，几十年欠下的债，几年就能还清？

买不到车票、船票和飞机票的同志，应该一边排队等候，一边批判左倾路线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什么人可以责怪的话，首先就是那些阻碍我们清除“左”的流毒、阻碍社会前进的人。

研究生温子健和《开拓》的编辑白雪和我同行。这是一次计划外的采访，时间又很紧迫，便决定不惊动上海熟人，由《中国海员》杂志的同志帮助安排住处。

二十八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来到上海，进行了最后一次采访，从此便告别新闻生涯了。那是一个很值得记忆的夏天。没有那次历史性的转折，也就不会有我的《第二种忠诚》和这一次采访了。

到东方饭店，周焘炎说起他“反右”时的经历──因为保护几个别人非要打成“右派”的人,他本人险些被打成了“右派”。姜浪萍却没有逃脱，二十一岁上就因为几首小诗成了个“极右分子”。算来，我们三个人里，有2．5个“右派”。

忽然想到，明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发起二十周年了。此时采访上海海运学院的那段历史及其遗迹，就又增添了一点意义。文章可以说是献给“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的一个纪念品。

1985年4月29日

到前海运学院副院长徐健家探访。他原来是我的同乡，山东沂水县人。

听他叙述他三十年来的经历，似乎找到一条线索。“文化大革命”被第一个抛出来，借口是他曾是一个“反党集团”成员，而实质上却是因他不赞同党委书记王XX抓权，在政工干部中培植一种势力。但公开的现行罪名却是“重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五十年代为什么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呢？、由于他在区党代会上给一个领导干部提了意见──那人只说自己优点，不说缺点，又私下指出过那个人不该在填写履历表时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提前了两年。“反党集团”的“头子”董明学则是由于在五八年夏天那次市党代会上批评了市委书记柯庆施，说：“柯总是说我们工作不深入，可是他也没下来过几次，这不也是官僚主义吗？”但公开的罪名也不是这个，而是“有人骂党的领导人，这几个人没有检举。”

“我对一种人估计不足。他们平时在你面前服服贴贴、毕恭毕敬，老是院长长、院长短的。可是一转身就打你的小报告。运动一来，对风向特别敏感。一看谁要被打倒了，就一拥而上，真是如狼似虎啊。最近看《故土》，那里的安适之就很像我们那个党委副书记徐XX。我把这种人看轻了。真像古人说的：千人诺诺，不如一人谔谔。

“我不重权，以为只要人正派、有能力，就应该大胆放手地给他权力，让他工作。而我们那位书记却很懂得权力的重要，他封官许愿，在自己周围搞了一个小圈子。拚命提拔他看中的人，把个刘XX从人事科长提为人事处长，又提成党委组织部长。我看到了这个问题，当他又要把王XX从人事科长提为干部处长时，就反对了。‘文革’一开始，这就成了我一条罪名，把党委会记录张贴出来，说我‘压制’那个王XX！”

带领学生来抄徐健家的，就是那位党委组织部长刘XX。也是党委的人，向徐健夺权，逼他交出院长办公室的钥匙。政工干部和某些学生党员，是批斗徐健的主力。

我去年在陕西省获得的一个知识，现在又有所加深了：不要以为造反派就是红卫兵。

的确，红卫兵怎能弄到徐健的档案？怎么知道他有一段“反党集团”的历史？到哪里去找那些材料写“一揭”直至“九揭”徐健的大字报呢？一般红卫兵又捞到了什么好处呢？

“整党期间，我在大会、小会上都讲：那些靠无中生有、打击干部爬上去的人，应该拿出自己的良心来。知不知道给别人造成的几十年苦难！不要老是说你也是受害者。老实说，你至少犯了诬陷罪的！”

不知道这个呼吁能打动几个人的心。

谈起倪育贤来。现在海运学院的某些人把倪育贤做的好事除一件以外全部抹杀，就是那一件──一九七七年一月至三月在淮海路和国际饭店张贴为邓小平同志复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写的诗篇，也打了对折，还说坐牢期间并未决定处死他。徐健说：“怎么没有！大概是一九八O年秋天，高等院校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上，口头传达了市委的一个意见，说华东师大的王申酉是杀错了。海运学院的倪育贤，也是个错案，险些杀掉的。倪育贤这个人我知道，别的院校的同志不知道，纷纷问我，我告诉了他们。所以，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我还问过倪育贤，我知道他们不会告诉他这件事的。”

一九八二年，海运学院派两个人来徵求徐健的意见。徐说：“要彻底否定‘文革’，学院领导人首先得消除派性。对‘三种人’要深查，不要因为是自己一派的，就再大的问题也不查；对提过不同意见的同志就无限上纲，不要再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


096) 一丁：文革后河南的"揭批查"运动

一丁

http://a.1asphost.com/chinatownbbs/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21

在清算文革的"揭批查"运动中，曾经在河南搞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者重新掌权，又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这也是河南的一大特点。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三种人"的"揭批查"群众运动。河南省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派"的土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历时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１７００人，又"突击判刑"２４００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如一个焦作市，判刑９６人，却抓了３１８人，劳教３７人，抓一两年放的１８５人，死亡１１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数以上，使文革中参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７、２５"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视为清查对象。而把"７、２５"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掌权的省委造总、河造总、十大总部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斗指挥者，还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权。当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在一次研究揭批查问题的会议上说："二七公社一派大小头头的错误和罪行，你们说这件事落实不了，那件事找不到证据，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要是这件事抓不住，就从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不住一条，抓住一条就可以定案处理。"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词。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２人，死刑１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１９８４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故称为"出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大型武斗的铁证。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会场，围攻火烧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铁证如山，而他们却把打砸抢的罪名都加在二七公社派头上，真正的打砸抢头头不仅不清查，还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权。群众说：河南的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监。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包括红军时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个特点。

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并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比较早。揭批查中，以人划线，把文革中支持"河南造总"并代表河造总参加三结合、十年始终居省委主要领导岗位上的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并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凡跟着他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干部都是正确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统统打下去。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省委付书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察审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４０２０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种处份的２０２５人（开除党籍３２３人，留党察看４９３人，警告、严重警告３４７人，开除公职２０人，开除留用１４０人，其它处份２５０人）；免于刑事处份的２０２０人，不结论不处份的１０７人。河南省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１３５人，立案审查和处理数量之大、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份的数量远无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份"的二千多人，是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份的处份。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１９５４年就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１９８３年审查结束后，被告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无人问津，９７年６月，她在省委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岁疾病缠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别人住上宽敞的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能给她作为凄身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免于处份"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１４人，清查、批判、处理十人，占６７％，其中，判刑３人，留党察看１人，撤职１人，严重警告２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１人，上报处份、未获批准、强令离休１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３３人，清查、批判、处理２２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４人，开除党籍３人，留党察看２人，撤职６人，严重警告１人，批判后离休４人，降职安排２人；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份。地市委正副书记１１８人（缺焦作），批判处份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７人，判刑１７人，开除党籍４人，留党察看９人，撤职１８人，严重警告４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２８人，降职下放１０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了了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扒开"黄河大堤（实为堤内生产堤）而判刑十三年。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这批无辜的同志仍然饱受牢狱之苦，直到今天，问题仍未解决，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按排好，造成生活极度困难，９８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伴死在家里。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河南省揭批查还有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典刑－－"突击判刑"。１９７９年底，河南省省委书记赵××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拆讼法》于１９８０年元月１日生效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击判刑"。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了。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８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市委某主管领导大笔一挥，在"８"字前加个"１"字，改为１８年。这种做法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河南省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判以重刑。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在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恩来指示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并亲自接见。而在揭批查中，却把开封地区文革中武斗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判处２０年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大量事实说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像当年的"信阳事件"一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以上河南文革这段历史的分析是否准确，还有待研究。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初稿，２０００年８月修改


097) 郜国荣：关于河南省在“两案”清查中出现的冤假错案情况的报告

作者：黄河之声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并政治局常委：

我们仅代表河南省在“两案”清查中以不同罪名被判刑、劳教等蒙冤的人，向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组织机构如实报告：

一、河南省在“两案”清查运动中，违背中央（1978）48号文件和中央（1982）9号文件的政策规定和精神，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了突击抓捕，突击审判的错误政策，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判刑近万人。量刑轻重以革委会职务高低排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隔离审查、批斗处分者高达数十万人。河南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抓捕依据之误，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足令人瞠目。

抓捕罪名随意更改，上诉二审强硬驳回，有的人以反革命罪被捕，定案却以诬蔑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的诽谤罪判刑；有的以打砸抢偷偷罪被捕，定案却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抢夺公章罪判刑；有的以反革命暴乱集团罪被捕，但却缺乏反革命的罪行证据。主要是文革造反派头头，可以说无一人幸免。判刑之重，加刑之随意，令人不可置信。我们含泪于万千冤案中仅举几例：

（1）周口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刘宝安，以反革命打砸抢罪被判刑十年，服刑期间因一句话又被加刑七年，合并执行十七年。单独关押镣铐锁身五年半。

（2）焦裕禄的好战友、党的好干部、兰考县人民的模范书记张钦礼，以煽动兰考文化革命罪被判刑十三年，出狱后贫病交加，含冤病逝。各界人民送葬队伍超过十万人。兰考人民“哭声直上干云霄”。宏大场面，感人的情景，连新闻录实记者也不禁弹落敬佩之泪。

（3）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八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委某主管领导竟大笔一挥，在8字前加个1，改为判刑18年。平顶山市委副书记晁思忠，判刑13年。晁问，为什么判我13年？法院说：钮保华判18年，项玉田判12年，你取个中间吧。

二、究其河南冤假错案的根源，时任中央主席职务的华国锋关于“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一查到底，不能留有死角和漏洞，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决不能留下隐患”的讲话，是造成河南乃至全国文革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河南省委书记赵文甫，拒不执行中央（1978）48号文件和（1982）9号文件，在河南“两案”清查中搞了扩大化。面对胡耀邦总书记的严厉批评，阳奉阴违的他，硬是把河南“两案”清查扩大化的错误坚持了下去。“突击审判”在全国仅河南一家。赵文甫的错误政策及对党纪国法的肆意践踏，在党内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难以挽回的影响。

三、中央（1978）48号文件和（1982）9号文件，体现了胡耀邦总书记和陈云同志关于“两案”审理问题的批件精神：“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所谓若干个，顶多不过是二三十人，或者四五十人，野心家的帽子不能用得太广，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解决。”我们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那么，无论党内党外争议如何，运动和政治斗争的责任决不应该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人来负。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群众在运动中如有错误属于批评教育问题。向人民群众追究运动的刑事责任，不符合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党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的一贯方针。

四、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论思维，是全党全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阶段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对“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充满了信心。我们对胡耀邦总书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示理解和感谢。我们始终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目前，我们河南的冤情申诉，于二00六年五月十二日，三十年来第一次被河南省各级法院公开受理，揭示了河南司法机构有希望给我们这一特定的阶层中受冤的人群一个公正的某些可能性，我们满怀希望去迎接。同时，对于“党委决定的人和事，我们法院无权更改”的说法，我们又充满了担忧。我们的冤情何时了，或许天知道的多一些。

五、我们的现状和请求：中央（1982）9号文件明确指出：“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有原单位负责，同有关单位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时间过去了三十年，不该判刑的判了刑，谁来给我们纠正？我们晚年的最基本的生活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养老问题、医保问题谁来解决？多年来，我们含冤千辛万苦多次上访，有关部门推三诿四，均未得到解决。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已年逾花甲，疾病缠身，生存能力下降，缺乏生活来源。有的人贫病交加，负债累累，有的人靠子女养活，艰辛度日。三分之一的人带着冤枉离开了人世。我们已经成为现今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想当年，我们这个阶层中的大多数人都曾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过很多工作，为此常常感到无比欣慰。现如今，我们这个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仍为自已一生的坦荡和清白，感到无尚光荣。我们其中的很多同志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仍始终以共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地保持着共产党人地先进性。

我们担心，如果党的政策长期得不到落实，不仅是我们个人的痛苦，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势必影响党的光辉形象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因此，我们请求：

1、迫切请求落实（1982）9号文件精神，尽快解决眼前急需的生活出路问题、养老问题和医疗保险问题。（世界给我们的时光不多了）

2、请求立案重审，复议甄别。

3、我们将继续依法上访，直至解决问题。生命不息，争取不止。

六、联系人电话：

郜国荣 0371-66254260 辛结实 0371-60935281

2006年5月20


098) 赵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原河南省委常委赵俊峰

目次

一、河南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二、河南捐批查扩大化了

三、严重的问题在子派性清查

四、戴苏理与派性清查

五、省委—些领导同志在思想路线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

六、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典型——“突击判刑”

七、如何看待文革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附1、“出土文物”摘录

2、“出土文物”部分原件影印件

我叫赵俊峰，曾任河南省委常委，后为省农牧厅农场局调研员，现已离休。两年前，我因患胃癌作了手术，现在扩散到肝，已属晚期，恐将不久于人世了。我在河南工作四十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总希望河南各项工作搞得好一些，经济发展快一些，希望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兴旺发达。在临终前，我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一些河南的情况和意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河南历届省委做了许多工作，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责任制的推行，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增产100多亿斤，乡镇企业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但是，与全国的前进步伐尤其是先进的兄弟省市相比，河南这些年却显得赶不上去．拿河南与山东的情况比较，自50年到75年的25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河南为9.4％，山东为8.6％，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河南为5.1%，山东为4.5%，河南高于山东。自75年到89年，情况变了，工农业总产值75年时，河南216.44亿元，山东283.1亿元，河南相当于山东76.4%;到89年，河南1403.44亿元，山东2469.24亿元，河南只相当于山东568%。河南与山东两省，人口、面积、气候、地理、自然资源、交通情况、原有经济基础等客观条件十分接近。十几年间，经济规模比数差距扩大近2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河南比山东每年低2—3个百分点，距离显著拉开了。

我查了一下资料，河南与其它一些省份的情况比较：

50一75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倍数：河南8.92，山东7.18，江苏7.55，浙江6.19，广东8.76，四川7.85，安徽6.46，河南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75—89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倍数：河南6.48，山东8.72，江苏9.26，浙江11.21，广东9.74，四川6.64，安徽6.48，这里当然有不可比因素，但河南发展速度显然不算快。

河南经济发展上不去，不是客观条件不好。差距在工作上。河南工作要迎头赶上，应当继续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改革开放，在这个前提下，还应理顺政治关系，解决影响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才能把河南工作搞上去。

我认为，理顺政治关系，一个突出问题，是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很多干部，在清查“文化大革命”的揭批查运动中，又犯了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这是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块“心病”，也是影响河南各项工作上不去的一个症结。应该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路线上统一起来，解开症结，去除“心病”，才能实现人和政通。干部、群众有了积极性，经济工作才会有起色。

作为一个在河南工作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有责任向党反映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够得到党组织的重视，把问题解决好，实现“团结奋进，振兴河南”的战略目标。

我主要就河南的揭批查谈一些情况和意见。

一、河南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清算了文革极左路线，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局势激烈动荡的情况下，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国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建设繁荣兴旺．人民中间虽然也有不满、有牢骚，但和十年内乱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面语．全国的形势很好，河南形势也很好．看到这些，我由衷地高兴。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心悦诚服，衷心拥护。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累累。清查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非常必要．河南揭批查中，清查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揭露和清算他们追随“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打击迫害干部群众、践踏党纪国法、制造动乱、破坏生产、煽动打砸抢的罪行，对一些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邦派骨干和坏头头如唐岐山、张永和、党言川、任延庆等依法进行了惩办，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肯定。

1978年，段君毅同志来河南主持工作，省委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清算文革极左路线，平反纠正冤假错案，也是正确的，有成绩的．我同河南许多老于部一样，在文革中跟着刘、纪说过错话，办过错事。揭批查时，省委领导和许多干部群众对我进行批评和批判，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作过检查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分辩是非的能力，受了一次教育，对我很有好处。

文革期间，我一度被打倒，虽然解放得比较早，但在台上坚持工作十分困难，又多次遭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十分义愤。粉碎“四人帮”后，我作为省委领导成员，积极参加和领导对“四人帮”揭批查的斗争，并主持清查“四人帮”的专案工作。当时，形势急剧变化，群众义愤强烈，我们对那些专门捣乱、反对省委的“角刺人物”“闹派头头”也非常恼火，有点感情用事，政策掌握得不够稳。现在看来，对有些人和事，处理得不当。凡是搞错的，处理过头的，作为省委班子成员，我也有一份责任。不过，责任大一点的，是刘建勋同志。他是省委主要领导人，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省委在文革中的错误，他本来应当主动承担责任，带头作自我批评，但他不是这样，而是推卸责任，整了不少下面的同志，这是很不正派的作风。

总的来看，河南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二、河南揭批查扩大化了

让我们看看省委领导在总结河南揭批查工作时谈的情况：

1983年11月，省委副书记赵地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全省五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了清理。”这里，“突击提拔”的标准和界线不清，竟把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了。

赵地在“书面发言”中说：“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己处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名．(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107人．”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135个，立案审查和处理的数量之大和处理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分的数量还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二千多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了10人,占67%,其中: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2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强令离休1人。

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70％，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藉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令其休息4人，降职2人。

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焦作)，批判处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

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的处理．各厅、局、委副职中被批判处理的也占大多数。

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处分，保留厦职的寥寥无几．县级副职被审查处理的也占大多数。

这里，需要说明，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为党和人民作过贡献的老同志。

在揭批查中，许多地方、单位仍然沿袭“文革”中“上挂下联”那一套，上面倒一个，下面倒一片。因上、下级工作关系受株连、被处理的基层干部数量更多。群众反映：河南搞揭批查是“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班组长。”加上干部的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人数要以数十万计。

赵地在“书面发言”中还说：“突击发展的党员，有10万6千多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6年发展党员数量河南居全国第十位，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13万人，河南占全国总数80％。中央组织部1978年12月向全党发了《关于妥善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制订了统一的政策。如果河南是执行中央政策的，怎么会产生这样特殊的结果?

1981年1月5日，省委书记胡立教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讲到揭批查时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据说，全国依法惩办打砸抢分子5千多人，河南就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河南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名义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例如焦作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劳教37人，抓一两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究竟抓了多少人，有的说有四千多，有的说有七千。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犯所谓“文革罪”的，近半数之多。这里面，确实有些人是应该抓、应该判的，但其中许多人只是犯有一般性错误，不应该刑事处理的。

揭批查时，许多在文革中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大都诚恳地检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对许多同志的审查，并不是实事求是地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罪名，给他们作的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有许多是假案、冤案。例如：

原许昌地委书记纪忠良同志，文革中，本来是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叶县制止武斗，搞大联合的，这在当时完全是一件正常的工作，而且是办了一件好事。揭批查时，却被说成是“调动军队镇压群众”的“叶县剿段匪案”，硬是把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派性头头说成好人，将纪忠良同志逮捕法办。完全把事情搞颠倒了。审判时，在法庭辩论中纪和律师已将其“罪状”全部驳倒，却硬是给纪忠良同志判了10年刑。

平顶山市委书记许振忠，以“伤害罪”被逮捕法办，登了河南日报，上了电视，但所谓“打人致残”的事，根本与他无关，所称被打的同志，也矢口否认许打过他。经过调查，省委承认搞错了，并对他说：“你没有问题，很快就可以回去工作了。”但后来却又判了六年刑。

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委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罪名判10年徒刑，罪状骇人听闻到离奇的程度，因此案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大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其实根本是莫须有的事。

文革中，群众组织发生打人的事，有的同志根本不在场也不知情，也以“策划”的罪名判了刑，这样的情况相当多。等等。

陈云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除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用政治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党中央对清查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明确提出“严肃对待、慎重处理”的总的指导方针，在政策上，要严格区分错误与罪行的界限，把政治定案与法律定案分开：要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审查结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河南在揭批查中却混淆了错误与罪行，政治定案与法律定案的界限，把许多干部由于认识问题而说错话、办错事与追随“四人帮”的阴谋野心家搞混淆了：在具体作法上沿用文革的老套套，大批大撤、大捕大判，严重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三、严重的问题在于派性清查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河南在揭批查中被点名批判、审查处理、党内处分、取消党员资格、以至逮捕判刑的，几乎全部是文革中属于“二七公社”这个群众组织的成员和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表态”支持过或者被认为是支持这个组织的领导干部。而在文革中和这个群众组织对立的“十大总部”“河南造反派总指挥部”的头头，则不仅没有受到清查，反而得到提拔重用，主持清查工作。

整党期间，北京几家报社的记者向中纪委、中指委、(中央整党指导委员)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十大总部”文革期间造反搞派性、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记录，即所谓“出土文物”案。其实，河南许多干部群众早就议论纷纷，说河南揭批查是“一派坐监，一派升天”，“一派清查一派”，搞“派性清查”。“出土文物”以第一手的直接物证，证明了这一点。

对“出土文物”揭露出来的头面人物的情况，许多省直机关干部和郑州的群众都是很清楚的。就拿“十大总部”、“省委造总”的情况来说，文革期间他们造反起家，策划夺省、市委权，在当时尽人皆知，1967年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围攻河南日社，冲击“五四”绝食现场，搞棍棒大游行，围攻郑棉六厂火烧大楼，围攻粮院、农院，策划血洗行政区，郑纺机武斗，烟厂武斗，那一次少得了他们?!

按照中央政策，这些造反起家，策划夺省市委大权，指挥大型武斗，搞打砸抢，制造流血惨案的头面人物，应该属于被清查的“三种人”之列。可是，在河南揭批查中，他们这些人的错误和罪行，不仅没有受到清查和处理，连句自我批评也没有作过，反而得到提拔重用，担任河南党政要害部门关健岗位的负责人，有些被当作“接班人”、“第三梯队”来培养，有些被提名为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代表，有些还主持清查“三种人”的工作。例如：

李蔚：文革前，是省监委副书记丁石的秘书，一般干部。文革中起来造反，参加“监委红旗”、“省委造总”、“省直总部”，是“十大总部”第一号头头。文革期间被提拨为省委处长。文革后主持揭批查，又提拨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省纪委副书记，省检察院副检查长。

赵正夫：文革前是省国防工办干事。文革中参加“古田公社”、“省委造总”，是“十大总部”的主要头头。文革期间提拔为午阳钢铁厂某分厂党委书记。文革后，参加揭批查专案工作，后提拔为鹤壁市委书记、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钟力生：文革前是省委工交政治部干部。文革中参加“破私立公造反队”、“工交兵团”、省委造总，是“十大总部”、“作战指挥部”总指挥。文革期间被提拔为安阳钢铁厂党委副书记。文革后，又提拔为安阳市委：书记、省计经委主任、省长助理。曾被提名为党的“十三大”代表，因“出土文物”揭露被取消代表资格。

黄振英：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秘书。文革中参加“红飚”、“省委造总”，是“十大总部”主要头头。文革后被提拔为焦作市委副书记，省物资物资厅厅长。

胡涌：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秘书。文革中参加“红飚”、“省委造总”，是重要骨干。文革期间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处长。文革后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李炳臣：文革前是省民政厅干事。文革中是省政法战线组织头头。文革后提拔为省委副秘书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

王洪范：文革前是省委一般干部。文革中是省委文革办公室“红刺刀战斗队”头头，文革期间提拔为午阳工委办公室主任、平顶山市委秘书长。文革后提拔为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劳动人事厅厅长。

葛纪谦：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理论小组资料员。文革中参加“烽焰造反队”，是“省委造总”的重要头头。文革期间被提拔为省机械局人事处长。文革后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被提名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因文革问题被检举取消代表资格，为避风头调往濮阳市委副书记，后又调回省文化厅任副厅长。

杨凤岗：文革前是省委组织部干事。文革中是“省委造总”服务员、“十大总部”头头。文革后提拔为南阳地委副书记、省农经委付主任。

彭思纯：文革前是省委工交政治部一般干部。文革中造反，参加“破私立公”、“工交兵团”，是“省委造总”重要头头。文革后提拔为周口地委副书记。

董仲智：文革前是省直党委一般干部。文革中是“省委造总’’服务员。后提拔为省直党委组织部长。

乔星壁：文革前是省委财贸政治部干事。文革中是“省委造总”头头。后提拔为省烟草工业局局长。

李润玉：文革前是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公务员。文革中参加“职工赤卫队”，是“省委造总”服务员、“省直总部”常务服务员、“河造总”主要头头，省直机关武斗“基干队”头头，文革后提拔为省委老干部处处长。

……还有的，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河南干部群众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说：“要学历没文凭，要年龄不年轻，论能力没水平，论德才很稀松，一步一步往上升，这里的奥妙说不清”。还说现在提拔干部是“同志加亲戚，派性加关系”。指的就是他们这些人。

当然，文革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凡是文革中参加过“派”的人，现在都不能用，但是文革中一派的主要头头、核心骨干分子几乎个个都担任党政要害部门关健岗位的负责人，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

以上仅是“出土文物”榜上有名、属原省直机关的人物。另外如：刘玉洁：文革中是信阳地直机关“东方红造反团”的重要骨干，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王正刚同志在文革中被信阳地直机关“东方红造反团”整死，王正刚同志亲属揭发与刘玉洁有直接关系。但刘玉洁不仅未受审查，反而步步高升，提拔为团省委书记、商丘地委书记、副省长。刘玉洁到省里后，把许多文革中的派性小兄弟提拔到省直机关担任负责干部。

还有文革中大专院校如：郑州大学、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农学院等，其中“二七公社”一派的头头多被逮捕法办，而另一派即“十大总部”、“河造总”的头头却有许多提拔当了领导干部。

据反映，现在省直机关和各地市委的许多组织、人事、纪检部门被一些派性头头把持，使一些党政主要领导人也奈何他们不得。

有一点应该指出，即这些派性头头有不少人都是文革中被提拔起来的。当时刘建勋、纪登奎所谓“五湖四海”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在派性山头之间搞平衡，两派头头，有多有少，都进了班子。另外，戴苏理文革期间一直担任省委领导职务，他也千百计提拔文革中支持他的派性头头，这些派性头头造反起家，是文化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台上，也是积极执行文革极左路线那一套的，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罪行。但是，由于他们把持揭批查的权力，他们的错误和罪行都被掩盖过去了。

这些派性头头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把文革搞派性的那一套带到党内，利用手中权力，互相包庇，抱成一团，拉邦结派，呼朋引类，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欺上压下，使下边真实情况反映不上去，中央和省领导的意图贯彻不下来，形成一种“中梗阻”。

中纪委书记章蕴同志说过：“某些派性根深的人物，还时刻想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掌权，实际上一派掌权的情况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现在还有”。“有的单位虽然总的领导班子几经调整，几经易人，但由于有些所属要害部门为一派把持，派性的壁垒至今未能打破”。河南这几年正是章蕴同志讲的那种情况。

派性头头掌握揭批查的权力，必然要搞派性清查。他们不是考虑党的利益和全局利益，而是搞派性报复和派性掌权。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把一切妨碍他们派性掌权的人、尤其是大批老干部整下去。有两个人物——李蔚、赵正夫——的情况十分典型，他俩都是“省委造总”、“十大总部”的主要头头，被称为“挂帅”人物在文革中造反起家，夺省市委权，搞武斗、打砸抢的活动，“出土文物”的记载有几十次之多。围攻郑棉六厂下令浇汽油放火烧大楼的，就是李蔚。揭批查运动中，他俩被提拔到要害部门占据关键领导岗位，李蔚任省纪检委筹备组付组长、省纪委付书记，赵正夫负责原省委领导的专案审查，继而任省委组织部常务付部长、省委常委。一个执掌干部任命、撤职、免职的大权，一个执掌处理、定案、执行党纪的大权，两人密切配合，流水作业，河南各级干部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大批地被撤职、审查、定案、处分，就发生在他们控制要害部门、掌握关键岗位权力的这一段时间里。

派性清查在全省各地有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初期两派武斗，一派被打死27人，另一派被打死28人。但在清查“三种人”时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200多人，其中判处徒刑2人，死刑1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派性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实际上，河南揭批查发生严重扩大化的根本原因，正是派性清查。

中央整党决定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应该彻底否定，文革中两派都是错误的，两派中间的“三种人”都应当进行清查。可是，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在河南没有得到贯彻实行。“出土文物”案向中央反映以后，乔石同志曾批示要求河南省委对“出土文物”涉及的人物进行审查。几年过去了，审查不了了之，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省委的纪检、组织、人事部门审查干部的权力被他们把持。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在文革时是派性小兄弟。省纪委领导也无可奈何。

“出土文物”案，在河南至今仍未解决。

四、戴苏理与派性清查

河南发生派性清查，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戴苏理，以及前省委对戴苏理的错误评价。

河南省委在1978年12月15日发的《关于为戴苏理同志平反的通知》(中共河南省委文件，予发1978第144号)，我们把全文抄录如下：

各地、市、县委、省直各单位：

省委决定，为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同志所谓“三右一风”的总代表、总根子、总后台问题平反。

戴苏理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刘建勋等人为了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采取颠倒是非、裁赃陷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戴苏理同志，是完全错误的。强加给戴苏理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受株连的干部和亲属子女一律平反。

中共河南省委1978年12月15日

显然，省委在这个文件里，是把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了。这个文件有双重错误，第一，“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提法本身，是在肯定文化革命及其极左路线的前提下作出的，是完全违背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那里有什么文革中的正确路线呢?第二，把戴苏理封为文革前和文革中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个评价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戴苏理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表现，河南广大干部群众是众所周知的。

文革前，他作为省委领导之一，在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公社化、反“潘杨王”等运动中，瞎指挥、搞浮夸，刮“五风”、整干部，搞极左的一套，有很多错误。尤其在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中，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早在六十年代，中央对河南“左”的错误(包括戴苏理的错误)已经作过结论。省委这个文件却把戴苏理的错误一笔勾销，反而变成正确的了。

文革中，戴苏理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拥护者，他支持造反夺权，十分活跃，发表大量的讲话、揭发材料、署名文章、公开信，带头造省委的反、夺省委的权。在文革中，他是“河造总”后来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个派性组织的代表人物和后台。他作为一派的代表人物参加“三结合”，先后担任省革委常委、省委常委、省革委付主任、省委付书记、省委书记、省长等职。文革十年，他始终在台上，而且步步高升。

戴苏理在文革中大搞极左的一套，犯有很多严重的错误。如：

攻击陈云同志，攻击中央六一年经济调整方针，为自己五八年的错误翻案；

作“批邓”示范发言，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

到中央文革汇报罢了赵文甫、杨蔚屏同志的官，在全省刮起“罢官风”：

参予炮制刘建勋支持少数派的“一张大字报”，事后还指责刘建勋支持造反派态度不鲜明；

宣布河南省委是“黑司令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早就烂了”，“应该打倒”；

责备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同志没有及时给赵文甫，杨蔚屏、刘洪文、宋玉玺、任雷远、刘晏春等省委领导同志和王培育等人“定性”，是“保护走资派”；

亲自到上海学习王洪文反军乱军、阴谋叛乱的“城市民兵第二武装”的经验，在河南推广；

追随江青制造的“马振扶事件”，迫害干部和人民教师；

吹捧毛远新，积极推广“朝农经验”；

在江青炮制的“花大姐”事件中，乘机谩骂邓小平同志；

他作为省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以“攻击邓小平主罪消失”的理由，坚决主张释放罪行严重、劣迹昭彰、号称“土匪司令”的邦派头头张永和，使坚决反对这样做的郑州市委书记张俊卿同志遭绑架、戴高帽、游行，造成郑州全市大乱：等等。这些错误，都是十分突出的。戴苏理在文革中的错误，比大多数在揭批查中被审查、批判、处分的老干部要多得多，也严重得多，他的许多错误是别人根本没有的。戴苏理那里是什么一贯正确呢?

戴苏理在所谓“三右一风”中受过错误的批判，为他平反是应该的。但这也不能说他当时是正确的。他那时不过是为他的派性山头“河造总”、“十大总部”在省革委中多争几个席位而己，闹得全省各地的革委会成立不起来，才被批判的。他在当时的行为也是搞极左，批他“三右一风”，是批颠倒了。

省委将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并且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运动，实际上就给河南的揭批查定了调子：既然戴苏理在文革中一贯正确，可以领导揭批查，那是他在文革中所代表的“河造总”、“十大总部”一派也是正确的，不仅可以不受清查，而且应该依靠他们来搞揭批查。这就势必造成“以人划线”、“以派划线”，按派清查，，为河南的派性清查埋下了祸根。

戴苏理领导揭批查期间，一方面搞了扩大化，一方面乘机把“十大总部”、“河造总”的派性头头提拔重用。如李蔚、赵正夫、钟力生、葛纪谦、张志刚、刘玉洁等许多人，都是戴苏理在揭批查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有不少派性头头直接主持和参加领导揭批查运动。除上述李蔚、赵正夫两个典型例子外，还有李炳臣担任省委付秘书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等。这些派性头头主持清查“三种人”的工作，会搞出什么结果来，是可想而知的。

五、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在思想路线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

河南揭批查发生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错误，与某些领导同志思想路线上不端正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是直接有关的。

省委将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就是思想路线上不端正的典型表现。

一九八零年八月，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同郑州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胡立教同志说：“省委里是两派，他们十三人，我们五人，他们占优势，市里是你们占优势。”在这里，胡立教同志不是讲事实、讲是非，而是讲“派”，把党委内部和上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当成“派”的关系，在省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中搞“派”。这说明，省委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头脑是不清醒的，思想路线上是不端正的。这就势必在下面造成以派划线，按派清查。(其实，胡立教同志也太健忘了，曾几何时，他和“二七”派的一些头头打得火热，封官许愿，他又是那一派呢?

出于对河南文革“一派错误”，“一派正确”的错误认识，在揭批查和清理打砸抢时，省委还作了一些错误的政策规定。如“七二五”(即1967年7月25日)以前的问题不清查。对清查工作，中央明确指示要突破时间界限，不受原来规定的“九大”、“十大”以来的时间限制。省委这个政策规定是违背中央指示的。而且，众所周知，“七二五”前，在河南是“十大总部”、“河造总”左右局势的时期，规定这样的政策界线，结果必然是，“二七”派干的坏事和打砸抢清理了，而“十大总部”“河造总”一派干的坏事和打砸抢就被掩盖起来了。

整党开始后，中央曾指示要拿出一段时间专门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中央明确提出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之后，“一派错误，一派正确”的观点实在站不住脚了，有些人就散布什么“河南是一派错误多，一派错误少”。其实他们并不是要具体分析文革两派的错误，而是对党中央的提示打折扣，找些口实为自己的错误作辩解，企图混过整党这一关。不多日，省委布置整党学习要转向讨论“以权谋私”问题为主，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也就草草结束，不了了之了。省委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这个重大问题上，始终没有遵照中央指示得出否定河南文革两派的明确统一的认识。因而也就再一次错过了纠正河南“派性清查”、“一派清一派”错误的机会，使派性清查的错误延续下来。

段君毅、刘杰同志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同河南文革两派没有什么瓜葛。他们到河南来，广大干部群众对他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们本应该认真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按照中央精神正确处理河南两派问题，很可惜他们被已经掌权的一派包围、架空了，片面听信了一派的意见，不仅没有纠正、反而使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得以发展，给河南工作留下了后遗症。当然，段君毅同志来河南时间不长，人事生疏，情况了解不全面，虽然未能把问题解决好，还不是主观上要搞派性。对这一点，我们是谅解他的。

整党期间，曾有人向中央领导和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同志反映过“出土文物”和李蔚、赵正夫、钟力生、黄振英等人在文革中搞打、砸、抢的情况。刘杰同志是了解这个情况的，也曾表示省委负责解决问题。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和文革两派都错误的已有明确指示，河南揭批查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问题也已明朗化。可是，刘杰同志在拿到造反起家、指挥武斗，搞打、砸、抢的派性头头占据河南党政要害部门领导岗位的证据以后，却不采取任何措施，不解决任何问题，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听之任之，不执行中央整党决定精神。对河南党和人民，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不明白，刘杰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和省委第一书记，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态度!

在揭批查中，省委某些领导在执行政策上，也有不少偏差。

省委有些领导同志不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把事实搞清，而是听信个别人的口供。如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省委召开一千二百万人的全省有线广播大会，让文革前省委一个公务员、文革造反起家的派性头头李尚谦在会上讲话，李尚谦在会上胡说一气，一次就点了几十个包括地、市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的名，省委领导都信以为真，立即对这些领导干部进行审查批判。

有的地区，一次撤职、批判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就达1000多人。在许多情况下，还象文革中的作法一样，先定性、点名批判，然后收集材料、组织专案审查。对许多老干部一隔离就是几个月、几年、限制人身自由，搞车轮战，不让休息，搞体罚，搞逼供信。

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和一位地委第一书记谈话时说：“根据你现在的态度非到法院去不可，你承认了，就党内解决，不承认就法律解决”。这不是典型的逼供信吗?

省委书记李庆伟同志在会上讲：“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动一指头的，也算打砸抢。”省委领导同志头脑这样不冷静，以感情代替政策，上行下效，造成很坏的影响。不少同志反映，在基层，揭批查运动违法乱纪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因为不执行政策，造成大量假案、冤案，这些同志自然不服，几年来，一直坚持向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申诉。但是，省委有些领导却坚持错误，对上瞒、对下压，有些案子明知处理错了，却以“揭批查的成绩不能否定”和“纠正一个人的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把河南搞乱”为理由，拒不改正。

对大量的申诉材料，省委主管领导置之不理，有关部门互相推诿。对申诉的同志，指责为“翻案”，以加重处理相威胁，千方百计维护冤假错案，唯恐否定了所谓揭批查的“成绩”。有的同志，大部分材料实在站不住脚了，结论一再修改，问题少了许多，处理却升级了。

对河南揭批查中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中纪委、最高法院几年来曾多次进行批评，甚至直接指名要河南省委对纪忠良、许振中等一些同志的冤案限期复查，但河南省委某些领导却顶住不办，还说这是“干扰运动”“为坏人翻案”，甚至向全省发文件，指示有关部门将这类问题划为“禁区”，不能受理。

在阻挠纠正河南揭批查扩大化和派性清查错误的问题上，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文甫同志的态度，起过一些很不好的作用。

杨析综同志来河南主持工作，尤其是省委领导班子调整以后，省委对申诉同志的态度较前有好转，承认揭批查存在的问题，同意予以复查，这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省委的班子已经又换了一届，这些问题一个也未能解决。许多同志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些人“刑满释放”后不给安排工作，不给出路，至今生活无着。有些同志已含冤死去，他们始终未能等到党对他们作出公正结论的日子，许多老同志年老体衰，身患重病，不知还能否到那一天?!

六、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典型——“突击判刑”

河南揭批查中，违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违法乱纪，一个突出的典型，是所谓“突击判刑”。

1979年底，河南省纪委书记赵文甫、付书记李蔚和省高级法院院长丁石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手脚”，就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生效前夕，公然对抗党中央七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的指示》(中发[79]64号文)，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在全省大搞“突击判刑”。为阻止这些人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该由省高级法院审理和省高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压给县区级法院判决。这次“突击判刑”，全部秘密进行，不准开庭。审判时，既不出示证物，又不准本人申诉。有的没有起诉书：有的根本没有任何材料：有的人法院己向本人宣布没有问题可以释放了，又判了重刑：有的判刑三年，但己关押三年多了，说：你如果不上诉，马上就可以出狱，如果上诉，十天内提出，然后在监狱里等着。平顶山市委付书记钮保华，判刑8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委某主管领导竟大笔一挥，顺手在8字前边加个1字，改为判刑18年；平顶山市委付书记晁思忠判刑13年，晁问：为什么判我13年，法院说：钮保华判18年，项玉田判12年，你取个中间吧。在有些情况下，量刑轻重，竟是按照原来担任职务高低来确定的。由于时间十分仓促，“判刑”进行的十分草率，洋相百出，形同儿戏，完全失去了法律的尊严。

事后，当有的家属向法庭审讯人员询问时，审判人员竟说：“根据我们掌握的事实，他没有问题，不应该判罪。但这是省委指示，我们不过是奉命办手续”。还说：“你不用上诉，上诉也没用，这都是省委领导定的”。

据反映，这次“突击判刑”，全省共判处2400多人。这样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突击行动，却既没有省委、政法部门的文件，也没有领导人讲话，是赵文甫、丁石、李蔚几个人直接向各地、市政法部门负责人个别交待的，行动十分诡密。究竟是经省委研究决定的，还是他们背着省委搞的，不清楚。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林彪、江青一伙横行肆虐的十年内乱时期，倒也不怪，但它竟然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在党中央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对司法工作有明确指示的时候，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这在全国确实是绝无仅有、蔚为奇观的。

还应当指出，在“突击判刑”前，省公安厅的同志曾向省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戴苏理书记反映：在省看守所关押的省直机关抓的100多人，经审查，有90％以上是不该抓、不该判的。当时，戴苏理说：“不要说那么多吧，我看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该抓是有的”。省委领导明明知道有那么多冤案，为什么不但不纠正，反而硬着头皮强行判决呢?

“突击判刑”后，八0年五、六月，党中央曾对政法工作和处理文革期间打砸抢问题发出指示，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同志亲自到河南来，批评“突击判刑”的作法，并在省政法干部会上讲了话。但赵文甫却在会议结束时对会议代表部置：“同志们回去以后，只向党委汇报，没有向下传达的任务”。抵制、封锁中央和最高法院的批评，坚持错误。

当有些同志到北京向最高法院申诉反映时，最高法院的同志说：“你们河南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那是你们省委领导定的，我们管不了，我们江华院长说了都不顶事，我们有什么办法?”

省委有的领导同志还宣扬说：是邓小平同志支持河南这样作的。我认为，象“突击判刑”这样的作法，绝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都是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反复强调的。“突击判刑”这样的事，除了河南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小平同志也决不可能单独为河南制订一种政策，或单独下一道指示。很显然，省委某些领导是在欺骗河南广大干部群众，企图打着小平同志的旗号，压制批评、掩盖自己的错误。

这里，要附代说一下赵文甫这个人。赵文甫同志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这是错误的。但赵文甫也并不是一贯正确。他在文革前的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公社化等运动中，搞浮夸，刮五风、整干部，搞极左，也有很多错误，党中央对包括他在内的河南“左”的错误作过结论，这些都是历史事实。赵文甫平时不干工作、专门在来运动时整人，这是河南广大干部都知道的。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人的品质：刘少奇同志文革中在河南去世，骨灰保存在一军，军队换防时，一军领导将刘少奇同志骨灰盒移交省委，刘建勋交代省委付秘书长霍云桥同志放省委机要室保存，文革后，这件事被赵文甫得知，赵文甫大喜过望，说：“好哇，刘建勋竟敢包庇党内最大走资派!凭这个铁证，非跟他算帐不可。”认为可抓住了刘建勋的要害问题，可以将刘建勋置于死地了。但是，在刘少奇同志平反以后，中央和少奇同志亲属来河南迎取骨灰时，赵文甫摇身一变，亲自将骨灰盒交给王光美同志，并陪同进京，参加追悼会，又是上电视、又是报纸头版大照片，趁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还到处向人吹嘘，说自己是戴着走资派的帽子，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把自己装扮成大功臣。赵文甫这种欺世盗名的行径是十分卑劣的。霍云桥同志曾对一些人谈起过这件事，省直机关许多同志都知道。但霍云桥同志害怕赵文甫对他打击报复，不敢向党中央反映。我听霍云桥同志亲口讲过此事，事实确凿无误。

“突击判刑”，是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一个典型，和赵文甫直接有关，他应负主要责任。这和赵文甫文革前反右派搞翻番，(注：58年春，反右派已告一段落，赵文甫下去检查，认为不彻底，要补课，结果，在本来已经严重扩大化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反右倾在河南打二十万“小潘复生”的极左搞法，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是赵文甫泄私愤、搞报复的一贯思想作风的故伎重演。赵文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执行党的政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仍然继续搞极左、搞报复，是非常错误的。

七、如何看待文革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相当多，扩大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这里。如何看待这批老干部，是河南揭批查的重要问题。

文化革命中，河南站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也比较早，这件事，在当时曾受到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的表扬，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过社论。这也被当作刘建勋的一大功劳。当时的说法是：刘建勋把一大批老干部带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对的。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同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地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文化革命的全局错了，刘建勋也错了，谈不上什么功劳。河南参加“三结合”的这批老干部也不可能正确。

揭批查时，河南省委批判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认识，针对性地指出：刘建勋、纪登奎把这批老干部不是“带出来”，而是“带进去”了，带进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和十年内乱里去了。这样讲，对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分清大的是非，是正确的，必要的。

这批老干部参加“三结合”站出来工作，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执行过文革极左路线的东西，跟着刘建勋、纪登奎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犯有错误，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也是正确的、必要的。

但是，如果认为这批老干部都是跟“四人帮”的，是“四人帮”的人，或者按当时的说法是所谓“帮四人”，应该全盘否定、统统打倒，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不公道的，是错误的。

这批老干部的问题，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有本质的区别。除个别人以外，绝大多数也不属于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他们在文革中执行错误路线，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是由于对毛主席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而且，有些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当时也是以党中央指示的名义下达的。由于理论水平不高，认识不清，缺乏分辩是非的能力，他们也错误地执行了。例如，河南许多老干部和我一样，在文革中对待两派群众组组织的问题上，曾一度站在“二七公社”一边，支持了派性。那是因为当时毛主席说“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和中央“7．25表态”肯定“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之后，才跟着表态、犯了错误的。

这批老干部在文革中，曾多次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迫害。文革初期，他们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挨批判、被揪斗、受摧残：林彪路线时，许多老干部再次被打倒，受审查，遭批判；批林批孔时，他们被打成“右倾复辟势力”，“孔老二”；在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受到猛烈冲击，被打成“走资派”、“投降派”、“还乡团”、“邓小平的代理人”：四人帮当时炮制的反动电影《反击》，就是把攻击矛头指向河南省委和老干部的。他们有的被江青点名批判、指示查办，有的还被戴高帽子游街。文革十年，有些老干部站出来工作的时间总共五六年，却被打倒四五次。

这批老干部，包括红军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大都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对党和人民有贡献。在文革的特定条件下，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他们凭党性坚持工作，抓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维持必要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他们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在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他们积极贯彻各项工作的整顿方针，批判派性，整顿班子，打击了坏头头，使形势明显好转。

许多老干部虽然曾一度表态支持过派性，但他们受党教育几十年，对派性头头的捣乱破坏，也进行过抵制和斗争。在他们的要求和支持下，省委在文革后期先后发出《4．8通知》、32号文件、17号文件，制止“双突”的蔓延，批判派性头头的错误谬论，并采取了组织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在文革大的形势下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但确实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文革期间，河南党政大权主要掌握在这批老干部手里。派性头头虽然在“双突”中提拨了不少，使许多基层党组织严重不纯，全省形势受到很大千扰，但河南党政的核心权力尚未被他们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减轻了河南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损失。

我查了一下资料，文革期间，从1965年到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倍数，全国主要省份和河南相邻省份情况如下：

河南2.56，山东2.32，江苏2.25，浙江1.60，四川1.70，安徽2.15，河北2.31，陕西2.05，广东1.87，湖北2.01，辽宁2.22。毫无疑问，这个速度与改革开放十年的数字是无法相比的，倘若没有文化革命，我们的经济发展会快得多。但以上数据也表明，文革期间，河南与许多省份比较，经济发展速度稍快些，工农业生产损失相对小一些。我认为，河南文革中坚持工作的老干部比较多，他们所起的积级作用，是主要的原因。

揭批查时，在如何看待这批老干部的问题上，省委一些领导人认识上偏激，把他们的错误看得重了，政策上有偏差，搞得过头了，尤其是在文革两派的问题上，背离了党中央的指示，依靠一派搞清查，被派性头头钻了空子，把他们几乎都打下去了。

在河南，文革期间坚持工作的，是老干部的多数，由于揭批查出了问题，把党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的多数损失掉了，使河南干部队伍伤了元气，给河南的工作带来损失。新任省委领导也感到河南“缺了一代干部”。

一些工作先进地区和单位，如兰考、林县、辉县等，改革中形势稳定的早一些，生产发展比较好。这本是好事，但揭批查时，反而被当作重点，领导亲自坐阵，大批大撤大换班。例如，戴苏理去辉县坐阵，揭县委班子“紧跟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盖子”，县社班子全部批判撒换。许多当年跟着焦裕禄同志治沙造林，参加林县修“红旗渠”、搞水利工程的干部，甚至劳动模范，都被打成“四人帮”了。河南省120多个县，文革中闹得凶，比较乱的有三四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五六十个，近300个大中企业，比较乱的有七八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一百多个。揭批查中，对这些情况却完全不加区别，比较稳定的单位的干部同样被大批撤换、批判。

在批判中，发生许多混淆是非的情况，例如对学大寨，不是批平均主义、大锅饭、割尾巴等，而是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批五小工业、批社队企业。这就不是批极左路线，而是批工作，不仅是批干部，连群众也批了。即使是路线问题，基层干部稀里湖涂跟着说说，能有多少责任?“四人帮”是破坏生产的，搞生产有成绩，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这种错误的搞法，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级性，连工作也不敢干了。程维高同志批评有些应该干的事不去干，与此有关。基层干部有顾虑，怕犯错误。

河南的揭批查，尤其在老干部问题上，与全国相比，有特殊性。许多兄弟省市，在揭批查中，都认真遵照中央精神，政策掌握得稳，打击面小，主要惩办罪行严重的派性头头。对广大干部则着重教育，提高认识，解决思想问题，根本没有发生大批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现象。政策掌握得稳，干部队伍心齐、气顺、比较团结。干部队伍稳定，领导班子稳定，政治局势就稳定。有这个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就能抓住历史的机迂，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有老干部在班子里传帮带，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传下来了。对比河南和兄弟省市的情况，我感触很深；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必须把党的组织搞好，把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搞好。河南这些年的工作与兄弟省市拉开了距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干部，尤其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我们党历来主张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应该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联系建国以来河南党内情况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中，有这样一个情况：“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走资派”被打倒、被批判的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等同志，在“大跃进”、“公社化”、反“潘杨王”、反右倾的斗争中，曾犯左的错误，造成惨重损失，有很大的责任。而在那一次斗争中一些掌握政策比较稳、对左的错误有所抵制、被排斥、受打击的同志，却在文革中因坚持工作而执行了左的东西，犯了错误。就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同志的情况而言，他在文革中犯了许多错误，但在文革前，来河南纠正左的错误、稳定局势、组织救实、恢复生产，是有成绩的。而戴苏理在文革初期支持造反，带头反省委、反刘建勋、文敏生同志，也谈不上什么正确。今天，我们应该以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分清大的路线是非，在六中全会决议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党犯了错误，我们当事者都有错误，都有责任，有谁是一贯正确呢?党的事业受损失，我们应该感到痛心，应该总结经验教训，而不应该计较和纠缠历史的恩怨纠葛，更不应该泄私愤搞报复。

河南把一些人封为一贯正确，对另一些人全盘否定，在认识上偏离了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处理上犯了错误，最终是党的工作和党的利益受损失。由此派生出来的、问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河南却时而冒出一些奇怪的提法和作法，如说什么“粮食产量估不透”，隐瞒灾情，甚至压制打击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等。这都是河南许多干部曾经熟知的声音和行为，幸亏现在不是大跃进时代，被党中央及时纠正，才未造成大的损失。这说明在一些问题上，河南没有在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其实，年纪大一点的同志，从河南揭批查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里，难道没有看到59年反右倾抓20万“小潘复生”的影子吗?

从根本上说，河南发生的问题，是文革极左路线包括文革前左的错误的流毒和影响没有得到肃清，这正是河南的症结所在，是问题的实质。

对河南揭批查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错误，我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和看法向中央反映如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仍是影响河南形势和工作的重要因素，希望引起党中央的重视，请党中央关心一下这个八千万人口的大省，帮助省委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受了错误处理的老干部，绝大多数已经年纪大了，离休了。但他们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党对他们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受到公正的对待。党组织应该满足他们的愿望。其他处理错了的，也应该予以纠正。

一些文革中的派性头头，“三种人”，至今仍在河南党政要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对此，中央已有明确指示：对“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绝不能放在要害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现在仍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撒下来。对清查中漏掉的，特别是混进领导班子的，一经发现，要认真查实，及时处理。

薄一波同志在整党总结会议上也指出：“现在核查三种人的任务并没有完，组织部门要继续管起来，随时发现，随时处理”。“要认真清查三种人，不可留下隐患”。“对已进入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和其他有严重错误的人一经发现，要坚决清除出去”。

这些历史问题，时间久了，解决起来，会有困难，省委领导很忙，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人留在领导岗位，是党的隐患，现在仍在危害党的事业和党的工作。河南应该落实中央这个指示，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解决他们的问题。省委领导同志可能有顾虑，怕解决这些问题把河南搞乱，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这么多年了，实践证明，河南的老干部是守纪律、顾大局的。

河南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一些思想路线方面的混乱应该得到澄清。如：文革两派一派错误一派正确；戴苏理是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把“7．25”作为清查的时间界限；等。中央应该帮助河南省委对文革期间的重大问题，按照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分清大的是非，明确大的政策界限，彻底肃清文革极左路线的流毒，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础上，统一党内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实现“团结奋进、振兴河南”的战略目标。

以上意见，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河南省原省委常委、离休干部赵俊峰

一九九二年七月

蜗居士评论：华、叶、邓搞的揭、批、查是政变以后的反革命倒算

河南这位老人的信反映了该省76·10·6政变后复辟派镇压造反派的法西斯罪行。

这次所谓“揭、批、查”实际上重新上台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全国规模的反攻倒算，是一场严重的腥风血雨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惨遭镇压，象巴黎公社失败后一样，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极少幸免地被逮捕和清洗。直到今天，他们仍然被压制和监控，生活在艰难困苦当中。赵老在风雨如盘的1992年，以老病之躯，冒着风险把河南“揭、批、查”的真相留给历史，其精神是可贵的，其贡献是巨大的。赵老写信已经过去了14年，但赵老反应给中央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答案很清楚，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让资产阶级去落实无产阶级的政策，无异于缘木求鱼，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有的受迫害的同志现在要求当局落实1982年中央9号文件，同样也得不到解决。理由是一样的。1982年的文件居然在24年后还不能落实，本身就说明这个文件当局本来就不想落实。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肯定揭、比、查是“正确的”，还要保护“运动的成果”，保护“清查运动的积极分子”，打击被清查人员“翻案活动”。参与清查的人员多数升了官、成为复辟派的党政重要官员，而且，他们都是文革中反对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的，都是高唱过“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的（不是指具体唱这个的常姓艺人），都是参与过镇压革命的，在目前“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旗帜”的今天，有可能让他们实事求是的去纠正历史错误，落实无产阶级的政策吗？


099) 河南省原省委书记、离休干部王维群致河南省委并党中央的一封信

河南省委并党中央：

河南原省委常委赵俊峰同志《就河南省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我认为是符合河南实际情况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根据六中全会《决议》，党中央在随后关于整党的《决定》中作出文化大革命应当彻底否定，两派都是错误的，和清理“三种人”(造反起家分子，打砸抢分子、帮派骨干分子)的明确指示，并规定为整党的方针。

可是，河南在处理“文革”问题时，由于省委领导人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和指示，犯了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这些问题，至今未能解决。

建议党中央和河南省委调查了解，妥善解决，以发展河南改革开放的形势。对赵俊峰同志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我简单作以下几点补充：

一、河南省委在揭批查中，根据中央指示，清查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惩办了一批有严重罪行的“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也批判和处理了一些有严重错误的人，做了大量工作。这对于从根本上肃清“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达到消除隐患、纯洁组织、统一思想，教育干部的目的，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对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二、河南的揭批查，搞扩大化了。

赵俊峰同志列举的具体事实，都是省委领导自己讲的情况。对揭批查工作，党中央明确规定了“严肃对待、慎重处理”、“宜粗不宜细、宜窄不宜宽”、“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严格区分罪行和错误的界限”、“政治定案和法律定案分开”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在定案处理上，中央又作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具体要求。可是，由于省委一些领导人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这些指导方针和政策要求，清查的面搞大了，处理得重了。尤其是一批为党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受到错误打击，被冤枉了。

揭批查扩大化的后果，严重影响河南党的团结，干部队伍思想上结的疙瘩很大，隔阂很深，心不齐，气不顺，政不通，人不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政治关系没有理顺，是河南工作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三、严重的问题在于派性清查。“出土文物”揭露出来的问题令人震惊。这是白纸黑字的第一手直接证据，而且是物证。一些“文化大革命中”中的“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一度把持河南揭批查的权力，进而占据党政要害部门的关键岗位。至今仍然如此。

“出土文物”中榜上有名的李蔚、赵正夫、钟力生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搞派性，阴谋夺省、市委的权，策划指挥大型武斗、搞打砸抡，在“出土文物”中都有记载。还有材料揭发：他们在围攻郑州国棉六厂时担任现场指挥，下令浇汽油放火烧大楼，造成死伤100多人的血案。“出土文物”提供的证据表明：他们这些人，完全应该列入清查“三种人”的对象。

但是，他们的问题和罪行非但没有受到清查，反而堂而皇之地代表党组织主持揭批查运动。河南大批老干部，就是在赵正夫担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蔚担任省纪委筹备组付组长、省纪委副书记，把持全省揭批查核心权力的时期，被撤职、批判、审查、定性、处理的。

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跟着毛主席犯了错误，接受党组织的审查，检查自己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但是，由这些“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抡的派性头头、“挂帅”人物、“作战指挥部总指挥”之类本来应当属于“三种人”清查对象的人对老干部进行审查，不仅完全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和指示，在全国各省中，也是非常出格、绝无仅有的情况。可是这种令人愤概的荒唐事，在河南却发生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出土文物”是河南派性清查的铁证。对“出土文物”案，乔石同志早有批示。请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南省委落实乔石同志批示，查清“出土文物”案。

四、河南在《关于为戴苏理同志平反的通知》的省委文件中称：“戴苏理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提法直接违背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同时又一笔抹消了戴苏理“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时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个文件是反中央的，也完全不符合事实。戴苏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作为河南“河造总”、“十大总部”一派的代表人物，参加“三结合”的。这个文件，把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就为河南“以派划线”、“按派清查”、“一派清一派”定了调子，是河南派性清查的根子。

建议河南省委撤销这个有严重错误的文件。

五、省委主要领导在揭批查、整党、清理“三种人”的指导思想和执行政策上，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造成工作的严重失误。

如一九六七年的“七．二五表态”，这件事，是“文革”时期中央搞错了。根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省委应该向中央写个请示报告，由中央撤销在“文革”时下发的相应文件。别的省市都是这样做的，这是正常的组织手续。河南却不是这样，把这件事搞成个“七．二五大假案”。这不仅不符合事实真象，定错了案，在组织程序上，也是办了件糊涂事。尤其严重的，是把“七．二五”作为清查工作的时间界限，这就直接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清查工作要“突破时间界限”的规定，自订“土政策”，成为河南派性清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七．二五大假案”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且这个错误结论还直接促成河南的派性清查。建议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正规的组织程序，重新处理“七．二五”问题。

另外如“突击判刑”等极其错误的作法，无视党中央“加强民主与法制”的指示，严重违背党的—卜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也造成严重失误。

六、如何看待文化革命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和唐岐山等人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这批老干部并不是陈云同志所说的“阴谋野心家”一类的人，也不属于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唐岐山本人也不是老干部)。这批老干部是河南老干部队伍中的多数。文革时的说法是，刘建勋、纪登奎把他们“带出来了”，“带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当然不对。但现在笼统地说，刘建勋、纪登奎把他们“带进去了”，“带到十年内乱里去了”，不加分析地把他们全盘否定、统统打倒，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不公道的。

文化革命时期这些老干部在台上，当然也会犯有错误。但文革十年的情况很复杂，他们之中许多同志曾多次受林彪、江青的打击迫害，被批判、斗争、打倒，也是事实。他们大多数同志说错话、办错事，是因为理论水平不高，由于对毛主席的盲目崇拜，是认识问题。而且，我们党有组织原则，他们作为下级，要服从中央的文件和指示，因而只是执行的错误。对他们，主要是教育和提高认识的问题。

在文化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这批老干部在台上的工作应该怎么看?我查阅了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以65年到75年这十年，列了几张表(见附表)。从全国各省几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对比来看，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三项指标，河南列第二：社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三项指标，河南位居第一；各项指标综合起来看，河南经济发展速度应属全国首位。当然，如果没有文革的破坏，河南经济发展的情况肯定还会好得多。文革中河南老干部站出来工作的比较多，在全国是一个突出特点，这批老干部在台上掌握各级党政主要权力，减轻了“十年内乱”的损失，起过积极作用。这是客观事实，统计数字可以表明这一点。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政治上复杂的是非曲直，不仅许多群众和一般干部难以认识清楚，连我们省委班子成员在当时也稀里糊涂。但是，是否对人民有利，是不是给人民办了好事，应当是我们评价干部的根本标准。即使封建社会，也还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嘛。文革这十年，河南经济情况相对比较好，损失比较小，归根到底，是对人民有利的。这批老干部起过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党的公正评价。

河南这批老干部，多数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还有抗战时期和抗战以前的老八路、老红军，他们为党工作几十年，对党和人民是有贡献的。由于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他们受到错误的打击，被冤枉了。如今，他们有的已经含冤死去，剩下的也年老体衰，已经离休。他们的希望，只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党组织．对他们有个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有个公正的评价。

这批老同志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些影响，但十几年了，尽管他们含冤受曲、忍辱负重，考虑到近年来国家多事，六四风波、苏联解体等情况，他们不愿给中央添麻烦，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实践证明，他们表现了有党性、守纪律、顾全大局的风格。

党组织应该在适当时机考虑他们的要求，妥善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他处理错了的，也应该得到纠正。

这批老同志，大部分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不能再工作了。妥善处理他们的问题，不仅是为他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昭雪冤屈、公正评价的个人之事，而且关系到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关系到今后河南党的工作和党的事业。我们常说，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联系到建国几十年河南的情况来看，在这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

58年“大跃进”时，河南在全国反右派结束之后，又搞“补课”，使“右派”总数翻了一番：反右倾、反“潘、杨、正”的错误斗争，全省抓了20万“小潘复生”：河南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因此而大伤元气。

“文革”十年，极左路线横行肆虐，林彪、“四人帮”破坏捣乱，河南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受派性斗争严重干扰，来回折腾，“翻烧饼”，又大伤了一回元气。

解放后我一直在河南工作了几十年，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本来应该好好搞点建设了。可是，由于河南在揭批查、处理“文革”问题时，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犯了严重的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河南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再一次大“翻烧饼”，大伤元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河南干部队伍受打击的面之大、后果之严重，完全不亚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后来的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也深知情况的严重，说河南因此“缺了一代干部。”实际上，河南省是在全国“文革”结束之后，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又搞了一次类似“文革”的斗争。

因此，河南工作上不去，问题的“症结”，是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极左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遗害至今。不正视这个问题，仅靠更换个别领导人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请求党中央帮助河南省委做点工作，根据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分清大的是非，清查领导班子中漏网的“三种人”，理顺政治关系，为党的事业“振纲纪”：妥善解决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昭雪老干部的冤假错案，消除隔阂，增进团结，为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补元气”。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干部群众真正做到心齐气顺，政通人和，实现安定团结，发展改革开放的形势，把河南的工作搞上去。

我的意见，如有不当，望指正。

河南省原省委书记、离休干部王维群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于山东济南东郊干休所

附：我收集和整理的《文革期间河南与全国各省经济发展六项主要指标对比情况表》和《编制说明》。


100) 徐明：河南省"出土文物"应该进入严肃的文革博物馆

徐明

读者最近读到两件十多年以前，由河南省委文革时期的领导干部给中央的申述信。

一件是原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俊峰同志于1992年7月，就河南省揭批查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和意见的申述，另一件是原河南省委书记、省长王维群同志，就赵信所反映问题，给河南省委并党中央的补充说明；发信时间是1994年11月。河南省是文化大革命中基本按毛泽东同志的设想，去开展、推进文革运动的最典型的地方，属于正态状况的省份之一。之所以说是正态，就是从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到基层领导，大部分投身和支持了毛泽东号召的文革运动。河南的文革运动与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到当时中共中央的肯定与表扬。要研究文革历史，要研究毛泽东搞文革的初衷，要探讨改造我们这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途径，就必须研究河南问题。1976年10月，特别是1977-1978年之后，河南被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革命的所谓“重灾户”，在随之而来的“揭批查”运动里，河南是“拨乱反不正”，遗留下来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新的历史问题。

笔者有幸在河南工作二十多年，由于去得晚，是外来干部，有幸没有参加河南的文革运动——卷入那恩怨相报的无穷无尽的指责、攻击、压制，免于受到非人的极不公正的对待。但我接触过各种思想观点的老干部和大批当年的群众，读了这两个信件，现在只能说，两位共产党的老干部对中央讲的，全部是事实。

一位出生在1977年的左翼知识分子（巧在也是河南籍人氏），读到这两个（意想不到的）材料，禁不住问“这不是反革命政变了吗”？是的，河南的确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政变，斗争和推翻的对象恰恰是20多年来在河南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共产党干部！据说，类似的申述材料早就在中央最高层传阅，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共中央最高层，曾反复研究过解决河南历史遗留问题，甚至也商议了一些具体方案……但是没有能够落实。

于是，在1950年代该省党内斗争的基础上，继而在文革十年激烈的党内斗争和派性斗争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以来新产生的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基础上，河南积压和衍生的问题重重，河南省上访的人（起）数，或许是全国最多的……

需要解释的是，信中涉及的“出土文物”，指文革以后才发现的，1967年一大派群众组织秘密会议的原始记录本，在这些会上，他们策划了对省、市委与一系列领导干部的“造反”，策划了对另一派群众组织的残酷武斗……但这些创造了“文物”的朋友，居然是河南省在文革以后的揭批查运动、改革开放中的英雄好汉与领军人物。读者可想而知，1970-80年代的河南，进行的是共产党的拨乱反正，还是反对大多数革命干部，反对毛泽东的文革的派性“拨乱反正”？

该“文物”作为申述材料的附件，也早就送到中央最高层，成为研究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我衷心希望这一文物，能进入严肃的文革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特此说明。

徐明

文革发动40年之后


101) 杨止仁：一位老同志关于文革问题的一封信

（秀龙山人按：最近，不少论坛都在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华岳论坛发了老田对老干部李尔重同志的访问记，主要谈文化大革命，有位网友在跟帖中贴出了这篇文章，似乎是对李尔重同志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关于四人帮问题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种争论很值得我们注意。）

一位老同志关于文革问题的一封信

×老：您好！

看了您的信，正合我好长时间想就文化大革命这个重大问题向您谈心以得到教诲的愿望，我今天是把您作为革命老前辈，老领导又作为真挚的革命同志战友、知已敞开心扉写这封信的。

一、谈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革

我是1947年七岁初中毕业怀着上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严重不满奔向革命，1949年初加入党的。先后在豫皖苏一地委干部学校、太康县委、淮阳地委、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工作。文革前任宣传部秘书。在土改、土改运动中，我一直任工作组长，从头至尾参加了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大大加深了我对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认识，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在政治上没有犯过错误，一直受党信任器重的。

可是从文革开始，我踏入了一生的坎坷道路。河南文革一开始，我首先听到郑州大学一部分学生因贴出批评校党委转移大方向，点批“反动学术权威”、压制群众运动的大字报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并操纵一部分学生保党委，贴出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革命的大字报，使学生分裂成为两派相互斗。省委派工作组进驻后，仍继续维护校党委，压制给校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逼得一位学生领袖跳楼身亡。其它几所大学也相继发生类似情况，不久，运动波及工厂和省直机关。省委机关一些警卫员、通讯员、电话员、打字员、女保育员起来向省委、省委办公厅领导提意见，也被打成反革命，进行许多次批斗打骂，限制人身自由，不许进食堂吃饭，经常在食堂门口围攻他们，往脸上吐痰。罚他们扫院子、清厕所。与此同时，省直各机关都打了一大批“反革命”、“黑帮”、“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小三家村”等等，给他们戴高帽子，脱赤脚、脖子里挂着鞋子，在近四十度的阳光下和滚烫和柏油马路上，伴随着“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声和沉闷悲怆的锣鼓声，被各单位的领导人率领着臂戴红袖章的人押着游街示众。我爱人1950年元月参加革命，很早加入共青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只因出身地主，在赶地主婆时，一个政治扒手硬是造谣说听见她骂革命群众滚回去，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拉入戴高帽游街的行列。当时整个郑州市各街道成群结队，涌满了被街示众的“反革命”队伍，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我爱人回到家时，脚被炙热的柏油马路烧伤，加上强迫行走在一处堆满碎玻璃渣的地面上，双脚血迹斑斑，我给她将刺进肌肉的玻璃渣一点一点挑出，用酒精消毒包扎好。在她脚疼得不能走路的情况下，仍强迫她挖土方，进行劳动改造。

所有这些耳闻目睹亲历，使我深深感到这种法，绝不是毛主席的路线和党的一贯政策。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布后，我阅读着热泪盈眶，更感到毛主席多么英明伟大啊！他什么时候都和革命群众心连心。几天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公布他的大字报，坚决支持郑大被打成反革命的少数派学生。接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了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使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的群从自己解放自己，组成了革命造反派队伍，并得到迅速壮大。

但是到1967年2月省军区介入，公开支持文革开始时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和从造反派队伍中分裂出去的少数派，并操纵成立了河南省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公开宣布全省造反派自动联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大肆逮捕二七公社各组织的领导人。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头头被关进监狱，把支持二七公社的省委领导人纪登奎也监管起来。各单位都对加入和支持二七公社的人员进行清查批斗，限制人身自由。一部分坚持战斗的二七公社成员被河造总和十大总部围攻，开始发生武斗。特别在毛主席指出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把两派群众组织搞颠倒了，把革命派打成了反革命，并提出要让河南三派群众组织代表来北京汇报时，省军区和后来被中央文件正式定为河南省委中的走资派的赵文甫，以及河造总、十大总部的头头共同策划，要在向中央汇报前，尽快把二七公社全部消灭掉，造成既成事实，使支持二七公社的刘建勋、纪登奎成为光杆司令，无法作为一派的领导干部向中央汇报。

在这一决策下，河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对二七公社的残酷围剿，大规模武斗从此开始了，在省军区和省委的支持下，十大总部、河造总出动数百辆大卡车，头戴钢盔、柳条帽，手持大刀长矛，在郑州市□行示威，声言要血洗二七公社，动用吊车、推土机围攻二七公社被迫退守的几个据点，先后制造了十多起大型武斗流血事件，烧毁国棉六厂大楼，许多二七公社成员惨死在血泊中，受轻重伤的不计其数。在郑州市大街上，随时可见围攻毒打二七公社成员的事件，甚至有人喊一句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被认为是同情二七公社也立即遭到毒打，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

我正是由于省委宣传部的群众组织强迫我在全部人员大会上亮明观点时，坦率地讲明了我对河南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看法，指出他们背离了毛主席路线，话还没说完，会场上就喊起了打倒反革命分子杨止仁的口号，立即要拉我上大街辩论，实际是一上大街要把我打个半死。这时恰巧已到下班时间，他们宣布下午继续开会。我考虑郑州已不能存身了，就在这天中午和我爱人带上九岁、十二岁的两个孩子跑到北京我哥（杨局人，新华总社干部）家。帮助河南二七公社驻京联络站和后来从监管中被抢出来护送至京的纪登奎做些向中央汇报河南情况的准备工作。

中央开始听取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汇报报后，我同我爱人和两个孩子回到郑州，分别住到河南农学院、粮食学院两个被称为革命根据地的二七公社据点里，同学生一起战斗。在一天傍晚，我被农学院的河造总绑架走，在地下室被毒打了一夜，要我交出农学院二七派的学生领袖住处，我怕引起武斗，坚决不说，一直向他们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天明他们无奈把我放出。我的衣服全被打烂了，身上多处创伤，幸未伤骨，疼痛数日才好。直到河南三派向中央汇报会上周总理指出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文件，并另派支左部队进驻郑州，二七公社才取得胜利。

在实现大联合建立省革委会以后不久，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省军区第一副政委、省委副书记王新，借军工宣队进驻各单位领导斗批政，又将二七公社一派从新建立的革委会领导小组中整下去，很多人又挨了批斗。并将矛头指向省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纪登奎。对纪登奎的夫人王纯以反军罪名批斗数十场。

这时刘建勋、纪登奎正派我整顿二七公社报。我刚刚整顿结束，复刊出了第一张报，给刘建勋送审清样时，被刘建勋指责一通，毫无根据地怀疑我反军，让我回原省委机关受军、工宣队审查。四个月后，没审查出任何问题，刘建勋又起用我去给他搞一个工厂斗批改试点。

这个试点尚未搞完，我鉴于运动反复太多，向刘建勋申请不愿留省革委工作，坚决同原省委机关从书记、部长到全体工作人员一块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刘建勋很快批准了。我动员我爱人也向她单位申请下去。于是，我将住房交公，全家户口、粮食关系通通转下去，带领全家到予西山区队插队落户。不到两个月，又被省革委通知回郑州参加审查“五一六”和所谓四起反革命案件的学习班，关进省委党校八个月，失去自由，又对我从经济、政治、历史、作风、与各种人的联系全面彻底进行审查，仍未找出任何问题，才又放我回到予西山区插队的地方。我在农村住了三年，除1971年春天洛阳地委通知参加县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听取传达中央批陈整风的文件和后来又传达“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外，完全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直到1972年月10月，我忽然接到省委要我回郑州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在会上才知道河南揪出并揭批林彪的死党王新。

刘建勋派车接我到他住处，给我讲了揭出王新的经过，对我说了些安慰话，确定将我调回省委宣传部恢复工作。任命我为宣传处处长。1974年初又任命我为副部长。直到毛泽东同志逝世，我一直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遵照中央、省委文件兢兢业业地工作。

1975年初邓小平一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就进行全面整顿，用三项指示为纲取代毛泽东同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全面整顿实际是全面翻案，又一次整造反派。河南许多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再次挨整，有的被撤消领导职务下放锻炼。毛泽东同志看清了邓小平永不翻案是靠不住的许诺，要借全面整顿，全面否定文革成果，又果断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扭转了政局，造反派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保护。

尽管毛主席生前多次讲述过“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在毛主席逝世后，在揭批“四人帮”清查帮派体系的运动中，中央提出“像打日本鬼子一样打国民党一样”的口号，彻底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实为彻底围剿忠实执行毛主席路线的革命造反派，彻底摧垮毛泽东同志借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社会政治力量。这就为邓小平彻底篡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排除了障碍。

在河南揭批查运动中，我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董万里同志（1932年参加工作的老红军）、唐岐山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后到郑州铁路局当八级老技工，文革中铁路局造反派领袖、后当选为九届、十届党中央委员、省委常委、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周民英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首当其冲。

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6月，我听到纪登奎的儿子纪虎民向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在北京治病的副部长散布许多分裂中央的言论，感到这样很不好，和也听到这一情况的董万里同志不约而同地都向新华分社社长周民英同志作了反映，并希望通过内参反映给毛主席。然后，新华分社以董万里同志和我两人的名义拟写了一份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情况的内参，通过新华总社送到当时分管新华社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那里。姚还没有呈送到毛主席手里，就被逮捕抄家，该内参被抄出。纪登奎和刘建勋便以这件事为根据，作为和“四人帮”有联系的重大问题，将董万里、周民英和我实行武装监护审查，加上曾直接被江青接见过的唐岐山，把我们作为河南的“四人帮”在全省批斗。铺天盖地打倒“唐董杨周”的大字标语大字报遍布全省。最大的一次全省有线广播批斗大会，加上郑州市的主会场12万人，共参加两千万人，实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批斗会了。

奇怪的是，在监护审查三年给我作的结论经我连续三次批驳，指出上述那件事按党章规定完全符合组织原则，构不成什么错误，最后结论不得不撤掉后，剩下的全是执行中央省委文件中的问题，责任并不在我，但仍给我结论改为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我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省委宣传部重新上台的文革前的几位老部长开始都不同意给我这样重的处分，提出应该留在党内，但经省委常委先后讨论十七次，仍然按照中央文件正式定为走资派又重新上台的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等人的意见做出决定。而和我同案的被人们公认为一生最耿直最坚持原则最一贯忠实于党和毛主席的路线的董万里同志，却因未得到及时治疗，于1977年10月3日病死在监护的牢房里；老志愿军战士、老工人唐岐山同志被判刑不久死于狱中；周民英因为新华总社坚决不同意河南省委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后来两家各让步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仍按分社社长办理离休。我出监后，给董万里同志这位老红军、坚贞不屈无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写的墓碑是：“生为人民四十五年鞠躬尽瘁，死为革命一生慷慨正气长存”。

我受处分后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尝尽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但我最大的苦恼是考虑不出怎样继续革命，去哪里寻找培育我几十年的亲爱的党和亲爱的同志和战友。我经常吟咏的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傍徨。”我六十岁生日时吟诵鲁迅“老翁把酒问墨身，几许回天荡埃尘？愤愤热血无洒处，老道空存一颗心。”在这“惯于长夜过去时春时”的漫长岁月里，忽然和我素不相识的董万里同志在太行时的老战友梁心明同志由董万里同志的夫人陪同来家看望我，并给我带来了《中流》，我见到《中流》如同我初参加革命时寻找到了党和真理、革命队伍一样的兴奋至极。十多年的苦恼沉闷顿时消了，我立即投入了新时期新特点的革命斗争。

以上我毫无保留地向您谈了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以及我个人的坎坷遭遇，我对文革的认识，自然是要受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参予实践的河南文革的重大影响的。作为一个大省的河南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它向我们说明了许多问题。我认为它所提供的情况，对我们全面思考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是具有十分重要价值的。

二、我对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发展逐渐激化不可避免的一场决战。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民主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义秩序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大讲资产阶级剥削有功，批评山西省委发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经毛泽东同志严肃批评后，他暂时收敛了。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我国于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经过1957年反右派，打退了不甘心失败的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妄图复辟的猖狂进攻以后，激发了全国人民极为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在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鼓舞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随着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又出现了在原来农业高级社的基础上兴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这时阶级斗争曾表现一段时间的缓和，但绝没有停止。资产阶级在反右派以后感到自己大势已去，便转换手法，采取从党内寻找代理人搞和平演变的方法继续向无产阶级进攻。而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因建国初期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而诚心转变。加上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经不起资产阶级和平演变考验的人，逐渐演变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愿继续革命，甚至反对革命，向往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伺机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

在我国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时出现失误加上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等客观上的原因成国民经济发展受挫，出现人民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尽管毛泽东同志最早觉察失误并立即指导全党正在有效地努力纠正错误，党内的资产阶级仍然借此机会向党发动了进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向党向毛泽东同志发难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彭德怀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建有卓越功勋的，对此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即使在民主革命中，他也是有这样那样错误，受到过毛主席和党的批评的。而他对毛主席过去对他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作为我党的高级干部我军的高级将领，彭德怀同志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应该十分关心维护我国新建立起来，但还有许多不完善地方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应该对大跃进中我们党一时出现失误造成的挫折有一个客观的正确认识的，是应该对毛泽东同志最早察觉并领导全党正在有效纠正错误做出充分肯定和评价，并努力维护毛泽东的威信采取和毛泽东同志合作的态度提出自己对进一步纠正错误的意见的。但他并不是这样，而是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不讲任何意见，在庐山会议进一步纠“左”做出部署基本结束时，突然以万言书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发难，而且言词激烈，提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不正常。思考他这样做的动机问题。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已起到了和国际上的帝修反国内的资产阶级、台湾国民党恶毒攻击我国三面红旗的配合作用，在言语上也近似一个腔调。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实际上是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极左”，攻击1958年以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

彭德怀的这一思想当时也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一定代表性，只是有些人没有明显暴露就是了，这已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发展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党不是已经完全否定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给彭德怀同志彻底平反了吗？不是已经在全国解散了人民公社，抛弃了总路线，大跃进吗？不是已经做出毛泽东同志从1956年以来搞的是一条“左倾”的错误吗？不是把当年彭德怀同志的方言书写的甚至还没有敢完全直言的全部都实现了吗？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已经为实践证明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叫修正主义路线吗？并且这条路线已经基本上把我们党的事业断送了吗？

所以，如果说当时许多同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四十年后的今天，再看那场斗争的真面目已经一目了然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们党，这一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我们可以把这场斗争看成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重点转移到党内的开始，是毛泽东同志形成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这以后，毛泽东同志在同刘少奇关于“四清”问题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同意农村实行分田单干实际是解散人民公社的斗争，在同国有企业实行一长制、奖金利润挂帅、单纯依靠科技人员办企业的资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的斗争，在同上层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都说明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出笼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继续。毛泽东同志立刻敏感锐地嗅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进行翻案，要翻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案。便立即安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进行反击。而文章写成后，全国各省市党报都不刊登，毛泽东同志不得已采用发行小册子的方法向全国散发。这时北京已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可见当时资产阶级已严重嚣张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由来。所有这些说明并非当时毛主席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而是估计得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我也曾设想，如果毛泽东同志不用文革的方法，而采用整风的方法是否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呢？后来经过深思改变了这一些想法。因为当时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和1942年整风是根本不同的，1942年整风，是在全党以毛泽同志正确的践线为指导基本团结一致的情况下，为进一步增强团结，提高思想水平，通过学习文件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历史上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问题的。是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革命。而1966年党面临的情况和任务是要在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同志已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失去多数支持处于比较孤立的情况下，进而从中央到地方的部分夺取斗争，是建国以来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路线的斗争越来越激化的生死决战。是以反对修正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大革命。显然，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用整风的方法得到解决的。

我也曾想若用遵义会议的方式行不行？后来感到也不行。因为这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也不同。遵义会议时我们党不是执政党，不存在一部分当官做老爷不愿革命甚至反对革命的问题，而仅是共同在为实现革命胜利的大目标下怎样革命，执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才能夺取革命胜利的问题。当时跟着王明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忠心耿耿干革命的，其错误也属于思想方法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因而在错误路线使革命不断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以后，绝大多数同志都会从实践中吸取教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这就决定了遵义会议摒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是迟早必然要发生的。而我们党经过第五次反围巢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绝大多数同志已经从血的教训中思想认识提高了，对毛泽东同志已是众望所归，所以，遵义会议就成为我党结束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一次对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而1966年我们党的主要问题，既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生死决战问题，要用遵义会议的方式，用召开党的政治局会议通过民主集中制做出决定的方式来解决，在当时政治局里毛泽东同志正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下，显然是不行的。

我正是通过对以上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和再三思考，才感到1966年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断然采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起来运用大民主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来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已经十分严重激化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十分英明正确的。这也充分显示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同志一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思想，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持真理坚持革命而敢于向一切敌人和阻力挑战的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

三、对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选择用人的看法

毛泽东同志当然首先考虑的是要能够正确理解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决拥护支持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忠实执行他的革命路线的人。可以想象毛泽东同志是非常希望在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斗几十年久经考验的老战友中，能够有很多老帅老将、老总像过去一样和他志同道合一起再搞文化大革命，成为他依靠重用的力量。但这只能是毛泽东同志一方面的希望，客观现实是我们的老帅、老将、老总们在文革中有几个表示拥护、支持愿意和毛泽东同志一起继续革命呢？相反他们几乎都站在了对立面，对运动进行百般指责，强行反对，毛泽东同志自然是无法用他们的。

对于周恩来同志，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始终是非常信任重用的，而周恩来同志也是始终忠实跟随毛泽东同志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心一意协助毛泽东同志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在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密切合作全力支持，鞠躬尽瘁地工作，文化大革命将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相信要远远超过对林彪的相信。毛泽东同志在文革开始写给江青的信，不仅明显表露了他对林彪的疑虑信不过，而且将这封绝密的信唯一送给周恩来同志一看，这充分表明他对周恩来同志的确无任何保留地信任。在文革中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使用也是非常得当的。他不但把国务院的全部工作交周恩来同志，也把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交周恩来同志负责处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共同听取了许多省市群众组织代表团向中央的汇报，并代表中央做出了处理决定。河南三派群众给织向中央汇报时，从头至尾都是由周总理主持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共同听取，然后表态做出决定的。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和河南省委却把众所周知并有文件记载可证的周恩来同志对河南问题的表态说成是假的，照样给予推翻。在文革中周恩来同志还担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广泛联系做好对文革有抵触情绪的阻力的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其他任何人也不能胜任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来同志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周恩来同志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至于林彪，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压根对他只不过是利用。毛泽东同志在林彪关于政变的讲话以后，就产生了对他的疑虑。林彪在文革中制造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又进一步增加了毛泽东同志对他的反感和提防。毛泽东同志对林彪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没有采用，另组织人写了一个政治报告。这都说明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看法。“九大”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那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并不能表明毛泽东同志真正心意。不然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一直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呢？如果毛泽东同志真的信任林彪把他作为接班人，就没有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了，这一点恐怕林彪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不然而也不会有“五七一工程纪要”出笼和发生“九一三”事件。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并不是真正信任重用林彪的。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必须要依靠重用一些真正接受他的思想理论，忠实执行他的革命中线的人。而这些人尽管各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完全接受，衷心支持，忠实于毛泽同志的革命路线的。如果我们真正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坚持我国社会主义不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那么，在众多老帅、老将老总们大都抵触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在毛泽东同志处于是孤立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些人不顾风险挺身而出，忠实跟随毛泽东同志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从这主要方面看，他们的精神实质是可贵的，应该称道的。如果再没有这些人对毛泽东同志的忠实跟随和支持，恐怕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尝试的文化大革命就很难发动了。

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信任重用江青等人是合乎情理的，完全是革命的需要。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狱中和受审的表现看，除姚文元受私念驱动表现不够好，江青、张春桥都表现了一个坚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气节和情操。尽管江青有许多曾被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错误、弱点和被人们指责的一些问题，但就江青的大节，她至死是忠于毛泽东同志、忠于马列主义、忠于无产阶级革命、坚持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她是我们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死敌。我们可以想象，江青入狱后，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如果贪生怕死，背叛毛泽东同志，变节屈从修正主义，检讨认罪，攻击文化大革命，那将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形象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对以后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都将造成怎样不利的影响。因此，她和杨开慧同志一样是不愧于毛泽东同志夫人的称号的。

四、应当怎样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我认为这是正确认识文革和文革中发生的许多问题，也是我们今后为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必须解的一个认识问题。自从毛泽同志逝世以后，他老人家在文革中始终支持的造反派已成为人们口诛笔伐十恶不赦的坏人，影视中的丑角。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实际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情况很复杂，代表各种不同的思潮，出现一些问题和坏人坏事是很难避免的，不能都统统加罪于造反派。

从河南情况看，造反派中也确有一些组织和个人有过激甚至报复行动，也不能说没有混进一个坏人，这并不稀罕。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不也仍然混进有坏人吗？但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规模武斗这样的事，主要是保守派在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当权派操纵下挑起来的。

群众中分裂成为保守派、造反派，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造成的。保守派一般是运动初期受党委或工作组操纵，在推行刘邓资产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群众运动中形成的。造反派一般是运动初期受资产路线打击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在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和中央关于文革十六条公布后，起来造反发展壮大的。

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看，打击面最宽、伤害人最多、整人最残酷是在运动初期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段时期，而这恰恰也是正是造反派被围剿受打击迫害的时候。这一情况从我在前面关于河南文革发展过程的叙述中看得很清楚。现在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影视中都把文革片面描写成一场大灾难，只讲阴暗面，看不到光明面，把文革中不管什么人的过激行动和干的坏事统统加罪于造反派，实在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不仅为此，我认为由于造反派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大方向，坚决反对刘邓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于他们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又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B52旗帜打击B52力量”的反革命路线的迫害，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他们平了反，所以他们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刘邓资反路线、林彪反革命路线最恨。从而他们也最需要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接受的最快。他们最愿意文攻，进行大辩论，用毛主席的理论说服人，坚决反对武斗。他们经常是在唱着“东方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流着热泪，坚持同走资派、修正主义、资反路线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的。在反对武力围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许多造反派战士献出了青春的宝贵生命。

所以，应该说造反派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的革命力量，是同修正主义、走资派以及他们推行的资反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主力军。没有造反派，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必须肯定造反派。这是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讲的道理相类似的。

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一直支持的造反派，这支坚决反资产阶级反修正主义的革命队伍也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全部打下去了。河南受审查挨批斗的人无法计算，光是被逮捕判刑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就达4100多人。一进监狱中，文革犯几乎占一半。原省委第一副书记、老红军、雇农出身的耿起昌同志，因支持造反派罪被判刑二年。出狱后每月仅发150元省生活费。不久因病未得到及时治疗死在家中。连焦裕录同志的亲密战友、同焦裕录同志一起改变兰考面貌的原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抗日时期的老同志张钦礼，也因支持坚决保卫焦裕禄同志的造反派被妄加罪名判刑十五年。焦裕录同志的英雄事迹被说成是瞎编的加以否定。焦裕录同志展览馆被查封，大批宣传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的材料被焚烧（大约1990年以后焦裕录展览馆才又恢复开放）。张钦礼同志服刑八年后，因身体多病，穆青同志给河南省委负责人写信建议保外就医，才提前释放。领导林县红旗渠工程的原林县县委书记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贵同志，也因支持造反派，被撤职受审多年。伟大的世界闻名的红旗渠被说成是“极左”产物加以否定，而且进行批判。因无人管理，几年后红旗渠遭到严重破坏，林县许多农民因红旗渠断流又回到昔日吃水难的困境。原支持造反派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刘建勋，直到死也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河南与造反派对立的一派群众组织的各级头头，许多搞大型武斗烧大楼，血洗造反派的总指挥、武斗队长，成了省委省政府各厅局和各地市县的重要领导人，成为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基本力量。

被镇压下去的造反派和各级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至今仍然是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积极力量。现在，他们又成为《中流》等革命刊物的积极支持者，成为扩大发行《中流》的主要力量。河南建立《中流》发行站一年多以来，主要是依靠这股力量搞发行工作的。各地发行站站长几乎全是原来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他们在十分艰难的处境和生活条件下，做出了许多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积极发行《中流》的感人事迹。

尽管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使造反派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人由于文革中受尽迫害的悲惨命运伤透了脑筋，对革命丧失了信心，政治上消沉了。有少数做生意发了财，甚至做了资本家，疏远革命了。但是相当多的造反派仍然是目前革命的积极力量。他们对当局最不满，最要求改变现状，也有斗争经验。从我们今后要发展革命队伍壮大革命力量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战略上看，不管在原党政机关干部中还是工矿企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中，这部分人都是我们十分重视的社会力量。

五、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

毛泽东同志对言语革的估计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是充分肯定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我认为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要达到的目的来说，在毛泽东同志生前文革是胜利了。因为作为发动文革要夺回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被修正主义、走资派篡夺了那部分权利的主要目的是基本实现了。其标志是以刘邓为头子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被摧垮了。经过“九大”、“十大”两次改组，党中央和政治局里刘邓势力已失去多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可以顺利得到贯彻执行了。在经济基础方面，它击退了党内的那股欲分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修正主义思潮，大大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也击退了在国有企业推行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推行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利益驱动，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推行专家治厂，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办厂办企业，推行把工人阶级看作雇佣奴隶，实行管卡压，反对把工人阶级看作工厂主人，反对工人阶级参加管理的两参一政三结合等等修正主义的办企业的路线，使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以列主义办企业路线基本得贯彻执行。国有企业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这就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和高科技发展在文革的情况下仍取得了稳步增长和发展的辉煌成就，并为以后更快更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在教育、工艺、卫生等各条战线，较为彻底的无产阶级路线在全国得到贯彻执行，各方面焕然一新。广大知识分子焕发了延安革命精神，努力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精品的一系列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受到工农兵的广泛喜爱。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改造大学，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的方针，已开始结出硕果。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看病吃药难的问题，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世界上一大奇迹，得到国际上广泛赞扬。

所有这些丰硕成果，说明文化大革命确实取得了伟大胜利。因此，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失败了。许多同志之所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上失败了，一方面是对文革中出现的那三分错误看得太严重，对其产生的原因缺乏全面认识。另一方面是没有如实地看到文革取得的上述伟大成果。同时，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巩固文革的胜利就逝世了。

修正主义重新上台变本加厉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文革的成果全部葬送了。而且，它已经不仅仅是推翻文革的全部成果，而且，实际上也推翻了建国以来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目前我国已不仅仅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复辟。我们能够因此认为我国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华国锋完全辜负了毛主席的重托，他在毛主席逝世后被修正主义的旧势力吓倒了，为保住他的“英明领袖”的挂冠，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才导致修正主义重新上台，葬送了文化大革命，也葬送了我国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说华国锋是葬送我国几千年革命成果的千古罪人。

我认为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这样地分析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才是符合历史事实情况的。为了有助于我们把文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搞清楚，得出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我敞开把我亲历的河南文革的全过程和十分复杂的情况以及我的认识，向您毫无任何保留地写了这么多，肯定会有许多错误，但作为对真理的探讨和追求，我认为这是必要的。不管我对问题认识有多么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我完全是出于对您的相信和敬仰才这样作的。我殷地盼望您给予我教诲。

2000年11月2日


102) 万里主持的安徽揭批查运动

http://www.ahdfz.gov.cn/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725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安徽开始揭批查运动。由于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运动冷冷清清。1977年6月，中共中央鉴于安徽的情况，决定：将宋佩璋调离安徽，由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派顾卓新、赵守一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中共安徽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干扰，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省的反革命罪行，清查处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许多领导班子严重不纯的问题，教育和挽救了一些犯错误的人。

1977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结合揭批查部署全省的整党整风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工作。经过整党整风和领导班子整顿，至1982年，全省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清理出“三种人”①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540人，并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工作不称职的干部进行了适当调整和妥善安排。

政党志

字数字数（万）:145.8

出版单位: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103) 合肥大学土木工程系：十年文革成就一笔勾销？

合肥大学土木工程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成绩是不容否认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旧国家机器，打倒了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刘少奇修正主义，打倒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军中的大小军阀，打倒了社会上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无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新生的革命事物发扬光大，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请看人造卫星上了天，万吨巨轮下了水，高级胰岛素试制成功，原子弹一个接一个试爆成功，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党的工作中，老、中、青三结合是毛主席亲自提出并实行的，优秀干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毛远新、谢静宜等同志都进入了党的领导阶层。毛主席曾评价：“文化大革命是功多过少。”可是今天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被一批官僚集团所窃夺了，毛主席的预言兑现了。那些人前说人话，背后下毒手的反党分子，向文革英雄们动手了，他们抹煞了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操刀相向造反派，十年文革成绩，一笔勾销。安徽省的领导权被窃夺了，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里从阴沟里帕了出来，粉墨登场，革命者遭殃，万里带了从北京来的特务，扣捕了毛主席的好干部宋佩璋，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被扣捕，这些资产阶级的还乡团，对革命实施了白色恐怖。（大字报以下被涂）

一九七七、八、十三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104) 余秋雨调查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dsb/whzg/200408170025.asp

编者按：《余秋雨调查》专题由新京报文化部策划制作，本报特予转载。

■　专题前言

理性面对余秋雨的执拗

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困惑我们很久了。

这困惑，不在于余秋雨到底在“文革”中做了些什么，而在于，这样一件非常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为什么需要经历一轮又一轮的全国性争论？而余秋雨又为什么坚持不愿意按照传统的做法，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发出惹人同情的“一声叹息”？

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可不可以调查？余秋雨将如何解决他的历史问题？

“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出版，部分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它说明余秋雨希望高调地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

余秋雨的高调表现在，在出版之前，他将《借我一生》中的一部分提前在《收获》杂志发表，而编者选取恰恰有敏感的“文革”话题。此举立即收到了全国性“效果”。

7月22日，仍是在《借我一生》出版前夕，余秋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回答了一系列敏感问题，并高调宣布即将退出文化圈。同时，余秋雨通过《南方周末》向媒体发出了“质询”，其问题有七，但问题的核心是：既然媒体对他在“文革”以及后来的种种作为充满疑问，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呢？

余秋雨此问，虽颇具挑战意味，倒也正应合了我们的想法。虽然我们与余秋雨并无任何纠葛，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我们接受余秋雨的质询，决定采取一次无预设立场的调查。我们深信，困惑的解决之道，惟理性面对一途。

半个多月来，本报记者辗转京沪两地，访问了多名在余秋雨人生历史中出现过的人物。调查并不容易，每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历史想像，好在调查的人多了，就循出了相对清晰的脉络，终于可以形成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们希望这个报告，一可以为媒体的理性正名，二可以向历史的理性发一个宏愿。当然，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论战，令读者耳根清净，也是一个顺带的小小心愿。

从调查的结果看，余秋雨“文革”中的这些经历实在不值得去隐瞒。“文革”是全中国的“文革”，不是余秋雨的“文革”，它就像中国历史上一道巨大的伤口，虽然伤口会痊愈，但疤痕将永远难以消失，每一个参与的细胞，都被彰显得无比狰狞。跟当时许多人比起来，余秋雨相对清白。从这些经历反观余秋雨，他在这个问题上执拗的坚持并不常见。

但是，我们尊重余秋雨的执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拒不认错，也是对“文革”的一种态度。他用《借我一生》为自己辩护，未尝不是有效的办法。

编者注：文中“本报”指新京报

专题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　人物

余秋雨

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

■　采访手记

余秋雨在1975－1985

余秋雨很健谈。第一次采访时，他讲了三个多小时而不显半点疲态。这使我想起他四处演讲时的情形。在这次交谈中，他仍然没有承认自己就是“石一歌”成员，只是隐隐约约地表示，自己当时是在给工农兵学员编教材。

一天之后，我采访到了原“石一歌”组长陈孝全，他说，余秋雨1972年加入“石一歌”，1973年离开。在“石一歌”另一名成员孙光萱家里，我获知了更多关于写作组的情况，对照《借我一生》中的许多曲笔，我的心态一时又很复杂。回到北京后，我又联系到“石一歌”的另一名成员高义龙，他告诉了我相关情况，以及自己在写作组的经历，同时谈到了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余秋雨身上，我看到了他的复杂性。总的印象是，一方面，他对于种种批评、指责有着深深的无奈；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之间，总想把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一段历史隐瞒起来，或用自己的文字来进行“修正”。

当我以记者的身份再一次联系高义龙之后，高明确说不愿意再多谈，并透露出余秋雨给他打电话叮嘱过；在另一些知情人那里，我了解到了同样的情形。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调查事件真相的决心，第二次去上海，他与我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也有一些知情者不愿发表任何意见。似乎过去的一切对于他们好像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一触动就会引来一阵疼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认识历史，其实质就是认识当下，它是认识者在他所在时代的立场、价值观和思想深度的综合体现。即使不能“知兴替”，至少也能“明得失”。因而，我所做的，实际上只是对于真实的接近，让事实尽可能露出更清晰的面目。当我在上海的高温和烈日下匆匆奔走的时候，我暗暗告诉自己：现在，我在求“真”。

访问日本

1976年9月，余秋雨从奉化返回上海，10月，随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访问日本。据说余秋雨在代表团中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团长朱永嘉。

蛰居奉化

1976年9月，蛰居浙江奉化大桥镇的余秋雨从两个山民口中得知毛泽东去世了。他立即收拾行李，返回上海。

他是1975年冬天查出“GBT偏高，可能有肝炎”的，生病后，先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以后领导想安排他到一个地方休养。按照胡锡涛的说法，余秋雨本想去北京养病，他当时也表示欢迎。不久，胡锡涛先后接到两位“老战友”的电话，对余秋雨都有一些负面的反映。于是，胡锡涛让王知常转告余秋雨，不同意他来北京。徐缉熙记得，此前，“当时有个传闻(‘四人帮’粉碎以前)，戏剧学院希望余秋雨回去当党委书记，当时朱永嘉不放”。而朱永嘉的证实是，“戏剧学院的军宣队曾来写作组要求调余秋雨回去任院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没有放人，搞行政工作非其长也”。

于是，他去了奉化。根据他自己的记忆，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没有向写作组请假”。他在这里呆了足有大半年时间，读了很多线装古籍。

初露锋芒

从1972年加入《鲁迅传》编写组(笔名“石一歌”)开始，他就以“有才华，文笔好”而引人注意。一年后，他上调到康平路写作组文艺组，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时隔30年之后，写作组当时的负责人朱永嘉这样回忆了他发现余秋雨才华的过程：

“从文风上讲，余秋雨在写作组时期的作品与后来的‘文化大散文’有一定的联系。当时上海安排几十万知青下乡插队。马天水曾问我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就是下放到各地的知青不安定。为此，上海专门派了慰问团下去慰问当时的知青，我和余秋雨都曾下去采访，跑了很多天。余秋雨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就是这时候在《朝霞》杂志发表的。写作组的吴文虎，去过云南，写过一篇《西双版纳来信》，后来又到过江西，他与曹溶写了一篇散文《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杂志连载了三期。这篇散文就是余秋雨负责修改的。他在修改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当地的地理、风光、传统和文化的元素，使这篇原本很一般的散文看起来面貌一新。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改别人的文章比写文章还难，我和王知常在这个修改的过程中比较欣赏余秋雨的才华。”

正是由于朱永嘉和王知常对余秋雨的欣赏，所以，当姚文元1975年春天回上海的时候，他与其他几十名写作组成员一起被姚文元集体接见。朱永嘉在谈到这次接见时说：“姚文元每年冬天都要回上海度假，以前他每次来，都是单独接见我和王知常，由我们汇报工作，讨论当年选题计划报告，姚文元审完后确定选题。这次接见是他要见见写作组的其他成员，故而召集了写作组成员几十人，其中有余秋雨。1975年春，姚文元在丁香花园中厅一个会议室里接见写作组成员。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一个分别介绍，叫什么名字，写过什么东西。当时余秋雨在写作组的地位不高，并没有受到姚文元的特殊关注。”

完成任务

回到上海不久，余秋雨又去了一趟日本。胡锡涛对于余秋雨的日本之行有过这样的记载：

“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中央指示由上海警备区临时主持全市局面，对上海写作组实行军管，却遇到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在‘四人帮’垮台之前的几个月，中日两国签订一个文化交流协议，由中方派出一个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于10月中旬前往日本进行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的朱永嘉担任。‘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几个头头气急败坏，王知常(原文误以为是朱永嘉)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疯狂的反动口号，甚至妄图与王洪文的爪牙们一起搞武装叛乱。这些头头自然要被软禁起来。然而，访日代表团还必须按中日协议规定日期出访，对朱永嘉这个团长如何处理呢？如果换个团长，怎么向日方讲清楚？如果不换团长，仍然由朱永嘉率团去日本，中方很不放心，万一他乘机逃跑怎么办？上海军方最高领导层决定让余秋雨作为团员跟随团长朱永嘉出访。交给余秋雨的任务是：监视朱永嘉，防止他出逃，朱的发言稿由余秋雨拟订。这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变化，为逃避‘批邓’而躲到农村的余秋雨，此时已成防止朱永嘉出逃的监视人。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又受到重用。”

不过，作为当事人朱永嘉的解释与胡锡涛的说法略有出入，主要的不同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余秋雨就已经被确定为代表团成员：

“关于余秋雨去日本的问题，上海鲁迅公园原来有一个鲁迅展览馆，‘文革’开始后，停止对外开放了，那时要恢复对外开放，展区的内容是我去审定的，当时余秋雨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日本要办一个鲁迅展，以上海的展览为基础，因而日本邀请中国派一个代表团去日本参展，文物局建议由我组团去日本参展，在上海我就点名余秋雨随我一起去日本，这事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定的，粉碎‘四人帮’后还去不去呢？文物局打报告问了华国锋，华说还是让我去，这样我就带了余一起去了日本，并按时回国接受审查，至于让余秋雨监视我，那我肯定不知情，也许真有其事，但这与当初指派他去日本参加代表团是两回事。”

根据朱永嘉的确认，出访日本的时间是1976年10月中旬，他们在日本访问了两个星期。在回国的飞机上，朱永嘉和余秋雨分别处于不同的机舱，朱永嘉一下飞机，就被人带走，隔离审查。

清查岁月：余秋雨回到学校

清查

1976年底到1979年，写作组受到两年多的清查。余秋雨也是被清查对象之一，在清查的最初阶段，他很受车文仪的赏识，曾经担任写作组文艺组清查的召集人。清查工作结束以后，余秋雨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回到了学校。

徐缉熙：他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

徐缉熙也没有料到，回国后会受到两年多的清查。事过境迁之后，他这样回忆那时的情景：

“余秋雨回写作组之后，清查工作就快要开始了，工作组来了没有我就没有印象了。第一批是车文仪来清查，他是以中央工作组的名义，兼宣传部长和我们的工作组长。他做了一段时间后，据说是因为太‘右倾’，所以就换了工作组。新来的负责人是王素之，《解放军报》调来的，他接替组长，后来，王素之走了以后，又换成了上海市委工作组，后来是姜丕之做组长，姜丕之本来是一位老干部，原来是哲学组的资深成员，但姜也被认为是‘右倾’，又被换掉了，最后是夏其言，他来了之后就一直负责清查，直到工作结束。当时冯岗是他的副手，他们两人一起负责清查工作，一直到最后做结论。

“开始搞‘清查’运动的时候好像没有清查规定，除了朱、肖、王(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当时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是核心，被抓起来了之外，做结论的时候处理还是有轻重的，有些人作为严重政治错误，有些人作为一般政治错误，有些人不作政治错误处理。当时给我的结论就是‘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余秋雨当时与我一样，不像朱、肖、王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凶被捕。

“原来清查的时候，王素之还是动员大家批判、揭发、交待自己的问题。夏其言和冯岗来了之后，工作做得很细致，一个一个查得很清楚，一个一个通过。当时好像按两类矛盾来分，像朱、肖、王那时候被视作‘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头目，他们好像是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我的理解)，像我们这样大量的成员，当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揭发朱、肖、王的问题，一方面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政策好像还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余秋雨与我是同一类型，在文艺组当时处在同一个等级，但他更受重用，又是党员，当然我在写作组资格比他老，有十多年。但总体来说还是一般成员，虽然那个时候讲要培养他做接班人，但没成为事实。当时组长陈冀德、姚汉荣、非党的还有刘景清、高义龙。高义龙是在写作组入党的，运动到最后把他除名了(他在工作单位是重新入党的，写作组成员重新入党，他大概是惟一的一个)。还有一些是从工厂调来的小青年，他们强调‘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理论队伍’。当时来的时候都不会写文章，去别的组的也有，文艺组有两个。他们当时是莫名其妙被调进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自己有什么问题，讲清楚了就没事，他们在运动中是被清查组依靠的对象。

“我当时心里非常害怕，恨不得竹筒倒豆，总希望早点解脱，总之是非常紧张。当时讨论时陈冀德总说有些问题余秋雨不承认，态度不是太好。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他的检查老是通不过。主要是有几件事情说不清楚。这些事情我也不大清楚，因为不是我经手的。印象中，主要是打小报告、朝霞事件及一些文章的背景。据高义龙讲，余秋雨是最后解脱的，但我没有这个印象，但是他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我解脱时他还没有解脱。”

不过，徐缉熙关于工作组更换的回忆与夏其言有一些不同，夏其言在香港《纯文学》杂志副刊第3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即调回北京，以后一直是由我负责的，直到清查结束，写出总结报告为止。”

胡锡涛：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

余秋雨在清查时的情形，胡锡涛也有记叙：

“余秋雨是否从此摆脱一切干系、冲出重围了呢？没有，反而又陷入困境。1977年，是他‘三十而立’之年，但他无法‘立’起来，原因是被‘揭、批、查’运动拖住了，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他曾三次上书华国锋，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进驻康平路89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地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著书立说做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

孙光萱：事实基本已经清楚了

原“石一歌”成员，后来成为清查人员的孙光萱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道：

“康平路在总部开大会，批判朱永嘉等核心成员，我也去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把外围组织计算在内，共有三百人。经济组、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下面都有一些外围组织，但是都是单线联系，我在的‘石一歌’属文艺组的外围组织，但文艺组里有些人我也根本不认识，后来开会有时到市委党校和其他地方。我们也自查，写揭发材料，1977年12月，文艺组党小组进行改选，我被选为党小组副组长，我力辞不掉，后来只好遵命。”

孙光萱记得，当时清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查不下去了，因为很多文章就是多人合作，一个人写好了别的人参与修改，有时历史组、哲学组的稿子也有文艺组的人参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办法弄得特别清楚。

当时，清查组的负责人夏其言、冯岗、黄道、陈宜宜等人一般不负责具体的工作，也不与孙光萱等人见面。孙光萱等人只负责提供清查的情况，然后清查组讨论，再送到市委清查办。清查分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拘留，人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第二种是采取组织措施，或者隔离，或者留机关。当时，文艺组负责人陈冀德就被隔离了。第三种是属于说清楚对象。文艺组共16个人，有八九个人属于说清楚对象，其中有姚汉荣、徐缉熙、高义龙、余秋雨、陈孝全、戴厚英等人。

清查工作结束以后，余秋雨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回到了学校。

专题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复查

20世纪80年代初，市里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不过，“余秋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学校复查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包括从评职称到他担任市领导”。

复查的时间和过程

清查结束以后，余秋雨回到学校，身上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虽然不予追究其他责任，也不限制使用，但学校规定，有类似经历的人两年内不准给学生上课。没过多久，一场复查又开始了。当时，主要负责复查的F(原上海戏剧学院复查组副组长)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到了八十年代初，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新市委成立以后，班子调换，批评了‘两个凡是’，认为当时匆匆忙忙地对‘四人帮’写作班子的清查不够细致，有些人处理得太轻，从内部来讲也怕有一些做坏事的人漏网。为了这个，市委召开了会议，准备对参加过写作班子的人进行复查，我们戏剧学院的复查组当时没有把余秋雨包括在内，一个是因为他是学生，再一个是因为他比较年轻，主要活动也不在学校里。复查是由丁瑛和我负责的，丁瑛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中途退出了，主要工作由我来做。

“这个任务是市里布置下来的，并且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在康平路开会时，我去接受了这个任务。接手过来后我提了几点要求：一、把材料全转下来；二、成立一个复查班子。后来发现原来的审查还是比较清楚的。在他当院长之前，还在写作组的时候，大家都叫他小余，他也用过‘小余’、‘小鱼’发表过几篇小文章，在档案里他写过一个检查，承认有几点错误。我当时为复查背了一点黑锅，最后怎么给他定性，当时有几种意见。我当时的出发点很清楚，一个是要实事求是，因为我从肃反到后来，经历过多次运动。”

在复查的时间上，原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党总支书记周培松的叙述与F有一些出入。但是，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两位讲述者都已经年过七旬，有些细节已经很难再次还原了。

“1979年的上半年，上级给我一个通知，说有一个会议叫我参加，我去了，地点在市委办公厅，老百姓称之为‘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有解放军站岗，我说明情况，他就放我进去了，到了一楼一个房间里，有六七个人也坐在那儿。时间一到，我们就开会了，当时主持人是夏其言，他讲了一个情况，他原来是写作组清查组的，清查工作结束后，已经回到单位了(指《解放日报》)，有些事情跟大家谈谈。现在外面对写作组的清查工作有些反应，他讲的‘反应’实际上指的是上海本身和以外的地区说清查写作组的工作搞得比较‘右’。夏其言还说，他已经回到单位，又只好赶回来，跟大家再商议复查的问题。因为写作组要清查的人比较多，他们已经都查完了。有少数几个人，大家在对他们的问题上意见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复查，其中就包括戏剧学院的余秋雨。

“余秋雨很晚才在清查中‘说清楚’，他人回了戏剧学院，需要复查一下，复查时他们另派人与我们联系。当时市里面有一个‘清查办公室’，副主任好像是邵幼民，他原来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两三个单位，他们也有复查的任务。回来后我就把这个情况向院党委汇报。当时党委书记是何添发，还有一个副书记叫胡志宏。当时有纪委副书记王颖儒，党委办公室主任沈炜元。后来任命了两个清查组组长，组长是丁瑛，副组长冯少唐。后来复查小组做了很多工作，了解情况，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市里来了一个联络员，叫钟德秋，他后来来过学校几次。隔一阵来一次，听取我们对余秋雨的复查情况。

“余秋雨有不确定的一面，事实部分也有不清楚的一面，所以清查组在大多数时候意见一致，有时不一致，比如怎么给他定性，就不一致，原来夏其言他们清查的时候给他定性是‘一般政治错误’，我们复查的时候就反复权衡，这是高了还是低了，这是复查的内容之一。把这个情况了解以后，就找有关人员谈话，查资料，对照政策，复查组没有人说他是定高了，但有人认为，对余秋雨的结论偏低，有人认为可以了，就这样不要动了，维持在‘一般政治错误’上，这两种观点后来趋于一致，我们主要是搞清事实，搞清当事人走过的历史轨迹，而不是简单下结论，如果简单下结论，容易先入为主。把事实搞清楚后，这个人的面貌就基本清楚了。他走的什么历史道路也清楚了，以后别人也更了解。后来形成的一致意见是，既把事实搞清，又不轻易推翻写作组清查组的结论，这对他们的意见也是一种尊重。”

陈恭敏：戏剧学院没有歧视过余秋雨

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在谈到余秋雨被复查的时候说：

“复查与老干部反映有关系，所谓‘讲清楚’到底讲清楚还是没讲清楚，当时我们认为他是属于没讲清楚的，而且他是重点，否则为什么要复查他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影响太大了，工军宣队都很重视他，他已经是党委了。那个时候教师里面他是惟一的党委委员，工宣队一直对他很器重。”

学校对余秋雨有争议，陈恭敏当时的态度是，他比较年轻，“文革”时进写作组(石一歌)时才26岁。此外陈恭敏认为他有才华，而学校当时缺师资，陈恭敏是搞理论的，而余秋雨在理论上很有修养。组织上当时复查时的争论是，究竟把他作为“严重政治错误”还是“一般问题”。因为当时他已经在清查中解脱，已经属于说清楚的对象，属于第三档，现在既然要复查，就说明原来有些问题没讲清楚，所以学校要关心这个问题。陈恭敏当时希望把余秋雨作为一般错误处理，有人想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当时的政策是分三档，第一档是逮捕，第二档是三种人，作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第三种就是严重政治错误，犯有第三种属于内控对象，出国就不可能。

复查结果出来，基本与原清查组的情况一样。复查主要经手人F说：

“余秋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学校复查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包括评职称到他担任市领导。我有时去市里开会，有时有人来指责我‘你们怎么给这种人评职称，提拔他’。这些都有的，我回来后就对党委说‘我顶住压力了啊，有人对我们使用余秋雨有意见’。这种压力是有一些，但党委认为没有错。可以说，戏剧学院绝对没有歧视过余秋雨。”

意气风发的院长生涯

■　当事人物

周培松　195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到毕业前这个班改为戏曲创作班)，1961年毕业，分配到文艺团体和文化机关里工作。1973年7月份调回上海戏剧学院，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兼任一些党政工作，原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

朱永嘉　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文革”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授《刘盆子传》。“四人帮”垮台后被隔离审查了5年，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后因身体不好，于1988年被提前释放。

陈恭敏　1973年底到戏剧学院，原来在戏剧文学系，1984年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F　上海戏剧学院复查负责人，本人不愿意透露姓名。

徐缉熙　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成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孙光萱　华东师范大学附中毕业，后就读于外交学院。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下属外围组织“石一歌”成员，曾做过清查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胡锡涛　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成员，1973年4月调入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曾被作为“三种人”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

王知常　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

陈冀德　女，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组长。

■　名词解释

清查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四人帮”残余分子的清查活动。清查的主要对象是“文革”期间曾经参与过“四人帮”集团各种政治活动的人员，这次清查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基本结束。从结果来说，清查活动打击了一部分“四人帮”集团的残余分子，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清查的政策还不够明确，手段也部分延续了“文革”期间的做法，所以也造成了一定的失误。

复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清查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对于不少人员在“文革”期间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又进行了复查。复查的对象包括在清查中已经解脱的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就是在复查中被查出问题的。

解脱　这是清查和复查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别说法。意思是被清查人员在组织做出结论后结束清查，可以参与日常的社会活动了。解脱人员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经过清查可以认定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类是虽然有一定的问题，但是问题并不严重，可以不予处理的。

转折

1983年，余秋雨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此后，余秋雨被提拔为副教授，1985年成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余秋雨是陈恭敏一手提拔上来的

在不能给学生上课的一段时间里，余秋雨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典学术著作，并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1983年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个月，他父亲十年的冤案也得到了彻底平反。他开始步入学术研究领域，并在当时获得了声誉。在此过程中，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余秋雨的自传《借我一生》中却对他只字未提。

按照上海戏剧学院教师们的说法，“余秋雨是陈恭敏一手提拔上来的”。陈恭敏1973年底到戏剧学院，原来在戏剧文学系，因为他原来搞理论，那时就带学生，开门办学，下码头，到黄山，1976年，他带着学生从黄山回来，在火车上看到一些标语，粉碎“四人帮”了。

陈恭敏回来后是拨乱反正的时期，当时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院校建设、人才的引进、学校历史公案等等。他开始没有接触到这些，后来调到理论室做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然后又去国外参加南斯拉夫国际戏剧会议，筹办戏剧理论刊物《戏剧艺术》学报，先做副主编，然后做主编，时间将近四年，陈恭敏当院长是在1984年。

据陈恭敏回忆，当时余秋雨直接从讲师提升为正教授，是由身为院长的他特批的，可见陈恭敏对余秋雨的器重。陈恭敏曾经亲自带余秋雨到北京去，推荐《戏剧理论史稿》一书。因为陈当时是总部在北京的戏剧家协会的评选副主任，对余秋雨著作评价很高，他认为余这么年轻，便写出这么有分量、有开创性的(研究比较戏剧他是第一人)学术著作很不容易。并且，陈恭敏还写了一个书面评语在会上正式宣读。陈恭敏后来担任过戏曲学会会长、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此后又几次带余秋雨到文化部，推荐他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的专家”。

投票全体通过恐怕有些夸大

余秋雨的问题后来还是作为“三错”(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处理，这就是说不予追究，既可以出国，也可以当院长。陈当时器重他不是因为个人交情，也不是其他原因，主要是提拔人才，学校里需要师资，而他很努力，很勤奋，很有才华。陈恭敏说，“他做副院长我也是提名者之一，这个名单(指物色的接班人)是党委拟订的，这里面也有他，我们提名的过程是背对背的，领导层物色接班人都不跟他本人讲。他不一定知道我是提名他做副院长、院长的人之一，但是他说投票全体通过我没有印象，这恐怕有些夸大其词了。”

陈恭敏还说：“余秋雨1985年做副院长的时候，做法与现在不一样，现在干部选拔的过程规范多了，那个时候有没有投票这个程序我不记得了。我从院长位置下来时，由党委书记何添发代了一段时间院长，因为要换届，后来强调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上来。”

拨乱反正那一段时间强调学者治校(后来证明未必就好)。艺术团体强调名演员、主要演员当团长，这股风气之下，余秋雨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人选，那时他已经有几部学术著作了。

在余秋雨职称的评定上，F与陈恭敏所说有一些差别：“余秋雨被提拔为副教授很快，在老三届中，他提讲师是最早的，在提副教授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异议，因为有些人讲课讲了一辈子，还是个老讲师，当时竞争很激烈，有些人退休的时候还是讲师，教授是后来补上去的，他提得比较早，所以当时在学院和社会上反响很大，这应当在1984年或1985年，他被评为教授是在副院长任期内，(具体任期我记不太清楚)。”

■　解密

余秋雨在“文革”中到底写过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作为存在着各种说法。但是，余秋雨到底写过哪些文章？这些文章又是什么内容？能够产生多大作用？他当年到底是不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御用写手”？为了对广大读者负责，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本报(新京报)就余秋雨当年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以及《朝霞》上的文章进行了详细调查。从中，读者不难得出结论。

根据相关报道提供的线索，在《学习与批判》、《朝霞》上找到署名秋雨、余秋雨的文章共五篇：

《记一位县委书记》，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七期《朝霞》杂志“散文”栏目3－13页，全文约12000字。本期同时发表的散文有罗达成的《兴业路抒怀》，诸燮昌、钱世梁的《砂粒》，俞天白、王锦园的《爆竹声声》等等。这是一篇叙事散文，写的是新南县一个名叫唐进的县委书记平易近人带领知识青年和农民艰苦奋斗干革命的事迹。

《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发表于1973年第三期《学习与批判》杂志“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栏目35－37页，全文约4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方海的《正确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学习〈矛盾论〉的一点体会》、金士靖的《从发展不平衡看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等等。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鲁迅对“买办文人”胡适的批判，痛斥“林彪、苏修用孔孟之道作为‘通内外’的工具”。

《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4年第一期《学习与批判》杂志“人物传记”栏目74－88页，全文约1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还有康立的《孔子、儒家和礼》、于任远的《漫话破“礼”》，姚克明、黄彩虹的《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等等。这篇文章以批判的态度，记叙了胡适在五四前后的经历，文章最后认为胡适“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真是走了一条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八期《学习与批判》杂志“文学史研究”栏目30－38页，全文约9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龚青的《红灯代代有人传》、申越的《无产阶级自己培育的英雄花》、唐思汶的《中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批判林彪在中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史锋的《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等等。本文是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出版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遗佚近五十年的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所以作者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文章最后分析了这篇文章遗佚的原因。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十期《学习与批判》杂志“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栏目，全文约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罗思鼎的《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徐缉熙的《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石川的《评宋江“上山”》、齐矛的《方腊传》、延风的《灵牌小议》等等。作者在文中认为，“《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拜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在文章最后，作者提出，“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最新透露的消息，余秋雨还以任犊为笔名发表过《读〈朝霞〉一年》，刊登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一期。此外，他还负责了“石一歌”小组作品《鲁迅传》的统稿。

专题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105) 四人帮在福建打游击的歌谣和标语

四人帮在福建打游击

权威人士消息，四人帮在福建占据了一部分过去内战时代的游击区据点，大放谣言。扬言北京的中共中央已被修正主义篡夺，要立组党中央，自称工农解放军，人数不详，大批人民解放军奉命深入山区、海岛和渔村扫荡，福建各地军队调动频繁。(wengewang.org)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1月1日号

福建游击区的“四人帮”歌谣

工农兵，

联合起来向前进，

向前进，

反对翻案右倾！

工农兵！

联合起来向前进，

打倒邓小平！

我们团结，

我们前进，

打倒邓小平！

我们团结，

我们前进，

打倒邓小平！

打倒邓大平！

打倒华大平！

打倒叶大平！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2月16日号。(wengewang.org)

福建“四人帮”游击的标语

福州消息，有人透露在福建有“四人帮”武装游击区，并发现游击区有以下一些标语：

打倒新兴走资派！

打倒大走资派！

和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斗争到底！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走资当权派拉下马！

……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4月1日号。(wengewang.org)

福建四人帮战讯

一

福建的工农解放军（四人帮武装）发表战讯说，甘心为资产阶级送死的敌人，在福建，至少有五个高级反动军事头头为工农解放军击毙。

二

工农解放军号召学校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工农不打工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工农解放军联合起来，打倒反动的法西斯政权”。

三

四人帮一份油印品说：叶剑英两手沾满血腥，扼杀中国革命，屠杀中国人民，叶剑英是老牌特务，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毛主席领导下的光荣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12月1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四人帮”战讯又获证实

截至目前，已有三个人的死讯被中共官方证实，其中包括前福州军区司令皮定均，福建军区司令程朝章和福州军区参谋长何家产。

何家产死于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他的死讯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六日由新华社公布，也就是进一步证实了《展望》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有关“四人帮战讯”中“工农解放军”打死五个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的消息。

新华社报道原文如下：

何家产同志逝世

新华社(1978.02.17)

新华社福州二月十六日电中共福州部队委员会常委、福州部队司令部参谋长何家产，于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不幸殉职，终年六十岁。

何家产同志是江西省上犹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何家产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同志。四十多年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英勇作战，积极工作，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坚决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真贯彻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英明决策，为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忘我地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何家产同志的追悼会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五日在福州举行。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3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106) 武振荣：“文革”研究解禁了吗？

──读《“2006年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有感

来稿／5月──在毛泽东时代有“红5月”之说，在后毛泽东时代又以“黄金周”开始，可见它对中国人来讲，真是个不平凡的月份啊！就在这个5月，纽约在召开文化大革命研讨会，柏林也在召开，而在这一月的13日，徐友渔先生发表了他的《“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告诉外界：2006年3月24-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研讨会”。读完简报的内容，我脑海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的“文革研究”真的解禁了吗？我虽然对我自己提出的问题还不能够形成一个肯定性的答案，但是对这一份简报所传达的信息我却是敏感的，原因是我在写作我个人第一本研究“文革”的

书稿──《绝妙的戏》时，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用书稿中的原话讲，“是在解剖刀悬头的情况下写作的”，因此书稿写成后，非但没有拿到出版社去请求出版，竟掘地三尺地埋了起来……，说来话长，那是32年前的事情了，因此，在今天当同样的事情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时，我对此事的感触就不可能和完全没有如此经历的人一样了。

在1974年，我认为对1966年同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或事件的“解说”不应该是众口一词，因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固然可以看成是一套“解说词”，而我的“66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又何尝不是一套“解说词”呢？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有你毛泽东的说辞，为什么就不能够有我的说辞呢？我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因此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种独立的意义，这怕是人世间最基本的真理，为什么你毛泽东要压制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越压制，我越感觉自己的观点有价值，越感觉到有维护它的必要，如果说这样的品性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养成的话，那么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给了我这个凡夫俗子一种“我”的品性，使我走在我自己追求真理的路上而不它顾──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收获。

80年代初，邓小平翻了文化大革命的案，把一个“文化大革命好”“翻”成了“文化大革命坏”，因此谁再敢说“文化大革命好”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就要立即逮捕法办。1985春，我在秘密状态下写作《66运动论说》的书稿时，我所在的咸阳市一位工人因为写作了《文化大革命好》的一张大字报被判了12年徒刑的事情对我敲了个警钟：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要说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是要受“法律制裁”的！毛泽东时代虽然已经翻了一个滚，但是“建立”“文革研究的禁区”的做法没有任何的改变，到2002年2月，我在向香港一家出版社询问能否出版《66运动论说》书稿时，竟然招来国家安全局的警察的盘查……。时间又过去了4年，情况便产生了变化，北京竟然举行了“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从“简报”介绍的情况看，这一块一贯被禁锢的领域，好象出现了一种解禁的迹象。

我对北京研讨会上的其它情况知之不多，但是从“简报”上我感觉到风气是有了变化，正如“简报”所言，对于“文革”诸问题“有较大的解释的思想空间”。徐友渔先生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名气，在中国生活时，我就喜欢他的文章，在这一份由他写作的“简报”中，我好象是看到了学术上的“解冻”现象，特别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流亡海外的郑义、刘国凯、王希哲（包括已故的杨小凯）等着名民运人士的研究成果，也被与会的学者们所涉及或者注意，因此我认为这个只有16个人参加的研讨会却悄然无声地开辟了一方学术上的自由之土地，所以，这一场已经谢幕了快2个月的研讨会应该受到我个人的事后祝贺。

这一次研讨会的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学者们试图在邓小平的“改革”中去寻找“文革”的正面价值，虽然这样的价值目前看来是蜻蜓点水式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探索有助于使人们摆脱20世纪80年代的那一阵“否定风”，“改革改变了中国”的简陋思想和观点已经“过时”，“文革改变了中国”的更为深刻的看法开始时兴，民主的肯定性精神和复杂化的思想在中国特定的历史问题上已露端倪。“简报”上说，“文革”中，“提倡怀疑一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发成立群众组织，催生了中国民众的主动参政意识”──这就画龙点睛地指出了1966年人民运动的民主性质。虽然研讨会上没有人把“文革”看成是一场失败了的政治改革，但是在破除了对“毛的文革”的迷信之后，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对而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将会变成一个可以论证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如果摆脱了30年以来的“否定性”思维模式的束缚，那么中国社会进步的脚步就会越来越明显了。

“文革”研究目前出现的新动向有可能为上一个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中国“改革”勾画出一幅完全新的背景图像，这幅图像可以迫使中国共产党“否定”式历史观（后一个“否定”前一个，如共产党革命否定国民党革命，“文化大革命的10年”“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而“改革开放”又“否定”“10年文革”）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对于“文革”中“7亿中国人民”的作为的研究就有可能呼唤民主的历史观，而这样的历史观如果又是在对中国人民最广泛政治参与运动的研究中形成的话，那么从严复着书、康梁变法时起，中国人在国外寻找真理的历史才有可能最后的终结。

总之一句话，这一次“文革”研讨会没有因官方的扼杀而流产，给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已经有了“文革”研究！诚如徐友渔所言，“大致从21世纪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已经方面始占主导地位”。中国出现了“文革研究”──这是一个天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没有为更多的人所感知。

2006-5-16


107) 武汉处决四人帮

武汉消息，1977年11月28日下午，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揭批控诉四人帮及其湖北的黑干将罪行的广播大会。大会控诉四人帮在湖北省的四人黑干将，他们是在湖北的帮派体系挂帅人物、前台总指挥、狗头军师和善于投机钻营反革命两面派。

大会有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王平，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丕显，省委书记张玉华、顾大椿等党军政领导干部出席。群众六万人参加。武汉部队副政委兼湖北省委书记张玉华主持。省委书记顾大椿在大会上“代表省委宣布：经省委报请华主席、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在湖北的这四个黑干将的处理决定。”

王平在讲话中首先表示处理“四人帮”的决定就是枪毙他们。处决这四个黑干将将“大快人心，大快军心，好得很！”“我们武汉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1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108) 老田：就涂怀章因写小说被法办的事件做点推测

作者：老田提交日期：2005-12-2315: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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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沙龙有个名叫“snooper”的网友，就此发表感慨说“湖北是左棍的天下，湖北是四人帮的铁杆支持者执政的天下！湖北是反对改革开放者的人在掌权。”作为没有经过文革的一代人，有这个看法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的“文革是非观”是八十年代的胜利者输灌给他的。这个人基本上是邓小平时代宣称塑造出来的范本，完全不知道文革的真实政治竞争内涵。

一般而言，在文革中间，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与“中央文革”高度一致，都是反对刘邓为首的当权派群体“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运动”的。文革否定之后，这些人重新作出了叙述和回忆，把自己的历史重新书写了一遍，以便跟新的“官僚经营群体”保持一致。但是在文革中间，他们确实是造反派观点并且跟“四人帮”属于同一个阵营。例如，北大的季羡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还当过北大造反派组织“井冈山”里面的东语系司令，他们的观点是聂元梓不算造反派，他们更造反、更革命。

从写小说被告“诽谤”并最终胜诉的事情来看，如果这个小说是站在保守派或者当权派的立场上发言，控诉毛泽东、四人帮和造反派的罪行，显然就完全是“伤痕文学”的范本，不存在被告上法庭的任何可能，即便是被告了，法庭也不可能支持。

而且，文革之后持造反派观点的人，基本上被清洗出文教战线和官场了，即便有个把漏网的，也肯定要夹着尾巴做人，就算被人在“伤痕文学”之后再诽谤几次，文革的是非被颠倒了几十年，也没有见到造反派去法庭讨说法的，一般表现是“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吞”，绝不会公然去上诉。

最可能的情况下，这个涂教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当年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的丑行写入文学作品了，而保守派和当权派却是邓小平清算文革后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的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否定文革的政治基础上的，多年来不容许揭露他们的丑行，已经是一个惯例符合今天的力量对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才可能支持他们的起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涂教授则是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间，部分地还原了文革的真实，成为“为文革真相付出成本”的人。

考虑到涂教授在湖北大学任教到退休的事实，涂教授在文革中间不可能是造反派的头头或者骨干，可能只是同情圈子中间的人，看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野蛮有些气愤，属于“有义气”或者对坏人坏事看不过眼的那种人。否则，他不可能留在这个岗位上，也不可能有胆量继续跟优势群体叫板，属于没有参加造反所以挨整不多的人，才有这样的勇气和不服气。要是骨干造反派，早就被整熄火了，没有任何脾气。

从武汉市作家协会的转述中间“涂怀章先生的小说《人殃》2003年9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人殃》以某大学为背景，描写了一出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左丑剧。故事发生在‘四人帮’覆灭之后，中国社会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转型期，高校也处在解放思想、冲破极左桎梏的变革时期，以‘整人为乐’的某师范学院负责人曾闻为了压制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借清查‘给江青写效忠信’事件为契机，勾结一群死党，煽动一批群众，猛整桀骜不驯、才华横溢的青年讲师喻维山。喻维山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但他没有屈服于淫威，不屈不挠地挣扎抗争，终于，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在正义人士的援助下，喻维山得到了厄运的解脱，取得了‘朦胧的胜利’。”可以看出，这是当年当权派和保守派整治造反派的典型栽赃手法，说明涂怀章当年极有可能被那些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所谓“揭批查”运动中间，作为典型对象来整，因此至今心里不服。文革实际上没有时间上的结束界限，说文革十年在毛泽东去世后结束实际上是一个胜利者的宣告，新的文革在新的形势下开始了，这一轮运动的特点是胜利者踩在失意者的身体上去，目的是自己可以达到更高的高度，那些文革后的年轻人所得到的文革印象，本身是文革继续进行的一个后果――把对立面在文化中间消灭掉。


109) 小说本无罪《人殃》却遭殃

2005年12月15日，著名教授、作家涂怀章先生因小说《人殃》罹祸，被武昌区法院以所谓的“诽谤罪”，一审判处拘役六个月。消息传开，文学界与高校人士一片震惊，想不到在思想大解放、文艺大繁荣的新世纪里，在党中央大力倡导创建和谐社会、加强法制建设的今天，竟然发生这种因文学作品而遭受恶讼、身陷牢狱、令人齿寒的事件！

涂怀章先生的小说《人殃》2003年9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人殃》以某大学为背景，描写了一出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左丑剧。故事发生在“四人帮”覆灭之后，中国社会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转型期，高校也处在解放思想、冲破极左桎梏的变革时期，以“整人为乐”的某师范学院负责人曾闻为了压制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借清查“给江青写效忠信”事件为契机，勾结一群死党，煽动一批群众，猛整桀骜不驯、才华横溢的青年讲师喻维山。喻维山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但他没有屈服于淫威，不屈不挠地挣扎抗争，终于，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在正义人士的援助下，喻维山得到了厄运的解脱，取得了“朦胧的胜利”。

《人殃》面世后，反响很强烈，许多著名学者、评论家纷纷撰文，给予高度评价，赞扬这部学者小说堪称“新反思文学”的巨篇，也是一部成功反映大学生活的力作，它无情鞭笞了披着高校领导、教授外衣的迫害狂的丑恶行径，热情歌颂了年轻知识分子不畏淫威、刚正不阿、与恶势力勇敢抗争的精神，同时揭露了在极左路线下高校十七年知识分子受压抑、受虐待、受迫害的悲惨现实，也为高校的思想解放、教育改革、尊重知识、珍惜人才的历史进程与现实演进提供了值得研究的素材和可供参考的蓝本。这部血泪交织、鼓呼回荡的小说使人振聋发聩，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际和未来命运的反思与展望。

然而，这部小说一面世就遭到了无休止、无道理的纠缠与诉讼，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几个老干部、老教授恼羞成怒，纷纷“对号入座”，认为《人殃》写的就是他们，于是用真实的标准去衡量这部小说，便认为纯属歪曲历史，捏造事实，丑化他们，侮辱了他们的人格，损害了他们的名誉，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婚姻、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经过漫长的告状，最终对簿公堂。殊不知，《人殃》是一部小说，小说是允许艺术虚构的，而且小说也可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任何“对号入座”都是幼稚无知和荒唐可笑的，想必那些身为高校老干部、老教授的诉讼者是应该懂得这点文学常识的。毫不讳言，涂怀章教授的这部小说，不是纪实文学作品，不可能也用不着完全按照历史事实和生活遭际去真实地描写，而是按照鲁迅先生描写人物的“综合法”，即“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如果当年鲁迅先生写了《阿Q正传》后，他的绍兴老乡们也来“对号入座”的话，鲁迅先生只怕也要惹官司、被判刑吧？而且，这种诉讼还陷入一种两难的悖论：如果你说《人殃》“歪曲历史、捏造事实”了，这种攻击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它是小说，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去虚构、创作，去“歪曲、捏造”，你干嘛还自寻烦恼去“对号入座”呢；如果你说《人殃》写得太真实了，触及到了你历史上的污点，或与你不光彩的过去巧合了，这证明小说并非“歪曲历史、捏造事实”，更谈不上“诽谤”。如果真有廉耻之心的话，就应该掩卷自省，勇于解剖自己，而不是将作者告上法庭。

令人震惊和痛心的是，武昌区法院竟然对《人殃》作者作出了这么荒唐无知的一审判决，真不知他们是凭什么认定《人殃》作者犯了“诽谤罪”的？这简直是在亵渎法律、践踏良知！这简直是一起全国罕见的“文字狱”、一桩新世纪的“人殃”！他们创造了新时期以来文坛上的一项全国记录——涂怀章教授成了因小说坐牢的第一人。而在此之前，只有在文革动乱、“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许多作家因小说“反党”而罹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女作家唐敏因报告文学严重失实而被判“诽谤罪”入狱。想必武昌区的法官们很有“成就感”了，还算他们有一点良知，或许是证据不全、底气不足，他们驳回了“13名自诉人要求涂怀章教授赔偿精神损失费各2万元的诉讼请求”。

呜呼！这种文坛悲剧就发生在提倡“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文学大师巴金先生去世不到两个月的今天，而在武汉市作家协会举办的双峰山长篇小说笔会上，涂怀章教授在缅怀巴金的座谈中，深情地表示要继承巴金遗志，多写“说真话”的文学作品，他的《人殃》就是“说真话”的力作，是他《大学青史》三部曲之一，他的第二部已在双峰山长篇小说笔会上杀青，第三部也在酝酿中。由此可见，涂怀章教授写小说，并非为纠缠一己恩怨、宣泄心中私愤，而是从历史的深处、时代的高度和艺术的审美情趣上来书写大学青史，剖析文化人的灵魂与人格，塑造高校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们真为涂怀章教授捏把冷汗：要么他的《大学青史》第二、三部将“死于胎中”，要么它们问世后又将遭受讼事。《人殃》遭殃，这不仅是涂怀章教授的不幸，也是整个文坛的不幸！如果《人殃》公案尘埃落定、铁案难翻的话，就会滋长“对号入座”的恶讼之风，在全国产生可怕的影响与恶果，让文学创作陷入“万马齐喑”的境地，作家们人人自危，禁区林立，陷阱四伏，文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就会被葬送掉！

朋友们，让作家们以作家的名义，以小说的名义，以我们的正义与良知，来声援涂怀章教授吧！让我们以人权的名义，以我们的愤怒与忧虑，来谴责这个不公的审判！如果我们在这场“人殃”面前保持缄默、畏缩和漠视，那么明天，或后天，遭受“人殃”的也许就是你和我！

武汉作家协会

2005年12月18日

作者:老田日期:2005-12-2313:49

初步判断是揭露当权派支持的保守派丑行，所以被法办，详细情况等待进一步落实。

snooper

真正的读书人千万不要去湖北

湖北是左棍的天下

湖北是四人帮的铁杆支持者执政的天下！

湖北是反对改革开放者的人在掌权

这个是世纪沙龙的跟贴，基本上是邓小平时代宣称塑造出来的范本，完全不知道文革的真实政治竞争内涵。

如果是站在保守派或者当权派的立场上发言，就完全是“伤痕文学”的范本，不存在所谓的被告上法庭的可能，即便是被告了，法庭也不可能支持。

而且，文革之后持造反派观点的人，基本上被清洗出文教战线和官场了，即便有个把漏网的也肯定要夹着尾巴做人，不会公然去上诉。

最可能的情况下，这个涂教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当权派和保守派的丑行写入文学作品了，而保守派和当权派却是邓小平清算文革后的强势群体，不容许揭露他们的丑行，而且法庭才可能支持他们的起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涂教授则是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间还原了文革的真实。


110) 范春信：澄清事实，清除泼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脏水

范春信

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人混淆是非指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甚至貌似慈悲嫁祸于人说“大批干部群众挨整”。对于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衡量的标准问题，其次要明确错误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干扰和造成的危害问题，错误路线为自己涂抹的金粉必须洗去。文化大革命中是有一些干部群众挨了整，但这并意味着，都要记在文化大革命的帐上，还要分清是正确路线批斗你，还是错误路线整你，而不应笼统说都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干的。这种一锅煮的说法，不仅不科学，不实事求是，也是不能使人信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十分清楚明朗，非常明确：“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文斗，不要武斗”，“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当时在报上点名批判的人（包括中央各部委及各省市主要领导）不到100人，各地群众起来揭发批判，按走资派错误批的，也只有两千名，定为顽固不化还在走的走资派几乎没有，对邓小平都没有定。对刘少奇也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老干部受到批判，转变好的如纪登奎等受批判一百多次，感受到教育，大有好处，调北京进中央政治局，当了副总理。再如吴冷西受批后没有抵触情绪，反而认为大有收益，用十年写了《十年论战》一书，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毛主席交待周恩来，拟一份名单约40人左右，报毛主席批准，由中央安排在北京统一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到1967年初，群众要求批判曾山同志，周总理重申了中央指示：“①有错误可以批判，性质由中央决定；②他的活动听命于中央，你们不能干预；③外单位学生，不能干预内部，已干预，应立即撤出；④批判会不能搞喷气式，大弯腰等错误做法，否则都是违背中央精神的。大部分接受批判的省部以上领导的都是背靠背进行的，刘少奇在中南海他的家里，也是背靠背，机关工作人员在外边开一次批判会，陈毅由周总理陪同保护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一次批判会。当时接受批判的领导干部：①没有停职；②没有停发工资；③没有限制人身自由。凡是需要组织结论的案件，群众揭发，专案调查核实，本人签字上报批准才算数，而且严格的很。

资本主义复辟后，立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为搞错了，翻过来啦。一些人把挨批斗作为升官晋级的政治资本，加上文人描述，凡是挨过一次批判，写过一份检查，斗私批修发言，下基层锻炼一段时期，在“五?七”干校劳动，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作为挨整、受打击、受“四人帮”迫害，打上光荣标记。甚至把错误路线，左右干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问题也加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身上。如在1966年开始50多天，刘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的反动权威，抓的所谓反革命“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街，破所谓的“四旧”，还有部队支左支右了，搞了“打砸抢”，把对造反派的左派当成反革命镇压也说成文化大革命搞的，真正受到打击迫害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毛主席去世后，以批“四人帮”为名，搞所谓“揭批查”运动中，揭批所谓“帮派体系”、“三种人”、“打砸抢”分子，和私设土监狱。全国自上而下整了许多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同志，他们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有判刑的，有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有开除公职的，有不承认党籍和职务的，更严重的判刑，死在监狱里，还株连家庭，全国不计其数。仅河南省，从省委到基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不挨整的极少，据资料记载不下五万人。连那位给毛主席写一封反映下乡知青情况信的福建李庆霖也被判刑18年；兰考的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也被判刑12年；农业战线的英雄、搞红旗渠的很出名的杨贵，辉县搞农田水利建设出名的郑永和也被审查，不让担任领导职务；北大女教师芦荻因给毛主席读《水浒传》一段话而被审查8年，才恢复党籍；张铁生在高考交白卷，后判了15年。


111) “我们是你们的罪人，而你们是历史的罪人”

老石

25年前，我们狱中一个战友王润生同志因病被误诊致死，我们在狱中犯人医院里，在看押部队的枪口下，开了一个有300多人参加的极其隆重的追悼会，除了二百多个运动案外，还有佩服“二哥”为人的他所在车间的一些年青刑事犯。随后在我和另二位代表和监狱当局的谈判中，就来狱后所了解的监狱管理中对犯人不当人看的问题归纳了几条，提了出来。事后，作为追悼会致悼词者，我被关进狱中的小号，为追查通知死难者家属（5个电报）的干警，我又被转到北山的一个劳改队，在那里有人专门为我选了一间长期存放已故犯人遗物的房子，房的墙外紧靠着积肥的粪池，就在被它渗透过来的潮湿的地上为我铺了一张草席，不久，我的身上就起满了东西，大概也因此引起了老鼠们的兴致，常爬到我的身上戏玩，我就是晃动着脚镣也吓不走他们。位于山口里的冬天，天天倒便桶都要砸冰，冻在一起的饭盆和小勺也需要靠打来的热饭才能分开，好的是，那里的管教干事还有点耐心，因为放茅（解手、倒便桶）和打饭是同时间进行的。本文前叙的“一天只给犯人放风30分钟，喝3杯水”的“法西斯审查方式”在这里也享受不到。“没有灯、也没有窗，在这面北的屋里，更难见到太阳”，即使如此，我仍然从铁门上平常关着的观察小窗结合部想出办法，撬来了一点光线，用他们让我写交待材料的白纸，写出了一篇《监狱改造论》。来提审我的狱改科长指着搜出的这篇文章不懂事的嘲笑说：“别人来监狱都是来接受改造的，你是来改造监狱的”。我回答他借用了狱中一位英雄战友的话：“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有一句话，叫上大学、管大学，我们这些造反者是坐监狱，改造监狱”。这位英雄战友叫徐公芳，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最后还是倒在“小号”里……我将另外撰文纪念他。

尽管我们知道不改造社会，也改造不了监狱，但是我们每次坐牢还都尽力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1976年我从兰州被押回“老八科”（市看守所）后，在监号里看到一本手抄的《中外名诗》，竟然是我七年前（1969年）关在这里时根据回忆所编专门给他们留下的，只是经无数次传抄后，有些字、句有误。我还想起我也曾为当时的难友们编过一本《读报手册》，1978年，我在牢中又启动了编一本《简明小知识》的工程，有6编、17部、26章、109节，把我记忆的乱七八槽的“知识”，也必然包括我的世界观整理出来，提供给狱中年青人们。可惜后来因病没有全部完成。这一年看守所中的“运动案”总量已超过刑事案。狱内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当一位老狱警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只听到全楼上一片朗朗读英语声，他笑了，对身边的“劳动号”（可以在号外狱内劳动的犯人）说：我干了20多年看守工作了，从来没见过监狱变成这个样子，好的是，打架斗殴少了，不好的是，连刑事案有好多也跟着这些运动案不认罪了。也就是他让劳动号带着理发推子，拉着铁镣上楼来宣布的，“不剃光头，就带镣，任你选”！我们赢了这场“反剃光头”斗争，倒不仅仅是把库房里的铁镣都戴光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的干警过去长期受到毛泽东的政策影响，台湾的监狱就决不可能做到这样，这是陈映真先生帮我总结的。

这一大批“运动案”被判刑到监狱后，一方面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绝不认罪”的斗争，另一方面，也用自己的专长，为狱内犯人的生活条件和影响犯人生活标准的生产做了一些可理解的工作。例如，在我们这座监狱犯人医院里，干警中的医生只受过部队卫生员的训练，而我们来的运动案中，有解放前后二代从河南医学院毕业的，还有解放军第4军医大学，青岛医学院毕业的，都有长期或多年的临床实践，这座监狱也是个农机工厂，我们运动案中有北京农机学院、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等工科院校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从铸造冶炼到热处理、加工总装，都有来自像503厂、407厂、洛阳轴承厂等大型厂矿的工程技术人员、技师，尽管来狱之前的身份都是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什么常委、短尾”的，包括担任市委付书记的，都是基本不脱产的，很多都是专家。焦作市委常委，生产指挥长在这里当上了生产调度。我们大队搞了一个犯人管弦乐队，我给他们请来的老师，一位是洛阳石油化工厂的党委付书记，小提琴拉的是相当可以的专业水平，另一位是平顶山市委主管政法的付书记（出身矿工，当头后仍常在矿下劳动），其小号吹得令人如痴如醉，他的腿有点毛病，但跳起舞来令年青人眼花瞭乱。一位被判死缓的来河南串联的北航学生，狱中半途出家业余学油画，为我们大队文化室摹仿了几大幅世界名画，如《墓地上空》、《黑海捕鱼》、《枫丹白露的森林》、《马赛赶集去》，画的专业水平是不太高，但极富生气。女犯搞起了兰球比赛，教练就是原省体委付主任，河南最著名的女兰运动员。从小在图书馆泡大的我，帮助整理、发展了监狱图书室，经过很不容易的工作（也可以叫手段吗）？每年为犯人争取订上了几百种，成千份杂志、刊物，用我广、杂的所谓“知识面”，--为他们的各种兴趣推荐了各种杂志，每月为全狱犯人发杂志，也扩大了我个人的视野。我个人也几乎每个月都可以“违规”的（通过我的干警学生们）邮购到各种书籍，我们小组所住囚室，两头是两个大书架，还订有十几种报纸。这个小组，我也用从小在马卡连珂的《教育的诗篇》里受到的影响，成功的搞了内部的“民主管理”，在这个小环境里，也能一扫狱内弥漫的恶习，还说明了他们的个人尊严更值得尊重。后来，我听说，在我们离开后，这一切，都只留下了记忆和传说。

1979年底到1980年初，短短几个月，238名运动案从全省各地被押送到这座监狱，一进门，他们就把自己的正式态度一一登记在案，其中一名认错，其余全部不认罪，“谁有罪”？！或者用洛阳一位学生领袖签在判决书上面的话：“我们是你们的罪人，而你们是历史的罪人”。当漫长的监狱生活开始后，为了促进学习，我们相互告诫自己，“我们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在将来的岁月里，如果历史再一次给了我们机会，而我们不能尽到责任的话，我们将对历史认罪”！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至今，我们还没有忘记。

二OO五年10月23日暂定初稿

（摘自老石《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


112)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五一六通知暨文革四十周年座谈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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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中国某个城市的部分造反派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在文革后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并反思自己的经历和认识，表现出对民族和国家前途的担忧。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人在整理他们发言的时候，没有使用他们的真名，也尽量淡化地区色彩。如果没有文革，按照今天的经验，许多与他们地位相同的工人群众，政治上完全被矮化到认为自己根本不会思考问题了，许多就这样不去关心政治并长期坚持阅读材料和思考宏观问题的。从本文内容可以看到，文革在中国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由于参与了文革群众运动，长期挨整，以至于无法闭上眼睛，无法不关心中国的政治走向，这一批人数十年来对国家前途的思索从来没有间断过，无论是被作为帮派骨干份子关押在监狱里，还是在底层社会的艰辛生活挣扎中间。在这个座谈会中间，许多人表述了他们对于中国过去和未来的经历、看法和思考，这都是值得记录在案的，也是那些关心中国命运和未来的人应该了解的。

老尹同志主持了讨论会，他说：文革被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群体否定之后，一批文人如季羡林、巴金、叶永烈、严家其等等就跟着拍马屁，对文革和造反派进行了长时间的“文化围剿”，今天，一代青年人得到的文革印象，就是这些“文化围剿”打手们所塑造的。最为可笑的是，他们颠倒黑白把造反派的对立面所干的坏事如抄家、破四旧、揪斗牛鬼蛇神等等，都加上造反派头上。由于对文革的描写，受到马屁文人“文化围剿”手法的误导，今天的年轻人受到他们的误导，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及文革的基本过程完全不了解，进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完全被马屁文人的文化围剿所抹黑，而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我们这些过来人的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老陈说，邓小平他们那些人说我们造反派“人还在、心不死”，这个说得也对，文革十年我自己就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整了十一年，后来还有许多同志被他们关进大牢，我们自问作为热血青年，响应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参与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干过那些围剿造反派的文人所讲的那些坏事，文革中间我就被那些人说成是“派性、造反动机不纯”，后来又被他们合伙整成“五一六反革命份子”，对自己被当权派整得死去活来，确实是不服气的。对于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与这一场反修防修的严肃的政治斗争，至今不后悔，也没有认识到错误。恰恰相反，邓小平上台后，把我们的同志送进监狱，罪名是“反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篡党夺权”等等，他们自封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化身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说真理要靠实践来检验的话，那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人，到底是谁背叛人民的利益并颠覆了社会主义事业，今天人民不是都看得很清楚吗？也许我们挨整也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存在妨碍了他们背叛人民的利益，妨碍了他们捞取好处，所以他们对地富反坏右都可以平反，唯独对造反派至今揪住不放，许多同志的行动至今还要受到监控。

老赵从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这个角度出发，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宣部的高官和文艺界对于提倡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冷漠和霸道，他回顾了从《清宫秘史》的争论开始，到《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上的唯心主义，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批判胡风等一系列的文艺批判运动，人民日报提倡鬼戏等等，文化部热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题材，这些确实说明共产党内一些高官和文艺界的大腕们，对于文艺革新乃至提倡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缺乏起码的热情，直到文革前夕的文艺大批判浪潮中间，毛主席和对立面彭真之间的争论，经过彭真定调子要“对左派进行整风”的《二月提纲》，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讲话》和《五一六通知》最后出台，说明了一个根本问题，毛主席除了动员群众之外，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群体中间一贯热衷于提倡封建主义等方面的文艺，几乎没有一个人认真响应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最终，毛泽东被逼迫走群众路线，发动文革。

老封提出文革初期的“破四旧”和“红色恐怖”到底应该什么人来负责任，就这个问题是那些参与“文化围剿”的文人用来指责毛泽东和造反派的主要把柄，说什么造反派是“非人类”。即便是他们的说法能够成立，也要追问一下，这些事情是什么人干的？应该谁来负责？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求矛头向上指向当权派和党内，但是有些人就拼命转移方向向下在群众中间横扫，或者引导年青不懂事的中学生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例如抄家打人，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后来的造反派中坚力量――少数派，正被工作组和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反右派运动”作为打击对象，就算是这些“罪行”无可饶恕，跟造反派有什么关系，跟毛泽东所制定的文革方向“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文化围剿打手们的高明之处，无非是按照文革后中国的掌权者需要，把那些应该负责任的人屁股擦干净，为此只能是通过咒骂造反派和毛泽东来混淆是非。

整理者按：在党委和工作组操纵的老红卫兵破四旧期间，全国都还没有造反派的组织活动，许多后来的造反派不是被当作右派整，就是因为出身问题或者与党团领导关系不亲密而被老红卫兵组织排斥在外，没有加入红卫兵的资格，更没有抄家打人的资格。一些马屁文人如季羡林和巴金等，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应该非常清楚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区别，他们后来的说法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也许怎么说才能讨当权派的欢心，他们就怎样说吧，有些文人毫无脊梁，这个事情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了，不过象今天这么广泛，在中国文人中间几乎无一例外地靠颠倒是非和出卖灵魂过日子，倒是一个新现象。

老华回忆说，当年他和市委书记被警司监护在一起，闲谈时，问书记对文革未来怎么看，书记回答说“造反派群众喊口号要打倒我，我不怕，这只是批判方式，说说而已；如果是毛主席要打倒我，那真的就倒了，但是毛主席不会采取这个政策，主席是了解我的；现在最担心的是穿军装的那一批人，如果他们要整倒我，那就真的翻不了身了。”老秦补充说，当时省长就住在我们学校，每次开批斗会都是我开车接送。有一次批斗会后，另外一个造反派组织把省长抢走了，要进行批斗，我们赶过去，坚决不同意，他们也是坚决不肯放人，最后我们让步，要求按照当时的政策办事，向北京请示，那个时候每一次批斗会在什么地方召开、多数人参加、批判什么内容，都是要事先中央批准的。最后向北京打电话请示，同意了，才开成批判会。会后我们和省长一起吃晚饭之后，绕了很多的弯路，唯恐被人跟踪知道了驻地来抢。当时车上有一个工人，说“看来，中央以后还是要用他们的，现在批判只是临时的，你看都要求保护得这么好。”我当时是学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自己先前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果然，省里面的几个主要干部，经过了群众一段时间的批判之后，都被接到北京去了，文革中间第一书记虽然被宣布为走资派的总代表，但是没有两年就被重新分配了工作。说造反派揪斗老干部进行迫害，打倒老干部夺权，都是后来的扩大和捏造，老干部的命运向来就没有掌握在造反派组织手里，而且造反派对被宣布为我省当时最大的走资派代表人物，虽然进行过批判，但是在生活上还是照顾得不错的，文革结束后造反派遭难了，下边拍马屁的官员要朝死里整那个看管他的学生，那个人还记得当年的造反派学生为他煎中药的事情，当年看管他的学生才因此逃过了一劫。真正的冤案和迫害，主要是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矛盾和权力竞争造成的，不是造反派造成的，也不是林彪四人帮指使的，那些整人的人应该自己负责，连给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当高参的都没有打倒他。

老纪说，文革中间的武斗，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两派相互打人，而是对造反派的镇压，武汉百万雄师的口号就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这个口号反应文革武斗的政治性质，军区、人武部的人参加领导的基干民兵组织，市委组织部长在里面当高参，这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吗？文革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各个层面的阻力，多股力量的反对。开始是省委镇压少数派，我自己就被工作组作为批斗对象；后来成立组织得到了学生的支持，省委授旗之后还反悔，成立全市性组织的时候，保守派还对着我们大打出手，北京南下学生王被打成重伤，头颅开刀，我们拿了照片去送给他的父母；我们好不容易坐上火车去北京的时候，路上还两次停车检查，要把我们赶回来。那个时候，我们对文革也是一头雾水，没有什么主意，就是自己挨整了不服气，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在北京和其他省市的同志交流之后，才知道不是一个地方的事情，是一条路线在整群众。后来工人造反派组织被军队抓捕，打成反革命，我们起来为他们翻案，组织控告团再次上北京去。后来中央支持我们，保守派组织瓦解了，他们自己的人反戈一击，写了材料给我们，交待了他们是怎么策划武斗的，谁负责的，那些人杀了人，那些杀伤了人，这些武斗都是对造反派宣传据点的围剿，武斗根本不是什么你打我我打你。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就把我当作坏头头，整得死去活来。在一个学习班里，造反派挨整不过，一天有三个人自杀，单位的书记亲自对我说：你怎么不死。我始终不认罪，粉碎四人帮之后，以我认罪态度不好判刑，判决书上面竟然没有合法的起诉单位，有的同志还是单位去起诉的打砸抢份子，老唐的判决书竟然没有法院的公章，镇压起我们来真是不拘一格。文革开始是省市委整我们，后来是军区整我们，再后来是军宣队工宣队整，粉碎四人帮之后是直接动用国家政法机关来镇压，各个方面的反毛主席路线的力量，都把矛头对准我们，造反派处在一个悲剧的地位上，要说浩劫，文革对造反派来说才是真正的十年浩劫。

老赵说，说造反派夺权，看样子有点象，因为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之后，有些造反派头头作为“群众代表”进去了，还担任常委、副主任什么的，真实的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个顺口溜说“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轿车来，商量大事回家带小孩。”这才是群众代表的真实作用写照。

老钟接着说，我们厂是国防厂，革委会是1968年开始的八一五会议上成立的，开始拟定的造反派名额比较多，最后成立时只有五个人，全部是21个人，当时说是要搞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为了迷惑造反派，把一些老工人也拉进去一些，开会时他们完全没有话说，感到死气沉沉，革委会增加到三十来个人。革委会开会，我们在会上发言，军代表只是点个头笑一笑，简报上也记录，但是下面执行就绝对没有你的东西了。从六机部到下面厂矿，都是军队作用大，部里刘世雄是军管会主任，上面是军工领导小组，组长是粟裕。厂里面军代表讲，现在是军干群，不是是干军群，更不能是群干军，顺序是不能错的。815会议回来之后，有人就问怎么看这个形势，文革开始是造反派冲一阵子，学生后来也不行了，工厂内部也联合不起来，军队就进来了，上面毛主席把林彪选为接班人，是不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完成得差不多了，有人就说“那不是要造反派‘夺好权’然后再‘交好权’吗？”我们在革委会里面，说是叫管斗批改，也只是签个字，有你没有你都行。有人问，如果毛主席要以造反派为中心，是不是立的起来，是不是掌握得住局势，我想这里面关键是干部问题，上海有一条线，有靠山，在八一五会议上，我问上海江南造船厂的一个女同志，他们就是一月夺权的时候抢过一次章子，我们经过的事情和摔打比他们多，对运动的认识和成熟性，感到他们政治上不如我们。我们造反派从大联合开始，就自己跟自己闹去了，本身比较幼稚，如果能够真正联合起来，有比较成熟的工人领袖，很可能比上海好。但是他们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条线，我们去北京都找不到他们，上面没有人支持，老胡曾经说过，我们这里的造反派是无娘的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部是相当排斥的，如果军区完全站在毛主席和林彪一边，就肯定不一样，他们实际上完全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上，造反派怎么立得起来呢？南下的学生回去之后，我们跟中央的联系就断了线。

老华补充说，部队上层，文革根本就没有通，他们在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时候，把造反派的袖章带起来，都是上面的规定，并不是心里通了，军队那些人是仇恨造反派的。后来军队主持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他们总要掌握一些材料，并不是不知道没有这个组织，追查什么加入填表，都是逼供信，他们借这个运动，有意扩大化，他们镇压造反派的政策，在文革中间倒是贯彻始终。

老柯说，文革第一阶段，解决刘邓的问题时，军队是支持的，刘邓他们线上的人就趁机装死躺下，毛主席这边出了造反派，没有真正的力量，造反派又不成熟。对于干部内部斗，当权派认为那是他们内部的问题，对于文革中间涌现出来的群众代表，是没有资格坐天下的，军队和党政当权派对于群众的抵触都是一致的。在上层，江青他们文革派集团力量很小，军队和党政两个集团力量很大，为啥整五一六对付造反派能够形成合围，就是这个道理。毛主席要在党内整风，就整不下去，反右，一棍子就打下去了，对于整治造反派，清查五一六一仗就打得造反派全军覆没了。

老赵说，军队进来之后，革委会就成了一结合，群众代表都是一个个在检讨，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开办十四期学习班，指责造反派是派性作怪、无政府主义猖獗，把大家都搞得灰头土脸的，心里也老是打鼓，怎么水平这么低，提不高认识呢？我去四川出差，看到他们那里传达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文件，才感到豁然开朗，回来就写了两千字的大字报，贴在厂门口，题目是从列宁的文章中间找来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个时候，也没有预先的策划，居然就搞起来了，打破了清队后万马齐喑的局面。后来，我就把他们整治造反派的罪名，归纳为“三根扁担”（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根绳索”（说造反派“想当官、入党、造反动机不纯”），到处演讲，到许多厂矿都去讲过，跟许多造反派受压抑的感受有强烈的共鸣，还有几个斗批改的地方我都去过。后来，几个参加结合的头头也联名写了《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的大字报。那种情况在基层革委会立是非常普遍的，军代表一进厂，各个要害部门把关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文革前，群众代表不仅没有掌权当好代表，还成了罪过。大家所受的冤屈差不多，所以我的大字报和讲话，才引起那么大的共鸣。

老孙说，造反派文革十年，十年挨整，我想毛主席也没有想到要造反派掌权，就我们当时的思想水平和能力来讲，也没有掌权的基础。造反派帮助把党内的盖子揭起来，是被借用的一股力量。张春桥在上海讲，三结合，你当个班组长可以，叫你来管上海行吗？没有你们行吗，也不行。老干部懂业务，没有部队的支持不行，政权巩固不了。文革就要培训造反派，就是要揭党内阴暗面，参加反修防修，三结合造反派参加，跟着培训，摔打一下，小的跟着老的拖一下。文革这么多年，我常常回顾，想来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在这里。四清搞不下去，上面动都不动，所以毛主席支持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揭盖子，文革就是胜利了，不是后来那个惨样子，造反派也不会掌权，毛主席从一开始就压根没有想把老干部全盘推倒重来。

老唐讲，我是四九年参加工作的，干部刚刚进城的时候，是比较清廉的，那时候规定，跟资本家打交道，不能抽他们的烟，不能喝他们的茶。那个时候，干部多数是单身，后来成家了生儿育女，裙带关系就复杂了，到文革前，走后门什么的就有了，这还是初级阶段的腐败。高级干部的思想，就是跟着这一股特权地位的好处一起来的，毛泽东要求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高级干部的思想状态对于毛泽东思想就开始排斥了，文革前夕在党内已经相当普遍了。我当时是团委书记，六五年有个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的大会，亲自听到八大书记讲话，邓小平讲人家不愿意学你那个毛选，还硬是要搞学习，这是社会强制。彭真讲，火车上挂的老三篇上面满是灰尘，说明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学嘛，要学就学习马列原著，不要学二手货，他们是相当的明目张胆。这个讲话，对应的就是高级干部要过好日子的思想，都对严格律己的管理有怨言，他们的基础在这里，不是个别人的思想。文革起来之后，那些干部的思想还是天下是我们打的，应该我们坐天下，你们起来造反就是反革命，还认为毛主席是啥功臣，是第二个朱元璋，小范围内干部都这么讲，不是一两个，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抵制，毛主席在党内甚至成了孤家寡人，不依靠群众怎么行？毛主席将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但是要胜利难度蛮大，高级干部思想不通，文革十年，整了我十七年。当时单位的专案组说，我的材料不够判刑，主任说“问题不是材料真不真？看你的刀子往那里捅？”邓小平上台之后，他们的思想状态是，文革时候你们不是批判我多吃多占吗？我现在就是要大捞特捞，看你能怎么着我？

老华接着说，多数共产党干部对于搞社会主义没有思想准备，进一步在思想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是少数，党内没有思想准备，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只能是发动学生和工农来冲出一条路来，结果他们就竭力对抗，因此文革十年充满了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毛主席在发动文革之前，在滴水洞思考了那么长的时间，他已经想清楚了，如果不搞就是今天中国这幅样子，搞也可能全军覆没，他权衡的结果还是要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谈不上继承他的思想，但是骨子里还是拥护他的思路，搞完文革之后，那些人再要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偷偷摸摸的，到今天还是如此，前些时“新西山会议”那些精英学者还是不敢碰社会主义的旗帜和本质问题，开会都只能继续偷偷摸摸。我们在文革中间得到锤炼，对于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一眼就看穿了你是个假的，他们还是感到必须举假旗帜。

老孙说，文革时期，党内走资派还算不上阶级，说还在走可以理解。是思想路线上的，财产还没有到他们的手里，作为阶级没有办法划。所以，否定文革的时候，全党同意，在文革受造反派冲击的时候，许多老干部在表面上也跟随毛主席的路线，很多老马列主义者，也只是到了今天反过来才认识到问题所在。没有人理解，毛主席当时就敢那样搞，肯定想到了后果问题，他很自信，认为既然是思想问题，搞清楚了站过来就行了，所以一个不杀，如果毛主席把文革当作镇压反革命来搞，肯定不是后来这个样子。老钟补充，在收买干部这一点上，邓小平远远超过了毛，毛是打你一下，你站过来了还用你，他认为人的世界观是可以改造的。邓小平是黑猫白猫，眼前利益就是理论，他是实用主义的，实际上没有什么理论，对他不利的就把你排斥掉，因此这个人也不好定位。

另外一位老同志说，在非毛化时期，他们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脱离了马列主义，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个说法流毒了三十年之久，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他们才是脱离了马列主义。老华说，新西山会议派，说明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那些人认为气候已经到了，要在中国搞一个纯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过去还是遮遮掩掩的，他们要共产党退回到议会里去活动，军队要国家化，我们确实面临着到底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老原说，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成立不成立，社会主义要不要？要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推翻资本主义之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继续推进，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社会上小的进步是和平演变，大的变化是革命，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共产主义，障碍是在哪里，毛主席认为就在共产党内。从那些搞腐败的人看，没有权力的人，有一个捏了就完了，腐败成了一条线之后，捏了一个又出一个。一个人说了算，不要群众监督，没有委员会的讨论，根本上就是一个理论指导，实用主义白猫黑猫。社会主义要推向前进，必须消除阻力，影响最大的就在党内，这是大方向，如果大方向正确，发动群众和群众运动中间的问题和缺点，就只是一个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监督干部，也不是要把干部都不要，是要他们洗个澡，站过来就是了，不是消灭人的问题。四大是毛主席交给群众的监督武器，如果腐败份子走了第一步就被群众揭发出来，肯定就没有办法走出第二步了，现在养小老婆都是公开的，群众都没有发言权了，到现在我还是这个想法，不搞就要变颜色，文革被人家打败了，没有搞下地，叫人家打败了，四大就取消了，腐败分子当然就很自在了。现在那些文人，说社会就要以私字为核心各发各的财，共产党的路线还贯彻得下去吗？文革群众运动的方式，是老毛根据自己经验提出的方法，这个形式本身也在摸索当中，继续革命是保证继续前进的认识。

老平说，我老头子今年九十了，我回去跟他做寿，跟他谈心，说你们这一辈人上半生很动荡，跟着老毛他们干革命、长征，下半辈子很安逸。我们相反，上半辈子很安逸，在公有制的时代，下半辈子很动荡，压力很大。为什么产生出相反的人生，根本一条就是老毛领着你们干革命，产生出两个时代的变化，把你们从社会最底层带上来了。每次革命都是最上层和最下层在翻烧饼，中间层跟着不动，最穷的跟最富的在那里翻，中间层跟着主流转。下层成了上层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掌权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就是富人的思维了，怕权力搞掉了。毛之所以要搞文革，并不是为了自己，高层坐久了之后，观念就变了，毛要搞再次全面决裂是不可能的，他发动文革去冲击一下那些官当久了的观念，把下面的也翻一点上来。这么一翻，问题就大了，上面的不想让，下面的不成熟，毛在整个文革期间犹犹豫豫，也不是要把那一排老革命全部翻下去。我当时参加了文革，也是有些看不惯，并没有很深的认识，老革命多数也是队伍来了跟着走，老毛在全面领着。建国后，高位坐久了就要维护私有制，毛要把大家带到公字上去，搞两个决裂。现在很多人说某某人不够意思，不够义气，孔孟说到底就是一个“义”字，把这个作为人们的行为标准。毛把这个拔高一点，以“公”为标准，现在退回去了，西方文化是用“利”字，双赢就对了。三种不通的文化可以解释很多问题。毛要把人们的眼光引导到公字上，理论上对，现实中间难以操作，所以毛的阻力很大，在高层更是孤家寡人。现在是把人的思维引导到私字上，完全放任自流，政权显得苍白无力，没有哪一个说话是算数的，大多数老百姓完全接受私欲不受约束，社会肯定就完了。都集中到公字上，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强制，要慢慢地别过来。

老洪发言说，我尽量提醒自己，不要带有个人的东西，自己过去受压什么的，要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个人比较悲观，苏修解体以后，美国的主要矛头是对准中国的，九一一之后，美国暂时把这个目标放在一边了，中国有些人也主动接受了当小伙计的地位，缓和了中国的外部压力。虽然美国在走下坡路，但是它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实力还是唯我独大，但是它没有文化底蕴，真正要掌握世界潮流还是要文化，军事力量只是全部力量的冰山之一角。欧洲的文化底蕴比较厚，政策也折中一些，在世界上能得到一些认同，代表了一定的方向。从长期看，可能是美国消一点，中国长一点，欧洲恢复一些，但是相当长的时间还是处于战国时期，最好不要发生大的战争。从国内看，自一九九○年开始，发生过七八个回合的争论，基本上都是右派胜了，工农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最近两年的争论，左派表面上占了上风，国资委也出了政策要放缓国企改制，但是各地地下里还是加速在搞，我省今年还下文要加速31个大型国企的改制。高尚全他们的讲话，在网上公布出来之后，虽然在舆论上比较被动，但是真正的权力资本还是在掌权，到一定时期说不定还要反扑过来。

老夏讲，左派中间一些老同志觉醒了，他们有老资格，所以还没有处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力量，没有自己的基础，群众与他们的距离很远。右派的优势是他们有基础，是与改革后形成的权力资本勾结在一起的，他们利用共产党的旗号和体制，发财了，所有正直的人对此都是深恶痛绝的。从西山会议的发言看，他们认为共产党这个牌子被他们弄脏了，已经洗不干净了，所以准备要抛弃掉，他们想要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共产党这个党派身上，把掌握权力资本的个人洗干净，脱身出来，组织一个新的干净的党派符号。中国的未来，不宜太乐观，他们现在又掌握了文化舆论，他们这个事情可能是作得成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老百姓就更要遭殃了。

老柯接着说，有些贪官把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过渡时间段，在这个过渡时期看谁获得更多的资本。他们在政治上要建立一个有钱人的国家，经济上大捞特捞，文化上就用那些精英为他们树碑立传。赵紫阳天真地要搞西方那一套，那特权阶级的权力资本也是要倒霉的。三座大山现在变成一座大山，就是一批贪官奸商和买办要掌握中国的一切，现在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问题，我们反对谁呀，反对卖油条的吗？开酒店的、开工厂的要反吗？现在要反的是权力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寡头集团，反对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反对他们把中国变成彻底的殖民地，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真正的民族资本与这些人也是格格不入的。新西山会议派代表的是这一小撮寡头讲话的，还用这些人去威胁党内健康力量。

文革结束三十年了，造反派对自己被党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很有意见，说按照1982年中央九号文件规定应该给他们的退休待遇，至今不给落实；还报怨说原来属于真正敌对阶级的“国民党战犯”都大赦了、“地富反坏右”都给平反了，造反派响应中央号召参与文革，却四十年如一日始终被“揪住不放”，享受的是“超敌人待遇”。说到底，一个政权有一个依靠什么人的问题，参加西山会议的这帮子精英，基本上不为中华民族考虑，也不为共产党执政的长治久安考虑，甚至与民族资本的利益也是对立的，共产党真的需要认真考虑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了，要认真考虑中国中间应该把什么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再也不能搞糊里糊涂的和稀泥政策了。那帮子精英的追求的道路，是亡党亡国的道路，苏联的解体就是前车之鉴，今天的中国又最后地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了，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兴盛，为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稳固，放任西山会议那样的极右翼思潮及其影响下的政策走向，是极端危险的。

二○○六年五月十九日初稿整理完毕

（以上内容未经本人审阅）


113) 杭州处决17名“极端不满华国锋领导的党中央”的政治集团成员

人大开幕日宣布，也算凑热闹

据法新社二月二十六日北京电，据杭州市公安局张贴的告示，杭州十三个“反革命政治集团”已被解散，它们的八名头目已被处决。

该告示说，这些反革命集团共有32名成员。被处决的8人，其姓名均用红墨水划上交叉，这表示他们被处刑后立即处决。其他的“反革命分子”均被判处重刑。

被处决者中，年纪最大为52岁，5名由21至28岁，1名38岁，最后一名31岁。

其中一个集团，成员大部分不足30岁。它被指控“以政治纲领组织反革命活动”，并企图散发“宣传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这份张贴在杭州数区的告示说，这个集团的成员“极端不满华国锋主席领导的党中央”。

它指出，该集团的头目出身于“反革命家庭”。

另一个集团除被控私藏武器，并以武力迫使人民供应粮食。

观察家指出，这一连串新的处决行动是在中共当局认为“四人帮”势力特别强大的城市中进行。

去年三月，9名犯有差不多相同罪行的犯人在杭州被处决，可是，目前这一次却是首次明确地表示，他们是武装的政治反对者，而且是在“四人帮”被贬，其附从亦在全国运动中被整肃16个月后发生的。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3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114) 1983年，死刑的复核下放到中级人民法院

陈云在１９８２年７月３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强调了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要警惕“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

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共中央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虽然通知指出，“三种人”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但是陈云指导实际工作操作时指出，“三种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

1983年，死刑的复核下放到中级人民法院。

１９８４年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再次重申，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已经查清核实的“三种人”要清理出去，更要特别注意清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积极、干了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比较年轻，隐藏下来，对党危害大的人，以及在幕后操纵的人。

文革中被打倒的高干们的子女在文革开始时正是打砸抢最起劲的人(也即所谓的老红卫兵，也是后来妖魔文革最厉害的一群人),而且在文革结束后却一个也没有被追究,说明了什么?（见爱资病的《主要说两点》）

[2:1011]头上长角(常.关.百.兰)


115) 爱资病：邓小平的“严打”是配合“揭批查”运动一起使用的

“三种人”主要是指反资反邓的所谓林彪、四人帮“极左”分子，是不包括邓走资等资修分子及其高干子女们的。

打击“三种人”是邓的罪恶之一,而不是他的功劳！

57年前邓这个“反右办公室主任”是如何“反右扩大化”整了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刘邓的工作组在文革五十多天实行白色恐怖整了多少人我也不说。我就说改革后的?

邓特革后，为了非毛否社，打击铲除所谓“文革三种人”(左派势力)的异己势力.不仅放大批自由主义右派出笼，同时还庇护纵容勾结自由主义右派用地摊报告文学，伤痕文学之类的手段不断妖魔毛时代。甚至还发动“枪毙十万，稳定十年”的“严打”运动和“揭批查”运动来配合全国大范围大捉“文革三种人”。

这两个运动推行以来，制造了成千上万无计其数的冤假错案。据我所知(前不久有人上书要求平反)单单在云南开展的“揭批查”运动，受审查的就有150多万人，其中5万多人被判刑劳改，15万多人受党纪、政纪处分。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受牵连，不是我等平头小百姓能知晓得了的。还有“严打”的手段也很残忍，表面是处理社会犯罪问题，其实背后也有打击“文革三种人”的因素在内，是配合“揭批查”运动一起使用的。自八十年代死刑权限下放到地方中级法院起,谁在“严打”时期犯案，按“上级规定每个地方都得杀一两个人刹刹所谓的犯罪歪风。”，哪怕你偷只手表，抢顶帽子,敲诈勒索几块钱，按“严打从严”的政策你随时都会被判处死刑。邓就是用这样凶残的“白色恐怖”手段来统治国家，来铲除所谓“文革三种人”(左派势力)异己的。在“白色恐怖”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到底有多少人被捉，被害，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我不清楚，但我知道，绝不会少于文革。文革是走资的当权派，保皇的保守派和后来各路的造反派等几派的冲突结果，而邓的特革，完全是走资复辟篡权的当权派为铲除异己对所谓“文革三种人”(也即左派势力)围剿迫害的大清洗。

[5:1535]爱资病(齐.寨.红.帆)-08:24:4906/01/2006***回帖

真正经历过文革的，有良知的人永远不会忘记

文革的初衷是要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今天的事实证明了40年前的这一举措是何等的英明和远见卓识。当年走资派的子女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曾经对人民群众大打出手，制造出反动的血统论，人为的划分什么黑、红五类、以后又发展为黑七类、直止黑九类、这一切的一切，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地证明了完全是一群高干子弟的罪行，可是现在也正是他们一类将他们制造的罪恶，却要嫁祸于恰恰是一生致力于限制他们一类特权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大家擦亮眼睛看看这些人如今都在做什么？他们之中有几个没有在其父辈的特权下大肆掠夺所谓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老一代的太子党既然开了头，新一代的太子党当然会更胜于蓝。可怜百姓不明就里，干吗还要追随他们去向毛主席泻个人私愤？

[3:642]光明(冯.池.金.兰)-22:58:3305/31/2006***回帖

原帖[0]鼓吹血统论的谭x夫“亮相”后任xx院长！

文革中被打倒的高干们的子女在文革开始时正是打砸抢最起劲的人(也即所谓的老红卫兵，也是后来妖魔文革最厉害的一群人),而且在文革结束后却一个也没有被追究,说明了什么?

[4:164]苏鲁边河(巴.峡.绿.花)-03:56:4506/01/2006***回帖

原帖[0]文革与知青文革式中央领导层中的一场斗争，当时的青年学生知识被斗争各方用来叫阵的兵卒。可惜当时的青年学生并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自以为是救世主。可是文革结束后，翻过身来的文革中挨了整的大人们，却把青年学生当作替罪羊，把他们视作文革急先锋，百般讨伐，千方百计打压。整整废了一代人。党和国家的失误，却让这一代人来代偿。


116) 请释“四人帮”去台湾（1977）

据中共公布资料，“四人帮”与国民党早有勾结，为国民党作特务，罪证具在。是为中共手上又一批俘虏矣。中共过去既释二三十年之老俘，何不将此一批“四人帮”新俘释，将“四人帮”交由台湾国民党处理。老俘可释，新俘何以不可释？且新俘中“四人帮”过去地位极高，如释放交由台湾国民党处理，此一大新闻必轰动世界。且闻“四人帮”与华国锋总理关系亦不浅，四人帮释放到台湾后，亦可替华国锋向蒋经国说点私话。如何之处，请华国锋总理暨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委员明鉴。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6月16日号


117) 广州处决政治异议分子何春树

据1978年3月5日《晶报》刊出法新社北京4日电：此间今日获悉：有一名政治异己分子，因向外国散播“反动宣传”，上月在南方城市广州被处决。

目击人士在广州街头看到两张海报式布告：宣布此宗死刑。

该布告暑期2月18日，以广东省最高法院名义签发。布告称，被告何春树（音）被判决后立即枪决。

何某45岁，被控编印一本“反革命”小册子，在广州派发，并寄到外国去。

据该布告称：那小册子共20万字，被寄往美国、苏联、在北京的一些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及香港的一些报纸。

据布告称：被告“不承认罪状”，“激起人民愤怒”，以致判他死刑。

布告没有吐露小册子的内容，亦未说明是否已寄到外国。被告的个人背景未被提及，亦未言及是否有同谋。

此次死刑事件前不久，另一个省的省会杭州亦执行了多次死刑。在一月底，杭州破获了十三个“反革命组织”。它们的八名领导人已被处决。据公告称，其中一些是武装组织。

公告宣称，他们“对华国锋领导的中央委员会深怀不满”。

据有关方面称，这些政治味很浓的指责，是来自过去“四人帮”施加极大影响的城市。

据知，上一次广东执行死刑是1977年3月。广东与香港相连，常有外国客到访。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4月1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118) 广东中山县撰写批判文章325400多篇揭批“四人帮”

赵崧材

1977年12月6日，县委书记李耀祺(后蜕变为贪污分子)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37号文件的精神，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在县委、县革委的领导下，全县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便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起来。

前面提到的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还有1977年5月20日至24曰召开的县三级干部会议(有2400多人参加)，1978年1月召开的1977年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暨四级干部大会(约有1 0000人参加)，以及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揭批“四人帮”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工厂、农村、城镇、机关、学校……处处是揭批“四人帮”的战场。人们运用召开会议、办揭批专栏、写批判文章和绘制漫画等各种形式， 口诛笔伐“四人帮”。自1977年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县中、小学揭批“四人帮”的声讨会、批判会就举行了2500多场，参加人数达403200人次；开辟批判专栏2300多个，写了批判文章325400多篇，特别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战斗打响后，各地中、小学揭批“四人帮”的热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正当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深入进行时，全县从1977年5月16日开始，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展开了清查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县委成立了领导组，由县委副书记刘文耀任组长，县委常委吴运光、陈达兴和组织部部长欧家礼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干部，具体掌握情况。各战线和重点单位也成立了领导组。清查工作的重点是县属机关，釆取的是发动群众揭批林彪、 “四人帮”的罪行，查找线索和内查外调相结合的方法。经过一年多时间(从1977年5月16日至]978年终)，清查工作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首先通过揭批林彪、 “四人帮”，使干部、群众进一步认清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从思想上、政治上同他们的帮派体系划清了界线。

摘自《中山文史 第53辑》p145-146页


119) “重庆造反派”要求重庆市委尽快落实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的紧急报告

关于请求市委尽快落实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的紧急报告

中共重庆市委：并呈黄镇东书记、王鸿举副书记、市长：

我们文革“两案”涉案人员自今年七月份推选出信访代表以来，已经三个多月了。三个多月来，我们的代表与市委信访办进行了多次沟通、协调，双方都做了大量工作，为保持稳定的社会局面，保证亚太市长峰会的顺利召开都尽了力。市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责成相关部门解决了部分涉案人员的医疗问题、低保问题及住房问题都有好的开端。

但是，要说全面贯彻执行中央（82）9号文件，还差得很远。由于市委对落实中央（82）9号文件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致使整体层面而言基本没有展开，不少基层单位敷衍搪塞、相互推诿、踢皮球。一提到落实中央（82）9号文件，就认为是在翻文革的案，己对创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构成隐患，为此我们特向市委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立场鲜明、措施得当、政令统一、与中央保持一致。

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不仅仅是涉及一小部分人的事，“两案”受审查人员的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下发生的”，对这些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不能从局部的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更有利。”反之则不利。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对贯彻执行中央（82）9号文件都有具体的部署，唯独重庆市历届市委对此无动于衷。一不宣传、二不贯彻、三无具体部署，使中央对文革“两案”受审查人员的有关政策长期得不到落实，“对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冤案长期得不到纠正。这些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长期生活无着、长期鸣冤叫屈、长期上访不断，严重影响了创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为此请求市委对贯彻执行〈82〉9号文件拿出一个具体办法来，形成正式文件下发，并指导基层贯彻执行。

(二)落实文革“两案”受审查人员的相关政策，不是争论是非功过、翻旧帐，因为过去已经成为历史。讲落实政策，无非就是解决生存问题，有饭吃、有住处、病了可以治疗就可以了。我们这些人小的60岁左右，岁数大的已经70多岁了，当年叱吒风云的领军人物、飒爽英姿的红卫兵小将已经成为两鬓斑白的老年人、衣食无着、贫困潦倒的弱势群体，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平心而论，当年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参加文革，内心是拥护共产党、忠于毛主席，为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而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全身心的投入运动的，如果他们有半点私心杂念，早就成了百万富翁。这种理念，我们相信市长、书记们都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你们肯定都有如此经历和体会。而几十年来，他们却遭遇如此不公正待遇，真让人心寒。

(三)中共中央〈82〉9号文件，对处理文革“两案”受审查人员的相关政策，有十一条具体解决意见，很具体、全面，可操作性强，只要市委对贯彻执行该文件有一个批示文件，我们相信文革“两案”的老案会很快解决的。大家都心情舒畅地为创建一个安定团结和谐的新重庆而努力奋斗。三个多月了，市委为此事没有一个答复，望市委对本报告及时给个答复，并请求市委分管领导近期与我们见一次面，当面汇报此事。

特此报告！

重庆市文革“两案”涉案人员人信访代表：

曹明忠〈62503374〉苏忠联〈60757236〉雷忠武（63503916）唐仁义〈62479500〉牟成彬〈13752975877〉袁世勋（67959108）周绍华（62881885）

2005年11月4日


使用软件突破网络封锁

突破网络封锁

目前国内有关部门机构对一些国外的政治性网站进行封锁，网友使用正常的方法无法浏览这些网站。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很多，比如使用代理服务器，使用突破软件，或者使用在线代理。此处向大家介绍后两种方法：使用软件突破网络封锁， 使用在线代理网址突破网络封锁 。

一、使用软件突破网络封锁

目前有两种比较好的突破软件：无界浏览和自由之门。

1.1 无界浏览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下载一个无界浏览软件。点击下载。

如果本电子书的压缩文件中包含这个文件，可以使用该文件。

第二步：双击u.exe，启动软件。界面如下：

选择“确定”按钮，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软件开始自动搜索代理服务器。如果搜寻代理服务器成功，界面类似下图：

窗口上还显示一个锁头形式的图标：

现在可以浏览被封锁的网站了。启动IE浏览器，输入网址，即可访问相应的网站。尝试访问下面两个被封锁的左派网站：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如果不想使用无界浏览，在锁头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上选“退出”。软件将显示下面的窗口：

点击“关闭IE并退出”或“保留IE并退出”，退出无界浏览。如果保留IE退出，您可以继续浏览其它网站。

如果计算机非正常关机或其它原因导致浏览器无法正常浏览网页（不使用无界浏览时），请按照以下方法恢复浏览器设置：

1。启动一个浏览器。选“工具/Internet选项”，显示一个弹出窗口－－Internet选项窗口。在窗口上方点击“连接”。

2。点击“局域网设置(L)...”按钮。弹出一个局域网设置窗口。取消“为LAN使用代理服务器”复选框前的选择标志（√）。

3。点击确定，回到“Internet选项”窗口，再点击“确定”按钮，关闭“Internet选项”窗口。

请注意：无界浏览只能自动识别微软公司的IE浏览器。如果您使用其它的浏览器（如Opera），请启动“无界浏览”软件之后。将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为“127.0.0.1”，端口为“7865”。

1.2 自由之门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下载一个“自由之门”软件。点击下载。

如果本电子书的压缩文件中包含这个文件，可以使用该文件。

第二步：双击freegate.exe，启动软件。界面如下：

选择“确定”，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软件开始自动搜索代理服务器。如果搜寻代理服务器成功，界面类似下图：

点击窗口上方的“代理”，然后点击“设置自由门代理”按钮，窗口变成下面的样子：

操作系统右下角的托盘处将显示一个 [image] 图标。

现在可以浏览被封锁的网站了。启动IE浏览器，输入网址，即可访问相应的网站。尝试访问下面两个被封锁的左派网站：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如果不想使用“自由之门”，在托盘的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上选“退出”。软件将显示下面的窗口：

点击“关闭浏览器”或“保留浏览器”，退出自由之门。如果保留浏览器退出，您可以继续浏览其它网站。

如果计算机非正常关机或其它原因导致浏览器无法正常浏览网页（不使用“自由之门”时），请按照以下方法恢复浏览器设置：

1。启动一个浏览器。选“工具/Internet选项”，显示一个弹出窗口－－Internet选项窗口。在窗口上方点击“连接”。

2。点击“局域网设置(L)...”按钮。弹出一个局域网设置窗口。取消“为LAN使用代理服务器”复选框前的选择标志（√）。

3。点击确定，回到“Internet选项”窗口，再点击“确定”按钮，关闭“Internet选项”窗口。

请注意：自由之门只能自动识别微软公司的IE浏览器。如果您使用其它的浏览器（如Opera），请启动“自由之门”软件之后。将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为“127.0.0.1”，端口为“8567”。

无界浏览和自由之门软件都是Flg组织编写的软件。本人强烈谴责Flg的反动立场。

二、使用在线代理网址突破网络封锁

在Internet上有一类特殊的网站：在线代理网站。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访问国内被屏蔽的网站。

2.1 使用在线代理

下面以http://www.daydream.com.ru为例介绍在线代理的使用方法。其它的代理网站用法类似。

第一步：启动IE浏览器。在浏览器中输入代理网站的地址http://www.daydream.com.ru，回车，进入该网站。界面如下：

第二步：在“URL”后的输入框内输入要到达的目标网址（比如http://www.zgysj.com/)，回车。

如果一切正常，将进入目标网址。

2.2 常用在线代理网址

http://www.daydream.com.ru
 http://www.cnproxy.com/webproxy.asp
 http://www.proxy1.be/

下面的网页中收集了一些在线代理地址：
http://emuch.net/html/200601/165098.html

2.3 在网上搜索在线代理

在线代理网址可能会失效（例如，被封锁），这时就需要寻找新的代理网址。可以使用Baidu、Google等搜索引擎查找新的代理网址。

  • 如果想自己找在线代理，可以搜索“在线代理”或“online web proxy”
  • 如果要英文的在线代理，可以用goole搜“online web proxy”


左派网站

推荐网站

说明：标记为红色的网站建议使用代理软件或代理服务器上网（可能被封）

中国与世界：https://66.189.137.213/dmirror/http/www.zgysj.com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中国与世界镜像地址: http://zgysj.zj88.com/

中国与世界镜像地址２：http://zgysj.1a.cn/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engewang.org/

华岳论坛： http://washeng.net/

华岳论坛：http://69.41.162.74/HuaShan/BBS/shishi/gbcurrent.html

社会主义新农村：http://www.xncxnc.com/

共产党人：http://www.gcdr.com.cn/ (被关闭)

中国工人网：http://61.222.52.198/user/zggr/

乌有之乡：http://www.wyzxsx.com/

历史文献下载： http://www.lswx.org/doc

河南省漯河第五高级中学图书馆（含马列全集)： http://www.yceg.net/tsyl.asp

主人公网：https://host518.ipowerweb.com/~gongnong/bbs

主人公论坛：https://host518.ipowerweb.com/~gongnong/bbs/list.php?f=3

主人公论坛资料区：https://host518.ipowerweb.com/~gongnong/bbs/list.php?f=5

主人公网资料下载区：https://host518.ipowerweb.com/~gongnong/ziliao

天涯若比邻：http://closerworld.org/phpBB

海派经济学：http://hp.shufe.edu.cn/index.htm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http://www.cpeer.org/

人本经济学：http://www.economics.com.cn/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http://www.cwebdiy.com/com/mkszyjjx/

中国农民工：http://cnmg.cc333.com/

劳工开物：http://www.lgkw.net/

中国韶山网：http://www.china-shaoshan.com/

毛泽东学书院：http://www.blogcn.com/user44/maoshuyuan/index.html

毛泽东思想：http://www.mzdthought.com/

东方红文化书屋：http://www.dfhsw.com/main.php

延安圣地网：http://www.shengdi.net/

南街村：http://www.nanjiecun.cn/

江苏爱国网：http://www.jsag.com.cn/

世界工人论坛：http://goin.to/workersbbs

当代国际共运：http://communistwin.goin.to/

荷兰星火网：http://www.red-sparks.com/（中英文）

先驱社劳动民主网：http://www.xinmiao.hk.st/

毛泽东旗帜网：http://www.maoflag.net/default.asp

毛泽东博览：http://maobo.7x.com.cn/

实践共产主义：http://www.sjgczy.com/index.asp

革命马克思主义：http://marxism.home.sunbo.net/

共产主义网：http://www.communism.ik8.com/

十月：http://red10.getbbs.com/

理想2005：http://www.lixiang2005.com/

今朝风流：http://www.zuopai.com/

巍巍昆仑：http://www.weiweikl.com

炎黄神圣网：http://www.yhss.cn/

大中华强国网：http://www.great-china.org/bbs/index.asp

左岸文化：http://www.eduww.com/

向日葵文艺：http://www.xrkxrk.com/

左岸：http://www.eduww.com/

李理主页：http://lmh.blogdriver.com/lmh/index.html

民族产业网：http://www.mzcy.cn/

毛泽东论坛：http://www.mzdbbs.net/ www.mzdbbs.com（时常被“关照”）

左翼文库网：http://www.atgig.com/ezln/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http://www.sinoir.com/Index.html

国际关系研究：http://www.internationalrelations.cn/

英文独立媒体列表： http://www.atgig.com/ezln/altmedialist.htm

李宪源博客 http://blog.chinesenewsnet.com/li_xianyuan/

网络杂志下载：http://wlzz.filefront.com/

一片乌黑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blog/showblog.jspe?site_id=198

pmg8181的博客:http://pmg8181.blogchina.com/

思考者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blog/u/hbszhzhb

红叶情深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blog/u/xspdzqxhe

《红色记忆》大型宣传主题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blog/u/xspdzqxhe

心声的传递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blog/u/BLOG100100

三加一时事评论：http://blog.people.com.cn/blog/showblog.jspe?site_id=188
每天看看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blog/showblog.jspe?site_id=905
汉江号子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blog/showblog.jspe?site_id=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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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联盟：http://blog.people.com.cn/blog/u/SHUGUANG
忠义之声：http://blog.people.com.cn/blog/showblog.jspe?site_id=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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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久泰平：http://blog.people.com.cn/blog/showblog.jspe?site_id=2631
中国当代左翼作家作品约40本下载 上 http://pickup.mofile.com/834831524273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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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图片(数百幅) 、著作大全下载 上 http://pickup.mofile.com/834831524273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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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学者评论集(27本) 下载 http://pickup.mofile.com/3553525063535435
主流学者评论集(15本) 下载 http://pickup.mofile.com/3553525063535435
刘少奇研究资料汇编以及刘少奇言论集 http://pickup.mofile.com/1571542479632151
彭德怀及邓小平研究资料下载 http://pickup.mofile.com/1571542479632151
张春桥著作下载 http://pickup.mofile.com/1421394814230724
姚文元著作下载 http://pickup.mofile.com/2292265692239395

文革资料下载：http://wgzl.filefront.com/

红军歌曲第一集下载地址： (73348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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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歌曲第三集下载地址： (77566 KB)
http://rapidshare.de/files/23850211/songs_of_chinese_red_army3.rar.html

红军歌曲下载目录：http://post.baidu.com/f?kz=108822326

学习鲁迅时代的左联 http://bbs.zhouqun.tf168.cn/mybbs/index.asp?webid=206644

YM时刻准备着 http://yuanming-ym.spaces.msn.com/PersonalSpace.aspx

毛主席 维护人：朱社 信箱： zhushe@hotmail.com
http://cn.netor.com/m/box200104/m5221.asp?BoardID=5221

高举毛泽东的旗帜 http://cn.netor.com/m/box200203/m10295.asp?BoardID=10295

人民英雄纪念碑 http://cn.netor.com/m/box200203/m9871.asp?BoardID=9871

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 （被关闭） 毛泽东网 www.mzd.com.cn (被关闭) 毛泽东主义网 mzdzyz@mzdzyz.cc http://www.mzdzyz.cc (被关闭) 昆仑之声 http://www.klzhsh.com 被关闭 新呐喊 http://leftvoice.8u8.com/ 因被封，停止更新

郑州签名网 www.zzpetition.org

兴华网 freeangel121@163.com
http://www.1911.cn/ http://www.1911.cn/bbs/index.asp

中华英雄论坛 http://www.china-hero.org/

强国新思维 http://429838.anyp.cn/

铁血论坛 http://www.tiexue.net/bbs/

小草集 http://www.bjzhenxin.cn/xcj/ （收费空间，较稳定） 或 http://zgxjxc.go.nease.net/ （免费空间，不太稳定）。

红色乐坊 http://shop33400608.taobao.com/

留声阁 http://bbs.chinalp.net/

世界工人论坛 workersbbs@yahoo.com.cn http://goin.to/workersbbs

实践与文本 http://www.ptext.cn/index.php?option=com_frontpage&Itemid=1

当代国际共 运 communistdwins@yahoo.com.cn,

communistwin@yahoo.com.cn,admin@xoom.it http://communistwin.goin.to/

台湾劳工阵线 http://labor.ngo.org.tw/

中国·国际科文网 http://www.kewen.net/

中国817网 mzdbbs@126.com http://www.china817.com/

风音社区 http://www.fengyin.cn/index.asp

二十一世纪的人民公社 http://www.my-forums.net/index.php?mforum=communist

柴春泽网站 http://www.chaichunze.com/

百度红军吧 百度长征吧

八方论坛 http://vcom.hnby.com.cn/dhbbs/index.asp?boardid=226&topicmode=1

岁月人生工作室 http://www.51cdv.com/

中国青年 chinayouth@spark.com.cn http://www.spark.com.cn/

民族魂 http://www.chinaspirit.net.cn/

湖南在线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index.asp

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 http://www.cjdby.com/

一代伟人毛泽东 http://www.chairmanmao.org/

左旋 info@zuoxuan.com http://www.zuox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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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足迹 http://cnmzd.51.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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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潮网 http://www.china-tide.org.tw/index.asp

中国思维 http://www.chinathink.net/

中华复兴论坛 http://www.1840cn.com/bbs

你好中国社区 http://www.nihaochina.cn/

朝峰论剑 http://washeng.net/HuaShan/BBS/shishi/gbcurrent.html

China918爱国网 http://www.china918.net/cn/index_cn.htm

环球军事论坛 http://bbs.armystar.com/bbs/

天下论坛 http://www.creaders.org/cgi-bin/mainpage.cgi

学说连线 http://www.xslx.com/

视点杂志 http://www.chinanews.com.cn/chuban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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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龙网 http://ailong.com/

马克思主义论坛 http://quietlight.51.net/www/lt/ltindex.htm

世界革命观察 http://red-pioneer.anyp.cn/photo.aspx

红色论坛 http://bbs.xibaipo.com/

台湾苦劳网 http://61.222.52.195/

郭兴邦博客 http://kaishixingbang.bokee.com

滋根基金会 http://www.zigen.org/

人民间 http://www.feijiao.net/modules/article/view.category.php?16

火星报 http://mlpublication.blogspot.com/

与媒体对抗 http://www.socialforce.tw/phpBB/portal.php

周恩来的儿子 http://blog.sina.com.cn/u/1236885553

紅鼴鼠 http://linkage.ngo.org.tw/

香港独立媒体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index

中华主擂台 http://zuolian.110mb.com/bbs/index.php

向左看齐 http://go1968.blogbus.com/index.html

金碧老顽童的杂货铺 http://www4.blog.163.com/-0rkI.html

天生论坛 http://www.tisv.com/tisvbbs/default.aspx

国内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机构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

山西大学马克思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南京大学）

马克思哲学研究所(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郑州大学）

马列网（中南大学马列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

马哲所（中山大学）

英文独立媒体列表

独立媒体网络 http://www.indymedia.org/
第三世界旅行者 h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index.html
世界社会主义者网络 http://wsws.org/
劳工出发 http://www.labourstart.org/

来自旷野镜像网站 http://www.copvcia.com/
澳大利亚绿色左翼网 http://www.greenleft.org.au/
游戏结束 http://www.endgame.org/
劳工伤害杂志 http://www.hazards.org/index.htm
皮尔杰文字 http://pilger.carlton.com/print/67484
真正发生的事情 http://www.whatreallyhappened.com/

幽默死了 http://www.humorisdead.com/index.html

全球交换 http://www.globalexchange.org/
Z杂志：致力于社会变革 http://www.zmag.org/weluser.htm
游行示威网 http://protest.net/
美国信息中心 http://www.davesweb.cnchost.com/
不再有假新闻 http://www.nomorefakenews.com/
为社会变革而工作 http://www.workingforchange.com/index.cfm
信息战争 http://www.informationwar.org/
宣传帝国 http://www.propagandamatrix.com/thepropagandamatrix
美国政治 http://www.americanpolitics.com/index.html
艾尔·马丁：知道太多的人 http://www.almartinraw.com/index.html
格里格·帕拉斯特：新闻与电影 http://www.gregpalast.com/
宣传评论 http://www.prwatch.org/improp/research_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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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异议歌手 - Billy Bragg http://www.billybragg.co.uk/

劳工电讯科技中心 http://www.labourtel.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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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音乐网 http://www.sovmusic.ru/p_list.php?part=45

革命历史网 http://www.revolutionary-history.co.uk/main.htm

ATTAC国际 http://www.attac.org/indexen/index.html

马列主义翻译 http://www.mltranslations.org/

马克思通讯 http://www.marxmail.org/

国际行动中心 http://www.iacenter.org/

VERSO http://www.versobooks.com/

国际视点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

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网 http://www.urpe.org/rrpehome.html

社会主义前景网 http://www.labournet.org.uk/so/index.html

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网 http://www.internationalism.org/

世界左翼党派 http://www.broadleft.org/

社会主义行动 http://www.socialistaction.org/

列宁主义 http://www.leninism.org/

劳工纪事 http://labornotes.org/index.shtml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网站

国际主义

当代国际共运

国际社会主义网站（国外）

卢森堡共产党（英文）

英国大伦敦东部共产党（英文）

秘鲁共产党（英文）

加拿大共产党（英文）

以色列共产党（英文）

希腊共产党（英文）

葡萄牙共产党（英文）

意大利共产党（英文）

比利时共产党（英文）

伊朗工人共产党（英文）

伊拉克工人共产党（英文）

印度共产党（英文）

保卫社会主义古巴(英文)

朝鲜劳动党

美国进步劳工党

土耳其社会主义力量党（英文）

葡萄牙共产党（英文）

美国共产党（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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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共产党（英文）

苏联共产党（俄文）

瑞典共产党（瑞典文）

乌克兰共产党（俄文）

塞浦路斯共产党（英文）

西班牙共产党左翼联盟（英文）

瑞士劳动党（德文）

荷兰共产党（荷兰文）

德国共产党（德文）

芬兰共产党（英文）

斯洛伐克共产党（外文）

智利共产党（外文）

哥伦比亚共产党（外文）

巴西共产党（葡萄牙文）

乌拉圭共产党（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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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马列主义工人党（西班牙文）

阿根廷共产党（西班牙文）

南非共产党（英文）

澳大利亚共产党（英文）

新西兰共产党（英文）

委内瑞拉共产党（外文）

苏丹共产党（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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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工人党（英文）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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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资料来自来自强国论坛（http://www.qglt.com.cn/bbs/lelite?to=14&did=-1）、华岳论坛（washeng.net）、主人公论坛（https://host518.ipowerweb.com/~gongnong/bbs/list.php?f=3）、中国文革研究网（www.wengewang.org）、天涯若比邻（http://closerworld.org/phpBB）等网站。

谨以此书献给文革后被华邓叶军事政变集团杀害的、千千万万的共产主义先烈们！死者已已矣，来者庶可追，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封面为珂勒惠支版画作品《悼念李卜克内西》。

制作者：余生也晚/2006年07月12日